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路径和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路径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乡镇企业的技术变动路径：多种解释
对于乡镇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这个问题，陈剑波(1999)发现，导致乡镇企业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劳动力的价格上升过快，而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乡镇企业以信贷扩张实现投资的结果；张军和哈勒根(Hallagan and Zhang,1998)曾从工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释，认为乡镇企业部门的过度投资和过度进入是因为要素市场存在着经济扭曲，乡镇企业的进入与国有企业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资本装备水平都比较高，所以乡镇企业必须跨越这道资本障碍，这就意味着乡镇企业必须不断缩小资本劳动比率与国有企业的差距（张军，2002）。但是，无论怎么说，按照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随着一国经济的成长，资本存量（包括人力资本）会逐渐增加，资本会渐渐变得丰裕，劳动将慢慢变得稀缺，该国的资源禀赋会逐渐改变，从而比较优势也会逐渐改变。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建立在这种动态的比较优势上；只有利用比较优势，企业才能真正降低成本，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企业，他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技术结构，本质上将取决于它降低成本的动机，二者依赖于该国或该地区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0,2001）。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乡镇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增密的资本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理性的经济选择。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在中国，无论这两种要素在国内市场相比，还是与发生贸易的国家相比，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是稀缺的，使用资本的成本应该比使用劳动力的成本要高。那么，乡镇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呢（见表1）？
根据统计资料计算，1978-1983年乡村企业职工增长人数的年均速度为3.5%，同期乡村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5.65%；1984-1989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为12.46%，而1985-1989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为35.1%；1990-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增长人数年均速度为6.53%，同期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为31.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镇企业是在沿着一条资本深化的道路在前进（陈剑波，1999）。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尽管乡镇企业选择了“成本更高”的技术结构，但是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似乎是良好的，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诺顿(Naughton,1995)曾经对乡镇企业进入纺织业的情况进行过研究，他发现，乡镇企业并不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而且，在一些制造业部门，乡镇企业的过度进入实际上恶化了社会福利水平。但是，根据林青松和杜鹰对全国1529家工业企业调查的结果显示，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比率远低于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在整个改革期间，乡镇企业总体资本盈利能力高出国有企业40%-80%，同时，在资本盈利能力和资本产出率方面高出国有企业将近1倍，尽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另外，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定时，在1986-1990年间，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率有66.6%由要素投入增长带来，33.4%由技术进步导致，而国有企业的增长率86.7%由要素投入产生，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仅为13.3%。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要研究的主题。这说明，在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资本有效利用的利润空间，这个空间产生的原因可能缘于企业产权所导致的资本利用的效率问题，以及对职工的安排等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关心的焦点问题是，在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这种影响因素消失之后，为什么乡镇企业会违背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资本深化的技术结构？
资料来源：1978-1996年的数据来自于陈剑波(1999)
注：1997-2000年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1998、1999、2000、2001；劳动力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平均资产规模和资本劳动比率由作者计算
（一）我们不排除由于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使得轻工产品的生产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 这诱使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乡镇企业进入该市场去分享利润，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自然而然地利用了资源的相对优势，这是由产品技术含量低的客观特性所决定的。但是，在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整个轻工产品市场基本上都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吴亮，1999），这种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与企业的资本深化密不可分。
（二）乡镇企业早期的技术和设备来自于城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并且在政治动荡时期国有企业停工停产的情况下，处于半工半产的状态，大大缓解了由于政治动乱而造成的市场商品极度短缺的情况（陈剑波，1999） 因此，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关系的形成，已经具有一种“路径依赖”。
（三）乡镇企业不同于私营企业，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私有经济存在着很多制度上的障碍，政策环境和法律体系对私有产权的发展和保护都采取歧视性态度 例如，私营企业根本得不到国家在信贷上的支持，也很难取得土地和生产许可证等关键性的生产要素（支兆华，2001）。乡镇企业在性质上属于国有或者集体公有，地方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对乡镇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也就是经营业绩承担着责任。另外，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从一种单一的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集中预算分配制度转变成相对分权化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财政收入。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参与到乡镇企业的增收节支中（林毅夫，刘志强，2000）。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仅控制着大量的地方企业而且控制着很多企业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比如说，贷款的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发放以及土地使用权的审批等等。政府对企业的这种帮助和支持极大地降低了乡镇企业的市场风险和外部不确定性(Chang,Chun and Wang,Yijiang,1994)，这种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它能够给双方都带来丰厚的收益。因此，乡镇企业有足够的理由通过资本深化来和城市国有企业争夺市场。
（四）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行政制度上是一种条块分割的体制，在经济上则实行区域性的自给自足战略 省际间的地区性贸易被看作无关紧要的剩余项，生产完全忽略了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原则。改革开放后，政府大力推动内部开放和国际开放，但由于财政分权的原因，各地政府为了既得利益，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外省产品流入，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杨(Young,2000)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导致了“零碎分割的内部市场和受地方政权控制的封地”。Sandra Poncet(2002)在对中国市场一体化的研究中也发现：尽管中国各省的对外贸易在1987-1997年之间有了长足的增长，但省际边界在国内市场分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省际间贸易在减弱，因此，改革在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方面做得并不成功，国内市场被分割成众多子市场的趋势还有所加剧。市场封锁、行政垄断和强制交易对各地的乡镇企业无形之中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在一个小的区域经济内，激烈的竞争更容易导致资本密集度的提高。
（五）自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个显著的经济特征就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存在着扭曲 到1980年代末，国家逐步取消了价格双轨制，产品市场的扭曲得到了纠正，但是，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要素市场的分割普遍存在，并且由于制度的原因使之在长期内仍将存在，很显然，要素市场的扭曲必定影响乡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要素的配比。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源的最优配置会按照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收入进行，使用资本的和劳动的相对成本如果偏离其机会成本无疑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从而造成不同于在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下所有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盛仕斌和徐海(1999)通过分析不同企业的要素价格与要素边际产出的关系，验证了中国企业要素配置并没有达到最优。他的研究发现，在每一种经济类型中，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都高于要素价格。从表2可以看到酌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无论何种性质的企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的偏离程度都大大高于资本的边际产出与资本的价格的偏离程度，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资本结构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企业都有很大的空间吸纳劳动力。但事实恰好相反。从表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获取资本的利率只有11%，而私营经济为40%，相差接近30个百分点。这种资本市场的严重扭曲导致企业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反而多用资本少用劳动，这说明乡镇企业对资本的追求可能是在现有的资本设备满负荷劳动力的情况下作出的。无独有偶，在他们的研究中，还证明了，在中国，资本与劳动存在很高的替代弹性，达5.94%。如此高的替代弹性意味着，如果资本市场的扭曲得到纠正的话，随着资本形成的增加，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显著提高。
表2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要素价格与边际产出的比较
资料来源：盛仕斌，徐海(1999)
二、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路径：市场分割和产业区位
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在一个要素扭曲的市场中，企业也只能选择扭曲的技术结构，只要这种结构能给它带来利润。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路径其实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乡镇企业在开放之初，产品的生产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位上，主要针对国外市场（这也与当时国家实行的出口优惠政策有关），同时，在国内市场上避开了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分割的市场结构，给了乡镇企业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乡镇企业因此而有效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这段时间来看，无论是站在对外贸易的角度，还是国内市场的角度，乡镇企业都利用了劳动力廉价的资源禀赋。但是，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任何经济的资源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变化将是必然的，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准确地说，比较优势是根据本国在某一个时点上资源禀赋与进行贸易的国家相比较而得出的（贾明德，梁军，1996）。那么，对于中国乡镇企业来说，它们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它的技术选择路径是否存在偏差，就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乡镇企业的资本深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要素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时，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比是多少，在哪一个点上，当然，这不是我们在本文中要研究的重点。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依据中国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以及各自每单位的边际产出，中国的乡镇企业确实存在着技术选择的偏-差（盛仕斌，徐海，1999）。乡镇企业在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上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例如最初的家电行业。高利润率不断地吸引着资本流入这些行业，从而不可避免地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01年，乡镇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平均为22.6%，同期，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仅为5.16%，前者是后者的4倍还多；乡镇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为11.47%，而同期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只有1.4%，前者将近为后者的10倍。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在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既然存在着如此大的资本收益空间，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资本市场对乡镇企业开放的情况下），资本流向乡镇企业应该属于一种正常现象。只是由于初始时期国家对行业垄断，形成了一个市场利润的高压区，而这个高利润的行业客观上要求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这样导致了资本进入该行业后，不是用来购买边际产出更高的劳动力而是边际产出相对较低的实物资产（见表2）。这时候，乡镇企业选择资本替代劳动的原因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1)自身的资本利润率与国有企业资本利润率的比较。(2)资本成本的利润率与劳动力成本的利润率比较。(3)现有资本设备的劳动力负荷状态。在这三个最基本条件中，只要资本利润率高于其中一个或者资本设备处于劳动力满负荷的状态，对资本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尽管乡镇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呈下降趋势，而国有企业呈上升趋势，但其中仍然有较大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镇企业过度进入的观点(Hallagan and Zhang,1998)。可以说，偏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初始的两个分割的市场或者说高利润的市场空缺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进入。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2000年，乡镇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仍然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资本自然要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和企业。最初的外资企业选择乡镇企业进行合作，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乡镇企业制度上的灵活性，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持续维持的高利润率。
表3 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比较 (%)
乡镇企业 规模及以上国有企业
年份资本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
1995 26.32 14.06 5.951.5
1996 25.12 12.98 3.490.8
1997 22.37 11.65 3.080.72
1998 20.56 10.32 5.461.3
1999 20.31 9.87
5.591.2
2000 20.95 9.94
7.362.86
2001 18.74 8.68
6.7 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年数据
影响乡镇企业技术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的市场结构。尽管中国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位于偏远和相对偏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实质上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高素质的劳动力集中在城市，低素质的劳动力集中在小城镇和乡村（江涛，2001）。但事实上，这种分割并不是绝对的，它并不妨碍乡镇企业对较高技术型人才的获得。因为1960年代中后期，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到农村锻炼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使农村具备了获得更多获得技术来源的渠道，也为乡镇企业后来的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队工业迅速从手工业阶段扩大到机械、电子、冶金、电力、化工、建材、造纸、纺织服装等近现代工业部门，这些工业部门的大量适用技术和设备通过各种非市场渠道进入到乡镇企业中，它一方面缓解了由于政治动乱而造成的市场商品极度短缺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相关产业的人力资本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淀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客观上使乡镇企业对劳动力质和量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相对较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加。虽然受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约束，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在农村市场供给不足，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农村市场潜藏的这部分“人才”能够缓解行业进入的瓶颈；后来，国有企业裁员有时一部分相关人员分流进同一行业的乡镇企业，这客观上使得乡镇企业的资本深化具备了人力资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完成了资本积累。低端产品市场的饱和和市场利润率的平均化，使得乡镇企业开始进入大中型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领域，虽然这个领域需要高强度的资本配备，并且违背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但是因为国家的保护，市场存在着丰厚的利润。到19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的经营范围已经拓展到了机械、电子、化工等各个领域，并且在总资本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上维持着对国有企业的优势（见表3）。因此，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似乎资本的继续增密不可避免。在前两个因素的基础上，还有一个补充的要素是对外资的利用。
三、结论
尽管中国的乡镇企业，到目前为止，只获得了金融资源的的9.52%（中国统计年鉴，2001），但却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3.75%（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乡镇企业信息网提供的数据2001年乡镇企业所创造和国内生产总值计算）。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乡镇企业在一个狭小的金融空间内对资本的追求仍在进行。在我们的研究中，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路径虽然违背了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但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意味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改变。乡镇企业初始进入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市场，利用比较优势和国有企业的相对市场空缺获取利润，积累资本。当低端产品行业利润率趋向平均化后，乡镇企业随后向利润率高的中端和高端行业迈进就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虽然在乡镇企业的整个技术结构演变过程中，劳动力分割的市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独特的市场结构；在这个市场中，由于体制的因素，存在着不同的利润分布。乡镇企业技术选择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不断摸索高利润市场分布的过程。只要存在这种人为的市场分区，企业将不会考虑自身成本的结构优势，而是简单地选择相应的技术去获取相应的利润。因此，政府不应该通过保护，而应该创造平等竞争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让企业只有通过自身的创新去生长一个高利润的空间。这样，乡镇企业，可以说，任何类型的企业都会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自己的技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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