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思想的实践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前途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指示，便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但是，指示的含义并不很清楚，随后党内又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在和“左”的右的思想的反复斗争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为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升华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
关键词 毛泽东 共产国际 非资本主义前途 实践 发展
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了解，因而在对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前途的认识上，曾经出现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是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充当领导，革命成功后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左”的错误是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地完成全部中国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一次革命论”。共产国际虽然作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重要指示，并为中国共产党所高度重视，但含义并不很清楚。毛泽东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使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概括，从而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战略方向问题。
一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虽然历史地看，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应该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并非一定要造成导致国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1〕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2〕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一大”时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党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大”不加区别地将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上，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这是不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一大”后不久，党接触到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学说，逐步认识到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3〕 中国革命应分成“两段程途”。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二大”宣言就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问题提出了两种设想：一是设想“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5〕 一是设想“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6〕这就是说，民主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上述两种设想，大体上是照搬世界上当时已有的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式。第一种设想与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模式相近，实质上是主张中国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种设想与“一大”提出的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不同，它承认了革命的阶段性，又认为两个革命阶段可以直接相接，与俄国1917年2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有类似之处。 党的“二大”虽然同时提出两种设想；但力争的基点还是放在第二种设想上。
党的“二大”后将近五年间，在对革命发展前途的抉择上，党却抛弃了“二大”提出的第二种设想，而把第一种设想，即“二次革命论”，当做基本的指导思想。甚至在党内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之后，陈独秀仍进一步表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7〕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为什么中国 共产党竟通过“二次革命论”多次实际提出这样的设想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一，是由于党还没有完全摆脱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模式的影响。其二，是党对民主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过分夸大其革命性的一面。其三，是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没有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低估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工人运动一受挫折，他便向右转。其四，是党对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晰。
正当中国共产党被“二次革命论”所困扰致使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共产国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为此而努力奋斗。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加上党通过实践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深刻感到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将一事无成，于是，1927年1月底或2月初，党中央政治局对过去的领导工作进行了检讨，经过激烈争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央政治局明确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不可以人为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8〕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后的事。事实上，“中国的革命前 途，在客观上不会是这样，在主观上更不会是这样”。“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越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9〕 中央政治局认为，这样看问题，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说要“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地将他划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10〕中国共产党如此坚决地抛弃“二次革命论”，应当感谢共产国际的帮助，同时，这也是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过程中一个重大成果。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最终冲破了18～19世纪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式，确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也是社会主义。尽管这和“二大”关于革命前途和转变问题的第二种设想没有区别，但这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因而认识上更加自觉。从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过程看，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虽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却是含义不清。如，它提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同性质的革命，这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观点上认识两者的关系；又如，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上，它虽然一般地提出国内因素是“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国际因素是“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11〕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实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键条件是什么，以及必须做好哪些准备才能够实现革命的转变；又如，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通过什么中间站过渡到社会主义，它只是指出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它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12〕在经济上“应该把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让公司、工厂、矿山、银行和企业逐步收回国有”，〔13〕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这个过渡的中间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经过哪些具体途径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共产国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会对中国革命的转变和前途问题勾画出详细的蓝图，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但是，上述基本问题不清楚，就是中国共产党坚信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也是难以避免不犯错误的。事实情况也正是如此。此后不久，由于中国共产党不能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把它当作革命对象，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才能够进行到底”。〔14〕这样，就导致了“一次革命论”的“左”的政策，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竟达八年之久。
二
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实行共产国际所指出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一个独特的前人从未遇到也不可能解决的历史新课题。毛泽东以无比的理论勇气和大胆的探索，在和“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反复斗争中，在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造成中国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有诸多因素，但主要是国际的和国内的两个方面。国际的因素是：“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国内的因素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此时，“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16〕现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17〕上述国际的和国内的因素的作用，使“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18〕
毛泽东认为，在这些国际国内因素中，关键的条件，起决定的因素，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19〕他还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必然要经历一个斗争的过程。在中国，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对手是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20〕由于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一强（即无产阶级强）一弱（即民族资产阶级弱），其结果必然是：除了无产阶级自己因指导上的错误而放弃领导权外，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是必然败北的。
毛泽东不仅明确指示，实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抓住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转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21〕他认为，实现革命转变的准备工作，大体有这样一些：
一、思想上的准备。这就是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22〕“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3〕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24〕在这里，毛泽东在区别上阐明了革命阶段论，以为“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25〕或“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联系上阐明了革命转变论，强调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必然衔接，不容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26〕那种不承认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或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提醒全党：“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努力是为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27〕根据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全部过程的科学分析，党经常教育自己的党员，要干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想着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全党就会在行动上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斗争，一旦革命转变成为现实，也不会感到意外和突然。
二、政治上经济上的准备。这主要是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走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在客观上要求必须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起来，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口80%左右的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使整个阶级力量的对比优势显然在无产阶级一边。由于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着相当规模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就有条件而且也有必要在根据地内进行许多经济建设。于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也就出现了。这就使“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28〕
三、干部上的准备。这主要是指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殊的环境中，“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29〕有了一大批懂政治、懂经济、懂军事的革命骨干，就为中国革命的转变在干部上做了准备。
总之，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关于革命的转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的思想，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也大大提高了全党的自觉性，因而当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革命转变已经到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迅速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要积极筹备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国政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政策，这样，就顺利地把革命的航船驶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
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后，经过什么中间站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未曾提及，同时，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毛泽东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全新的概念，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成为现实。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它的基本点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既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又区别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性的社会。在过渡性地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五种经济成份经过合作经济，使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虽然还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是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使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坚持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为中国的革命转变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升华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上，毛泽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把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加以区别，对官僚资本实行暴力剥夺，对民族资本实行和平赎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要解决所有制问题，也要改造人，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新鲜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创举，使马克思、列宁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企业的光辉思想第一次成为现实。
综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应当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非资主义前途”的思想，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把这种历史的必然变得生动、具体和丰富多彩，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正是毛泽东创造性的实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
注释：
〔1〕〔2〕〔8〕〔9〕〔10〕〔11〕〔12〕〔3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1985年10月版上册第176－177、177、188、189、190、177、177、188页。
〔3〕《先驱》发刊词。
〔4〕《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先驱》第五号。
〔5〕〔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党史参考资料》1979年4月版第二册第429页。
〔7〕《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263－264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政资料》1979年4月版第六册第235页。
〔15〕〔16〕〔17〕〔18〕〔19〕〔22〕〔23〕〔24〕〔25 〕〔26〕〔28〕〔29〕《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二卷第650、672－673、647、650、315、665、651、652、685、665、548页。
〔20〕〔21〕〔27〕《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 月第二版第一卷第148、160、276页。
标签：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二次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