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询中国的新身份：关于民族主义的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身份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5-12-30]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6)02-0014-08
引言：民族主义是一种话语霸权
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人随意标识中国政治文化的歧视性话语或标签，正如他们在冷战期间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通称为共产主义一样。在西方社会看来，民族主义现已成为第三世界重要的甚至主流的意识形态。
除了意识形态外，民族主义滥觞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来自文化。中国文化太复杂，于是常遭到概念化、标识化理解——就像“关系”一样，似乎成为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万能钥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神话。什么是神话？本文特指依赖想像和自身经验强加给他人身份的概念化、标识化的理解。
感觉到这一点，国内有些学者试图扬弃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弱者的反抗，强者是不需要民族主义的，强者需要的是爱国主义、是国家主义”；“当国家弱小、备受欺凌时，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就必须转化为民族主义；当国家强大、威震四方时，民族主义就必须转化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为什么呢？因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是空间上的、是静态的，而民族主义则是时间上的、是动态的”。① 也有学者不断努力为民族主义“正名”，呼吁不要妖魔化民族主义，同时主张民族主义应有个限度。②
其实，指望修正或挽救民族主义形象都是徒劳无益的，问题出在民族主义本身，因而在民族主义上兜圈子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民族主义，我们就会发现对民族主义的歧视中蕴涵着种种悖论，民族主义本质上成了西方的话语霸权。
虽然民族历史悠久，但中国古代并没有“民族”的提法，而只有种族、部族等称呼。据考证，“民族”一词译自日文。1882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最早使用“民族”一词。③ 在西方，“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个词“nation”，因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是单一民族组成的。英国、法国在文艺复兴时代就相继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民族统一国家。1789年，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首先使用“nationalism(民族主义)”这个词，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传到中国时，“nationalism”一词有时也译为“国家主义”。④ 清末，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帜，并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项原则。与孙中山反对清政府统治、着眼于国内的种族民族主义不同，梁启超的国家民族主义着眼于民族主义的对外使命。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较早使用了“民族主义”一词：“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他还对民族主义在东西方发展阶段做了比较：“今日之欧美，民族主义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就欧洲论之，民族主义全盛于19世纪，萌芽于18世纪；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20世纪，萌芽于19世纪下半期。”⑤
中国多民族的构成及独特的历史文化观是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概念的根源，同时也是误解中国、强加中国民族主义身份的根源。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从古代起，中国人的确十分强调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之分，但是，所着重点分野，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不同。传统上，中国人把生灵分为三类：中国人、蛮族和禽兽，认为中国人是其中最有文化的，其次是蛮族，兽类则是全无文化的……中国人不着重民族意识，正是因为习惯于从‘天下’来看问题。”因而，“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分自身与外族(‘化外’、‘夷狄’)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⑥ 这种文化优越感也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具有排外性质的借口。
赵汀阳从思维观念上比较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指出“‘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⑦ 只有西方才有“异端”观念，中国的天下观产生“天下无外”、“思想无外”的大度。“天下为家而无外，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概念，它非常可能是使得中国思想里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界限清晰、斩钉截铁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引进西方观念的现代产物，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形成的‘新传统’。”⑧
既然民族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理解起来就要格外小心。尽管将“nationalism”译为民族主义，但必须指出英文的“ism”不能简单地翻译为中文的“主义”，前者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学说流派或思想；后者特指一种意识形态或作风，如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不明白这一区别，就会被英语中数目繁多的“主义”弄得云里雾里。因此，我们强调民族，而非主义。同时，民族主义有其自己的话语逻辑，盲目追求或改造民族主义的念头就容易步西方后尘，落入其圈套。
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民族主义是塑造国家认同的凝结核。在马基雅维利、俾斯麦时期，民族主义成为统一国家、振兴民族的正面口号。此后，西方世界走向侵略与殖民落后国家的道路，民族主义的对外破坏作用凸显，乃至发展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动因。二战后，西方国家逐步否定民族主义而自称为爱国主义。在它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区分先进与落后、同类与异类的标识之一。这是典型的先发逻辑，言下之意是“你们生活在我们的历史中”。尤其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而自视爱国主义”。⑨ 顺便指出，“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中的“regime”也是贬义的，美国称自己从来是“ administration”。因此，在当今世界的话语霸权体系下，民族主义已被强者贬义化，恰如一件衣服，发达国家用旧了，就扔给发展中国家。其实，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评价民族主义要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审视之，而不要局限于民族主义本身。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文明多样性并存，很难以民族主义概述之，毋宁说是家家都有本爱国主义的“经”。
总之，西方话语谱系本来就对民族主义概念反感，加上对中国的无知与偏见，西方在谈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就更显鄙视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圣经》中约瑟的那件色彩斑斓的外套。它不是由一块布缝制的，不可以做简单理解。它是由政权反复灌输的爱国主义政治召唤、汉民族认同以及文化自豪感；它是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抱负与日益增长的地方本位主义的混合物，它同时包括开放的乐观主义和仇外情绪”。⑩ 而这种鄙视常常是以神话中国的民族主义为表现形式的。
究其根源，神话中国民族主义是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例外论两种思潮的对立。本文将以民族主义的神话为个案来研究误读中国的西方话语逻辑。
一 民族主义的三维度
民族似乎是可以证伪而难以证实的，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在谈到“民族是什么”时讲道：“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做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11) 民族尚且如此，民族主义就更是这样。这种特性是神话民族主义的语义根源。此外，神话民族主义还有其认识论根源，这就是对民族主义不同角度和层次的理解。
按照历史-现状-未来不同时段特质，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表现形态和发展阶段存在不同侧面的理解，正如表1所示。
表1 民族主义的多视角剖析(12)
演绎律维度 诉求内涵 表现形态 发展阶段
同化 合法性历史源于民族 民族情感 国家化
( of nation)
异化 合理性现状因为民族 民族身份 现代化
( by nation)
原教旨化 合目的性 未来为了民族 民族理念 世界化
( for nation)
具体说来，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3方面的涵义：
1.源于民族(of nation)：对应于认识论的“历史主义(pastism)”，强调源于同一民族经历、基于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情感，体现出塑造集体认同的“同化”效应。当这种集体身份认同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即完成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化阶段，民族主义在国家层面获得其合法性基础。
2.因为民族(by nation)：对应于认识论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在近代欧洲，一方面在形成民族国家过程，另一方面经历了崇尚自由人权的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形成以“民族认同”这一集体身份和个体角色(或曰“大我”和“小我”)的二元张力，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异化”效应。民族主义的现代化阶段就是完善自由民主制度，塑造既发挥个体理性又基于共同使命的民族身份。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后，也经历了塑造现代民族身份、强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阶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合理平衡，是后一类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重大考验。着眼于现在，是两种社会形态民族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点。顺便指出，现代化阶段的不同内涵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是导致西方歧视后发国家民族主义的客观基础。
3.为了民族(for nation)：对应于认识论的“未来主义(futurism)”，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甚至不惜为民族而死，也可能发展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原教旨化倾向，体现世界的本土化趋势；二是本土的世界化倾向，彰显民族主义的“合目的性”，即民族国家化、现代化的目的不是使民族主义获得永恒，而是最终“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3) 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之民族理念，让民族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超越民族，对应于民族主义的世界化阶段。正如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并行不悖的发展事实所展示的，民族本土主义与民族世界主义存在于不同国家和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
郑永年曾将民族主义的内涵归纳为3个方面：民族国家、民族身份、国际地位。(14) 对应的就是民族主义“源于民族-因为民族-为了民族”及“国家化-现代化-世界化”三阶段。进一步说来，民族主义只是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国际行为体时的历史产物，中国因而在清末民初建立民族国家时才形成了这一概念。至今呈现出三阶段的演绎态势：
——国家化：这是民族主义的本我肯定阶段，是建立起单一民族或以某个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精神动力，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使命。对内，民族主义是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和强化权力合法性的标识；对外，民族主义是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旗帜。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民族主义作为对内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扩张的借口时，民族主义走向对立面，异化为政治民族主义(统治工具)、民族自私主义、民族至上主义甚至民族沙文主义。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和原教旨民族主义，这是西方国家贬抑民族主义的重要根源。
——现代化：这是民族主义的自我否定阶段，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由于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现代性往往被说成是西方性。冷战后，西方世界一度得意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于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有反西方的因素。九一一事件后，就连欧洲国家也感觉到，“西方”一词往往掩饰的是接受对美国的某种隶属关系(法国前国防部长让-彼埃尔·舍韦纳芒语)，(15) 于是世界上的民族主义往往发展成为反美主义。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对自主性、个性丧失的担忧也导致民族主义的反弹。因此，在民族主义发展的现代化阶段，要特别处理好传统-现代、本土化-西化的合理平衡、和谐发展问题。
——世界化：这是民族主义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具有多种族、多民族的发达国家相对更容易达到这一层面，比如美国，但也往往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攻击目标。作为世界化的另一面，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有泛政治化和文明化的趋势，正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所揭示的。因此，民族主义发展的世界化阶段，更要提倡民族主义的合目的性理念，即本民族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其他民族的自由发展为前提并且应该有利于更多民族的自主发展。
与上述3个演绎阶段对应，成熟的民族主义具有国家性-现代性-世界性3种属性。就中国而言，国家化(与其他国家有领土争端时，民族主义在塑造国家认同方面仍起作用)、现代化(改革开放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世界化(“入世”推动中国的民族复兴)三者并行。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是美国性、西方性、世界性的三位一体。当然，美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以世界主义面目出现的民族帝国主义，是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观的折射，在自己看来是爱国主义，在受体看来则是霸权主义。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当民族国家不再是惟一的国际行为体时，需要塑造新的认同，而非倡导什么温和、理性和开放的“新民族主义”，而应该超越民族主义本身。在当今以主权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为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状况下，应该以爱国主义代替民族主义，为国家自豪，为未来鼓舞。
二 民族主义神话的西方逻辑
对应民族主义发展的3个阶段，欧洲学者倾向于从国家化来理解民族主义，强调政治民族主义内涵：“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惟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16)
20世纪的民族自决和独立运动以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寻求民族解放和富强为宗旨，民族主义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旗帜；其后，民族主义又发展到现代化阶段，即引导建设国家的现代化。
民族主义现在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全球化阶段。中国人理解的民族主义就侧重于天下主义的涵义，对应于世界化阶段，强调自强不息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主张“和谐世界”；而西方仍然从国家化阶段理解、标识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对中国民族主义认识的“时差”和神话中国民族主义的结局。
一般说来，神话中国民族主义有三大根源：
1.认识论根源
既有无意识的又包括有意识的。前者习惯于从自己经历和熟悉的背景来看对方，以西方式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来描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无视东方国际体系并非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这一历史事实，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痕迹。戴维·康(David Kang)在《错误理解亚洲》一文中做了很好的说明；(17) 后者流露出典型的“西方优越论”，其情形类似于——“人家是意识形态，自己是哲学(We are philosophy,you are ideology)”。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识受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体验的深刻影响：“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义和团的再现，必须加以遏制。”(18) 这也解释了西方社会为什么会容忍与传教士运动结合的韩国民族主义而不能放过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与传教士运动分裂的中国民族主义。
认识论的根源表面上源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困境——如果你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19) 其实，这充分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明的无奈：“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凡是做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按西方的逻辑，中国在晚清瓦解以后如果分裂成很多国家，方才是符合逻辑的。但看今天的中国版图，除了台湾还没有回归以外，中国版图现在跟清朝几乎是一样的，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在西方的逻辑中，中国整个近代历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这整个历史是通的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20)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罪西方人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因为人们总是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出发，潜意识中把认识对象与自己熟悉的事物类比，产生所谓“镜像(mirror image)”问题——镜像假定“其他领导人、国家和团体等具有与分析者熟悉的对象相同的动机和目标”。(21)
有鉴于此，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22) 的确，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存在“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例外论”的矛盾。
2.政治根源
在2005年4月对日抗议情绪的高潮期间，西方的媒体，如《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人反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政府鼓动，其统治越来越依赖于民族主义。(23) 西方媒体的潜台词是：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社会，什么事情都是政府操纵的，而当局统治的合法性不足。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东方社会“强国家、弱社会”特征的认识不足，西方加大了从政治上误导中国民族主义的倾向。
3.全球化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描述，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与这种成熟发达的全球化时代相左，当今时代，民族主义成为对抗全球化的力量之一。在全球化的话语霸权逻辑下，民族主义甚至被妖魔化。
神话中国民族主义除了有其认识论、政治根源和时代根源外，还蕴涵着背后一整套逻辑。其一表现在政治民族主义方面，认为中国并非正常国家，靠民族主义维持统治合法性，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告别集权体制但仍然没有实现民主化的转轨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24)
其二表现在种族民族主义方面，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或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中国的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的种族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西方，甚至在韩国，历史书籍将1895年甲午战争称为“清日战争(Sino-Japanese War)”，而把后来的抗日战争称为“中日战争(Chinese-Japanese War)”；把元朝对朝鲜的入侵称为蒙古人入侵，似乎元朝不是中国朝代。韩国人难以承认中国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概念，除了受到西方民族概念的影响外，主要是担心其成为中国的朝鲜族。
其三表现在文化民族主义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文化层面，认为中国缺乏个人自由，政治诉求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因而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能量释放是有组织的，是被政府操纵和利用的。
从中国自身因素看，神话中国民族主义更源于中国从天朝到半殖民地，乃至今天的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这一独特的经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失去了传统的身份，迄今处在探询和形成新的身份过程中。章百家就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遗产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给中华民族的心理上带来无形的烙印，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都无法抹去。“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和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胸中，交错起伏，因时而异。”(25)
余英时先生也曾说：“百余年来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途程中，中国人一直面对着双重的认同危机。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么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26) 一伺这一过程完成，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破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问题是：这一新身份如何塑造？
三 以新民族主义塑造中国的新身份？
由于有意或无意的认识歧见，中外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在西方语境下生活的有些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现代化、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可被认为是冷战后时代解释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趋向。”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成为驱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领导型意识形态趋向”。(27)
有些中国学者则从内外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对中国国际环境的一种反应。更重要的，它是由于国内现代化导致的中央权力的下降的回应。”(28) 进而提出了所谓中国的新民族主义现象：“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方不想中国成为和西方国家那样的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也不想承认中国的权力。这是新民族主义的认识基础。”(29)
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能够塑造中国的新身份吗？这就要看民族主义发展的国家化-现代化-世界化阶段能否为中国寻找到恰当的身份与国际定位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爱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似乎是努力方向。其后是复兴中国传统的世界大同思想取代爱国主义。尽管爱国主义也会和民族主义一样有狭隘的可能，世界大同也有可能沦为空想。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的今天，某种程度上就要超越国家视角，认识到爱国主义的过渡性——毕竟，国家也是要和纺车、青铜器一样，扔到博物馆里去的。定位中国，要超越种种冲动的“主义”，需要回到未来而不是回到历史，并按照历史-现状-未来的线索，塑造中国国际身份的3个维度。
——历史记忆：是悲情诉求还是胜利诉求？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具有悲情诉求情结，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是胜利诉求的。塑造中国的国际身份，要避免民族主义中近代屈辱史的记忆干扰，要向前看，而非向后看。
——文化特质：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己之所欲定施于人？中国的和、合文化倾向前者，而扩张型的美国文化倾向后者。
——自我定位：是世界领导还是世界贡献？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美国价值观念是美国具有全球领导作用的原因”(30)；而我们提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1)
中国民族主义强在文化特质层面，日本弱在历史记忆淡漠，美国弱在自我定位的膨胀。未来中国的国际身份或国际形象塑造应扬长避短，对应地包括3层面：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和、合的民族性格；适度的民族自豪感。
这种国际身份的形成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是自然形成还是精心塑造？西方描绘的中国民族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是国家主义。换句话说，它们把中国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民族情感。与此相反，“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外人甚至难以觉察”。(32) 因此，中国国际身份的塑造方式也应该是自发的、民间的，少政治干预，多社会参与。
必须指出，无论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毕竟都是“小我”，具有天然的利己冲动和可能的损人倾向，终究要回到“大我”中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要提倡双赢、多赢，树立共同体观念，而非简单的回归民族主义或提倡狭隘的爱国主义。
当然，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要回到中国的国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的世界大国，中国要同时实现现代化和世界化，实现祖国统一，完成国家化使命，就要毕其功于一役。国外不少有识之士也纷纷坦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成为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未来中国的国际身份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力争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多数民意，其关键在于实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潮流与世界认同的“三位一体”。
然而困难就在于：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像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这样的神圣象征，也没有英国那样的议会制度和一整套行为规范，故显得分外单薄。(33) 受这种想法的影响，中国学者似乎遗憾地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远未成形，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经济乃至文化、价值和伦理构想”。(34) 其参照系无疑是西方成熟的民族主义。
与这种妄自菲薄的观点相反，国际上有舆论在力捧中国的软权力，代表性的提法是“中国模式”的兴起。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以其“努力、创新和实验、捍卫国家利益、循序渐进”为特点的“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一度盛行的“华盛顿共识”日渐被“北京共识”所取代。(35)
如此说来，我们需要的是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中国模式”，而非去改造为国际主流社会遗弃的民族主义。以所谓的中国新民族主义塑造中国新身份是在重复神话中国民族主义的悲剧。当然，对“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提法，国内外都存有争议。乔舒亚在最近给笔者的信中，于是提出“后北京共识”的概念。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和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发展自身，融入国际秩序，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中国首先是从天下观来考察自身的。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过程中做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中国的新定位。中国提出和谐世界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双赢、多赢观相结合，在创造理想世界的过程中塑造新的国家身份，真正做到源于中国、属于世界。(36)
撇开推广、示范效应不说，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世界化历程必将是中国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民族化和新身份的塑造过程。对于这一点，国际社会已鲜有疑问。于是当然的逻辑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打碎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神话的西方话语霸权，有赖于中国成功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发展。
四 结论与启示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分歧，概括地说，原因在于西方强调的是其合法性、国家性，我们考量的是合理性、现代性，民间层面看重的是合目的性、世界性。
民族主义的神话一方面是以自身身份为参照系折射出来的假象，另一方面是对复杂而差异较大的政治文化简单化、标识化的结果。前者是无意识的，而后者则是有意的。在西方话语霸权语境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独立、连续发展的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相牵连。
打破民族主义神话，不能靠标的物——西方，而要靠主体元素——中国。中国的和平发展正在塑造中国新的国际身份，其成功将自然地打碎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种种神话。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于日本、韩国等单一民族国家；中国还是东方文明的母体，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已经永久打上西方烙印的印度。这是西方神话中国民族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必须认识到，神话中国民族主义的不仅是西方，中国的邻国如韩国、日本、蒙古、越南等都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误解和担心，尤其是不能认同中华民族的概念；同时，民族主义神话只是西方误导中国的一个例子。更深刻的误导来自于潜意识和意识形态，如“中国威胁论”。有意误导的结果使中国不幸成为被人表达的牺牲品。换言之，“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例外论”的矛盾不止是表现在民族主义概念，还存在于认识中国和国际话语本身。
注释：
①知原：《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结局》，载《中国报道周刊》，http://www.mlcool.com/html/01488.htm。
②林治波：《不要妖魔化民族主义》，载《环球时报》，2005年1月19日；黄晴：《民族主义应有个限度》，载《环球时报》，2005年1月24日。
③一种说法，“民族”一词首见《南齐书》，但显然只是组词的巧合，并非现代的民族概念。参见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④吴秀夫：《民族主义概念浅释》，载《华夏知青论坛》，http://www.htang-idc.com/webfriend/mzzy-1.htm。
⑤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59页。
⑥冯友兰著，赵复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282页。
⑦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高等教育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⑧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51页。
⑨MinxinPei,“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Foreign Policy,May/June,2003.
⑩Jonathan Unger," Introduction," in 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New York:M.E.Sharpe,1996.
(11)转引自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载[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2)关于“同化-异化-原教旨化”演绎律，参见王义桅、唐小松：《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评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载[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3页；关于“合法-合理-合目的”分析维度，参见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关于“of-by-for”分析框架，参见Yiwei Wang,“The Dimensions of China' s Peaceful Rise,”Asia Times,May 14,2004。
(13)这里借用了恩格斯关于“国家机器”最终归宿的论述。原文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参见[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14)Yongnian Zheng,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reface x-x i.
(15)郑若麟：《走向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访法国前国防部长让-彼埃尔·舍韦纳芒》，载《文汇报》，2003年5月15日。
(16)[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第1页。
(17)David 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March 2003,Vol.27,No.4,pp.57-85.
(18)黄张凯：《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载《联合早报》，2001年4月20日。
(19)原文“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出自[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20)甘阳：《西方逻辑解释中国：生硬的纠缠》，载《21世纪世界报道》，2005年6月27日。
(21)Mark M.Lowenthal,Intelligence:From Security to Policy,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2000,p.80.
(22)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3)Howard W.French,“By Playing at‘Rage’,China Dramatizes Its Rise,”New York Time,April 21,2005.
(24)Yongnian Zheng,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p.2.
(25)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6页。
(26)余英时：《民主和民族主义》，载《公法评论》，http://www.confuchina.com/03％20lunlizhengzhi/minzhu％20yu％20minzu.htm。
(27)Quansheng Zhao,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Press,1996,p.185.
(28)Yongnian Zheng,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p.21.
(29)Yongnian Zheng,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p.18.
(30)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参考》，2001年7月10，http://www.usinfo.org/USIA/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0711powell.htm。
(31)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5页。
(32)MinxinPei,“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Foreign Policy,May/June,2003.
(33)白鲁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
(34)王小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载房宁、王小东、宋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5)“北京共识”的提法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5月发表的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做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参见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Spring 2004,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36)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分析，参见王义桅：《和谐世界观改变国际政治视角》，载《环球时报》，200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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