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新闻思想的主体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原则论文,思想论文,新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代伟人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气魄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这个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新闻思想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它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拟就邓小平新闻思想的主体原则作一阐述。
一、旗帜鲜明的党性原则
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新闻事业的党性也就成了其阶级性的集中表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党一贯重视并加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明确规定：“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的文章。”（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体汇编（上）[M].新华出版社，1980.126.）此后，我党在数十个有关新闻宣传的文件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个重要原则。
邓小平很早就参与并指导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他始终坚持和捍卫神圣的党性原则，密切结合革命斗争实际，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和国民党右派的丑恶嘴脸，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宣传遵义会议精神，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的开展。这从他1924年旅欧期间负责编辑中国共产党旅欧党支部刊物《赤光》和1933年由他主编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的过程中便可鲜明地体现出来。无论是在何等复杂、险峻的情况下，他都能坚定不渝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手中的报刊忠诚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经验，使邓小平深知，只有严格按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办事，始终服从党的中心工作，不断加强党的政策的宣传，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宣传的作用。他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方针和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22.）。也就是说，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舆论导向才能不偏离正确轨道，才能体现最完整的党性原则。特殊的革命斗争经历锤炼了邓小平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信念，同时也使他对党性原则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的主张，宣传党的任务是新闻宣传党性原则的根本所在。1950年5月16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47.）邓小平用简练的语言把新闻宣传坚持党性原则的意义和重要性阐述得非常清楚。报纸党性体现如何，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巩固，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直接关系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相关，与人民密不可分。
进入新时期以来，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指导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时，最为重视、强调最多的仍然是党性原则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党把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重大决策，深得党心、民心，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指引了一条金光大道。但党内却有少数人散布流言蜚语对此进行攻击，社会上也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针对这个“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的“危险的信号”，（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65.）邓小平先后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反复阐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并要求新闻宣传战线的同志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改进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来对待。要求新闻宣传战线“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79.）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谈话，其中针对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电影《苦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同时指示《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由《人民日报》转载。”（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91—393.）1986年12月下旬，少数高校学生在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上街游行，有的地方出现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治安规定的情况。为此，《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珍惜安定团结的重要性，阐述了政治制度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和讲民主不能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邓小平对此给予肯定和支持，他说，“《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97.）正是代表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才使得广大群众辨明了是非，少数人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图谋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在大是大非面前，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高层建瓴地把握全局。他始终把安定团结提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而新闻传媒能否坚持正面宣传，积极引导和教育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使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又直接关系着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因而，邓小平提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255.）无庸置疑，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社会主义的主流，只有更多地用我们工作中正面的东西来引导和启迪广大群众，才能鼓舞他们的士气，树立他们的信心，增强他们对党的信任感，进而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二、忠实真理的求是原则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他一贯强调，无论说话或办事，都得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64.）在指导党的新闻工作时，邓小平同样坚持了这个原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他认为，只有首先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真理，而忠实真理的新闻作品才能产生应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者“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26.）这里所说的“真实的战斗生活”，就是新闻宣传所要求的用事实说话的真实性原则。这个原则既是邓小平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又是新闻宣传的重要特征所在。在过去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尽管物质条件很差，敌我力量悬殊，但我们党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正是坚持用事实说话，通过大量的新闻作品，及时、准确地把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传达到老百姓中间，唤起了亿万人民的觉悟，同心协力地投身到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之中。在“真实的战斗生活”面前，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看到了新中国灿烂的曙光，而敌人却闻风丧胆，正义的舆论和确凿的事实极大地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有效地瓦解了他们的斗志。新闻舆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枪炮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显示了用事实说话的巨大力量。
在数十年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了“用事实说话”的重要性。他最不能容忍和最为反感的就是说大话，说假话。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邓小平顶着重重压力，不怕扣帽子，丢乌纱，勇敢说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境界。1961年10月23日，他在接见团中央工作会议代表时，对多年来，尤其是刮“共产风”以来宣传教育方面的失误提出了批评，他说，“过去我们好多话说过分了，说满了，说大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289.）其后不久，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对党内存在的这种不求实的风气再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党的传统”，但“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02.）同时，由于“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02.）这个批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对新闻宣传中存在的类似问题同样具有警醒教育的作用。长期以来，新闻宣传中流行的“假、大、空”之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及至“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新闻宣传机构被林彪、“四人帮”把持，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工具。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可以随意编造新闻，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新闻事实，十年浩劫伴随着十年谎言，新闻的可信度荡然无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际求是的基本路线。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了引导全党、全体人民更好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邓小平更加强调“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64.）并说“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11.）他认为，对各种思想误区和不同看法，不能凭空话、大话来进行说明教育，而要拿真真切切的事实来说话，用事实来解除群众的疑惑和忧虑。实践证明，新闻宣传要赢得广大的群众，并成为他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真正使其产生教育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就必须通过新闻传媒真实、客观的报道，“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56.）
诚然，新闻宣传要始终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党负责，替人民说话，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才能取信于民。为此，邓小平指出：“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46.）同时，要“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46.）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或重点不断有所调整和修正，作为新闻媒体理所当然地应当围绕这个中心并突出重点来实现自己的宣传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全面、完整、准确地领会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决策意图和工作部署，理清多种矛盾关系，力求辩证地反映问题，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使我们的新闻舆论能更好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三、舆论监督的批评原则
通过新闻媒体所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社会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氛围，以达到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兴利除弊的社会效果，这既是新闻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也是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光荣传统。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楷模。在指导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时，他坚持并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指示要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他说，“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46.）在邓小平看来，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宣传的神圣职责，是党报战斗力的重要体现。运用新闻媒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并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取信于民，密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渠道之一。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党内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就改造党报问题发了《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之后，我党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又连续发出了一系列通知、指示，倡导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收到了明显的实效。
作为一名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战士，邓小平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失误，多次在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不是”，客观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予以剖析。他认为，只有勇于承认错误，认识错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事业才能不断发展，个人也才能不断进步。他说：“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绝不是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50.）他认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92.）因而运用新闻媒体这一最为广泛的信息资源进行舆论监督，无疑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监督方法。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机关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出批评；党和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诚恳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不断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将自己置身于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这将十分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一切不正之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继承和发扬，新闻舆论监督在端正党风、转变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群众关心的许多热点、焦点问题通过媒体“曝光”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显而易见的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自然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他认为，报刊、广播、电视几年来“都有很大的成绩，总的来说是好的”，并要求“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也需要经常倾听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分析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255.）
鉴于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因而在具体操作时，也应讲求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做到准确、到位，令人心服。对此，邓小平提倡应该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有问题可以讨论，但“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272.）同时，他认为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应注重批评艺术。其一，要从有利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270.）其二，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时，“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66.）其三，批评时应全盘考虑，权衡利弊，选择时机，“分寸要适当”。也就是说，判断批评的“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50）这些真知灼见，为我们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都具有极强的指导性。
四、身体力行的实践原则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积极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并身先士卒加以实践的杰出代表。他不仅从理论上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了系统阐述，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一直把新闻宣传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积极参与并指导党的新闻宣传事业。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旅欧的邓小平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的工作。在周恩来等共产党员的热忱指导和帮助下，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天生的聪慧，年轻的邓小平很快就掌握了油印出版革命刊物的基本技能。为了广泛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刻蜡板、油印、装订，样样活都干，而且干得很出色。大家都送给他“油印博士”的雅号。以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邓小平，受党委托，全面负责《赤光》的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积极投入革命潮流之中。当时在旅欧留学生中，曾有一个打着“国家主义”旗号的政治派别，他们大肆鼓吹“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恶毒诬蔑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苏俄等一系列正确主张，极力破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了揭露国家主义派的真实面目，邓小平挥笔写了《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刊登在《赤光》上，文章从道义上号召人们向虚假的报道和编造有关中国局势以欺骗人们的卑鄙行为作斗争。并特别提醒那些“为着新闻而读《先声周报》的人，应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们的需要；捏造新闻，来宣传你们欺骗你们呢！”（注：邓小平早期革命活动 [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02.）此外，邓小平还在《赤光》上发表《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的文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危害性，号召人们勇敢而坚决地投入到反帝斗争中去，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如果说编辑《赤光》的经历为邓小平奠定了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基础，那么，红军时期邓小平奉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则是他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得到充分展现，并且是他新闻思想日臻成熟的阶段。作为主编，邓小平严格遵循《红星报》关于“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的办报宗旨，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该报的宣传、教育、鼓励的作用，邓小平努力追求报纸的战斗性、生动性和群众性，想方设法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新鲜活泼。
长征途中，邓小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主编出版《红星报》，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报道红军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模范执行群众纪律的事迹，及时传播红军的胜利捷报，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士气，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和“精神食粮”。丰富的实践经验，使邓小平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首篇——《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中，邓小平就阐述了他宣传工作的观点。他认为，在日寇入侵、民族危难的关头，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在实际工作中，有效运用各种宣传武器，不断创造新的经验，以此来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踊跃参军，这将“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146—147、3.）在此后的多次报告、讲话中，邓小平都一再强调了领导干部、党员以身作则，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新闻宣传工作的各个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系统、辩证的阐述。可以说，这篇报告是他新闻思想集中的体现，也是他亲自参与新闻工作的实践总结。
解放以来，在数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邓小平一以贯之地关注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并且身体力行地为改进宣传工作和转变文风作表率。他的报告、文章、讲话总是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能切中问题要害。1992年，他老人家视察南方时，针对形式主义多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批评：“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81.）他还以自己当年起草周总理四届人大报告为例，来说明文风精炼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82.）因此，他“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4.382.）从中，我们可以充分领悟到邓小平对新闻宣传实效性的关注和对改变文风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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