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
张蕴岭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东北亚地区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变，涉及力量对比、关系结构与地区秩序，其首要使命是消除战争根源，创建长久和平的规则与机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关系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的里程，同时它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地缘的、历史的、战略的关系维度的中日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和设计未来。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背景下，新一轮中日韩经济合作值得期待。中日要努力增进长期缺失的互信，切实改善国民感情。在中美关系矛盾凸显的情况下，中日能够从大局认知出发，推动对话、协商，推进开放与合作，这对双边关系和地区，及至世界都是福音。
[关 键 词 ]百年大变局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关系 大局共识
当今世界处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与秩序转变时期，各种变化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特别是，世界转型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相交汇。为此，分析国际局势的演变，不仅要把我国置于其中，而且要重视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在对诸多变化的分析中，研究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与此相联系的中日关系的转变，具有特殊的和重要的意义。
一、百年变局的新使命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注] 参见《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新华网，2018年6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5806.htm[2018-12-15]。 百年大变局，世界之变，地区之变，中国之变，一则中国处于变局之中，二则中国是变局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不仅需要努力让变局的走向对中国有利，而且需要中国在引导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百年的大变局。如果把今天这个百年的转变定格为自新千年，即2000年开始，那么上个百年就是1900—2000年。上个百年中，尽管出现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终结了殖民地制度，但是，发生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出现了极具危险的美苏两强争霸和冷战，以及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与恐怖主义等。尽管新百年变局面临诸多挑战，但人们期盼，不再发生大战，不再出现争霸，能够推动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关系、新秩序，能够合力应对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能够创建一个长久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本文分析了大、中型海岛发展本地电源和与内陆联网的供电方案特点，结合已投产的工程经验和造价，以国内某大、中型海岛作为案例，通过技术可行性、投资经济性和电价等方面对发展本地气电和与内陆联网等供电方案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成果表明：为满足海岛电力需求，兼顾远景负荷增长的不确定性，在技术条件可行的情况下，推荐采用发展本地气电和柔直联网混合供电方案，考虑小容量的气电机组优先投产，根据负荷发展规模适时建设柔直联网工程。
从世界格局与秩序发展的角度看，尽管一些地区存在诸多的不稳定与冲突，但最为关键的是影响全局的大国关系，特别是被称之为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关系。令人担忧的是，中美之间出现了具有对抗性的战略竞争。其中，主要是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格为战略竞争对手，实施从贸易战到科技战的全面压制、遏制措施。不过，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但中国并不打算与美国争霸，不想改变现行体系另立门户，为此，提出建立基于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鉴于中美之间有着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存在接触、协商与谈判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并非完全受制于人和被动应对，主动性与影响力还是有的。因此，中国在方向导向上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避免发生像以前冷战那样的两极对抗是有可能的。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明中国决心要扮演新兴大国的角色，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引导世界走向新文明的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涉及全球，具体体现在区域、领域、双边与多边关系各个层次。也许“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翻译更能体现其内涵，“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直译过来就是“共享的未来”。显然，“共享的未来”不是靠一个或者多个组织，而是基于共享理念的从微观、中观到宏观，从世界、地区到国家，从人类、群体到个人的各个层面的构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世界没有杀戮、战争，可以共享福祉的和合关系与秩序。
该地区的战乱及制裁给中国石油企业投资造成一定损失。连年战乱导致中国石油企业在叙利亚投资的油田遭到破坏并停产，由于叙利亚局势一直未能好转，中国石油企业无法重新进入并重启合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挽回损失的机会越来越小。
新百年需要新理念、新文明。东方文化在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如今，随着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复兴，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东方思想文化，在新百年的大变局中将会发挥自己的引领作用。新百年的转变是在以往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变局具有连续性，但同时，在新的时代，必定会发生新的改变，包括创新方式、关系和秩序。比如，就世界秩序而言，未来似乎不再是一个或者几个大国可以决定，全球化、新技术变革正在深度改变以往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基础与格局。因此，研究和分析新的百年大变局，不仅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有前瞻的视野，以新的“世界观”观察大势，以新的理念推动未来发展。
二、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东北亚地区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变，这涉及力量对比、关系结构与地区秩序。近代，东北亚地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至今仍未回归正常。就发展而言，东北亚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区，中国、日本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中国为世界经济提供了超过1/3的增量增长。然而，就地区关系与秩序而言，却又是具有巨大风险的地区：朝鲜半岛的危局仍然没有破解，中日、韩日、中韩关系不时陷入紧张，基于和平发展的地区秩序仍未确立。因此，东北亚的百年变局的首要使命，是消除战争根源，创建长久和平的规则与机制。这里涉及诸多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解困方程式：一则，需要把问题分解，一个个去解决，消除对抗，化解矛盾；二则，也需要综合推进和解与合作进程，逐步增进新共识，创建新秩序。
条约表明，双方要“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这一点也很重要。“战略互惠”现在不怎么提了，实际上在条约第三条当中也讲清楚了，要平等互利，加强合作。
4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仍深感它的远见卓识。条约虽然很短，全文不足千字，但它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关系的各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我看来，条约至少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确立发展持久和平友好关系大方向
今天，我们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最值得总结的就是开启了面向未来的中日新关系。尽管缔约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并不很顺利，出现很多波折，但是，重要的一条是中日没有再发生战争，和平成为大趋势，同时两国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经济联系。2018年安倍首相访问中国，他明确提出要把日中关系由竞争转向协作，扩大在第三方合作的空间。[注] 参见《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2018年10月26日，http://www.gov.cn/premier/2018-10/26/content_5334778.htm[2018-12-20]。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即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下，努力打造共享未来的新关系。也许未来还会出现许多波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向好的大势不会发生逆转。
纵观世界历史，国力反转的时期一般都不太安定。古代中国国力强盛远超日本，近代日本国力又长时间超过中国，现在中国综合实力又反超日本。这样，中日力量对比似乎又回到历史的原点。中国国力大幅度超过日本的现实，就涉及日本对华关系定位和中国对日关系定位。这确实需要思考在中日共赢的情况下，究竟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日上一次实力反转引起了大的战争，人们有理由问，现在这次反转，会不会发生新的一次中日战争？如前所述，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只是中日现实维度的关系比较复杂，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因此，需要有综合的与有针对性的办法，简单的办法往往会事与愿违。
中日关系既要正视历史，更要面向未来。“正视”一词，中文的意思，是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不躲避，不敷衍。[注]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672页。 就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承认过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但是，正视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首先是和平，不再打仗，再就是合作发展，共享成果。人们常说，中日“和则两利，战则两伤”。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就是长久保持和平友好。有人说，和平友好不再适用于未来的中日关系，其实不然。
关于解决争端的手段，条约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这是对上述条款的保证。“中日不再战”，保证不再发生战争，也就是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围绕钓鱼岛问题，网上有人说“中日必有一战”。对此，人民网发表我的观点——“中日关系完全破裂发生大规模战争几无可能”。[注] 参见《日本学刊：中日关系完全破裂发生大规模战争几无可能》，人民网，2014年9月4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2014/0904/c1002-25605311.html[2018-12-10]。 中日有条约，是法律文件，我不认为“中日必有一战”，因为不能打，不愿意打和难打起来。大家只要看一看和平友好条约就会明白，那里写得非常清楚。除非一方先毁约，或者中日双方都废约。当然，古今中外，毁约的案例很多，就综合情况看，中日间未来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很小。
中日关系一向是最具影响的。近代，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反转，日本进犯中国，中日关系发生质变。二战后，中日分属冷战对抗的两个阵营，关系并未恢复。直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但中日邦交正常化只是让两国关系复位，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才真正确立中日新关系的基本原则。《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的里程。
5G是本届互联网大会的高频词，而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同样因未来而变得夺目。当人们还沉浸于互联网思维时，百度创始人、董事长李彦宏却告诉大家，未来30年是AI（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是前菜、AI才是主菜。AI将给中国社会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各个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变化，AI思维正在替代互联网思维成为新的动能。
(二)反对霸权主义在当年和今天都有现实意义
关于反对霸权。条约第二条：“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时中国提出“反对霸权”，是有特定环境的，主要是针对苏联，而日本则有所忌惮。这也是条约在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后[注] 《中日联合声明》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迟了六年才缔结的症结所在。条约对于当代也有“反对霸权”的意义。有人说，今天也有针对中国崛起的这个特殊背景。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当年就已经说清楚了。他在福田赳夫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注] 转引自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4页。
(3)车轮旋转的上述效应更多来自轮轨力相对车轮的旋转，在陀螺效应也是很明显的，如图8所示。图8中示出了3条曲线，实线是车轮不旋转时的动柔度，虚线是车轮以400 km/h旋转时的动柔度，而点线是令陀螺矩阵G=0所得到的动柔度。可以看出，当陀螺矩阵G=0时，频率分解有的加宽有的变窄了，但峰值的高度改变不是特别大。
(三)条约与改革开放联系密切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意义，还有一点是在条约之外、又与条约有着密切关联，这就是它与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也曾特别提到过。[注] 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55页。
通过支架合理工作阻力及支架结构优化，最终确定6上109待采工作面换用当时国内外首套最大工作阻力的ZF21000/25/45D 四柱放顶煤支架。
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一再强调就是来向日本请教的。“请教”和“学习”不一样。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中国则长期落后。因此，中国的确是向日本请教，了解现代化的管理与政策。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日期间说了数次，在他的访日讲话中，除了纵论国际局势、阐述缔约意义，几乎必谈要虚心向日本学习，向日本借鉴丰富经验。
据资料记载，访日期间，邓小平前往日本国会，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邓小平还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六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在会谈中，邓小平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接待室里一片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邓小平幽默的话语，使会谈的话题一下子转到了“药”，气氛也变得热烈和轻松了。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一语双关地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注] 参见《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日众参两院议长及在野党领导人 谈向日本借鉴丰富的经验》，载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第247页。 这也从日本人口里知道了他们如何看待日中关系的新定位。
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实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很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翻译了很多有关日本的资料，吸收了日本关于政府规划与引导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请日本专家出任国务院的经济顾问，同时派遣以谷牧为首的高官到日本和欧美考察。这一段历史是值得回顾的。最近，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注]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现场实录)》，中国新闻网，2018年12月1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12-18/8705415.shtml[2018-12-19]。 。在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十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中，有“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松下幸之助”和“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两位日本人士，也值得回味。[注]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3gnews/2018-12/18/c_1210018846.htm[2018-12-19]。
利用菊芋块茎生产生物乙醇的路线，一般有以下2种：①分步水解和发酵（SHF）；②同步糖化和发酵 （SSF）。
条约序言中说得很清楚，缔约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确认“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人民日报》1978年8月13日。下同。 条约中确立的“和平友好”，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定位，也是对中日两国特殊关系的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定位。世界上一般国家签署“和平条约”，只有中日间签署的是“和平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要和平，而且是持久和平，这一点是有针对性的。中日几千年的交往历史，打了很多仗，近代这场战争是最大的，血与火的教训十分惨痛。和平友好条约所要解决的是“中日不再战”、保持持久和平的问题。
三、中日关系的多维度定位
第一是历史关系的维度。这是中日关系的“历史遗产”，无法抛弃和摆脱，包括悠久的交往史、近代战争史和战后遗留问题。战后遗留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毒瘤”。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占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成了旁观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制于冷战的影响，日本与美国为伍，对中国进行封锁、制裁。美国搞的所谓战后对日处理的《旧金山和约》，没有中国参与。《旧金山和约》解决了美日关系问题，但没有解决中日关系问题。涉及中国领土的问题由美国操办，像钓鱼岛问题，还有冲绳问题等，中国的利益被忽视。所以，当钓鱼岛事件引发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专家张海鹏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最后一句说，“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也即冲绳问题可以再议。[注] 参见张海鹏、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时事社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论文，主张‘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该报历来被认为代表党和政府的态度，此次在冲绳主权上罕见地提出‘未解决’并暗示中国对此享有主权。似乎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在冲绳县的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问题上和日本展开对立，更试图在冲绳问题上向日本施加压力，此举对中日关系将带来新的冲击。”参见：http://tieba. baidu.com/p/2316539643[2018-12-15]。
对于初中生而言，语言学习十分重要，如果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语言质量高，就会提升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初中生应该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加倍努力，日后才能对语言进行合理利用和科学支配。但是目前初中语文教师的教学语言有效性还不能达到新课改对初中语文教学语言的标准。因此，提升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语言有效性十分必要。
如前所述，中日关系是特殊关系，不仅仅是地缘上的近邻，更有着“割不断，理也乱”的利益纠缠。就关系成因而言，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也有具体的和战略的。日本的毛里和子教授在其著作中将其分为价值、权力和利益三个层次的问题。[注] 第一个层次是与“价值”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与“价值”相关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与中日间在亚洲及国际社会的“权力”相关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与钓鱼岛、东海海底资源等肉眼看得见的“利益”相关的问题。参见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8—180页。 我认为，中日关系可以由三个维度定位：
钓鱼岛争端，争的不是岛，而是法理。中国从来不承认《旧金山和约》，因此，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就成了遗留问题。当然，也要把这方面的问题放在面向未来的大视野下来看待和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完全推倒重来，或者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不过，日本把钓鱼岛“国有化”，打破了钓鱼岛“搁置”的现状。双方捍卫领土主权的力度增强，在此情况下，中日最需要做的是不使争端恶化，于是就有了2014年11月的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确认“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注] 参见《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人民网，2014年11月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107/c1002-25993302.html[2018-12-18]。 。历史这个维度的“毒瘤”是很难彻底切除的。对此，要有充分的认知与对策准备。本来，对钓鱼岛这一棘手问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当时也得到日方的认可，因此才得以顺利复交。如今，争端公开化，如何走出困境呢？有没有可能，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把钓鱼岛规划成海洋资源自然保护区，中日达成共识，各自宣布，相互认可，共同遵守。也许，这是一个“共赢”的出路。
第二是现实关系的维度。现实关系大体显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现实发展的利益。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很强，从贸易看，以往是中国严重依赖日本市场，如今反过来了，日本更多依赖中国市场，但从投资看，日本对中国的投资还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在新形势下，两国经济关系的大趋势不是脱钩，而是调整，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结构。二是现实政治关系。尽管存在不少矛盾，在一些领域政策不同，但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不冲突、不对抗、保持对话协商与合作是共守的基本原则。三是力量对比关系。主要是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反转，2010年按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超过日本，此后差距不断拉大。在此情况下，日本对中国的担忧增大，采取不少措施，包括加强日美同盟，增加军费开支，构建制衡机制等。
让我们看1978年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8月签署和平友好条约，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注] 1978年的重要事件还有12月16日《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发表。 可以说，邓小平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他实施改革开放的决心。
为了使班级更加有影响力，必须要建立有效的班委管理制度，在农村的教育里，一个成功的班集体，除了要有一名比较能干，优秀的教师外，还必须有一支优秀的班干队伍。班干部作为联系教师与学生的桥梁，作为教师的帮手，他们工作质量的高低，工作方法的错对，在同学中威信的高低，往往能够决定一个班级的精神面貌与风气。
第三是战略关系的维度。什么是战略维度？就是大局、大利益、大关系，这就远超出双边层次。比如，中日关系中有很强的美国因素，一则，日美是军事同盟，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很大；二则，中美关系有着很强的战略竞争因素，日本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作出明确选择。再如，中日两国在亚太、东亚、东北亚有着相互交织的利益，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当然，也要看到，出于利益的考虑，中日在地区层面，及至世界层面都存在竞争。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日本拒绝参加，而是提出了日本版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拒绝参加，也提出自己的构想，拉拢一些国家参加。在此情况下，中日确立了在第三方合作的原则。其实，这也不错，这毕竟可以为双方合作提供共同的平台。以此为基础，可以考虑把不同的倡议连接起来，或者让第三方去规划，而不仅仅是中日双方参与的机制与规则。比如，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的标准问题，要在东盟建设，是采用日本标准还是中国标准？不同的标准对于基础设施来说问题很大，能不能搞一个能容纳各方参与的第三标准？把中国和日本的标准结合起来，搞一个东盟标准？东盟标准可以吸纳各方面优势，打造贯通东盟的铁路网，把东南亚11个国家的铁路系统统一起来。
就地区而言，东北亚是中日关系最直接、利益最集中的地区。如今，中日韩三国构建了合作机制，设立了秘书处，推动了许多合作项目。三国合作的基础是密切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是基于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关系共识。东北亚合作以中日韩合作为中心，将会逐步扩大，邀请其他国家参与到东北亚机制构建中来。
由于复杂的原因，中日韩的合作进展并不快，走走停停，反复曲折。好在2018年迎来了新的转机，三国合作机制重新激活，就推动合作形成新的共识，可望有新的进展。应该看到，尽管中日韩三国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人民之间的隔阂还是很大的。
据中日韩合作秘书处2018年年末发布的针对三国国民同时进行的“中日韩国民相互认知调查报告”，中日韩三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亲近程度和信任度均偏低，韩国和日本多数受访者认为三国趋向于“竞争”而非“互补”关系。另一方面，三国八成以上受访者对三方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予以认同，但多数受访者认为，因为历史等原因，三国合作面临诸多问题。该报告指出，对其他国家的亲近度和信任度需经历长时间形成，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调查发现，在“对邻国的认知”方面，三个国家受访者对彼此的亲近度和作为合作伙伴的信任度均显不足，原因集中在历史、领土问题、政治冲突及经济利益差异等方面。其中，日韩受访者对中国的亲近度均为32.2%，信任度分别为24.2%和31.4%。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信任度最低，而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和韩国的信任度较高，分别为51.7%和56.4%。但报告还称，针对受访者的年龄分析发现，相比较60岁组的受访者，20岁组的年轻受访者对对方国家的亲近度更高，负面印象更少，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受访者对中国和日本的亲近度上。报告称，基于这一趋势可以预期，三国年轻一代对对方国家持有更开放的态度。[注] 参见《报告：中日韩三国民众相互怎么看？负面印象比正面多》，环球网，2018年12月13日，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8-12/13795075.html?agt=46 [2018-12-14]。
关于中日韩三国合作，在被问及“你认为目前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进展情况如何”时，中国和日韩受访者的回答出现较大差异。近半数(48.8%)中国受访者给予肯定评价，但在日本和韩国，分别只有13.7%和17.1%的受访者给予肯定评价。报告认为，导致这一认知的原因是，三国民众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差异巨大：在中国，44.3%的受访者认为三国目前更趋向于互补关系，43.1%的人认为三国趋向于竞争关系；在日本，13.3%的人认为三国是互补关系，29.1%的人认为是竞争关系；在韩国，高达56%的受访者认为三国趋向于竞争关系。总体来看，三国42.7%的受访者认为中日韩更趋向于“相互竞争”，远高于23.3%的受访者认为三国更趋向于“互补”。报告称，这一认知“需要改变”。此外，在被问及“你认为今后三国之间的合作会顺利吗”时，只有22.6%的受访者认为三方合作会“更好”，51.6%的人认为“不变”，24.2%的人认为会“更差”。[注] 同上。
虽然上述结果只是一种抽样调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问题所在。调查结果表明，深化中日韩合作，需要加强民意基础，不能仅仅看经济利益，要分析造成民意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多做人的工作，加强以民为本的三国合作驱动，这样，才可以让合作进程不可逆。[注] 参见张蕴岭：《把握周边环境新变化的大局》，《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四、面向未来的思考
邓小平当年主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着眼于设计和规划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关系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尽管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了，按中国的说法是“四十不惑”，应该成熟了，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仍然很不稳定，事端多发，反复折腾。2018年，两国关系看似又回归正常轨道，但令人担心的方面仍然不少，特别是民意认知，似乎仍处在“弱冠之年”。
最新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为56.1%，较2017年下降10.7个百分点。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认为“好”或“比较好”的中国受访者比例从2017年的22.8%上升为30.4%，认为中日关系“不好”或“相对不好”的比例为45.1%，较2017年下降19.1个百分点。而与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好感度持续回升相比，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印象的比例仅为13.1%，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高达86.3%，与2017年相差不大。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认为“好”或“比较好”的日本受访者比例仅为7.2%，认为“不好”或“相对不好”的比例为39.0%，较2017年下降5.9个百分点。[注] 参见《民调：中国人对日本好感度达14年来最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080003631453929 &wfr=spider&for=pc[2018-12-14]。
在管理会计的实施下，我国预算管理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日常管理中，财政预算管理工作应该有效融入管理会计，重新审视各个时期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运用管理会计的长处，健全财政预算管理机制，动态预防财政资金风险。
二是专业性。在新闻事件的报道过程中，传统的记者型主持人有着传播资源和丰富手段，对内容的开发能力强的优势。无论是航拍新闻，或者是可视化技术、VR新闻都需要人力物力资源作为保障。而公民记者由于其设备简单，处理能力弱，很难生产出诸如新华社的全媒体形态可视化微电影《红色气质》这种优质的新闻内容。
上述现象值得深思。当然，对于现象也要做具体分析。比如，日本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好感度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今，每年到日本的中国游客近千万，日本老百姓看到了不少负面的东西，如一些人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懂规矩，走路歪斜，不讲卫生等，由此就产生对中国人，甚至是对中国国家的负面印象。这些问题也许会随着中国游客行为举止的改进而逐步化解。
中日关系的问题在深层，深刻的含义是重构新时代的新关系。安倍首相成功访华，与中国只是达成一个基本共识，而真正的大共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中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关系。
如前所述，世界、亚太地区、东亚地区、东北亚地区正处于“百年大变局”的新时代。在新百年变局中，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超出中国本身。因为中国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东方国家的崛起。相比日本，当年也应该说是非西方大国崛起，但日本沿袭西方列强的做法，搞殖民扩张，用战争的方式与西方争夺地盘，搞由其控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被打败，被美国占领与改造。中国则不同：一则，中国的发展靠加入由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加入开放市场的产业链，融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二则，中国不称霸，也不争霸，宣示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尽管中国会通过竞争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并不以排斥或者驱赶他者为目标；尽管也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新关系、新秩序的构建，但并不用战争的办法、占领地盘的方式去实现，而是倡导合作共赢。
从大局来说，自西方工业化起势后，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工业化、现代化创造了人类的新工业文明。但是，我们也看到，基于这种文明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大问题，从发展范式到国际关系，都面临危机。这正是百年变局的深刻含义。世界如何走出危机，构建新的发展范式、新的国际关系、新的国际体系和秩序，这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大课题。包括文明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气候变化等等，人类需要一场新的文明。
改变并非易事，变局充满风险。我们看到，面对东方大国的崛起，作为第一大国的美国开始“醒悟了”，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用“美国优先”的单边战略压制中国，从经济到政治、从双边到地区和世界，拉开“对决”的架势。人们担心，中美对抗会危及世界，特别是会破坏关于应对发展范式转变、气候变化、地区和平、国际体系调整的努力。对于美国的“霸凌主义”，中国必须认真应对。但是，中国不会用对抗的方式与美国“对决”，和平发展仍然是主题，办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上策。
在此情况下，中日必须从大局的角度看待、规划与推动两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并不是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注] 转引自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在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战后中日关系再探讨——原点·结构·冲突·调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0日。 日本有崛起后横行霸道、对外扩张、最终失败的历史教训，二战后日本坚持走和平的道路是基于对历史的反省和总结。从中国方面来说，有日本作为历史的镜子，也可以作为对自己的警示。这样，中日就有了面向未来的大局共识——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合作推动新关系和新秩序的构建。只是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大局观共识，在中日不同层次的人士中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与认识，特别是在中日政治家、军方、思想理论界，往往基于历史的视角、“现实主义理论”观察等来认定中日关系中的矛盾与未来前景。这样，就会得出所谓“中日必有一战”的结论。媒体也在这方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片面的新闻往往把公众的情绪引向极端的方向，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因素。
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首要的是凝聚共识，特别是在日本接受中国与中国接受日本上凝聚共识。在东北亚、东亚，近代以来一直是日本一家独大，如今，中国成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日本对此感到担心，加上日美同盟的因素，日本对如何与“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相处似乎感到困惑，对中国的许多行动难以接受。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待日本和与一个过去曾加害过自己的国家发展关系，也存在不少纠结。以往，曾担心日本会“再军国主义化”，如今这样的担心少了，但对一个与美国为伍、执意与中国相争的日本，总是感到不舒服。为此，如何在面向未来的视野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减少摩擦，增加协同，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从前述三个维度的视角来做出多向努力。
高校的陶艺教育也要适应当下艺术的大潮流，对于陶瓷艺术的教育方向和素养定位也应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方式呈现出来。陶艺教学方式，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志或兴趣，而是依据历史与国情决定的，面对已形成的教育方式，更要思考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当下的发展状态，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一味盲从，任何单一的“拿来主义”与“形式主义”都是有害无益。高校陶艺教学应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关注社会、强调观念、注重创新，从而促进当代陶艺的生态良性发展。
当前，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积极信号频出的大背景下，中日双方需要抓住时机，以实际的行动增进缺失的互信，增加大局共识点，改善国民感情。在中美关系矛盾凸显的情况下，中日能够从大局认知出发，推动对话、协商，推进开放与合作，这对双边关系和地区，及至世界都是福音。
[作者简介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1-000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引领与行动”(编号：18ZDA129)
[责任编辑：林 昶]
标签：百年大变局论文;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大局共识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论文; 山东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