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 张岱年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陈松
1.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2.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作为知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本质规定和研究对象出发去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域，到从基本论域和理论问题入手去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域，再到从思想建构和范式转化去展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致思方向，张岱年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途与中国哲学的前途关联在一起，又将中国哲学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关联在一起，从而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与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中国的复古派和自由派想要让“新唯物论”边缘化的企图。历经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张岱年用独立而彻底的态度开启了一条选择“新唯物论”、评介“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思想道路，并由此形成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个性化理解。
关键词： 张岱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精神重建
在大多数人看来，张岱年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著名学者，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著作中留下了关于本民族古典思想的精湛思考。然而，不只如此，张岱年同时还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从《关于新唯物论》到《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从《天人新论》到《晚思集》，历经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张岱年以其独立而彻底的态度开启了一条选择“新唯物论”、评介“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思想道路，并由此形成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个性化理解。在张岱年哲学中，“新唯物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就是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属于“讲坛哲学”的张岱年哲学在该议题的阐发上还存在着覆盖面不全、时效性较弱等缺陷，但是其以重建中国哲学精神为切入点的思考路径的确有着独特的理论风貌。本文拟从定义域的澄清、问题域的反思和致思方向的展望三个方面，来全面呈现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个性化理解。
一、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域
张岱年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首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国化，它以“新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以“新唯物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为对象、以形成有中国气派的“新唯物论”学说为目标，从而在整体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得以民族化的进程。这种理解并非空洞的说教与抽象的思辨，而是以其大半生的哲学探索为支撑的真切体会。张岱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继承，也体现了其对时代问题之独立而彻底的思考。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由毛泽东正式提出的。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只有诉诸民族化的形式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真正地显示出来。若撇开中国的特点而只是用一种理论静观的方式来对待它，其结果只能是收获一种“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随着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之实践的不断深入，思想界日益共识性地将该命题的内涵规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2]。总的来看，上述理解构成了张岱年坚持“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理论背景。他把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正确执行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3]267-268，并认为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将“新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之具体实际统一起来的典范[4]369，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代表[4]433。这些思想体系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的展开和推进。基于这种理解，张岱年强调自己对“新唯物论”之民族化的推进是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之中的。他所关心的中国哲学精神重建问题也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获得前提性的理解。因此，张岱年一生的哲学活动与他晚年基于毛泽东思想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契合。这虽然是一种带有借鉴性的事后反思，但也不失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精神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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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围绕着重建中国哲学精神这一思想议题，张岱年选择从本质规定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解读。
从本质规定上来说，张岱年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是因为：其一，哲学是张岱年的专业，他只能从自己的所学所思出发来分析和考察“新唯物论”的民族化问题。其二，张岱年把哲学看成是“庙里的神”，认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迫切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为实践的前导，哲学乃是“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5]237。其三，张岱年于1930年代初登上学术舞台，此时正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重点从唯物史观转向辩证唯物论，又从对唯物辩证法的评介深入到对其实质进行探讨的关键时期。这时候，辩证唯物论已不再仅仅被定性为一门知性科学，而已经是在“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意义上充当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6]。张岱年对“新唯物论”之民族化的思考便是自觉立足于这一定位而展开的。其四，对教条主义者和旧唯物论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深入而持续的批判，是张岱年坚持“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思想起点。这些决定了他势必要以反思的方式去同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作斗争、跟实证化马克思主义的打算作区别[7]。从澄清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的前提到划定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的界限，张岱年之批判的、反思的、哲学的工作方式三者之间具有根本的一致性。总之，张岱年在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所以如此，是由理论背景、时代环境和思想主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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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新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在张岱年看来，“新唯物论”是普遍性的真理，它因为具有批判性而成为“现代最可注意的哲学”，又因为具有革命性而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4]157。其次，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的具体实际”，作为一个概念则比较复杂，它至少可以被区别为政治上的“实际”与学术上的“实际”。政治上的“实际”指向争取民族独立与推进社会改造的现实运动，而学术上的“实际”一方面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本民族人文精神的重塑。如此一来，“中国的具体实际”就在性质上被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方面，在时间上亦被划分为“当前的中国现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两个维度。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只是出于思想上的辨析，其在实际中则具有整体性的特点。由此出发，既然张岱年将自己的理论事业聚焦于中国哲学精神的重建，那么他显然会更侧重于考察“具体实际”中的理论层面，并进而将重心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部分。诚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国家的实际不限于政治、经济的实际，也应包括思想传统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解剖，从而加以鉴别和抉择，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3]267最后，二者的结合之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之路。这要求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去运用“新唯物论”，并使之在追寻“中国思想的位置”的过程中表现出必须有的民族化特征。不难发现，张岱年并不是在“拼接”或者“叠加”的意义上来理解“结合”的，而是将其把握为一种思想上的会通和理论上的创造。他认为，正是对“民族独立何以可能”“社会改造何以可能”“民族精神重建何以可能”等问题的共同关注，二者的结合才得以在其推进过程中表现出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维度。因此，结合之道是在超越于中国经验而又内在于中国经验的意义上展开的，它既是思想互动的逻辑，也是文明互释的逻辑，更是人类自由与解放互助的逻辑。
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域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重建本民族的哲学精神视为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思考“新唯物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径问题。张岱年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世界观的显著特点和本质规定。这意味着：一方面，张岱年并不是站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上来理解“新唯物论”的。对他来说，不能把原本旨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抽象化为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这样只会以貌似拔高马克思主义之普遍性的方式而扼杀掉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张岱年反对将理论的目光完全拘泥于当前的事实层面，认为不仅要对实存的经验做出解释，而且要对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进行把握，这无疑是要求将分析的普遍性与问题的特殊性统一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既不只是从“新唯物论”出发，也不单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而是从二者相结合的关系出发。因此，“结合”的过程就是对两种要素之关系的反思过程，而“结合”的目标就是去探寻两种要素怎样实现有机统一。张岱年将此工作进一步具体化为两个层面：一是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会通之道，即用“新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动本民族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二是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当前实际的结合之路，也就是如何以“新唯物论”为指导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前者试图在“继往”的意义上发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意蕴，并在致知论与人生论相统一的意义上回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后者则是在“开来”的意义上探索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些工作都是围绕重建中国哲学的精神而展开的，它们虽然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部内容，却能够以阶梯和支撑点的形式构成“新唯物论”实现深度民族化的内在环节。
其三，张岱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问题归结为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关系议题，强调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工作都是围绕这一理论议题而展开的。在张岱年看来，“新唯物论”的民族化进程既表达着中国人对“解放何以可能”的探求，也表征着人类对“智慧何以可能”的追寻。所以，在求解放与求智慧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隔膜，二者反倒是可以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动态平衡而达到包含差异性的统一。那么，如何把握这种统一呢？张岱年认为这乃是哲学的任务。他特别重视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服从于同样的规律”[9]的说法，并由此认为哲学不是概念演绎的形式学，而是“人生立身处世所必须具有的有理信念之学”[10]。这表明：反思的学问以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为前提，从而让属我的人生理想和非我的客观世界在不可完全归结的意义上充分地显露出来。然后，以此为基础，再运用理论思维把外部世界转化为理智规定，即以观念的形态来构成思维中的客观世界。但是，这种转化和构成并非依赖于概念自身的生成与外化，而是坚持把思想的反思活动视作是实践辩证法的内在环节。与此相应，张岱年强调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天听自我民听”“天使自我民视”等观念内含着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分离。可“天人交相胜”的二元结构又最终需要被纳入到天人合一的视域之中，而克服天人相分、促成物我相融的不是神秘莫测的天意和一厢情愿的遐思，而是建筑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础上的知行合一过程。
在张岱年看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定义域的分析必然要深入到对其问题域的思考。如果说定义域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与研究对象问题，那么问题域则要对该命题的基本论域和理论议题作出回答。事实上，当张岱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握为“新唯物论”之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这一概念所涉及的论域和问题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要以“新唯物论”重建中国哲学的精神为讨论范围，另一方面又要提炼出这一范围所涉及到的、本质的理论问题。具体来说，前者包括阐发“新唯物论”的性质和内涵、以“新唯物论”来重释中国传统哲学和以“新唯物论”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三个部分；后者则在反思中将前者所讨论的要点提炼为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关系问题。这样，张岱年就从根本论域和理论问题的统一出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具体性和丰富性的内涵。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新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前提的，它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把握其理论性质和领会其理论内涵的要求。众所周知，距今一个世纪之前，彼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让国人开始站在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的视域中来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之答案。这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相同又有些许契合之处的进化论思潮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相继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思考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理论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唯物论”扎根中国作了铺垫。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初，朱执信等人就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等做过介绍。但是，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此种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学说才真正得到重视。[8]张岱年认为，“新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性质和内涵进行宣传和评介，从而让国人知道并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去认可它、信仰它。由此出发，张岱年指出，“新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总体上是顺利的，它已经成为“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的“新世界观”[3]263。不仅如此，政治上的需要与学术上的契合也必定会将这种传播活动继续引向深入。这无疑会更加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唯物论”的理论实质进行探究。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以反思的形式去考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张岱年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最可注意的哲学”和“当代最伟大的哲学”的结论，它以方法论的决定论和过程论的决定论来凸显自身的现实性，又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能动论来彰显自身的理想性。张岱年认为，正是在这双重的思想逻辑中，“新唯物论”达到了既克服虚妄的道德乌托邦主义又超越琐碎的经验实证主义的高度，并进而以嵌入社会现实的方式开启了一种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可能。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致思方向的探讨，其实质是这一进程的理论目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张岱年强调：从该命题所设定的前景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建设有本民族风格和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来实现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思想愿景。在张岱年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表现为中国哲学的复兴，而中国哲学的复兴又取决于能否以面向社会现实的方式来创建起新的、伟大的哲学理论。具体地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已经否定了全盘退回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努力，这意味着所谓的“新孔学”或“新墨学”均无法承担起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重任。所以，应将“返本开新”的设想置换成“综合创新”的道路，即追寻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底色，并兼有中国传统哲学之精义与西方哲学之优长的新哲学。这种哲学的新颖之处不仅表现为有系统性的理论体系，而且展示为有反思性的问题意识。就系统性的理论体系而言，新哲学是“一个新的学说”，它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是“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5]274；就反思性的问题意识来说，新哲学又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它要将批判的目光投向“知行之合一、理论与实践之统一”[5]265。显然，这样的任务无法由持文化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的哲学家来承担，而只能交付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唯有他们才会在改变世界的层面上将哲学的创造议题与民族的前途问题关联在一起进行考察。鉴于此，张岱年认为：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新世界观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故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顺着新唯物论的创造者们之趋向，而更有所扩充”[5]278。这条路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思方向，也是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三、展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致思方向
争取民族独立与推行社会改造是张岱年以理论思维所把握到的时代课题。在他看来，要对此作出创造性的回答，除需要国家加强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外，还必须为其奠定一个思想文化基础。所以，在由于特殊际遇而无法直接投身武装革命之后，张岱年便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探索“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即力图以学术救国的方式来为处在存亡绝续之交的国人提供一个独立的文化和实践的前导。通过对中国的当前现实与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分析，张岱年清醒地意识到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差的真实存在，这让他的理论工作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化的主体向度或客体向度，而把焦点集中于人生理想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无论是固有的传统文化还是外来的思想资源，都难以真正成为“有变革现实力量之哲学”。这意味着：要破解主客之谜、要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一条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康庄大道，就必须诉诸“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5]262。而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论”为理解人生理想与客观现实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最为切实有效的概念框架，“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5]263的研究路径，就成为张岱年重建中国哲学精神之路的基本致思方向。
由此出发，张岱年强调“新唯物论”作为一种哲学，其在实现民族化的进程中也要遭遇到如何认识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关系这一难题。而行之有效的解答方式既不是从客观世界入手，也不是从人生理想着眼，而是把反思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一直“在场”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自觉地克服差异，即要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实践活动中正视古今之别和中西之差，继而在真实的社会改造中来慢慢地加以消解。总之，张岱年在双重逻辑或复调线索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和艰难。在他看来，“新唯物论”的民族化进度有赖于对“同一个规律”的发现程度，而对“同一个规律”的发现程度又取决于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的交会程度。因此，只有诉诸复兴中华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真诚思考，才能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意义上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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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1998—2010年)：党委政府领导下的维护社会和谐平安的经验。进入新世纪，“枫桥经验”坚持发展与稳定并重，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等工作机制，创新实施了“分工负责，维稳责任具体化；分块实施，综合治理网格化；分层掌控，源头预防动态化；分级联动，矛盾化解即时化；分类治理，服务教育人本化”的矛盾化解“五分法”，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
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一颇具现实性的理论规划呢？张岱年的建构路径大致可概括如下：一是运用理论思维辨别、澄清“新唯物论”中的核心概念，并由此去深入解读这一理论的性质和内涵；二是坚守“新唯物论”的原则、掌握“新唯物论”的方法，进而以此作为概念框架去分析中国的新情况与新变化；三是吸收其他哲学流派中的合理因素，对中国传统哲学里的“活的”东西进行继承和发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指南。这一过程表现为正视差异的综合、诉诸对话的综合、漫长艰难的综合与有限统一的综合，它把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着的思想传统作为理论的源头活水，并永远在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双重视域中保持着对“同一个规律”的追求。
以上就是张岱年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目标的基本思想。在他看来，具有中国气派和特色的“新唯物论”不仅需要“有血有肉”的研究内容，而且需要“有情有理”的研究原则，它既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科学”，也是范导个人安身立命的“哲学心理学”[11]。从对“新唯物论”的明觉精察到创立“天人新论”的哲学体系，再到晚年以价值问题为导向的文化问题研究，张岱年始终是围绕着这一致思方向来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借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说，他似乎不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或内容来研究，而且还希望在更高的层面上把它理解成一种中国理论研究都应该遵从的原则与范式。以此为基础，张岱年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途与中国哲学的前途关联在一起，又将中国哲学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关联在一起，从而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中国的复古派和自由派想要让“新唯物论”边缘化的企图。可以说，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精神实质的理解是深刻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进代的今天，张岱年的上述观点必将为我们重建本民族精神家园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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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Zhang Dainian’s view on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EN Song
[收稿日期] 2018-12-04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M65102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X004)；黄冈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基金启动项目(201827903)
[作者简介] 陈松(1987—)，男，湖北省恩施市人，黄冈师范学院讲师，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引用格式： 陈松.继承与创新：张岱年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19-25.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3-0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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