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女权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03)06-0816-06
人类历史的陈迹，显示了“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1](61)。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根深蒂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使广大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妇女被凌侮、被桎梏的悲惨境遇，明清时期一些开明人士曾发出不平之鸣，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的叹息而已。
直到鸦片战争惊破“天朝大国”的迷梦，情况才有所改变。从闭关到开放是日趋衰颓的大清帝国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痛苦而又无奈的让步，同时也是儒家社会对外来文明不自觉的承认和容纳，国外生产技术、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络绎东来，形成近代社会特有的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场面，它从价值观念、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引发了近代化运动，这给女权运动带来了新的契机，诚如柳亚子在1904年所概述的那样：“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与驱逐以图之”[2](868)，准确地道出了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女权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传教士东来与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蘖
鸦片战争后，随着《望夏条约》和《黄埔条约》的订立与1723年禁教令的废除，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仅1843-1853年10年间，来华传教会组织就由20多个增至165个。来华传教士一般是“用宗教的鬼话来遮盖掠夺政策的人”[3](214)，但出于“布道”的需要，他们又“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新闻、教育、医疗、图书事业等种种文明，其中也包括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女权运动信息和男女平等思想。尤为注意的是，“新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4](627)，另外，相当数量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和部分天主教教士本人即是妇女，她们来到中国后，对于中国妇女问题更敏感，将男女平等思想输入中国，也成为很自然的事。
来华传教士将西方男女平等思想输入中国的方式主要有二种：一是通过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社会状况的介绍，来传递男女平等的信息。诸如，介绍西方人“既娶妻不准纳妾”，“欧美两洲女子亦都以读书为先导”；英国女子从军、美国女医生外出、美国妇女发起“禁烟运动”等。二是通过兴女学和戒缠足的具体活动，开通中国社会风气，改善中国妇女地位。关于女子教育，传教士利用其创办与主编的《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等刊物，介绍欧美和日本女学，利用基督教“上帝创世，男女并重”的教义，不遗余力地宣扬“女学愈先，国势愈强，欧洲之成效昭然矣”[5]。与此同时，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还创办了一批教会女校，到1896年，由1849年的3所增至308所。缠足陋俗，也是教会抨击的重点。他们依据“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的宗教观念，认为，女子缠足“实超越于上帝矣，”此事“亦失爱主爱人之道”，“大获罪于上帝”[6]。为此，传教士们通过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其中上海“天足会”的活动影响较大。上述这些思想和活动，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尤其对那些感世忧时的志士仁人起着启迪作用。梁启超曾对此发出这样的感叹：“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譬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耘，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7](101)显然，来华传教士所开展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成为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汲取思想养分的来源之一。
事实上，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由于从事洋务运动，接触外国人，最先感受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王韬是早期维新派中亲履欧洲大陆的。他于1867-1870年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邀请在英国译书，其间游历了英法等国，他发现那里的“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8](107)。郑观应没有赴西洋考察的经历，但他通过当买办和办洋务，与西人接触，对西方妇女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等，塾规与男垫略同。”[9](288)西方社会“男女平等”的感悟无疑引发了早期维新派对中国妇女问题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妇女缠足和女子无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最大障碍，因而对此抨击最为激烈。缠足“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是“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绝无仅有的陋俗，它既造成妇女“迫束筋骸，血肉淋漓”的惨状，又使她们难以操持家务，遇水火盗贼只能坐以待毙[9](289)。对于女子教育问题，早期维新派认为，中国之所以轻视女子，溺杀女婴，全是“由女学坠废所致”。基于此，他们吁请政府“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学读书”。可见，在早期维新派中有相当一批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到男女不平等问题。
严格来说，早期维新派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也只限于情感激动层次，尚没有形成明确的男女平等思想。他们之中虽有个别人接触到一点天赋人权，但他们总体上还跳不出“中体西用”的圈子，他们尚未以“天赋人权”学说作为认识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不过，早期维新派兴女学、废缠足等思想和行为，的确对封建观念和现象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在近代男女平等思想演进中也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这充分表明，一种新的妇女观正在萌动，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正在酝酿之中。
二、西学的译介与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初步形成
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结合“开民智”的需要，大量译介西学，据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的统计，整个戊戌时期，翻译东西报纸和书籍的报馆达30余家。其中严复所译介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尽其能而彼此竞争，则社会总体受益”思想，强调发挥个体能动性，进一步引发了中国人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使人们幡然醒悟：处在大地交通、诸国并争的时代，中国若继续贬抑女性，自弃半数国民的智慧力量，无疑是变相自戕。与进化论同样重要的是“天赋人权”这一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民权理论，尽管“这个理想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10](57)，但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天赋人权说为兴民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催人猛醒：“天地生人也。阴阳平等，无有偏毗”[7](99)，重男轻女是“至暴乱无理之法也”[11](304)。此外，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域外妇女状况的了解也较前增多，如严复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说欧洲“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12](469)论及女子问题，他们常常进行中西对比：“泰西诸国，凡格致、算学、医学等事，半出于女子，于是为男子助。中国视为无用之物，而饮食衣服，悉仰给焉，于是为男子累。一助一累，相去远矣。”[13]这些介绍，把中西妇女现状的悬殊差距触目惊心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国民产生紧迫感，而对那个时代的先觉者维新派来说，这种介绍的延伸便是“保国”、“保种”“保教”的时代课题，进一步阐述在中国实行男女平等、劝戒缠足、发展女子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正是在这种“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社会氛围下，此前尚属朦胧的男女平等思想，至此豁然开朗，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维新志士的妇女观已经初步渗入近代人权思想。梁启超宣称男女生而平等：“男女中分，人数之半，受生于天受，受爱于父母，匪有异矣。”由此谴责不将女子以人相待的传统性别制度：“男子之强悍者，相率而倡扶阳抑阴之说，尽普天下之女子而以同类相待。是故尘尘五洲，莽莽万古，贤哲如鲫，政教如海，无一言一事为女子之计。”[7](27)所以，他在《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中规定女学堂由女子自己掌握管理权。严复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指出：“民之自由，天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12](35)由此他抨击传统性别制度对妇女“待之以奴婢、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是人为的不平等。谭嗣同在《仁学》中的主张较明显体现了人权与平等的思想，他的“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就是指上下平等，男女平等；对封建礼教的“重男轻女”，他怒斥为“至暴乱无理之法也”。基此，他明确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德之大业”，理应“平等相均”[11](304)。从近代人权观念和平等观念来考察中国妇女问题，这是戊戌时期男女平等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其二，维新先觉者对待妇女问题，大大超越前人止于同情，怜悯窘境，而是使之更富有社会意义，并付诸实践。与早期维新派不一样，维新思想家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的怜悯，而更多的是使之更富有社会意义，更多的将妇女解放问题置于国强种进的高度中来考察，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扩大其社会影响。比如，对于缠足恶俗，维新派认为，缠足不仅“废天理”、“削人权”、“害家事”、“伤人伦”、“损生命”，更为严重的是“戕种族”：“盖人生得半于母气，今在母先损其胎元，禀赋已薄，则躯干不伟；孱弱多疾，则志气日颓。本实先拔，无怪枝叶之凋；鱼肉自戕，若待刀砧之供。此风盛行，华夏之旧，积世逾弱。反是以观，种族之戕，又奚堪设想乎？”[7](60)，缠足有害于立国强种，因此，他们大声疾呼“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7](71)在女子教育方面，康梁等维新派在初步考察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妇女状况后，意识到妇女教育不仅仅是妇女自身的问题，而且事关国家强弱。妇女教育发达的，其国力就强；反之，其国力就弱。基此，他们反复强调女子教育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欲强国“则必由妇学始”[7](79)。正是基于上述体验和感悟，维新思想家们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不缠足运动和创设女学堂活动，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连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和开明派也参加进来。张之洞就是一位热心主张戒缠足的洋务官僚。显然，维新思想家们妇女解放观，已较少早期维新派那种怜悯之情，而是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意识的理性认识。这也是男女平等思想形成的又一标志。
其三，少数先进女性初步觉醒。维新派兴女学、戒缠足的宣传与活动，极大地促使了少数先进女性的觉醒。她们在投身创设女学堂和不缠足运动的过程中，公开提出了男女平等、男女同受教育、婚姻自主等的思想。其女子参政权思想引人注目。新会女子卢翠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女子参政的政治要求：首先“设贵妇院于颐和园”，作为最高妇女参政机构；然后再由贵妇院举12人分任各省，设立女学部，并随时举荐一些高等女学生及闺嫒，“入贵妇院授职理事”，通过女科举选拔人才进入贵妇院及其下属机构，参与政事等等[7](143-144)。卢翠女士虽然只是希望贵族妇女和新兴资产阶级妇女参与政事，但在那个专制时代能如此关注女子切身的政治利益，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不过由于超前而显得呼声微弱。列宁曾指出：“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14](73)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解放也将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少数维新女性在时代的感召下率先觉醒，明确提出了颇有时代特色的男女平等思想。毫无疑问，这是近代男女平等思想形成的不可缺少条件。
当然，囿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戊戌时期男女平等思想带有明显不成熟性，突出表现在其思想存在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维新派追求的直接目标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不是争取妇女的权益。因此，他们重视的是妇女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作用，强调的是妇女为救亡图存尽义务、做贡献，而相对淡化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意识。这与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天赋人权”召引下呼唤女权相比属于两种不同的意境，这种倾向直至辛亥时期才得到了彻底的改观。
三、西方女权理论的输入与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确立
1901年的《辛丑条约》把中国逼向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境地，向外国追寻救国良方更为国人所趋。据马祖毅统计，从1901-1911年，以“译”字报刊或书社名称者多达23种，有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及哲学、历史、教育等方面著作大量译介和出版，特别是由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等一系列西方女权理论问世，对辛亥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化起着理论指导作用。其中，《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一书，立足于“自然法权”和进化论，来论证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道理。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更注重妇女的公民权。他将妇女公民权分为五个部分：有监督与组织政府之权，有过问国事之权，有出任政府高级职务之权，有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公民权。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对女权的认识和划分则更显合理，将女权划分为：教育权、经济权、公民权和政治权五种权利，声称使妇女获得这五种权利为其目标之一。这些女权理论的输入对20世纪初年性别思想的深化有着显著的指导意义。关于这一点，《女子世界》杂志曾形象地描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15]。从那时起，思想界文学界大多用“男女平权”和“女权”这一新的话语，来置换戊戌变法前后形成并流传的“男女平等”这一话语。
正是在西方女权理论的广泛影响下，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也跃上了男女平权的新阶段。金一，时称“中国女界之卢骚”，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较系统的女权思想的杰出男性代表，他于1903年写成的《女界钟》一书，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该书最大特色在于对女权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把女子应当享受的基本权利定之为：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等六种权利。认为权利和个人的关系，就象“空气之于天地”，至关重要，决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一旦被侵犯，就要“竭一身之力，以战斗之”。值得注意的是，金一主张用暴力去争女权。他认为，在当时专制政体下，女权“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必“自出手腕，拼死力以争已失之权利”，“苟不得此权利，则虽酿四万万胞男女之脑血、心血、颈血以购之”，在所不惜。其结果，争女权自然直接与反清爱国革命相联系，从而使戊戌时期含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具有改良色彩的妇女解放思想获得了民主革命意义上的升华。激进分子柳亚子痛斥那些反对女权的人为女界的“直接公敌”，是社会的“蟊贼”，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夫权利云者，与有生俱来，苟非被人剥夺，即终身无一日可离”[16]，并无任何条件。此外，围绕女权，丁初我、陈以益等男性先进分子在各自主编的《女子世界》、《神州女报》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鼓吹女权，使戊戌以来的女权思想日益趋向成熟。
尽管男性在女权思想的形成中充当了先锋，但女权思想只有为妇女所掌握，化为妇女自己的思想武器时，才会体现出它的价值。事实上也是如此。辛亥前十年间，以留日女学生为主体的先进女性群体掀起了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在女权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群体在认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同时，更注重女子的天赋人权。她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同是为人，同受天赋人权利，而尔独放弃之。凡放弃自由者，必与侵人自由者同罪。”[7](251)有的以生动的语言表达了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与憧憬：“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立毋宁亡，精神所至，金石为开。起——起——起，我女界当树独立之帜，而争平等之幸福也。兴——兴——兴，我女界当撞自由之钟，而扫历史之秽史也[7](214)。”有的女子刊物甚至发出了“女权不复，勿宁死”的口号。凡此种种都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女性争自由、复女权的强烈愿望，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苏醒。
综观这时期先进女性发表的大量文章及演说，其女权思想有四方面的特点：
其一，对妇女的各项权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先进女性以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传统性别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和压抑，强烈要求“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女性自己。具体说来，有五方面要求。一是要求女子身体健康权。在她们看来，男女同有天赋之权力，同有争存之能力，而缠足使女性成为“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严重侵犯女性身体健康权和发展权，因此，欲争女权，首先就应铲除缠足陋习。“近今同胞尚不能保全其肢体而摧残削弱之，遑论权利”[2](868)。二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权。她们认为，欲实现女权有赖于女子知识水平的提高，昔日男女之所以不得平等，其根源在于“学之不足”。学不足，则无以自养，无以自立，无以有自己的思想。女界开化且难，何言平等？因此，“欲倡平等，乌可不讲求女学？女学不兴，则平等永无能行之日”[7](302)。三是要求婚姻自由权。先进女性认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实为买卖婚姻、专制婚姻，它坏子女之品性、坏夫妇之爱情，为“神州之一大污点”。因此，欲平男女之权、夫妇之怨，须“自婚姻自由始也”[7](256)，深信只要“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女子定可自立，女权定可恢复，“国家也自然顽固”[7](258)。四是要求女子经济独立权。她们认识到，妇女经济不独立是失去人格独立的关键，是女子受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妇女“不能自食，必食于人；不能自衣，必衣于人”，妇女一旦获得经济独立权，“不逮十年，女界中殆无不兴之学，亦无不复之权矣”[7](246)。五是要求女子政治参与权。一些进步知识女性深信，妇女参政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导，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先进女性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旨在争自由、复女权的各项社会活动。戒缠足，兴女学，办实业，乃至投身反清革命，进而要求女子参政权，要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幕接一幕，一浪高一浪，正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与深化。
其二，将兴民权与复女权，把民权革命与女权革命结合在一起。与讨论妇女的各项权利的同时，觉醒的先进女性还把争女权与兴民权、女权革命与民权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女界欲实现男女平权，就首先必须像男子一样勇尽爱国之义务和责任，共谋国家独立和昌盛。秋瑾的女权思想颇有代表性，她在《勉女权歌》里唱出来了妇女“爱自由”更要“恢复江山”的共同心声。歌词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技，一洗从前羞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15](117)在弹词《精卫石》中，秋瑾还写道：“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号召“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同心协力”，为推翻清王朝共同战斗。诸如救国图亡，“女子岂甘人后”；“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不尽义务，焉得权利”等等，更屡见于先进妇女的演说和文章中。所有这些，均显示出先进女性的政治觉醒，也是先进女性投身爱国运动、参加反清斗争、掀起参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其三，强调女权应通过切身的努力而非坐等施舍去实现。觉悟的先进女性对此深有感触。她们认为，欲实现男女平权，首要的是从思想深处消除依赖之劣根，确立“天下事靠人是不行，总要求己为是”[15](130)的信条。龚圆常在《男女平权说》中深刻指出：“男子之倡女权，因女子之不知权利而欲以权利相赠也”。龚氏认为，这种单方面的赠予，并不能使女性真正与男性占有同等权利：“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7](191)。忆琴的《论中国女子之前途》更提出：“女子曷不自谋恢复，曷不禁他人之越俎，而增我新中国之光彩乎？”[16]这些说法看似不情之论，却恰好显示出论者意识的前卫性与深刻性。她们已经认识到女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女权不能只依靠男子给予，施舍的权利很容易丧失；妇女解放必须由女性自己参加，才能够真正完成。只有这样，不但外在与内在的枷锁可以一并破除，女子因会因为权利的得来不易而加意珍惜，女权的全面实现与长久握有始有保障。
不难看出，在西方女权理论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至20世纪初年已发生显著的变化：由男女平等到男女平权，进而直指女权，实际越来越加强、突出了对妇女应得权利的强调。此一内涵指向，使得男女平等不再只是学理问题，而且有了行动的必要；对妇女权益的关注，也因而从最初的呼吁身体健康权、教育权，转向直接要求参政权。这一路径清晰地再现了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上扬的轨迹。
四、简短的结论
近代中国女权思想是国人面对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历史的时空点上交叉碰撞的产物，有融合中西的特点。所谓西，就是强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所谓东就是将政治变革与女权革命，把兴民权与复女权联系起来，并成为实现男女平权的重要保证。这种中西融合特点贯穿于近代女权思想演进之始终。
近代女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和妇女解放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打破了封建纲常对人们的束缚，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促使传统妇女观的变革与更新。同时，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不缠足运动、兴女学运动的开展，加速了社会风气的进化，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与提高。总之，近代女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缺乏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启蒙基础，加上其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天赋人权说，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所以从总体上看，近代女权思想仍存在种种局限，到袁世凯复辟时期甚至还发生过逆转。
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东来西学的主要内容，“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潮流。以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既批复古又反对把妇女解放引向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轨道上去，提出了一个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为根本目标，以政治革命为根本途径，以劳动妇女为根本依靠力量的理论体系，从而正确揭示出妇女解放的科学规律。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确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已跃上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收稿日期：2003-07-07；修回日期：2003-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