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述评论文,著作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难民生空前严重。地处祖国内陆的西北，内有军阀的黑暗统治，外有英、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抄，形势十分危急。20世纪30年代，随着东北三省的沦丧和“七七事变”的爆发，西北备受世人关注，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上至国民政府，下至普通民众，整个社会都把西北看成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可靠大后方。一时间“开发西北”、“向西北去”的口号高唱入云。一些国民党大员纷纷飞往西北，发表政见，呼吁“西北开发”。戴季陶认为：西北开发“实在关系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西北建设）（一），台湾中华印刷厂1981年版，第20页。）张继也说：西北开发刻不容缓，如果我们不早动手开发，“则恐有代吾人而开发之者”。（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西北建设）（一），台湾中华印刷厂1981年版，第91页。）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兰州也郑重其事地指出：“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西北建设）（一），台湾中华印刷厂1981年版，第103页。）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把开发西北放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地位来对待。在政府和社会的倡导下，一些开发西北的学术刊物纷纷创办，一些学术团体陆续创建，一些个人也投笔从戎，背起行囊，走向西北。尽管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因军事而兴，因军事而衰，带有极强的政治军事性，人称“雷声大、雨点小”，然而一些考察家的个人行为和所做出的贡献是很值得肯定的。
一
走向西北的考察家们，胸怀满腔热血，肩负神圣使命。他们想要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生活、风俗习惯；他们想要把这里的社会现状告诸世人；他们更想要唤醒国人，西北不是鬼哭狼嚎的蛮夷之地，它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绘出来，形成了一部部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著作。
根据“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和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的一些资料，笔者统计国民政府时期到西北的考察家共有100多人，著作有85种，当然实际数字远不止此。这些考察家里面，有政府官员、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他们的著作涉及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按书名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以含有“西北”二字命名的著作。如林竞《西北丛编》，陈赓亚《西北视察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林鹏侠《西北行》等。需要明确的是这些书里面的西北范围并不是专指今天的陕、甘、宁、青、新，有时候范围扩大到绥远、察哈尔等地，有时候范围缩小，仅涉及一省或数省。
第二类是有关陕、甘、宁、青、新的著作。如写陕西的有陕西省实业考察团编的《陕西省实业考察》，张继曾《陕南游纵》等；写甘肃的有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聂守仁《甘肃省大通县风土调查录》，程先甲《游陇集》等；写宁夏的有叶祖灏《宁夏纪要》，范长江《塞上行》等；写青海的有周希武《玉树土司调查记》，曹瑞荣《青海旅行记》，杨希尧《青海风土记》等；写新疆的有谢彬《新疆游记》，吴蔼辰《新疆纪游》，王应榆《伊犁视察记》等。同样，这些著作不仅仅写某一省，大部分是以一省为主，兼及其他省的一些情况。
第三类是有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著作。如光白《回族同胞的生活与风俗》，兰生智《蒙古人的生活特质》，潘凌云《拉卜楞寺与喇嘛生活》等。
第四类是有关文学艺术的著作。如研究西北“花儿”的专家张亚雄的名著《花儿集》，研究西北民歌的专家于式玉、王文华的《西北民歌》，还有孟述祖的《西北花絮》等。
综观这些著作，它们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西北的概况，大部分著作以游记的形式表达，文字优美，语言平实，内容深刻。今天看来，这些著作仍有很大的社会价值。
二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揭露丑恶，弘扬正义。翻开每一本著作，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人民的爱，对祖国的情，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鞭挞和对外国侵略者的憎恨。
（一）深刻地揭露黑暗的西北政局
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大小军阀林立，尽管1928年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还没有实现全国政治、军事的真正统一，就西北而言，其势力尚未达到陇西”。（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3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实质上，国民党不会也不可能完成真正的统一，其本身的封建性、军事性和反动性决定了这一点。在考察家的笔下，西北遍地狼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青海、甘肃、新疆的一些饭店和旅社的墙壁上贴上了“莫谈国是，莫论军情”的纸条，一些人由于出言不慎，以致失踪者屡见不鲜。范长江游历青海后，总结青海的政局时说：“青海的政治军事财政皆脱了正轨，本来是公的行动，转化为私的经营。一切对人对事的关联，都根据这个私经营来出发。在私集团上来训练军队，来发展经济，来对付异民族，来教育青年。”（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94页。）同样，马鹤天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一书中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青海之党政军亦可谓集于马子香（马步芳的字）一人之手，无论何机关，亦可谓由渠一人主持。”（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2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89页。）青海如此，西北其他四省莫不如此。宁夏马鸿逵以“土皇帝”自居，宁夏的政治、经济、军事由他独断专行；盛世才视新疆为独立王国，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邓发曾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动来说是个狼种猪”。（注：梁仁编著：《塞外霸主——盛世才》，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陕西、甘肃虽然没有“王”、“土皇帝”，但其地方大员都在努力地加紧经营“自己的事业”，做着搜刮钱财的罪恶行当，一旦地皮刮尽，行囊鼓鼓，则不顾一切扬长而去，真是“一宦财丰万户屠”。（注：参见林鹏侠：《西北行》，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4卷，第130册（以下不注明出处者均来自该丛书），第85页。）西北之所以如此黑暗，考察家认为“地方性太浓，有许多事体还不能跳出家族、乡里、宗教及派别的范围”。（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6年5月版，第189页。）此论颇为中肯。依靠着家族、派别的统治，必然意味着上层建筑的腐朽，必然意味着对经济的摧残和压制，也就注定了西北经济徘徊不前。
（二）描绘了西北人民的悲惨生活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一部部著作就是一部部西北人民的血泪史，也是对统治阶级的控诉书。这里处处是悲惨世界，处处是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使考察家有泪含目，大动恻隐之心。在这些著作的记录中，有十几岁光着下身的女孩子，有被迫无奈卖身的妓女，有大年初一沿街乞讨的农家妇女，有冬天的夜晚蹲在城墙根下呼喊“妈妈呀！冻得很呀！”“爸爸呀！救命呀！冷死人呀！…”“老爷太太呀！实在冻得受不了呀”的凄惨叫声，这里还有给半个馒头眼泪汪汪的叫声“爸爸”的小孩，有未交“烟税”而被打得叫苦连天的贫苦农民。（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38页。）总之，这里的人民衣“则冬不能御寒，夏不能蔽体，甚至终年无裹身者，比比皆是”，食“非用树皮充饥，即用草根糊口”，“大多数以草屋茅舍，为栖身之所”。（注：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61-262页。）贫穷苦难的生活把人民推向了绝路，忆古思今，考察家们不禁发出了如此的责问：“黄河自白云中来，向白云中去，黄土高原上的沟渠犹 存，我们的先民胼手胝足，在这里立下中华文化的基础。随手拾起一块黄土来尝尝，那下面掺和着我们列祖列宗的血汗，今天这个高原上的生活是简单而艰苦的，羊群吃的草地不茂盛了，白面粉是一种珍馔，一对对大而天真的眼睛，在无邪的脸上望着你，下身常常没有裤子穿，是孩子们应得的生活吗？”（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6年5月版，第3页。）
（三）深刻地剖析了西北的社会问题
1.鸦片种植问题 鸦片种植是影响近代西北人民生活的一大公害。国民政府时期，这种情况仍然十分严重。从陕西到新疆，从宁夏到青海，凡是有水的地方和比较肥沃的土壤，无不种上了鸦片。在咸阳：“田亩中男男女女都有，烟田中的人比麦田更多”。（注：张扬明：《到西北来》第17卷，第133册，第268页。）“扶风县城冷落甚于武功，而鸦片不相伯仲。”（注：张扬明：《到西北来》第17卷，第133册，第292页。）在甘肃，渭水两岸、洮河平原的肥沃土地，农民竟被逼得遍种鸦片。（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78页。）而在河西走廊，“在路两旁看见大烟苗”。（注：季理斐意译，全文祺译：《西北边荒布道记》，文海出版社1931年版。）在新疆，据包尔汗《新疆五十年》记载，“鸦片私种和贩卖截至1935年已基本上肃清”。（注：包尔汗：《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可见新疆在1935年以前有大量鸦片种植。而宁夏“沿途村落星罗，路亦平坦，川泽交流，景物殊胜。田间花至美，或红或白，一望如云。询御者何名，曰：罂粟耳！”（注：林鹏侠：《西北行》第14卷，第130册，第332页。）青海号称“净土”，但私下的售和吸仍在进行，“有好些有脚路的人已因之而积资数百万元”。（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第116页。）可以看出，西北的鸦片种植和贩卖无地不有。
鸦片的大量种植，给西北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首先使粮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降低。陕西向为产粮大省，但“每值春季，便闹饥荒，农民殆皆仰给于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注：李宗样：《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前因后果》，《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3页。）甘肃“在抗战期间……还要从外输入食粮”。（注：凤玄：《卓尼归来》第23卷，第139册，第181页。）粮食的减少，降低了人们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所以近代西北一旦发生水旱灾害，立即会出现“饿殍遍野，死亡枕籍”的悲惨景象。其次，鸦片的种植也使许多人变成了“瘾君子”。有人说：“甘肃人民烟枪之数，多于饭碗”。（注：凤玄：《卓尼归来》第23卷，第139册，第182页。）陕西省有人描绘“吸烟之乐”，写下了这样一首“宝塔诗”：“来！快哉！床上歪！快把灯开。吸口何妨碍？这才合乎时派。光棍财主无三代，及时享乐何待将来！人说我抽烟人终须败，我看你不抽烟也未发财！”（注：李宗样：《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前因后果》，《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3页。）这充分反映了鸦片毒害人民之深。鸦片的折磨，使人民无法从事正常的社会生产，也就谈不上发展生产力。再次，鸦片的种植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由于军阀强迫种殖鸦片，人民不堪重负，纷纷离家出走，不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就是涌入城市，流浪街头，这给本来很脆弱的西北社会增加了压力。
谁是鸦片种植的始作俑者，考察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军阀。他们大声责问当局：“为什么这样发昏，纵令大家去自杀”。（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43页。）“负责播毒者，是否曾计算自己应负罪咎之重大”。（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56页。）他们呼吁道：“宁可使财政破产，鸦片绝对不可再行蔓延。”（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217页。）
2.民族不平等问题 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突出，民族关系复杂，不和谐的民族关系是造成这一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不能不引起考察家的忧虑。在西北比较发达的汉族和回族对藏、蒙古等少数民族无论在称呼上，还是在民族贸易上，都存在很大的歧视和欺骗。在称呼上，“青海回族与汉族自称为‘中原人’，意思是‘文化民族’，而称藏人为‘番子’，蒙古人为‘鞑子’”。（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95页。）在商业交易上，蒙、藏百姓也常常被汉、回商人欺骗，蒙、藏百姓如果向他们买粮食，他们就拿出一些酒肉招待，待蒙、藏百姓喝得酩酊大醉之时，则将草或者树枝、泥土之类装入粮食口袋，蒙、藏百姓回家之后，发现上当，也无可奈何，“因为商业经济的大权，尽在汉回两族手中”。范长江认为，“这样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无组织的贸易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前途，绝对不会有好的影响”。（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75页。）一些考察家也提出融洽民族关系的方法，他们认为，在边疆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生计教育，宜兼筹并顾，一方生活安裕，一方知识增进，方为治本之法”。（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编，第17页。）这种办法，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当时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旧的社会制度。
3.宗教问题 在西北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地区，由于当时人们迷信宗教太深，一切事情听信于宗教的摆布，这一现象严重地阻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的地区，对教育极不重视。回族多不愿子弟读书，而愿习回文为阿訇。马鹤天在唐汪川见一小学校中仅有回族学生九人，而礼拜寺内习阿文的学生则有一百多人。（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编，第6页。）同样，藏族人民也愿送子弟入寺院，将来当喇嘛。每年入学时节，政府强迫适龄儿童入学而且给予优厚的待遇，“即此来者亦甚少”。（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编，第30-31页。）
在青海玉树地区，“收种田禾，一切听从于喇嘛，若喇嘛言何时收种，即何时收种，然收获时，尚按次而收，如自沟之东头收获，设东头者尚未成熟，西头已熟多时，未熟者已行收获，已熟者亦须按次收到该处后，方行收之”。（注：曹瑞荣：《青海旅行记》第7卷，第123册，第122-123页。）这里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忌食鱼，谓食之不祥；禁采矿，谓断地脉；禁栽树，若栽树，天定加之不祥。（注：曹瑞荣：《青海旅行记》第7卷，第123册，第122-123页。）可见人们迷信宗教程度之深。
这些地区人民的法律意识十分淡薄，一旦出现纠纷，不诉讼于官府，却根据他们特有的方式来裁决，如“新疆缠民之讼，令其抱经，哈萨之讼，令其宣誓，一语而决”。（注：谢彬：《新疆游记》，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31页。）而藏族人更是手段繁多，通常有泥锅摸石、丢骰子、烧烤、赌咒、舔斧刀、摇丸等方式。（注：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判决结果无论正确与 否，都认为是命中注定。
在生活方式上，藏传佛教地区的人民，对于寺庙的兴修，不惜巨资，极尽豪华富丽之能事；而对自己的居室则不注意，“卑下肮脏，人畜杂居，使人作呕，但却处之泰然”。（注：凤玄：《卓尼归来》第23卷，第139册，第185页。）有病不求医，多请喇嘛诵经祈祷，“每年误死者，不知凡几”。（注：陈保全：《甘肃之一角》第25卷，第141册，第258页。）同时，寺院规定，“凡一家男子在二人以上者，必有一人做喇嘛，在三人以上者必有二人，四人以上者必有三人，以此类推，家庭不得多留男子”。（注：潘凌云：《拉卜楞寺与喇嘛生活》第24卷，第140册，第65-66页。）进入寺院的喇嘛终身念经，不得结婚。
考察家描述的这些情况，即人民不得读书、丰富的资源不得开采、人口不能增殖、生活方式受到种种限制，无不反映着宗教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影响。
4.西北的环境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尽管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可起延缓或加速的作用。西北的生态环境恶劣，是制约西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但就是如此恶劣的环境状况，人们还在任意的破坏，不注意保护。
种植“左公柳”是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开发经营西北的一项重大举措，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但是，“一人栽树，十人拔之”，西北人民不是用来乘凉、保护路基、美化环境，而是砍来烧锅做饭。考察家在旅途中，不见了当年那种“拱把之树，接续不断”（注：《左宗棠全集·书牍》第57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991页。）的景象，却见道旁杨柳歪歪斜斜，寥落无几。裴景福在19世纪末被谪贬新疆时，沿途见“左公柳”“疏密不断”，（注：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第34卷，第109册，第153页。）砍伐不太严重；但十几年以后的1917年，谢彬写道：“自静宁来，左候道树，皆瘠薄拳曲，能成行如东路者极鲜，甚至数里或十余里不见一树，莫识驿路之所之”。（注：谢彬：《新疆游记》，第39页。）这说明东路的破坏比较轻微，而西路的破坏已经非常严重。时隔17年后，高良佐见到“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注：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第13卷，第129册，第138页。）东路也已经破坏殆尽。面对如此惨状，考察家感慨道：“呜呼惨矣！左公遗迹，亦将被湮没而空留嘉话之流传矣！”（注：林鹏侠：《西北行》第14卷，第130册，第88页。）针对地方官不尽力保护环境、植树造林，反而敷衍搪塞，借口此地风水不好、不长草木，他们驳斥道：“不过是这些‘文明人’勤于砍伐，懒于栽种的结果而已！”（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第59页。）他们希望一面严加保护、种植，一面适当砍伐，西北的生态环境才会有所改善。
森林资源等自然植被的破坏，使西北地区时常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和沙漠的侵扰。在宁夏中卫，范长江这样描写沙尘暴，“朔风怒吼，挟浓厚之沙土，飞扬空中，沙石击人头面，对面不能见人，眼耳口鼻，尽为沙土所填积”。（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79页。）赵敏求描写石嘴山的沙尘暴：“黄沙四合，一片黄昏，像是雾，又像是沙。风声惨厉，听之不欢。”（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第152页。）杨钟健对西北的沙漠扩大给予了特别关注，他注意到榆林西北城外的沙子，不但已填满城壕，而且已和城一样高，由外入城，可以不由城门进来。“倘陕北对于森林不讲办法，恐沙子的南侵，还会有加无已，也许若干年之后，西安城已要和鱼河堡（榆林一地名）一样了。”（注：杨钟健：《西北的剖面》第7卷，第123册，第219页。）
的确，在今天的西北，濯濯童山依然存在，沙尘暴一年比一年多，沙漠化一年比一年严重，我们难道不佩服考察家的眼光吗？
（四）揭露抨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北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大量的洋货进入西北，西北的皮毛、药材等大宗土特产品也进入国际市场，但入大于出，西北已经被卷入了世界市场的格局之中。
在西北市场上，外国资本的侵略无孔不入，洋货占据了西北市场的各个角落，连最偏僻的青海果洛、玉树等地区也是洋货充斥于市面，玉树“英货约占全年输入品百分之三四十，日货约占百分之十，即英日外货，约占每年人口货二分之一”，而这里价格却“反较内地为廉”。（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2编，第392页。）偏僻之地如此，通衢之处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兰州“洋货到处皆是，国货望尘莫及”。（注：萧梅性主编：《兰州商业调查》，陇海铁路管理局发行，第52页。）伊犁“商务之权大半操于俄人之手”，（注：王应榆：《伊犁视察记》第23卷，第139册，第157页。）“工业原料随地富有，而日用物品，莫不仰给于内省与俄国”。（注：王应榆：《伊犁视察记》第23卷，第139册，第113页。）外国资本还在西北各地遍设洋行，大肆搜刮西北人民的财富。
经济侵略的同时，文化上的侵略变本加厉，使人忍无可忍。范长江在旅途中遇到一英籍传教士，他对西北各省情形，无论是民族与宗教、道路交通，“尤了如指掌”。１２（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91页。）林鹏侠呼吁道：“人之谋我，无坚不攻，无孔不入，不知吾人尚有醒悟之日否？悲夫！”（注：林鹏侠：《西北行》第14卷，第130册，第190页。）
在黄河后套地区，天主教会的势力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里的农民，不入天主教不准种地，“一般农民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父，而不知有官吏”。（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215页。）传教士还创办学校，所教的内容都是为其侵略服务的。他们言称中国之所以穷，是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是由于大家“懒”。而且说人是造物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很明显，他们为自己的工业品侵占中国市场找借口，也为他们是“高等民族”，侵略“落后民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找借口。对此，范长江提出：“教会（无论何教）绝对不能在‘宣扬教义’一事之外，以教会或教士资格作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应“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216页。）可惜，考察家的良法美意在当时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三
西北充满着神秘、惊险和恐惧，对每一个踏上西北大地的人来说，这里有数不清的困苦和磨难。严酷的气候，无垠的沙漠，遮天闭日的沙尘，逶迤连绵的崇山峻岭，没人膝盖的皑皑白雪。尤其在那个军阀横行、土匪出没于山林、交通极其不便的时代，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一颗为人民、为国家的火热之心，谁人能舍妻离子，远离家门呢？考察家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可歌可泣的精神，值得今天西北大开发的后继者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一）坚韧不拔的毅力，不避艰险的精神
西北的旅途是痛苦的，考察家并不因痛苦而止步不前，正因为他们有志于边疆，正如马鹤天先生所说：“劳役未敢辞，素志在边疆……我志在绝塞，我愿追前贤”。（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编，第1页。）当一般人士在内地的京都大邑里兜圈子翻筋斗的时候，考察家正在冰天雪地中挣扎着，正在炎炎烈日中灸烤着。在这里吃、住、行都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难以想像的困难，做饭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煮菜与面片时，因无锅盖，黑蝇成群飞赴其中，结果煮了一锅黑蝇……”（注：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饥肠轱辘的肚子使他们只好吃这一锅黑蝇饭了。住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杨钟健讲到，在西北住店有三怕，一怕臭虫，二怕骡马粪臭，三怕店主人的敲诈勒索。他唉叹道：“走不尽的天下路，吃不尽的店家亏。”（注：杨钟健：《西北的剖面》第7卷，第123册，第194-195页。）在旅途中，仍然有许多痛苦的经历，有时“日间中午热得烧皮肤”，（注：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有时“寒风迎面而来，刺眼欲裂，眉目与鼻孔四周皆凝重霜”。（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12页。）林鹏侠在翻越大坂山时（在今青海），这样描述她的痛苦经历：“四肢酸软，几难举足，乃紧扣牙关，奋力踏雪，出众前以进。寒风拥雪，扑面如剑刺，步步喘咳。未几，力竭神疲，竟伏冰雪中，身热如火，口渴难禁，撮雪而啖，明知为害，但也不由自主。”（注：林鹏侠：《西北行》第14卷，第130册，第231页。）
艰苦的旅途之后是胜利的喜悦，考察家奉献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部深入实际、极具价值的著作。当我们翻动这些书页的时候，无不为他们大无良的情神所感动。
（二）热爱西北的大好河山，豁达乐观的心态
旅途之险没有挡住考察家的脚步，相反他们将困苦寄情于山水之间，对西北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面对大漠戈壁，他们认为是荒凉之美，是奇景：“只是观察的人不能领会罢了！”（注：杨钟健：《西北的剖面》第7卷，第123册，第318页。）跋涉于崎岖的山径之间，这里则：“道旁奇花野草，红黄相间，时有野鸟飞鸣其间，河流急湍，声如音韵，山路崎岖，几疑无路。有桥横陈，蹊径别辟，山色水声，鸟语花香，风景之佳，不减江南，直如重游黄山，不知身在西北荒野区也。”（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20页。）蠕动于茫茫的大草原上，这里“沿途青草满滩，百花盛开，其色或黄或白，或紫或蓝，其形或垂如钟，或细如缨，或分散如星，或贴地如钉，无论山上草原，遍铺青草，满布艳花，真所谓锦绣山河。人行滩中，花拂衣巾，无异一大公园，此种奇景，非亲至草地者，绝难梦想，此种风味，亦非亲至西北者，不易赏得。人皆知行草地之苦，而不知此中之乐无穷也”。（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37-138页。）
这就是考察家的胸怀，他们身受皮肉之苦，却享受精神之乐，西北的博大深深地感染着他们。当赵敏求走完艰苦的历程后，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在西北，一切都是男性的、英雄的，那是一个属于慷慨悲歌的壮士的天下。我欢喜那在空中叱咤的狂风，那极目无垠的沙漠，那满顶白雪的峻岭，那滚滚翻腾的黄河。”（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第2、191页。）
（三）担负历史使命，开创西北辉煌
西北在一般国人的眼里，是鬼哭狼嚎，一片不毛之地。但是考察家不认为这样，他们极力地纠正这种错误概念。他们告诉国人西北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很多，只因为交通的闭塞、气候条件的差异使西北和外界缺乏联系。其实，西北人和东南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外形表现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已：“东南人有东南人的长处，西北人有西北人的长处”。（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03页。）因此随便地轻侮西北人是不正确的。西北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录之于考察家的笔端。老舍在《西北归来》一文中说：“那里有煤，有粮，有马，有毛，有金，有银，有水利，有肥美的土地……从富源上说，西北是块宝地。”（注：老舍：《归自西北》，《大公报》1939年12月17日。）
西北有丰富的资源，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广大地区，但是西北仍然是落后的，考察家们认为这是人谋不成的原因。他们号召那些“对工作发生兴趣，能认识环境，能忍耐，能吃苦，能在风沙中感觉人生的意义与牺牲精神之伟大的青年们”，（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第2、191页。）去做西北开发的事业；他们警告那些到兰州来要买上一年用的外国肥皂、雪花膏的人，这不但是糊涂，而且是愚蠢；同时，认为开发西北的工作也不要用那些非外国肥皂不用、非抽水马桶不便溺的人来做！（注：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第2、191页。）
考察家的使命完成了，他们留下了沉甸甸的著作和可贵的精神。一个旧时代去了，西北迎来了美好的新时代。在新形势下，西北开发将无疑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