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记忆论文,机构论文,数字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数据(Big Data)”是当前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其所具有的“总体代替抽样”“关联分析处理”和“多维度聚合”等特征已经对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思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工作的范畴将不仅仅局限于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资源，通过信息信息处理手段进行数字档案资源的跨机构聚合与虚拟拓展，构建更加完整、细致的数字社会记忆资源库将成为档案管理的重要职责。 1 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问题的提出 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是社会学用来表述集体记忆形成、维持和传播现象的专用术语。社会记忆与档案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社会记忆视角来审视档案管理工作是档案学者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学界称之为“档案记忆观”[1]。“档案记忆观”认为，档案是构成社会记忆最重要的载体，档案馆是社会记忆最主要的保存场所，档案工作者肩负着构建社会记忆主体框架的神圣使命，档案工作的理念和方法直接决定了社会记忆的构成和内容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实践而可以被信任[2]。 “档案记忆观”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档案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近十年以来，以武汉、广州、上海、大连等城市为代表的全国50余个城市相继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项目，抢救性地收集反映城市发展并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字、照片、录像和实物等档案资料，构建起全面反映城市记忆的多媒体档案信息资源系统[3]。2009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及其课题组提出了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倡议，即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记录反映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提供全民便捷利用的数字资源库[4]。此后，冯惠玲教授多次以“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为主题发表演讲，在档案学界和档案管理实践部门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强烈共鸣。 然而，无论是“城市记忆工程”还是“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过程中，档案馆都必须面对和处理与其有类似社会功能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博物馆的部分藏品有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属性的，既是知识载体、文化载体，也有可能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因此，社会记忆的构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档案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除此之外，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都可能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属性藏品之间的信息共享存在较大的难度，即使可以用简介、照片、复制件等方式进行信息交换，一般也是局限于较小的范围。 在数字化环境下，藏品实体与藏品信息可以相互分离，从而使同一藏品的信息可以在多个数据库当中重复出现，访问者可以通过单一接口访问到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相关的实体藏品保存在哪一类公共信息机构。对于社会记忆资源共享而言，就是要以档案馆所保存到数字档案为基础，通过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信息机构的数字化协作，将它们保存的具有档案属性的藏品信息也纳入档案馆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实现档案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整合，满足公众对档案信息查全率的需求，这就是数字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聚合问题，实现数字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聚合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性需求。 本文所说“社会记忆资源”(Social Memory Resources)，是指社会实践当中所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具有原始记录属性和保存价值的所有事物及其相关信息的总和，包括图书、文献、实物、建筑等。此外，社会记忆资源的整合主要是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实现的，即“数字社会记忆资源”(Digital Social Memory Resources)，是采用计算机等数字化设备进行处理和存储的与社会记忆有关的各类信息资源。社会记忆资源数字化整合体系当中，资源的存储地点和服务方式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整体性公共记忆实际上是由分散于各类信息管理机构的社会记忆资源聚集而成，这些资源在整合过程中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完全丧失，因此，本文称为“聚合”(Aggregation)而不是“整合”(Integration)或者“融合”(Fusion)。 2 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产生之前，承担辅政和修史功能的“天府”“兰台”“石渠”等官方机构长期以来是图书、档案、文物收藏为一体的。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王重民、傅振伦等人曾经提出研究人员要兼通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三馆”知识的思想，并称其为“三馆学”[5]；王金夫先生为此还专门写了《三馆学略议》一文[6]。尽管实践当中有一些小范围交叉的情况，但是国家层面上的三馆协作的战略框架始终没有达成。 在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通常被合称为LAM，多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类国际组织在推动LAM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7]，例如：英国于2000年成立了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LA－Resource)以推动和指导三类机构之间的合作；美国于2003年修改了《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法》(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Act,MLSA)，从法律层面上确保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持续合作；西班牙成立了名为FESABID(西班牙档案学、图书馆学、文献学和博物馆学协会联盟)的组织，目的是推动图书馆、文化管理中心、档案馆、博物馆的协作；德国于2001年成了名为EUBAM的专业组织，目标是推动在德国国内和欧盟各国两个层面推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在文化科学信息领域的合作；加拿大于2004年颁布了《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令》(Library and Archive of Canada,LAC)，实现了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正式合并；欧盟于2005年宣布实施“欧洲文化和科学内容数字化协作行动计划”，推动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数字化服务的协作[8]。在研究领域，基于开放关联数据(Linked Open Data)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模式成为近年来LAM合作领域研究的焦点和潮流。2011年6月，第一届“国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开放关联数据峰会”(The International Linked Open Data in Libraries,Archives & Museums Summit，简称LOD－LAM)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旨在促进开放关联数据在LAM整合方面的研究和应用。第二届LOD－LAM峰会于2013年6月19～20日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举行[9]。 欧美国家在LAM整合领域的实践和研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潮流。对我国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尤其是基于三馆资源进行社会记忆资源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三馆协作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资源整合问题，三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否可以有效协作，实际上反映的是相关国家公共文化管理体制的差异性，切不可简单照搬。武汉大学的刘家真教授认为，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体系是我国三馆资源整合的第一大障碍；尽管从理论上说，“中国数字图书馆”应该成为整合各类资源的中心平台，但是在实践中该项目却很难整合来自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数字资源[10]。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我国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当中，图书馆隶属于文化行政机构(部、厅、局)；档案馆隶属于各级档案行政机构(局)，历史博物馆隶属于各级文物行政机构(局)，自然科技类博物馆隶属于科技行政机构(部、厅、局)，军事博物馆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如此复杂的隶属关系是欧美国家LAM资源整合很少遇到的情况，因而其研究所关注的大多是技术问题，然而体制障碍的协调恰恰是我国三馆资源整合的关键所在。 因此，从战略层面上全面审视我国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协作过程中各类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在顺应LAM整合领域国际潮流的同时，探索出可以为相关各方所共同接受同时又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的体系架构，保障图书、档案、博物数字资源建设和数字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问题的当务之急。 3 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的战略框架 由于业务领域的交叉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藏品当中都有有助于强化其他两类机构专业化优势的信息资源。推动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优势互补是三类机构的共同需求，符合相关各方的长远利益，是公共信息资源服务领域的必然趋势。 然而，档案馆、图书馆与博物馆分别隶属不同的行政机关管辖，在参与数字化协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例如，在各自的数字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对数字化信息收集和保存的目标各有侧重：数字档案馆的目标是构建数字化社会记忆资源库；数字图书馆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公共知识资源库；数字博物馆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公共文化资源可视化展示平台。因此，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聚合核心矛盾是要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协作共赢，应该考虑到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在实现体系整体价值实现的同时，要保证所有参与协作的各方都能够从协作当中受益，从而使相关各方都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协作，完成协作要求的各类任务。 在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博弈格局当中，大致需要权衡以下因素[11]：第一，协作是不是有利于强化各自的专业优势。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业务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本质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别。图书馆主要是知识资源集中保存和传播的场所，其特色体现在资源的丰富性和服务的综合性；档案馆是档案材料集中保存和利用的场所，其特色主要体现在资源的证据价值和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博物馆是各类文化资源实体集中保存和展示的场所，其特色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实体性，其服务强调直观性和视觉冲击。如果数字化协作的结果导致某一类机构专业优势的削弱和丧失，则这类机构就可能拒绝参与协作。第二，协作是不是意味着对前期项目的否定。近年来大量的数字档案馆、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项目建设都已经启动，各类机构在其中都已经投入了大量成本，如果数字化协作会削弱甚至取代这些项目，则相关机构也有可能拒绝参与协作。第三，是不是已经做好应对协作风险的准备。例如，知识产权问题是目前困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化协作的问题之一，如果在协作之前没有就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达成一致，则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此外，数字档案馆对信息的安全性要求较高，如果数字化协作的信息安全程度达不到要求，则档案馆可能放弃参与协作。总之，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的社会记忆资源聚合机制的构建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需求，尽最大的可能探索满足各方需求的协作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意味着档案馆要通过和图书馆、博物馆馆的相互协作实现资源交换，将图书馆、博物馆所保存的具有档案属性的信息资源纳入到数字化资源体系，提高社会记忆资源的完整程度。作为回报，档案馆需要在协作体系当中，按照法律规定将图书馆、博物馆所需档案资源数字化成果提供给它们。这样就构成了由两三个主体两两连接的数据交换网络。这种数据交换结构的优点是组织起来比较简单，只要其中两个主体达成数据交换协议就可以进行。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也非常明显，由于对其他机构收藏的信息资源缺乏详细了解，往往不能明确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数据需求，主体间沟通和协调的任务较重。其次，这种交换模式的数据交换采用的是资源数据的直接交换方式，如果是多媒体数据则速度较慢，且交换后的知识产权维护难度较大。再次，其中的一方如果需要向另外两方提供同一馆藏的数字化信息，则至少需要进行两次数据交换，存在重复劳动现象。针对以上问题，对这种结构进行改良后，在体系当中增加一个协作中心，三个主体都只需要向中心发布自己所保存资源的元数据，由其余两方通过元数据来进行服务链接，增加服务的覆盖面，而资源本身存储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此外，考虑到目前数据资源的聚合以知识层面的聚合为趋势，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知识整合需求，采用具有语义映射和知识标注功能的元数据结构。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的社会记忆资源聚合机制的战略框架如图1所示。 图1中，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之间通过协作中心联系在一起，以协作中心为中介实现数据交换。三类机构共同向协作中心发布自己的元数据，协作中心将元数据转换成为RDF格式以便进行多用途利用。档案馆从协作中心当中寻找具有档案属性资源的元数据，将其再度转换成为档案元数据的存储格式，例如EAD、OAIS模型数据格式等。按照知识管理需求，可以由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建立联合知识本体，由相关各方对保存的元数据进行语义映射，从而为知识检索和智能服务奠定基础。目前图书馆的FRBR模型、档案馆的CIDOC CRM模型都是比较成熟的语义元数据模型。档案管理领域EAD、OAIS模型虽然比较成熟，但是属于二维结构的元数据模型，还不能表现数据项之间的复杂语义关系，迫切需要以现有而二维元数据模型的为基础，结合本体思想设计能兼容二维元数据档案语义元数据。为了满足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整合的需要，可以将其定义为社会记忆资源语义描述框架模型。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关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重视，相关的研究项目已经启动，但是比较成熟的社会记忆资源语义描述元数据框架模型还没有出现。 EAD/OAIS/... 档案馆 协作中心 图书馆 RDF/本体 博物馆 FRBR CIDOC C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