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社会关系论文,视角论文,国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谈及“青年”(Youth)，常常都会将其自然而然地视为一个与生命成长相关联的年龄群体，一个与成年人相对应的社会范畴。但是，有关这一年龄群体的“年龄”界定或者说“青年”这一年龄群体的边界划定不断推后，却最清楚不过地显露出这一群体的社会建构意义。换言之，作为一种年龄群体，青年本身的出现、具体年龄的确定和变动都无一不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产物。在此之前，童年或幼年之后便是成年；或者说，传统社会的年龄划分在成年之前是未成年，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作“青年”的过渡时期。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在现代教育出现以前，不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青年”，而且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使得年轻人对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的依附比其他国家或民族更甚。但是，自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影响下我们古老的民族被迫跨入现代门槛之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尤其是现代教育的发展，不仅催生了“青年”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100多年间发生了迥然相异的历史蜕变。 一、社会变迁与中国青年的百年蜕变 中国社会的变动及因此而生的“青年”的诞生，总体始于近代以来因西方的侵入而导致的中国被迫跨入现代门槛之时。具体说来，从1840年到1911年，在这70余年的时间里，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一次次惊涛骇浪使得原本自以为雄视天下的中华帝国风雨飘摇，但同时也促成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变法，而近代教育改革正是这一系列改革和变法的核心环节之一。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教育改革的意义仅仅限定在教育领域，显然，创设现代学校、改革教育制度、向外派遣留学生，以及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动摇了千百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也最终在1911年引爆了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 从中国“青年”正式登场算起，至今已逾百年。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从“挨打”、受辱到抗争，再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青年”始终与我们的民族相扶而行，既经历了苦难，也获得了锤炼。与此相应，陈映芳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青年的蜕变过程，分为“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这前后相继的两代人①；张永杰、程远忠将中国共产党人自1921年“打天下”始直至1985年的60余年划分为四代：第一代是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最后一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入大学校园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在他们之间是1980年代时“那些50多岁、不苟言笑、庄重拘谨，无论做好事、坏事都极认真的我们这个社会的父辈”，以及“那些名声不佳的造反者，闻名中外的‘红卫兵’，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应试者”②；10年后，武俊平在《第五代人》中将蜕变的叙述延展到70后和80后，“他们和第四代人的显著区别是，第五代人从懂事起，就置身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对传统束缚观念太多的记忆，这不但把他们和第四代人区别开来，而且也和前三代区别开来”③。上述关于中国青年蜕变的代际论述，不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而且都秉持了基本相同的叙事立场：同一代人“由于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④。 在青年研究话语的建构中，我们赞同重大历史事件是划分“代”尤其是“社会代”的标准，但基于相当多的历史事件哪怕是重大历史事件都具有同质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打包”，从长时段的角度探讨重大历史时段而不是其间的历史事件对代际划分的影响。如此，我们认为如果谈论一百年来中国青年的蜕变历史，在陈映芳的“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之后，更具特色的代际群体是“造反青年”和“世俗青年”。从“激进青年”历经“革命青年”和“造反青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乃至90后组成的“世俗青年”，应该就是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完整的蜕变历史。 “激进青年”是20世纪前30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青年一代，既包括国民革命前后的一些青年中坚，也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一步步走向“激进”的两个时间节点；而清王朝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杀戮和1927年后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是导致青年一代激进化的两大助推器。同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谭嗣同这些锐意革新的前辈不同，“激进青年”虽然深受前者的影响但他们已不是“维新派”，而是立志推翻清朝甚至所有旧制度的“革命者”。但是，从1898年到1910年间，“当失败接踵而至，集体目的意识变得难以为继时，这些价值就转化成一定水平上的个人行动，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也就逐渐控制了激进派的想象力”⑤。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反而使得中国社会陷于分崩离析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前就在青年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伴随着旧思想和旧传统的式微，进一步为更为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提倡并予实践。从这时起一直到1930年代甚至1940年代，在新兴的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不断升温的激进化趋势，其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激进化，以及学生运动的激进化。尽管导致中国青年激进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如刘再复所说，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动因⑥。直到1937年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本已风雨飘摇的中国更是陷入了灭顶之灾，以致“五四”以来由中国青年奏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曲发生“变奏”，如李泽厚所言，最终“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⑦。 “革命青年”在1930年代末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它是上述救亡图存之主题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此时开始摒弃先前“关门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立志系统锻造青年一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产物。从前一方面来说，因为心系救亡图存而投身“抗战”以及其后的解放战争，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而从后一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也下了力气：不仅“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到西安贴满了每一根电线杆子，而且延安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提高了边区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政策的改变进一步加速了人心向背：仅1938年到1943年短短5年间抵达延安的知识分子就达4万余人，而1943年国民党100多万党员里学生党员数不过3万余人，后者在这场“争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败落”⑧。1940年代后，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活跃的基层细胞和骨干，他们深入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了数百万农民，最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革命青年”与先前的“激进青年”相比，不仅学历和出身都要相对低下，而且随着上述启蒙主题的弱化，前者也不再追求后者曾经舍命相逐的“个人本位”和“自由倾向”，这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规训青年知识分子以使其服从党的目标提供了可能。事实上，自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就从中国工农的组织者和动员者，转向“结合者”，并进而在1960年代后成为工农文化的“接受者”或“被改造者”，而青年角色起码是“主角”的历史担当者则被替换为年轻的工农大众。不要低估“与工农相结合”这一政治要求对中国青年从“激进”向“革命”转型或蜕变的意义。其实，在1940～1960年的整整20年间，判定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标准，就与毛泽东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确定的这一政治要求密切相关。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革命青年的判别标准，但宏业既定所产生的传续问题还是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尤其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更是如此。此时的“革命青年”已被定义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国家的政治期待，同时帮助其形成符合国家期待的有关个人角色的想象或预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树立雷锋、欧阳海、邢燕子以及“北京青年突击队”等“革命青年”榜样，辅之以各式各样的政治仪式，以期防止“和平演变”、打造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尽管毛泽东为防止“和平演变”未雨绸缪，在选择接班人时就对党内原先由自己选定的同代“接班人”发生了深深的疏离，并于1966年立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一运动中，红卫兵被推上历史舞台，并在其后的两年内以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方式震撼了世界。 虽然以“大造反”为标志的红卫兵运动仅仅持续了两年多，但其所宣扬的造反精神以及后继影响却不断波及绵延，一直到今天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薄熙来们的社会理想和政治实践借尸还魂。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到1989年“天安门风波”时为止，“造反青年”怀着高度的政治热情，经历了过山车般惊险起伏的政治动荡。由于历史的断裂，同样由于其后的“世俗青年”对政治的疏离以及因此导致的在体制内生存欲望的陡降，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虽然为“造反”尤其是紧接其后的“上山下乡”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1978年后接受了大学教育的精英们却无形中延长了自己“长袖当舞”的时间。从1980年代初走出校园开始一直到今天，整整30年的改革开放成了他们个人成长和社会表演的背景板。 “世俗青年”是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行讲话”正式开启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它的基本组成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70后、80后和90后。尽管在这30年间，中国社会涌现了无数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从我们前述“重大历史时段”的观点看，在这30年的大时段中发生的这些林林总总的历史事件都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在社会生活的日渐去政治化的同时，市场化或泛经济因素开始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轴。1978年后，经济建设取代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关注的中心，而且由于这种经济激励政策与个人的收益直接关联，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欲图在短期内追赶上世界强国的外生性“焦虑”第一次成功地转化为民众个体日常的内生性焦虑；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之后，强力的政治管控和积极的经济疏导，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一代的关注焦点日益转向经济生活领域，中国社会开始从一个政治化的社会转化为世俗化的社会，并在1992年后日渐成为一个带有鲜明的重商主义色彩的社会。 二、在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成长 近代以来，当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之时，他们所面临的中华帝国尽管对外奄奄一息，但对内依旧通过严酷的政治统治以及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的盘根错节编织的社会之网，成为年轻一代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发挥历史作用的坚固掣肘。 传统中国宗法社会的家国同构格局，使得20世纪初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青年一代所遇到的第一堵老墙，就是自己的家庭及与其相关的包括孝道在内的各种旧有制度。如此，十分正常的是，对父母及家庭的反抗自然会成为一代“激进青年”的共同行动逻辑。尽管恋爱、婚姻、家庭构成了所谓“青年的烦恼”的主要内容，但其实质体现的都是代际间的矛盾与冲突，背后更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差异。由于现代学校的出现及快速增长，以及包括报纸、电台、新潮刊物、商社、民间团体、党派及至商场、咖啡馆、博物馆、公立医院、跑马场等公共领域的层出不穷，孕育了越来越多接受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结构的依然故我此时变得愈发难以忍受。如此，青年一代对旧制度的反抗自然会首先集中于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对包括父权在内的封建家长制以及以“孝道”为核心的“吃人的礼教”的控诉。一句话，从“反抗家庭到改造社会”。实际上，无论是吴虞、施存统，还是毛泽东和巴金，那一代“激进青年”对社会和国家最初的不满，无一不孕育于与自己的家庭、与家中的封建家长——父亲及家族中的族长等男性长者——的矛盾与冲突之中⑨。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提倡父权和孝道，具有鲜明的权威主义倾向，那么它就不仅与千百年来国家的专制主义统治相吻合，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专制主义的孽生地。这一切，决定了“激进青年”的全部行动，都带有鲜明的反权威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激进青年”的“激进”，不仅表现在对暗杀和暴动等暴力行为的崇尚之上，而且也表现在对一切权威的否定和蔑视之上。美国历史学家格里德尔曾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这样评价另一位反孔先锋吴稚晖，说20世纪之交的那些变化，“促使他公开站在了反权威的立场上。他的座右铭是，站在人民一边否定君主，站在学生一边否定老师，站在青年一边否定老年”。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态度在世纪交替之际的上海算不上激进”⑩，而是那一代“激进青年”共有的态度。 1937年后，尽管在非沦陷区尤其是其中的国统区，国民党依旧是中国社会法理上的统治者，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却是延安。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对人才的极度需求不仅使他们开始意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而且“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也为这种人才的争夺获得了合法性，这自然为壮大声势，尤其是为后来的革命成功做好了人才储备；但另一方面，这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不仅带来了安全上的隐患和财政上的压力，更带来了教育和规训上的难题。不仅王实味、萧军和丁玲这些自由派作家，即使像周扬这样的主观上时刻注意与党和领袖保持一致的左翼作家领导，更不用说一般的知识青年，起初都有着浓烈的反权威和个人自由倾向。如此，教育和规训青年一代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服从组织及其领袖已经成为日渐汹涌的革命事业的当务之急。 对“革命青年”进行锻造或规训的意图，与此前后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在时间上正好合拍，并因此获得了堪称完美的表现形式。始于1939年2月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两年后因359旅进入南泥湾垦荒而达到高潮的大生产运动，原本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尤其是因延安的党政军人口迅速扩张而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但很快被转化为运用“劳动”手段对解放区内的人口尤其是从国统区大批涌入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规训的方式。大生产运动强化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但因将劳动限于体力劳动，否定了知识的价值和力量，使得一大批原本自视甚高的青年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有的自我认同，陷于自我贬损，被动接受了通过劳动实现脱胎换骨的命运安排(11)。 伴随着“激进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转换，年轻一代对权威的态度也从否定和反叛权威转向屈从或膜拜权威。1949年后，基于对共产主义革命合法性的诉求，以及对革命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希冀，青年或革命青年在1949年后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意义获得了高度的肯定。作为改朝换代的一代，此时青年尤其是年轻的革命干部是新社会秩序的代表，是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的领导者或实际支配者，当然成为未来事业的接班人。 不过，虽然毛泽东对青年或革命青年的作用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但此时青年的主体地位已经丧失，他们独立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具体说来，国家或党对媒介的全面控制、与国家相对游离的社会团体基本消失、户口及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思想改造的常规化、职业分配制度的确立，以及完整的政治社会化仪式的实行……在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或征服的同时，青年或“革命青年”也完全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国家尤其是党的助手或附属。此时，革命青年的“革命”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的“反抗”词义，成为服从新秩序即革命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的同义词。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国家高度推崇的革命青年典范雷锋所代表的“螺丝钉精神”——即个人不过是国家和集体这台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自然会成为革命青年的基本角色定位。 1966年从革命青年向造反青年的转化，是在国家和社会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动的背景下实现的。不错，造反青年大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原本应该继续沿着自己的前辈——革命青年的道路成长为雷锋那样的既具有献身精神又服从权威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是，在1949年后的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在提倡雷锋式的忠诚和顺从特性的日常养成外，依旧蛰伏着由激进和反抗贯穿始终的所谓“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对激进和反抗褒扬的教育包含这样几个方面：(1)尽管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对毛主席只能崇拜，不能仿效”，但青年毛泽东的叛逆形象还是深深地扎根在年轻一代心中，并长期拥有一大批狂热的拥趸；(2)基于对共产主义革命合法性的诉求，“暴力”革命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赞美，这对那些父辈战功显赫的“红五类”子女来说尤为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红卫兵基本上都是“红二代”的原因)；(3)1949年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以及对“帝、修、反”斗争的不退让性。能够想象的是，在这种教育的长期浸淫下，逢上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供的造反舞台，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和对暴力革命的膜拜，自然会使革命青年一夜之间转化为造反青年。 如果依旧从对权威的崇拜入手来讨论“世俗青年”即人们所说的70后到90后这些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最典型的变化恐怕是此时在他们的视野里崇拜的对象也在迅速的世俗化——从政治权威蜕变为消费权威或大众偶像。这种转变最鲜明的两个特征是：(1)革命年代的政治人物为歌星、影星或体育明星所取代，这些新的世俗偶像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趋势，不再是克里斯玛(Charisma)式的政治人物；(2)即使是年轻一代所崇拜的政治人物也不再具有神圣的光环，从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您好”的旗帜，到后来网络群体中的“什锦八宝饭”和“学习粉丝团”，总体上说，他们对领袖人物的感情也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从神坛到民间的进步过程。 尽管中国并未形成所谓市民社会，更未形成对国家的挑战，但是人们都承认这30余年来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逐渐减弱，社会流动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职业和地位上都大大加强，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也显著增强，这一切为世俗青年自由而率性的长成创造了条件。纵观这30多年来的历史，在国家之外，有三重空间孕育了世俗青年的成长，这就是：市场、社会和网络。 具体说来，市场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经过35年的改革，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的存在，不仅为世俗青年们在国家体制之外谋求生活提供了可能，同样也为他们自由地表达个人意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在个人生活中特立独行、离经叛道提供了可能。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后，基于国家向社会作出了部分让渡，提倡公民或社会组织以自主或自治的方式管理好社会自己的事务，“增强社会发展活力”(12)，使得原本逼仄的社会空间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为青年一代的自主活动尤其是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提供了可能。最后，除了市场和社会以外，1990年代后网络社会的崛起同样为中国青年的成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一方面网络这种在线方式本身就是公民能够参与其间，形成公共话题和民意力量，并能够影响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不仅诸多公共社团和非政府组织有赖于网络运作，而且事实上它们使用网络的能力还直接影响到这些社团或组织的性质和活力。我们切不要将网络的使用及其意义的讨论仅仅局限于青年知识分子，今天大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仔们也是使用电子技术的一代。“至少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中间，一个活跃的工人阶级的电子文化已经形成”(13)。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总是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今天由于网络的出现，他们第一次在媒介的使用上具备了相似性。可以设想这将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上的相似性。 三、文化反哺：锻造新的代际关系 在这里，我们叙述近百年来中国青年的成长路径，目的无非是想交代，作为一种相对游离的力量，青年的成长其实一直处在社会尤其是国家的牵制之中。相对而言，1949年前和1978年，尤其是1992年后的两个时期，青年获得了较大的成长空间，他们的独立性也更强：1949年前，在对清王朝和国民党统治的对抗中，青年包括其中的中坚——激进青年——不仅获得了成长，而且事实上也以他们的激进和坚韧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在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后朝向市场化的努力，为世俗青年摆脱对国家尤其是国家权力的全面依附提供了可能，社会空间的扩展也为青年一代的参与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众所周知，“代”及代际关系，不仅是一种生物事实或生物事实的自然延续，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一方面，“代”本身就是“社会”这一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而代际关系则是一种常规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代或代际关系成为问题是近代以来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出现的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造成的。换言之，近代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化才使得生物代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代。考虑到代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由社会群体成员尤其是长辈成员根据其所处时代的价值观或生活意义建构起来的，其断裂性或不连续性也就体现为先前的建构方式的断裂或改变。 由此观之，传统社会有关代际关系的建构是连续而顺畅的。正如，礼俗涉及乡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既是一种集体惯习和地方规则，也是长辈们集体记忆的产物。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在礼俗的沿袭过程中，记忆中的“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14)，而通过自己的记忆为年轻一代重建过去的意向，或者说建立当代与过去甚至远古的联系，由此建立对自己的家族、民族或种群的历史认同是年长一代的社会职责。 集体记忆的重构日渐成为一种勉为其难的社会工程，发生在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诸多前所未有的事物，并使年轻一代判断生活意义的价值观发生改变甚至颠覆。此时，社会记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将对过去历史的重构或叙事能够与今天的价值观或信仰相吻合。从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变迁来看，在我们所讨论的长时段内的四代人中，代际之间的集体记忆的重构和传承在下述三代人之间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障碍，它也因此有效地模塑了这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1)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尽管后者从前者的叙事中继承下来两个记忆要件——“不惜命”(献身)和“反权威”，但1930年代后毛泽东借救亡图存的民族需要将后者改造成了对党、国家及领袖本人的忠诚，依旧顺利实现了集体记忆的延续。(2)革命青年和造反青年，尽管后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前者，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作为“接班人”却直接接受了来自前者的革命教育或历史“叙事”——包括对暴力革命推崇在内的“不惜命”及对党与领袖无条件的服从。换言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尽管打倒了前辈，但依旧接受了前者叙述的集体记忆。 代际之间集体记忆的建构及传承的危机，主要发生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两次巨大的变动之时：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封建士大夫们与“激进青年”之间，此时无论李鸿章们怎样向年轻一代即激进青年们灌输“制度自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15)，一场场失败和一出出困局，还是逼迫一批批年轻的仁人志士寻觅他方，坚定地向清王朝和儒家伦理开战；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世俗青年成长起来的1992年后，此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朝向市场经济的变动改变了价值观的主流走向，70后、80后和90后的父辈们以及祖辈们——那些已经迈入中年的“造反青年”和日渐老迈的昔日“革命青年”，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面临“出局”的危险：他们不但对由消费和网络构成的新的时代茫然无措，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社会的变动断送了自己所代表的革命或造反文化的传承价值，也使他们与后代间的代际关系发生了逆转。 其实，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支配权力的丧失并不是当今中国代际关系舞台上的全部剧目，它的另一部分剧目是由代际之间的对话共生构成的，即自198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和倡导的“文化反哺”。简单说，凭借文化反哺，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正在实现一种富有活力的全新转向。就像我们15年前写到的那样：“‘文化反哺’是变迁社会的产儿，它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传承模式转变。事实上，这一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不仅为年长一代顺应社会生活、继续追赶历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加重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一般社会化和反向社会化或‘文化反哺’的共生互补说明，社会的发展所赖以借助的文化延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存在于年长一辈和年轻一代的沉浮与共之中”(16)。 尽管基于代际界限清晰易于讨论的考虑，我们的研究一直是以城市社会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为对象的(17)，但事实上文化反哺不仅出现在家庭内部，出现在城市生活之中，并且也是整个中国代际之间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广泛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价值观到生活态度再到行为方式，从精英群体到中产阶级再到草根大众。几乎每一阶层、每一阶层的每一群体、每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只要你年长就会感受到来自青年一代的影响或者说“反哺”，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也无论你愿意接受多少，你都会感到如果不予接受，不仅你自己在这个你已经陌生的中国步履艰难，而且事实上也会失去自己最后一点“教化”年轻一代的能力(恐怕已经不是权力)——事实上，在这个提倡对话共生的时代，教化他人的能力与对他人的包容与接受休戚相关。 改革开放前，尽管毛泽东一直执拗于思考革命事业是否能够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但代际问题并不是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一个严肃问题，因为年轻的一代或青年只是成年社会的“他者”，是年长者欲图锻造的一件产品——它的合格与否是由年长者的判断所决定的。但是，1978年之后，急剧的社会变迁改变了代际间的权力格局，年长一代话语权力的旁落，导致一元的单向代际支配关系转向多元的代际并存关系。在现实的代际关系中，从代际隔膜、代际冲突、代际共生到代际“反哺”，当然，还有传统的代际支配……称得上是林林总总、形态殊异，不一而足。代际关系的复杂化不但引发了年长的一代对未来的“集体踏空”式的焦虑，也促成了年轻的一代对当下的生存境况的思考。因此，像法国社会学家让-查尔斯·拉格雷所说的全球范围内“大量冠以‘代际’标签的作品应运而生”(18)一样，在中国这个起码1949年后“代”或代际都不再是问题的国度，代、代际或代际关系又一次成为浮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术讨论中的“热词”。以“代际”为关键词，查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1983—2014年的整整32年间，相关的论文篇目达到44814条，并且呈现出鲜明的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3篇，到1993年的75篇，再到2003年的1153篇，最后到2013年的5523篇(19)。30多年间不但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而且关注的主题也日益多样化：城市的代际精英转化、阶层再产生、代际收入的流动、中国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家庭消费的代际差异、家族资本的代际传承、珠江三角洲工人集体行动与维权的代际差异、代际差异与“网生代”、文学的代际批评、独生子女与代际关系、代际间的文化反哺，以及代际变革及其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议题都可以从代际或代际关系的角度予以切入，代或代际视角成了与一度流行的阶级或阶级斗争视角能够竞相媲美的一种现实的研究路径。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一样开始处在一个因电器、制造业技术和网络的迅猛发展而建构起来的技术社会之中。正是技术尤其是生活中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GDP的增长、消费主义的来临以及全球化对13亿中国人民的单纯的物质意义，使得这场大变迁有可能改变两代人的处世样态和生存方式，并使年轻一代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们的父辈更不用说祖辈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由此最终改写我们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家周而复始的历史。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探讨青年的价值与社会意义，探讨青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探讨变迁社会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关系，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②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③武俊平：《第五代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④李春玲主编：《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⑤杰罗姆·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⑥刘再复：《在痛苦中找自己的路——百年来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汕头]《华文文学》2011年第4期。 ⑦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⑧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与局限》，[上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⑨我们都熟悉青年毛泽东与其父亲及私塾先生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孕育了他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于“五四”一代或“激进青年”来说，这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辛亥年间因非孝非孔之言行而闻名的吴虞是这样，1919年因《非孝》一文引发轩然大波的施存统亦是这样。如巴金所言，既然封建大家族是“一个专制的王国”，“许多可爱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我自然会“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些”(巴金：《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95页)。 ⑩杰罗姆·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11)周海燕：《记忆的政治》，[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12)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页。 (13)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14)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15)文庆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6)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北京]《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7)参阅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8)[法]让-查尔斯·拉格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19)中国知网：关键词“代际”的查阅，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2015年。标签：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论文; 革命论文; 年轻一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