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国民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的国民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周恩来在参加这一阶段革命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重要的建树。本文就此试作论述。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革命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的运动。周恩来在投身国民革命过程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实践，并通过实践对国民革命理论作了重要的阐发。周恩来关于国民革命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关于形势与国情的分析。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国情的深刻了解，是一个革命政党制定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选择革命道路和指导革命的重要前提。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参加国民革命伊始就有比较明确的认识。1924年9月初， 周恩来刚从法国回到广州，适逢我国第一次纪念“九七”国耻纪念日（即1901年9 月7日清朝政府与英、美、法、日、 俄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23周年纪念日），不久又发生了反动商团叛乱事件。对此，周恩来连续发表文章和演说，对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作了综合考察。他指出：“帝国主义的发生是近五十年事，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一期的产物”；尽管世界已被瓜分完毕，但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市场，“帝国主义的发生和其彼此间的冲突，乃成必不可免的事实”，不过，帝国主义在冲突的同时，又转而联合向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进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津就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铁证。〔1〕
周恩来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外忧，而且还有内患。他说，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这是“造成军阀祸乱之开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依仗日本的支持，大肆拍卖中国；段祺瑞倒台后，曹琨、吴佩孚又投靠英、美，其卖国勾当，更为昭著。不仅北方军阀如此，而南方军阀如陈炯明投靠英国等也是如此。“不但军阀如此，一切官僚政官也都与帝国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2〕。 正因为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所以就造成中国“内忧未已，外患频仍”。并且，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大国，但“中国的人口无限，往往找不到工来做，所以失业的人非常之多；其次中国可耕的土地，又属有限，一般农民，受着大地主的压迫，弄得无可安生，而且中国从前的政府，又那么腐败，专门庇护大地主去横行，骄纵军队去骚扰，是以农民更加困苦流离”；加上列强的入侵和压迫，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3〕。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周恩来指出：“和平妥协的方法，不能谋中国民族解放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盲目的排外，也不能解救中国于水火，挽救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周恩来对形势和国情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他所指出的道路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问题是这条道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的坦途，仍需进行艰难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二）关于国民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国民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自从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就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所致。正如周恩来所说，“帝国主义者不但在其本国压迫弱小民族，还在半殖民的地域，帮助军阀和恶官吏，以及买办阶级和土豪”〔4〕。 于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虽然周恩来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一概念，但在他的著述中已经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正因为周恩来深知造成中国落伍的两大祸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以他明确指出：“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5〕他认为， “国民革命是解放目前中国的唯一目的，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6〕， 这是国民革命所处的历史地位。他还说，任何一个时代的革命，都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合环境的要求”，否则，便是反革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任何被压迫阶级的要求，都超不出打倒他们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以图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解放。”〔7 〕周恩来在广州的公众集会中和在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课中，还多次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上述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对象、任务、目的及其历史地位已作了精辟的论述。
（三）关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和动力。周恩来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8〕。但是，国民革命应该由谁领导？ 这个问题是一个事关革命前途的问题。在国民革命进行期间，周恩来就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9 〕他还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分析，认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然都在于国民革命，但由于各阶级的属性和利益所决定，对革命就有不同的态度；从革命实践看，“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实现。〔10〕在这里，周恩来已经指出了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周恩来在提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的同时，也提过“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对于这两种提法应该作何解释？笔者认为，这两种提法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提出来的：一是从阶级的角度提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一是从政党的角度提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当然，任何一个政党都代表某一个阶级及其利益，国民党也不例外。但是，国民党却又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以后，已经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它所体现的应该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利益，这是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特殊现象。并且，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国民革命虽然是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国民革命的许多重大活动和国民党的许多重要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实际上都是由共产党人领导、参与和具体操作的。这从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共产党的领导意图。再从策略上讲，在当时统一战线的政治条件下，考虑到国民党的历史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提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不仅容易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更有利于团结各民主阶级、阶层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更有利于国民革命的进行。根据上述分析，如果从本质上看，周恩来关于国民革命领导的两种提法是没有矛盾的，只不过是提法的角度不同而已，他所强调的始终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四）关于革命武装的问题。革命武装是国民革命的坚强支柱，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周恩来从投身国民革命之日起就对此有深切的理解，并对革命武装的重要性、革命军队的宗旨、军队的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何在？周恩来考察了旧民主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指出：“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者，因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即有新招之兵，仍仿前清编制，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因此不能担负革命的重任。若要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就是想造就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人民的痛苦永难解除，国民革命断难成功〔11〕。
革命军队的宗旨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反映一支军队性质的重要问题。周恩来认为，军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比好封建统治者和资本家指使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动用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就是如此。而革命军队与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革命军队的宗旨是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他于1925年2 月率部东征路经东莞时在群众集会上曾说：“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愿与大家戳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12〕。正因为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有比较明确的宗旨和目的，所以就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取得了东征和南征等战役的胜利。
关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精辟的阐发。周恩来说，中国社会的动荡，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因此，“讲到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到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经济不安为背景。”他在这里把政治与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使政治不致成为空头政治。他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具体说来，一方面要提高革命军队的政治觉悟，“确立其革命观念”；另一方面就是要宣传、教育、改造军阀军队，促其觉悟；再就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13〕。周恩来还提出要借鉴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效法红军”，使军队真正成为“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革命的先锋”，使军队成为“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14〕
至于军民关系，周恩来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第一，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所用之军队”，是为人民打仗的，方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革命军队占人口总比例为少数，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不足以担负起历史重任。第三，必须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解释革命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使之了解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四，人民群众必须建立强固的组织，对军队加以约束和监督，才能使军队保持其革命本色。第五，要实现工农兵大联合，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15〕
周恩来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上述看法，现在看来似为平常，但在当时革命军队始创、旧军队尚未得到改造，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能够提出这些见解，殊为难得。这些理论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关于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3年6 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国共合作后，却遭到了某些人的攻击和非议。为了驳斥国家主义派等对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各种诬蔑，周恩来于1924年6 月在《赤光》（半月刊）第9 期发表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指出：“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16〕周恩来在这里既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必经的发展阶级，又强调了国民革命时期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和运用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当国共合作刚刚实现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的主张。随后，他进一步指出：“惟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所有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何况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地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引导工农上解放之路。否则，除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敌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国民革命只有归于失败。”〔17〕
但是，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孙中山逝世至北伐以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制造了一股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反对共产党的逆流，诸如暗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事件、“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诬蔑工农运动“扰乱北伐后方”等事件。对于这股反动逆流，周恩来从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团结和统一出发，旗帜鲜明地对国民党右派给予坚决反击。他先后发表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等政论文章，系统地阐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无理攻击。他指出：“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和与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18〕周恩来的这些论断，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把“分裂”的罪名嫁祸于共产党的伎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内和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思想混乱作了廓清，这对继续坚持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关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阐述远不止以上所述，不过仅从上述则可看出他对国民革命的理论建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周恩来能够对国民革命作出较系统、正确的阐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体现出他坚实的理论素养和崇高的革命气质。他的这些理论建树，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二
周恩来不但在理论上对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建树，而且在实践上更作出了杰出的业绩。这里略述其要，以窥其概貌。
其一，建立和健全核心机构，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但已显示出顽强的战斗力，成为国民革命的核心力量，共产党人成为国民革命的先锋。周恩来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共产党组织的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以便担负起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
早在1922年中共中央已批准成立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鉴于中共广东区委实际领导范围只是广州地区，于是在1924年初将其撤销，成立中共广州地委，广东党的工作由广州地委负责。周恩来于同年9月抵广州后，10月， 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广州地委改组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委员长。从此，周恩来就担负起领导中共广东区委的重任。经过他的积极工作，很快建立和健全了广东区委的组织机构，由他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陈延年任秘书兼组织部长，阮啸仙、彭湃、刘尔崧等为委员，分管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认为，中央机关设在上海，远离广东，对广东工作的直接指导有一定困难，所以中共中央于1925年5月8日决定由周恩来、谭平山、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等5 人组成中共中央广东区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的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建立、健全以后，各地党组织也不断建立和发展。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还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大学、海员工会、粤汉铁路、广东省农民协会等以及广东各地都先后建立了中共组织。这些中共组织都成为国民革命的战斗堡垒，在开展工农运动、统一广东、支援北伐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组建共产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周恩来回国不久，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随后，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的粤区干部训练班讲授“军事运动”的课程；在中共潮梅特委和共青团汕头地委联合开办的特别训练班讲授了《世界大势》；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了《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还担任了国民革命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为该班讲授了《反吴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课程；并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讲授了《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此外，他还应邀到多个革命团体和单位作了多种专题的报告。周恩来的这些教学活动，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与此同时，由周恩来等提议、经孙中山同意，于1924年11月在广州组建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周恩来选调了黄埔军校特别官佐、中共党员徐成章任队长，中共党员周士第、廖乾五、赵自选、曹汝谦分别担任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还从各地选调一批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充当队员。这支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1925年11月，周恩来又指导组建了以原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任团长和参谋长。全团约2000人。团内成立了中共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这也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和独立团在援助工农群众运动、参加东征北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主持军事政治工作，参与领导革命战争。从事军事政治工作是周恩来在国民革命活动中的一大特色。1924年11月周恩来从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日起，就开始了军事政治工作，并使黄埔军校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勃勃生机。本来，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就设立了政治部，但政治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能，政治工作机构也未健全。周恩来到位后，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和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机构，设置了指导、秘书、编纂三股，具体负责校内学生和教导团官兵的政治训练和组织宣传工作。同时，还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洪剑雄、王逸常等到政治部任职，以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政治部还组织了宣传队，成立了“血花剧社”，出版各种报刊、丛书、画报等，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占领政治思想阵地。由于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为主的政治工作者在黄埔军校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所以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博得了学生们的好评，曾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19〕。
周恩来从事的政治工作绝不是孤立、空洞或脱离实际的政治工作，而是始终与军事业务、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并为其服务的。1925年2 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校军的政治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和主持军队政治工作。同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 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以此为起始。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制定了战事政治宣传计划，组织宣传队，开展战地宣传，发动群众支援东征；明确提出废除苛捐杂税，不拉夫，不用军票，打倒陈炯明，拯救东江人民，肃清残敌，统一广东等口号，深得各界欢迎。
周恩来不仅主持了东征军的政治工作，而且参与了东征的军事领导和前线指挥，把政治和军事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就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棉湖等重要战役。据1925年11月12日《广州共和报》载《何应钦周恩来电告战情》称：东征军攻克惠州后，继续向东挺进，此时敌洪兆麟所部2000余人，在东都岭、宋公岭一带布防，妄图阻止东征军前进，周恩来等“率同幕僚前往侦察后，遂决定以一部分向宋公岭、羊蹄岭，以主力（指第一纵队第一师主力——引者注）向东都岭攻击前进”，迅即占领梅陇、海丰，继而占领陆丰、普宁、揭阳、汕头。这说明周恩来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诚然，注重军事领导和指挥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军队的共性，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超群之处在于，既重视军事领导和指挥，更赋予军队的革命宗旨和灌输政治意识，使军队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对此，周恩来后来曾作过这样的回顾：黄埔军校建立前，“虽有二十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地，而胜负不决”；黄埔军校建立后，仅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成立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20〕
其四，主理广东东江行政工作。第二次东征胜利后，1925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地区25县的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周恩来主政东江虽然时间不长（三个多月），但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卓著。
首先，整肃吏治，还政于民。东征军抵汕头后，曾暂委陈个民为汕头市长。后来，周恩来发现陈勾结工贼贪污舞弊的行为，当即将其撤职。陈畏罪潜逃后，周恩来又电请国民政府通缉，并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其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他对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的反动不法县长，下令将其撤职；委任江董琴、刘琴西、罗师扬等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分任梅县、陆丰、兴宁等县县长。并且，解散或改组了封建军阀时代贿选的各县议会，重新建立行政机构，还政于民，备受民众拥护。
其次，注重建设，改善民生。周恩来在发表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通电提出的施政方针中说：“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21〕接着，他多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各界民众参政议政，共商治理东江大计。1926年2月底至3月初，周恩来在汕头主持召开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出席会议的有潮梅海陆丰各属行政长官和各界代表124人。会议通过了治安剿匪、建设、商务、 教育、财政、民政、农工、妇女等决议案93项，其中关于地方建设、改善民生方面的议案占了最大比例。这次会议不仅加速了东江各项事业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而且也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最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周恩来主持东江行政会议通过的教育决议案中，确定东江的教育方针是：东江教育必须“以适合国民革命之需要，成为革命化、平民化。”并规定优待小学教师，减免小学和穷苦学生的学费，励行强迫教育，使广大民众均能享受教育之权利，以尽快培养人才〔22〕。为使教育决议案得以实施，周恩来要求各地清理土豪劣绅侵吞把持之公款作为教育经费，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筹措经费，以加速发展教育事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周恩来还亲自主持了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大会，领导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由于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使东江地区的政治民主空气渐趋清明，社会日趋稳定，各项建设事业开始恢复，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
其五，扶持工农群众运动，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周恩来虽然身兼黄埔军校、东征军、中共广东区委、东江行政公署等单位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对工农群众也给予十分关注和大力支持。1924年底，由于国民党右派操纵广州市长选举，将广大工农群众排斥在外。对此，周恩来在《农工旬刊》第9期发表了《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一文， 对国民党右派提出质向和加以抨击，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固国民党宣言所郑重承认者也”，而目前广州市选却把工农摈为“化外”之民，这是违背党义、破坏民治的。省港罢工后，周恩来亲临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作政治报告，表示对这次罢工的支持，并指出工人是反帝斗争的先锋，高度赞扬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给工人群众以极大鼓舞。第一次东征克复海丰后，周恩来便同彭湃商议恢复海陆丰农民运动问题，迅即恢复了海丰农会，委派李劳工、吴振民分任海丰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和教官。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26年1月， 成立了汕头总工会筹委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有力地推动了东江农民运动的发展。
北伐战争后，周恩来离开广东，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为了配合和迎接北伐军的进军，1927年3月21日，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直接指挥下，起义工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经过艰苦的浴血奋战，终于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的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沉重打击，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可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遭到严重挫折，随后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又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
注释：
〔1〕〔5〕周恩来：《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见《帝国主义与中国》，1925年7月版。
〔2〕见《双十特刊》，《农工旬刊》社出版，1924年10月10日。
〔3〕〔9〕参阅《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第37期。
〔4〕《在东江行政会议上之政治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3日。
〔6〕〔8〕〔10〕〔18〕《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人民周刊》1926年第37期。
〔7〕〔17〕《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人民周刊》1926年第34期。
〔11〕〔12〕《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13〕《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见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内部印行），1979年6月。
〔14〕《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开学讲演录》，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印行，1925年9月10日。
〔15〕参阅《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等。
〔16〕〔21〕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64—65页，第89页。
〔19〕文强：《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片断》、《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2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22〕《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政治周报》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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