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因素
秦永超
（洛阳师范学院 商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摘 要：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微观-中观-宏观的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本研究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索微观的个体社会人口特征系统、中观的家庭代际支持系统以及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系统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三类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生态系统理论，但三者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影响因素以老年人个体特征和家庭代际支持为主，基本按照个体社会人口特征、家庭代际支持和社会养老支持的顺序逐步递减。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旨在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相关政策，进行有效的政策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关键词： 留守老人福祉；生态系统；家庭代际支持；社会养老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人口快速老龄化，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愈加突出。农村留守老人通常是指全部子女长期（通常半年以上）离开农村居住地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职业，而独居、或仅夫妻居住、或与孙辈居住的具有农村户籍的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数量大、面临的问题多，是一群不能忽视的弱势群体。全国老龄办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老人总人数约有5000 万。农村留守老人福祉问题较为突出，在经济状况、劳动负担、健康医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困难。农村留守老人不仅经历着自身的生理功能和健康状况的日益衰退，同时由于子女不在其身边，长期留守加之抚养孙辈的负担，他们面临着物质层面的赡养匮乏，以及精神层面的孤独和寂寞，这极大影响着农村留守老人群体的福祉水平。
福祉以人为核心，包括经济福祉、健康福祉和心理福祉。[1]福祉是与幸福感、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中，福祉包含幸福感，是好的生活质量；福祉是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终极目标。总的来说，福祉是一种健康的、满意的、幸福的生活状态。[2]因此，作为农村地区特殊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老人福祉问题是重要的社会民生工程。因而农村留守老人的福祉水平不仅是其自身生活质量和水平的反映，而且还映射出个体所在家庭的和谐发展和代际互惠关系，也标志着所在社区的福利水平和人文关怀程度，乃至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民生福祉。鉴于此，从个体-家庭-社会模式的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农村留守老人微观的个体社会人口特征、中观的家庭代际支持系统、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系统来探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及影响因素，将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涵，同时也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虽然已有研究文献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些探讨，但缺乏系统化的分析视角对诸多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整合。而生态系统理论结合生态与自然领域的复合系统观，并借鉴生物学中的一些术语和研究方法，注重案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与互动的系统理论。本研究将借鉴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旨在提供一个综合的系统分析框架，从微观-中观-宏观的系统层面探讨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因素。采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2013年收集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追访数据，本研究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各个系统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研究问题是：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在各个维度上（包括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抑郁倾向）的具体状况如何？农村留守老人微观的个体社会人口特征、中观的家庭代际支持、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等因素是否都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分别影响的是农村留守老人何种维度的福祉？通过回答以上问题，了解不同因素对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作用，探索农村留守老人福祉提升的多元建构路径。
二、文献回顾
生态系统理论重在描述人的生态系统如何同个人相互作用并影响个人的行为，揭示了家庭、社会系统对于个人行为的重要影响。[3]本研究将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学因素和家庭代际支持等方面来回顾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主要因素，探讨生态系统理论在留守老人福祉影响因素应用中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老年人福祉大致包括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等三个维度。其中，健康自评不仅是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而且也是老年人客观健康状况的总体反映；生活满意度是老年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认知和较为稳定的评价，它作为老年人对生活态度的认知层面的指标；而抑郁倾向作为老年人对自身整体生活的情感层面的评价指标，它是衡量老年人福祉水平的负向维度。[4]有学者针对不同特征留守老人群体的福祉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探寻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状况的诸多因素。[5]从既有研究来看，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和家庭代际支持。其中，个体社会人口特征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即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患慢性病数量、生活自理能力等），个体的社会学因素（即受教育年限、经济收入水平、休闲社交活动、地区类型等）；家庭代际支持主要包括健在子女数量以及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等。[6]
在个体的人口学特征方面。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衰老与患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增加，而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一个倒U 型曲线关系，这说明年龄对老年人福祉各个维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在性别方面，女性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明显高于男性，而生活满意度却明显低于男性，健康自评也明显低于男性。婚姻对老年人健康具有保护作用，有配偶者的健康状况要好于无配偶者；无配偶的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明显高于有配偶的老年人。而患慢性病数量和生活自理能力对老年人福祉各个维度的影响趋向一致，普遍认为患慢性病数量越多或者生活不能自理都会降低老年人健康自评水平、生活满意度，增加其有抑郁倾向的几率。[7]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为确保“十三五”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中央和省、市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阶段性安排，酒泉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
在个体的社会学因素方面。有研究发现，是否接受过教育的高龄老人在健康自评上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高龄老人的健康自评大大低于接受过教育的高龄老人；非文盲的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文盲的老年人，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越低。[8]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分歧很大。传统经济学研究都一致认为，更高的收入必定会产生更高的效用和个人幸福感。然而伊斯特林却认为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提升，原因可能就在于人们对于提升，以及幸福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即著名的幸福悖论。另有研究表明，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性地降低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概率；该研究还发现，积极参与休闲社交活动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有抑郁倾向发生的几率。[9]
在家庭代际支持因素方面。家庭代际互惠理论认为，互惠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助人的动机，互惠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给予和获取这两种行为的持续被认为是个体权力的一种象征；作为社会支持的一个层面，互惠影响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关系，子女对晚年父母的赡养是对过去父母抚养子女的一种回馈。代际互惠是指家庭内部的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即家庭内部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两代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在金钱、时间、情感、生活照顾等资源方面的给予和获取的相互支持和交换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中，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体现了养儿防老的代际均衡互惠关系，这一代际之间的供养关系是双向的互惠关系，是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赖以存在的经济和伦理基础。[10]根据家庭代际互惠理论可知，当父母步入晚年时期，理所应当会得到子女的孝敬和赡养，因为这是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操劳和付出的回报。[11]中国自古至今所谓的养儿防老、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等俗语蕴含了依靠家庭代际互惠关系进行养老的某种假设：子女是老人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老人精神世界的快乐之源。也就是说，来自成年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是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得以保障的根本之所在，是农村老年人福祉提升的基础和源泉。
然而已有的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和家庭代际支持视角进行的，虽然分析了农村留守老人福祉潜在的微观和中观的可能影响因素，但是相对缺乏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的因素，诸如社会救助、各种社会补贴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影响关系的相关研究，更为缺乏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的整合性的生态系统分析框架。而生态系统理论正是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的生态系统层面出发，注重个体与环境间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这一系统的生态学属性以及个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对于个人的不同影响。[12]因此，生态系统理论为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崭新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CHARLS）。该调查的对象为中国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CHARLS 全国基线调查在2011年间进行，这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覆盖了中国大陆28 个省150 个县，约1万户家庭中的1.7 万人。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访，本研究选用的数据是201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追访数据，该数据于2015年11月18日正式公开发布，共有18604 个样本，其中15770 个样本是追访对象，2834 个样本是新调查对象。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信息、家庭交往与经济帮助、健康状况与功能、医疗保健与保险、退休与养老金、个人与家庭收入等七个主要部分。由于研究对象为农村留守老人，根据其定义，为体现子女长期离家的特征，在数据中保留60 岁及以上的不与子女同住且居住距离至少为本县／市其他村庄的农村留守老人样本，最终得到样本数量为3032 个。
（二）变量
第一，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系统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发现，性别、患慢性病数量、生活自理能力和经济收入水平等4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休闲社交活动和地区类型等3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其中两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受教育年限这两个变量仅对生活满意度维度有显著影响。综上所述，个体所有的9 个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多维福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个体的休闲社交活动、身体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水平等三类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最为明显。也就是说，拥有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和较高的经济收入水平是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福祉最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三类影响因素。
在个体的人口学特征方面，性别、婚姻状况、患慢性病数量和生活自理能力等4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性别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男性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女性要低47%左右（1-e-0.633≈0.469，p＜0.001）。在婚姻状况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在婚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非在婚的要低45%左右（1-e-0.590≈0.446，p＜0.001），也就是说，在婚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明显比非在婚的要低。在患慢性病数量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患慢性病数量每增加一种，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就会增加24%左右（e0.213-1≈0.237，p＜0.001）。在生活自理能力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生活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是能自理的2.3 倍左右（e0.829≈2.291，p＜0.001）。因此，患慢性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都会显著性地增加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
自变量。本研究参考以往的研究结果，将可能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各类因素作为自变量。按照个体-家庭-社会模式的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模型中的自变量将分为四个部分：农村留守老人的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患慢性病数量、生活自理能力等5 个变量；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受教育年限、经济收入水平、社交活动参与、地区类型等4 个变量；家庭代际支持，包括来自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健在子女数量等4 个变量；社会养老支持，主要包括各种社会补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3 个变量。在所有16 个自变量中，年龄、患慢性病数量、受教育年限、健在子女数量等4 个变量为连续变量，其他12 个变量操作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每个变量编码为1 或0，其中编码为0 的变量为参照变量。
2016年7月15日，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市举行的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传来喜讯，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项目通过大会审议表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无疑为花山岩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奠定了一个国际基础，花山岩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站到了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上。如何利用申这个国际平台展现自身的价值和魅力，吸引更多的国际关注，反过来为自身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是花山岩画对外译介承担的一个必要任务。但是反观花山岩画目前的对外译介情况，笔者却觉得不容乐观。
（三）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使用常用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描述所有变量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使用多元回归模型估计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在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学因素、家庭代际支持和社会养老支持之间的差异，同时检验这四类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因变量，即农村老年人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的不同影响。在三个因变量中，健康自评和生活满意度变量分别是有序的三分类和五分类变量，故采用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抑郁倾向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
四、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与影响因素的描述分析
（一）多维福祉各个维度的特征
在个体的社会学因素方面，经济收入水平、休闲社交活动和地区类型等3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经济收入水平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非贫困家庭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比贫困家庭要高出73%左右（e0.549-1≈0.732，p＜0.001），因此，经济收入水平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性影响，经济上的贫困是制约农村留守老人健康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在休闲社交活动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上个月参加过休闲社交活动的老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比未参加的要高出18%左右（e0.166-1≈0.181，p＜0.05），也就是说，积极参与休闲社交活动会显著性提升留守老人的健康自评水平。在地区类型因素上，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比东部地区要低15%左右（1-e-0.160≈0.148，p＜0.1）。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水平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留守老人。
（二）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
表1 农村留守老人的多维福祉及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
表1显示了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微观个体系统因素、中观家庭系统因素和宏观社会系统因素。统计结果显示：首先，在农村留守老人个体的人口学特征方面，农村留守老人患慢性病数量的均值为1.508，生活自理能力的均值为0.205，即留守老人平均每人要患一种及以上的慢性病，20.5%的留守老人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这意味着农村留守老人的生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任务艰巨。而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变量中，留守老人受教育年限仅有2.983年，而收入水平与当地人相比，24.8%的留守老人处于贫困状态，这说明留守老人群体经济收入水平低下，该群体扶贫任务严峻。其次，在家庭代际支持方面，农村留守老人在过去一年得到子女经济上支持平均约为4200 元；67.7%的留守老人在生活需要时有亲人长期照料；88.1%的留守老人有子女经常看望（子女每半年看望一次及以上），这说明留守老人得到的家庭支持还是比较乐观的。最后，在社会养老支持方面，10.7%的留守老人领取过各种社会补贴；96%的留守老人参加了新农合，70%的留守老人参加了新农保，这说明农村留守老人新农合和新农保参加率非常高，但其享受的各种社会补贴却非常匮乏。
五、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类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的影响，本研究将借鉴生态系统分析框架，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将微观的个体特征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学因素）、中观的家庭支持因素、宏观的社会养老因素统一整合为社会生态系统，并纳入回归模型，来分析各类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三个维度的影响，并比较生态系统中各类系统因素对其影响的差异。其中，对健康自评和生活满意度采用序次Logistic 回归分析，对抑郁倾向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回归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一）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
表2中第2 列的统计结果列出了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的各个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分析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共分为三大方面：农村留守老人个体微观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学因素、中观的家庭代际支持因素、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因素。
第三，社会养老支持系统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极其有限。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在社会养老支持的三个变量中，只有各种社会补贴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自评和抑郁倾向这两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参加新农合和参加新农保这两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所有维度均没有显著影响。总的来看，社会养老支持的三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的影响极其有限，即社会养老支持是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福祉最为弱小的因素。而在社会养老支持的变量中，唯一对留守老人福祉有影响的就是各种社会补贴变量，这说明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上的提高依然是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面临的重要问题。
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三个维度包含了不仅包含了认知和情感两个不同侧面，而且从正向的健康自评和生活满意度、负向的抑郁倾向等不同方向指标反映了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的整体状况。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健康自评的均值为1.850，意味着留守老人平均来说健康状况比较差；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3.154，意味着留守老人平均来说对生活比较满意。从标准差来看，这两个变量的分布都属于有偏分布，健康自评小于2 分的比例为35.18%，大于2 分的比例为20.18%；生活满意度小于3 分的比例为13.83%，大于3 分的比例为28.46%。抑郁倾向变量的均值为0.356，意味着35.6%的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说明很多农村留守老人除了生理健康问题之外，还经受着心理问题困扰。整体来看，农村留守老人的福祉水平不容乐观。
在家庭代际支持方面，健在子女数量、子女经济支持和需要时亲人照顾等3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健在子女数量因素上，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健在子女数量每多一个，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就会下降7%左右（1-e-0.070≈0.068，p＜0.05），即子女越多，留守老人健康水平越差。在子女经济支持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过去一年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每多出一万元，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就会增长15%左右（e0.138-1≈0.148，p＜0.01），这说明子女经济上的支持会显著提升留守老人的健康自评水平。换句话说，经济上的支持是影响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的关键性因素。在亲人长期照顾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亲人照顾的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比没有亲人照顾的要高出28%左右（e0.250-1≈0.284，p＜0.01），这表明，有亲人的生活照顾对留守老人健康自评具有显著影响，来自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是提升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水平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养老支持方面，只有各种社会补贴这一个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保持其他因素不变，领取各种社会补贴的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比没有领取的要高27%左右（e0.240-1≈0.271，p＜0.1），也就是说，领取各种社会补贴能够显著提升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水平。
为制造业创造新的动能，关键是要努力创新。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云、人工智能等下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全面渗透。这极大地颠覆了原有的制造业。从生产方式上看，新型信息网络技术的综合应用使制造业现有的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共享化和绿色化更加突出。随着传感器、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云等技术的日益普及，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生产者满足个人需求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表2中第3 列的统计结果列出了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各个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分析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共分为三大方面：农村留守老人个体微观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学因素、中观的家庭代际支持因素、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因素。
在个体的人口学特征方面，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患慢性病数量和生活自理能力等5 个变量均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年龄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年龄每增加一岁，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就会上升3%左右（e0.030-1≈0.030，p＜0.001），这充分表明年龄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在性别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男性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女性要高出21%左右（e0.189-1≈0.208，p＜0.05），这说明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婚姻状况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在婚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非在婚的要高出50%左右（e0.402-1≈0.495，p＜0.01），也就是说，美满的婚姻生活能够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在患慢性病数量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患慢性病数量每增加一种，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就会下降8%左右（1-e-0.082≈0.079，p＜0.01）。在生活自理能力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生活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能自理的要低27%左右（1-e-0.319≈0.273，p＜0.01）。因此，患慢性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都会显著地降低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水平。换句话说，患慢性病数量和生活自理能力等客观身体健康状况严重影响着留守老人对自我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
在个体的社会学因素方面，受教育年限、经济收入水平和休闲社交活动等3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受教育年限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就会降低5%左右（1-e-0.047≈0.046，p＜0.001），也就是说，受教育年限越多，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反而越低。在经济收入水平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非贫困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贫困的要高出76%左右（e0.564-1≈0.758，p＜0.001）。这一研究结果也印证了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Easterlin，1974）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群体使用的局限性，换句话说，中国农村留守老人整体经济收入水平依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幸福悖论能够出现的经济富裕程度。在休闲社交活动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近一个月参加休闲社交活动的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没参加的要高出16%左右（e0.146-1≈0.157，p＜0.1），也就是说，积极参与休闲社交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
在家庭代际支持方面，子女经济支持和需要时亲人照顾这两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子女经济支持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过去一年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每多出一万元，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就会增长12%左右（e0.116-1≈0.123，p＜0.01），这说明子女经济上的支持会显著提升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说，子女经济上的支持是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在亲人长期照顾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亲人照顾的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没有亲人照顾的要高出74%左右（e0.555-1≈0.742，p＜0.001），这表明，有亲人的生活照顾对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需要时来自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是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在个体的社会学因素方面，经济收入水平和地区类型这2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经济收入水平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非贫困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贫困的要低40%左右（1-e-0.509≈0.399，p＜0.001）。统计结果充分证明，经济收入水平对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地降低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在地区类型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东部要高出54%左右（e0.433-1≈0.542，p＜0.001）。因此，不同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倾向存在显著性差异，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明显比东部地区留守老人严重。
在社会养老支持方面，所有3 个变量均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养老支持的各种社会补贴、新农合和新农保等对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微乎其微。
（三）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的影响因素
表2中第4 列的统计结果列出了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的各个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分析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的影响因素，共分为三大方面：农村留守老人个体微观的社会人口特征和社会学因素、中观的家庭代际支持因素、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因素。
内销局面依然不佳。近期国内尿素市场暂无“亮点”，因高价风险不容忽视，下游经销商近段时间内除随进随出操作外，备肥或者说淡储需求继续推迟。多数省级大农资公司前期库存成本价在1950-2000元/吨，再度考虑备肥的心理价位势必在2000元/吨以下，且与工厂存在一定议价默契，对尿素企业来说自然也将是后期吸单的筑底机会。工业需求方面显然也没能借到磷复肥会议的“春风”，复合肥企业整体开工率依然偏低。另外，受环保检查影响，尿素限产，下游胶合板企业也已被降产，原料采购同时缩减。总之，整体内需启动缓慢，降价或为最好刺激。
用于果蔬采后病害防治的生防菌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果实表面自有的拮抗微生物和人为引入的拮抗微生物[23]，其中，人为引入的拮抗微生物主要为植物内生菌[24]。
在家庭代际支持方面，子女经济支持和需要时亲人照顾这两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子女经济支持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过去一年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每多出一万元，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就会下降22%左右（1-e-0.248≈0.220，p＜0.05），这说明子女经济上的支持会显著降低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也就是说，子女经济上的支持是影响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的重要因素。在亲人长期照顾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亲人照顾的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没有的要低54%左右（1-e-0.769≈0.537，p＜0.001），这表明，有亲人的生活照顾对留守老人抑郁倾向具有显著影响，生活需要时家庭成员生活照顾是降低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可能性的重要因素。在子女经常看望因素上，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有子女经常看望的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没有的要低26%左右（1-e-0.298≈0.258，p＜0.05），这表明，有子女经常看望对留守老人抑郁倾向具有显著影响，子女经常看望是降低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可能性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养老支持方面，只有各种社会补贴这一个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抑郁倾向有显著影响。保持其他因素不变，领取各种社会补贴的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没有领取的要低30%左右（1-e-0.353≈0.297，p＜0.05），也就是说，领取各种社会补贴能够显著降低农村留守老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总的来看，社会养老支持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作用极其有限。
六、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利用生态系统作为理论框架，初步分析了微观的个体社会人口系统因素、中观的家庭支持系统因素、宏观的社会养老系统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以上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影响有着较大的差异；影响因素以老人个体特征和家庭代际支持为主，社会养老支持的影响最为弱小，基本按照个体社会人口特征、家庭代际支持和社会养老支持的顺序逐步递减。
动物疫病的出现会影响我国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威胁人们群众的健康。因此，需重视对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加强对动物疫病的监测，以便将疫病扼杀在摇篮中。
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福祉，将从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等三个纬度去测量农村老年人福祉。健康自评变量来自CHARLS 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经过归类处理后，回答归为三类，即差、一般、好；分别赋值1、2、3，得分越高表明健康自评水平越好，从而形成一个定序变量。生活满意度变量来自CHARLS 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该问题有五个答案：一点也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极其满意；分别赋值1、2、3、4、5，得分越高则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从而形成定序变量。抑郁倾向变量来自CHARLS 问卷中的美国流行病研究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CES-D 关于抑郁症状的测试由10 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有4 个选项，从1-4 选项分别以0-3 计分，其中，第5、8 题为反向计分。其中，总分不低于10 分被认为有抑郁倾向；总分低于10 分被认为无抑郁倾向，从而形成一个二分类变量。
第二，家庭代际支持系统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需要时亲人长期照顾这两个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影响；健在子女数量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自评维度具有显著影响；有无子女经常看望对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倾向具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家庭支持组成部分的婚姻状况，对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两个维度均具有较强的显著度，这说明来自配偶朝夕相处的情感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福祉水平，配偶陪伴是农村留守老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综上所述，家庭代际支持依然是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较为重要的因素。而在家庭代际支持的变量中，对留守老人福祉有重要影响的变量是子女经济支持变量、需要时亲人照顾变量和有无子女经常看望，这说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依然是农村留守老人最基本的养老需求。
在个体的人口学特征方面，性别、患慢性病数量和生活自理能力等3 个变量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性别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男性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比女性要高出26%左右（e0.233-1≈0.262，p＜0.05），也就是说，男性的健康自评水平明显好于女性。在患慢性病数量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患慢性病数量每多一种，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就会下降33%左右（1-e-0.403≈0.332，p＜0.001）。在生活自理能力因素上，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生活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比能自理的留守老人要低63%左右（1-e-0.986≈0.627，p＜0.001）。总的来说，患慢性病数量越多，留守老人健康自评越差；生活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健康自评更好的几率明显低于能自理的留守老人。这也充分证明，患慢性病数量、生活自理能力等客观身体健康状况，都对较为主观的健康自评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农村留守老人自我健康评价的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客观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直接决定着留守老人主观的自我健康评价水平。
从实证结论回溯到相关理论，研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生态系统理论，但不同子系统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的影响差异较大。微观的个体因素对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巨大，中观的家庭因素对留守老人福祉有一定的影响，而宏观的社会因素对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极其有限；也就是说，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到宏观系统对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在不断减弱。因此，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也部分印证了生态系统理论，即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个体特征的影响，还受到中观的家庭系统和宏观的社会系统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差异较大，老人个体特征和家庭支持影响较大，而社会养老支持影响极为有限，因而各个系统之间并没有形成影响作用的合力。而生态系统理论正是通过注重个体与环境间各个系统之间动态性的相互作用，以避免从单个系统的静态视角来考察个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生态系统理论是考察农村留守老人多维福祉影响因素可以借鉴的较为合理的理论视角。
一是由审批窗口规范许可受理。二是严格论证制度。要求所有项目提供入河排污口论证报告书，重要项目组织开展专家审查。三是实行限批制度。严格控制在重要引清通道内、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和水质不达标水功能区内排污口设置的审批。
几个家伙把陈大勇按在地上，七手八脚捆得和粽子一样，又连拖带推押进一间黑不见光的房间。这时，一盏马灯亮了，陈大勇这才看清屋里有一张方桌，方桌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刚才压低了嗓子的女汉子，另一个是穿了身灰衣服，戴着玳瑁眼镜的清瘦男人。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了全面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福祉水平，本研究认为不仅要改善农村留守老人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即主要在于改善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水平；还应当整合各个养老主体的作用，尤其增强社会养老支持的作用，形成个体系统、家庭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合力，建构农村留守老人福祉提升的多元化的社会生态系统。
同时，既然材料价格上涨了，附属工程或措施项目成本也必然会增加，如供风、供水管路、供电线路、辅助加工厂等，临时办公及生活用房、砂石料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等更是与此直接相关。
首先，在个体系统层面上，农村留守老人个人应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由于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积极乐观的情绪有益于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降低其抑郁倾向，从而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福祉水平。因此，要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农村社区内开展健康教育的宣传和讲座，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健身运动和社交活动的场所和设施。改善农村社区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定期为留守老人提供免费体检，鼓励其多参加体育锻炼和社交活动，塑造良好的体魄和积极乐观的心情，增强其个体提升福祉水平的能力。
我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引进并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型并趋于成熟。但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距过大的结构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也是学术界关注研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1]。
其次，在家庭系统层面上，应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可通过给予农村留守老人家庭经济收入保障，建立并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金额，增加农村留守老人家庭的经济收入，提高农村留守老人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者相关福利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留守老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留守老人随子女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整合现有的探亲假和带薪休假制度，建立并实施孝亲假制度，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倡导现代社会的孝文化，鼓励成年子女尽力照料其留守在家的父母。
1.2.4 C 医院在进行管理时，可以创立专门的检查小组，在进行标本储存时，应当对储存空间进行合理利用，由于部分标本品种规格有所差异，而且包装和名称类似，使用人员可能会出现混淆。而在进行标本储存时，应当根据标本的具体需求对标本进行保存。同时，对于易损标本和特殊标本，则应当由相关管理人员对其进行标识张贴，提醒用药人员的注意。
最后，在社会系统层面上，应增强社会养老支持功能。国家应通过城乡社会保险的统筹整合、城乡社会救助基金和服务的统筹整合，以及城乡慈善与福利事业的统筹发展等三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型政策性举措，来整体推动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养老福利制度的差距，进而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农村养老福利制度。积极赋权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吸引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投身农村养老福利服务事业，提升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限于研究重点和数据特征，在模型中未能加入更多变量。比如反映留守老人生活方式的抽烟、喝酒和饮食情况，以及子女的社会人口特征也会影响留守老人的福祉。而来自社区的社会支持也会影响留守老人的福祉水平。未来的研究可以同时考虑这些变量的影响。其次，农村留守老人在面对留守以及抚养孙子女这样的压力事件时，留守老人与子女之间可能出现更多的冲突和矛盾，这显然会给留守老人的心理福祉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方面，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代际冲突和矛盾的影响。最后，福祉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应能够全面地描述经济福祉、健康福祉和社会心理福祉维度。而本研究限于主观福祉这一研究重点，相对忽视了经济福祉维度的描述和研究。未来课题中需要对经济福祉这一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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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9）05-0051-09
收稿日期： 2019-03-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留守老人福祉困境与治理研究”（18BSH171）
作者简介： 秦永超（1978-），河南临颍人，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
［责任编校：赵立庆］
标签：留守老人福祉论文; 生态系统论文; 家庭代际支持论文; 社会养老支持论文;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