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末代论文,帝国论文,精神状态论文,民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4－0003－08
拜占廷帝国灭亡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这个标志性事件无论在世界历史还是在人类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很多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其做出类似的评价，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灭亡和预期的结果一样不幸，对土耳其人来说它是一个伟大胜利，但却是希腊人的终结和拉丁人的耻辱。为此，天主教信仰受到打击，宗教状况混乱不堪，基督的名誉受到凌辱和玷污”，特别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震惊了西方世界”，“西方得到的最恐怖的消息莫过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和皇帝战死”。①一些中世纪史专家甚至将“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看做是欧洲“中世纪结束”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②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③关于拜占廷帝国衰亡的课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许多拜占廷史专家都注意到末代帝国民众陷入思想混乱的情况，他们都提到了当时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合并事件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引发的强烈反对浪潮。④但是，后世作家普遍忽视了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状态，对当时人提供的大量相关信息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也使读者长期缺少对这方面的了解。本文力图依据目前仅存的几份君士坦丁堡战役亲历者和幸存者的记载，探讨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状态，以便有利于我们对拜占廷帝国衰亡史的解读，并与同仁分享。
我们从许多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幸存者那里了解到，末代帝国民众普遍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基本丧失了美好的希望。而造成这种思想颓废的重要原因是，末代王朝尤其是末代皇帝一再强制推行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教会合并的政策，这一政策将末代帝国民众心中仅存的一丝理想“追求”抹杀掉，使他们失去了思想方向。在“合并派”和“分裂派”的激烈争论中，普通信徒不理解他们一直信仰的东正教“真理”为什么突然错了，并向他们一直反对的天主教“邪说”屈服，民众普遍感到无所适从，圣索菲亚教堂崇高的信仰崇拜地位荡然无存。这样一个丧失了“正确”信仰和理想追求的民众群体，必然陷入严重的思想混乱。
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依托和思想支柱主要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希腊教会“正确性”的坚守，正如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城破前夜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的弟兄们，你们都十分清楚我们有四大共同义务……那就是第一、我们的信仰和虔诚，第二、我们的祖国，第三、神圣上帝任命的皇帝，第四、我们的亲戚朋友。”⑤这里，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东正教的虔诚是第一位的。但是，末代王朝为了争取包括罗马教宗在内的西欧封建领主的军事援助，被迫接受屈辱的条件，承认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正确性和罗马教宗为首脑的教廷之最高宗教领导权。这就等于默认了千百万东正教教士和普通信徒一直坚守捍卫的“真理”一夜之间错了，他们要被迫按照天主教的神学信条和崇拜礼仪行事。
对于这种宗教信仰政策的突然变化，不仅东正教教士而且广大普通信徒都难以接受，他们激烈地反对强迫希腊东正教向拉丁天主教的屈服。这种情绪被罗马教宗特派代表的助手莱奥纳多敏感地捕捉到了，他们于1452年末被派遣前往君士坦丁堡举行两大教会合并盛典，他写道：
我们……对希腊人的固执感到恐惧，这使我们绝望。哎！什么样的理由能够改变这个固执其偏见恶念而执迷不悟的民族呢？能拯救这么多年来一直断绝与其头颅联系的身体，这肉体没有任何灵魂的生命呢？当他们一直保持与罗马教会的距离，千方百计陷入错谬之中，执迷于大量的谎言，顽冥不化地坚持分裂，他们怎么能不为上帝所抛弃成为弃民呢？甚至直到如今他们被围困，被驱赶出他们的城市，离开他们的教堂，抛弃财产和家园，他们还在极力谴责拉丁人对他们的侵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教会合并的决定，并更加服从罗马教宗，我们才引起上帝的愤怒，遭此大难”。
他还注意到，即便那些公开承认两大教会合并的人，也不是真心拥护末代皇帝的这一政策，为此他写道：
因为(他们)丧失了信仰，又没有自己的宗教，还做了其他亵渎神灵的事情，这都会激起上帝那雷霆万钧的狂怒。最尊贵的教宗，请看这种审判是何等正义何等宝贵！希腊人公开庆祝教会合并，但是却私下里拒绝合并。他们的一些领袖，也就是那些将热血洒在大地上且被敌人刀剑砍杀的人说：“让我们将服务于上帝那值得赞赏的荣耀给最高的上帝，但还是不要咏读佛罗伦萨会议这个文件了。”为什么要这么虚伪呢？他们回答说：“因为这个文件的一部分宣称圣灵来自圣子和圣父，这个部分应该删除。”“如果他们不是从内心敬奉上帝，双手被玷污，他们的心灵不虔诚、不真信，如何得到神恩？”⑥
除了专职教会事物的教士和官僚贵族外，两大教会合并事件在普通民众中也导致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拜占廷贵族杜卡斯也是此役幸存者，他写道：
但是现在那些听信了一些人想法的民众中又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当基督徒前往告解悔罪时，反对联合派分子就要问每一个人，是否与那些被开除了教藉的人一同施行过圣礼，是否曾偶然听过联合派教士主持的圣礼宣道。如果是的话，就要强制实行惩罚性教规，要进行严厉的惩处。根据惯例完成了严厉教规惩罚后，他就被看做是能够领受我主圣体和圣血的信徒，且被禁止前去参加联合派教士的圣礼，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大教堂被视作恶魔的庇护所和古希腊异教的祭坛。
人们在末日废都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中不禁发问：“圣烛到哪里去了？点燃长明灯的橄榄油到哪里去了？黑暗笼罩了一切，没有任何人阻止黑暗的降临。圣殿被抛弃了，由于居民们的亵渎圣灵和邪恶罪行，早就预示着圣殿将遭受抛弃而荒芜。”这位忠实的“合并派分子”目睹了末代帝国大量普通信徒丧失精神家园的沮丧，看到在1452年12月举行两大教会合并仪式后的乱象：
从这天起，大教堂里，(东西教会)联合就被看作开始实现了，君士坦丁堡人却躲避它，把它视为犹太人的犹太会所，既不来教堂里献祭也不来奉献，更不来焚香祈祷。如果有个教士在复活节期间向上帝举行圣礼仪式的话，那么祈祷膜拜者只是在领受圣体时待一会儿，而后他们就都匆匆走开，妇女和男子这样，修士和修女也这样。还要说什么好？他们都把这个教堂看成是异教的祭坛和崇拜阿波罗的圣地。
正是由于帝国末日出现如此严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分歧，拜占廷民众丧失了理想追求，因此也丧失了捍卫帝国首都的意志，其中作为反对教会合并派领袖的鲁卡斯大公，在目睹土耳其大军逼近首都城墙时，“胆敢公然说出反对拉丁人的话：‘宁可看到首都中心区出现土耳其人的缠头巾，也不愿看到拉丁人的三重法冠’”。⑦末代帝国民众出现如此严重的离心离德现象不仅仅是逆反情绪的宣泄，更重要的是信仰崩溃产生的迷茫，是对其世代坚守的理念被强制扭曲而爆发的愤怒，是丧失了崇高理想而生出的自暴自弃的心理。
正因为末代帝国爆发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才导致从上到下的背叛行为，这在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愈发显得严重。前引此役亲历者莱奥纳多就惊呼：
哎呀！希腊人中怎么那么多叛徒，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多贪婪的背信弃义者！皇帝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他们，希望他们借一些钱给他，但是他们发誓说他们的钱借光了，因为世事艰难早已耗尽了他们的钱财。但敌人后来发现他们隐藏了相当多的钱财。⑧
参与废都保卫战的威尼斯外科医生巴尔巴洛在记载中也证明了莱氏的说法，他讲述的一个具体事例充分表现出末代帝国民众精神颓废的生动图景。当城墙被土耳其军队大炮轰击坍塌后，急需将紧急征集来的一些壁炉运上前线修复城墙：
当这些壁炉架装好车时，它们被送到了广场上，我们的总管下令希腊人把它们马上运上城墙，却遭到希腊人的拒绝，他们说除非支付给他们报酬才执行命令，当晚就此发生了争执，因为我们威尼斯人愿意支付给那些运送壁炉的人现金，而希腊人却不想支付报酬。最终当这些壁炉被运送到城墙上的时候，天色已晚，它们还是没有被运到城垛之间用于抵抗进攻，最终由于希腊人的贪婪，我们最后也没有用上这些东西。⑨
读者可以想象，在城破国亡的最后时刻，拜占廷民众的信仰危机严重危害着城市的防守作战，以至于末代皇帝在最后的演讲中含泪哀求其臣民：
我请求、祈求你们了，如果你们还对我有些微的情感，那么就展示出应有的荣誉感，服从你们的领导、将领、百夫长，每个人都根据各自的官阶、军职和职责行事。⑩
显然，作为拜占廷帝国精神支柱的东正教信仰是维系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是促使普通民众效忠于皇帝的思想核心，也是他们世代保持其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自认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一旦这个信仰传统被否定，末代帝国民众便失去了精神支柱，他们保卫帝国的意志便遭到无情打击和瓦解，他们捍卫京都的斗志也因此丧失。
拜占廷帝国灭亡之际，其民众因为东正教屈服于天主教而陷入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必然严重影响其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心，而对宗教问题的争论更加剧了人心的离散，不仅打击了有识之士的救国之心，制约了他们能力的发挥，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氛围，末代帝国首都成为是非不分、奖罚不明的场所，使得小人当道，恶行频发。这样的场景在君士坦丁堡战役幸存者的记载中比比皆是。
事实上，末代帝国朝野上下、君臣之间似乎都缺乏具有洞察力和政治远见的人才，没有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杰出领袖人物，当奥斯曼土耳其人有条不紊地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或者看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或者看到了而拿不出救急方略。前引斯氏就此写道：
我们的皇帝看清了他(苏丹)明白无误的谋略，急于首先采取行动使用军队，以便组织城防计划的完成，但是一些元老、教士、市民坚持说，我们不要招惹他发怒……这使得皇帝改变了主意；他们一致阻止皇帝采取行动，直到苏丹的计划最终完成了，他们才清醒过来，看到这个城堡要塞完工了，认识到他们的行动多么愚蠢。
与其说这些元老、教士、市民看不出土耳其人围困帝国首都的战略，还不如说他们丧失了自卫的决心，因此“一些毫无价值无所事事的贵族和城里的居民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仓皇逃亡，因为他们恐惧战争和我们的敌人。当这一消息报告给皇帝后，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他们，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11)面对首都居民这种人心涣散的现象，末代皇帝毫无作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设法改变局面，而是听之任之。这不仅反映出民众的失败情绪，也反映着帝国统治阶层的无能。前引莱氏也注意到了，末代帝国朝廷根本没有进行充分的备战，当土耳其苏丹调动一切资源周密部署围攻废都之际，拜占廷人没有组织任何像样的抵抗力量，也许他们已经组织不起有效抵抗了，他不无嘲讽地写道：
我们的人确实很友好，希腊人大部分都热爱和平，他们操持着盾牌和长矛，也有弓箭和刀剑，但都是本能地挥舞着而没有任何技巧。(12)
说穿了，用于防守城池的拜占廷军队只是不足5000人的散兵游勇，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训练，用来抵抗数十万攻城部队，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也正因为如此，皇帝将城防重担交给了雇佣军，委任热那亚人乔万尼担任城防总司令。
末代帝国平庸之辈充斥朝野，每每在处理重大问题上使出昏招。例如在战役进行的紧要关头，末代皇帝已经从空无一物的国库中拿不出任何钱财来支撑作战，如何解决城墙修复问题迫在眉睫。
(教宗代表)枢机主教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皇帝，特别是在加固城楼和城墙方面。皇帝稀里糊涂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他向其大臣会议寻求办法，他们建议他不要惹恼那些市民，因为目前局势艰难。但他们建议还是用惯常的办法收集圣器。于是皇帝下令，从各个教堂收集敬献给上帝的神圣器皿，把它们融化后制成硬币，发放给士兵、坑道工兵和建筑工兵。
前引莱氏对此深表不满，他接着写道：
由于缺乏组织管理，特别是那些邪恶的事情，使得我们的供给极端困难。皇帝优柔寡断，对于那些拒不服从其命令的人从不进行惩处，也不杀了他们。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们对皇帝阿谀奉承，献媚安抚他的怒火，这是他们惯常的做法。这个老好人很容易就被其属下伺弄得服服帖帖，丑恶地被他们戏弄，还常常假装对那些正在做的坏事视而不见。
虽然我们深知作为教宗代表的莱氏讨厌拜占廷人，字里行间难免贬斥之词，但是他记载的事情鲜明地表现了末代帝国民众的自私丑恶，他就此说：
由于希腊人在他们从事的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愚蠢，那么人们也就不奇怪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在其神圣皇帝从事杰出计划保护整个城市时，他必定成为一群强盗土匪们的牺牲品。特别是当他们最终决定修复内墙时，还缺乏两件事，即金钱和时间。如果他们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就事前看到这一点，他们本应做好这两件事，但是他们天生的愚钝和办事拖拖拉拉使他们未能完成这些事情。(13)
一方面是土耳其人紧锣密鼓的备战，连前引斯氏都惊叹土耳其人备战水平之高，“人们根本想象不到还会有这么多种多样的机器，我怀疑，没有任何一位国王曾相信会有如此多种多样的机械被制造出来用于进攻城堡”。(14)另一方面，末代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廷民众无所事事、坐以待毙。一个新兴的奥斯曼帝国和另一个败亡中的拜占廷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者民众的精神状态具有悬殊的差异。
有些后世研究者片面地认为最终阵亡的末代皇帝是个治国能手，为了挽救帝国大厦于不倒尽心竭力，但终因帝国气数已尽而无力回天。这种想当然的描述与战役幸存者的记载不符。根据这些目击者的记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庸无能、优柔寡断、意志脆弱、绝望自裁的皇帝，恰好是末代帝国的形象。除了我们上面引述的史料外，威尼斯人巴尔巴洛形象地描写他：
在这巨大嘈杂的声浪中，可怜而悲伤的皇帝开始喃喃自语，惊恐万状生怕土耳其人会在那天夜里发动总攻，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没有准备好抵抗住攻击，这使得他非常悲伤。在战役进行的紧要关头，最尊贵的皇帝殿下开始痛苦地失声痛哭，因为威尼斯人没有派来援助；当皇帝明白了这一切便决定把自己交给我们最仁慈的主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徒君士坦丁大帝这个城市的保护神，因为他们都在保护这个城市，“由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不愿意帮助我抵抗毫无信仰的土耳其人这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因此他自暴自弃，做困兽状，甚至不惜进行“自杀式”的搏杀，(15)当我们不幸的主人皇帝看到发生的一切，便满脸泪水地祈祷上帝……已经没有援救的希望了。他猛踢坐骑，冲向土耳其人大批涌入的地点……鲜血从他的臂膀和腿上流淌下来。(16)
杜卡斯也描写了末代皇帝手足无措的慌乱，“他陷入彻底的绝望无助之中。他向暴君(苏丹)派出使节，恳求后者除了其他事情外，退兵，达成和解。作为回报，皇帝愿意支付穆罕默德要求的年贡，即便超出皇帝能够支付的也答应”。(17)如果读者仍然难以确定这个末代皇帝的内心世界，那么从他缺乏逻辑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到，他用于鼓励将士战斗的说辞是多么贫乏，其毫无说服力的理由是多么苍白。他用以比喻守军作战的例子是打猎，“如果一头哑巴的动物都能够促使猎人去追杀，那么我们这些骏马和动物的主人就注定能够更好地打击进攻我们的敌人，因为敌人都是哑巴畜生，甚至是比猪还糟糕的野兽。挥舞你的盾牌、刀剑、弓箭和长矛杀向他们，想象着你们就是在追击野猪的狩猎者，也让这些邪恶的人知道他们正在对付的不是哑巴畜生而是他们的主子和主宰，是我们这些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后裔”。(18)这里他一会儿谩骂土耳其人是畜生野兽，一会儿又说他们是邪恶的“人”，逻辑混乱溢于言表，而将保卫帝国的圣战比附于打猎更是极大降低了保卫首都的重大意义，进而极大损害了守城将士的意志。
既缺乏理想又缺乏能力，末代帝国上层阶级的精神状态十分糟糕。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拜占廷末代王朝君臣消极备战、坐以待毙，普通民众更是上行下效，毫无斗志，空谈着虚无缥缈的“荣耀”，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上帝的“神迹”，盼望救世主在一夜之间救其脱离苦难。诚如前引斯氏所说：“我们正在把我们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上帝无与伦比的荣耀。有些人笃信装备精良，有些人信赖骑兵、武力和人数，但是我们相信我主上帝和救世主的圣名，而且正是上帝的力量赋予我们臂力和能量”，眼见“我们的军队逐渐衰弱，就像逐渐暗淡下去的月亮，逐渐消失在天空”，却束手无策。(19)
在整个君士坦丁堡防御战期间，城防的重担不是由拜占廷人而是由意大利雇佣军承担，前引巴氏就此写道：“为了确保该城门不失，我们在此布置了300名全副武装军纪良好的部队，他们随身带着精致的大炮和精良的火枪，还有大量弓弩和其他装备。他们都是外国人，其中没有一个希腊人，因为希腊人都胆小如鼠。”(20)在土耳其人发动最后总攻的时刻，守军发生了大溃退：
消息传来，许多希腊人立即向港湾方向逃跑，朝着威尼斯和热那亚船只上拥挤……大批人混乱地涌上小船，当小船沉没时他们也都淹死了。就像所有发生混乱时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每个人都毫无纪律地仓皇逃窜，寻求安全。其他希腊人有些在城里四处乱窜，不久也都被俘虏或者杀死。甚至风闻土耳其大军攻陷京城的消息时，几乎所有爱琴海岛居民都开始逃亡。希腊人的领袖们和那些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都被这场灾难吓坏了，纷纷出海逃难。(21)
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能够激发人的无限潜能，提升人的智能和效能，正确的政治方向能促使人选择高效的工作方法，反之亦然。末代帝国王朝和民众在国破家亡之际发生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必然导致其整体抗击外敌能力的下降，而精神家园的丧失加剧了整个社会离心离德，平庸之徒辈出，加速末代帝国的崩溃。
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状态可以用军无斗志，民心涣散来总结，朝野内外、君臣上下对保卫君士坦丁堡进而捍卫基督徒的荣耀毫无信心，对顽强抵抗土耳其人的战事也缺乏自信。高昂的斗志来自于强烈取胜的欲望，也可以来自不屈不挠的反抗。末代帝国长期以来持续衰落，不仅上层官僚贵族而且普通百姓对自己的国家都失去了希望，面临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土耳其大军一边倒的围攻更是陷入绝望，麻木不仁、自暴自弃，听凭灭亡命运的主宰，其几近崩溃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22)
还是让我们看看此次战役幸存者的记载。仅举几例便可看出末代帝国民众糟糕的精神状态。根据前引斯氏的观察，当时的拜占廷人从上到下都毫无责任心，在防御战的关键时刻，或者逃离废都，或者擅离职守，“一些……贵族和城里的居民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仓皇逃亡，因为他们恐惧战争和我们的敌人”，同时许多无法逃走的希腊人借口照顾家庭而逃离战场，“当皇帝听闻这些离开港外的事情，以及普遍擅离战场的理由，他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些部队的将领”。(23)前引莱氏也记载说：
这些希腊士兵劳工很少关心公共福祉，他们极端自私，甚至拒绝去干活，除非他们首先拿到工钱……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希腊人胆战心惊，离开他们的战斗岗位，借口其家庭需要照料，农田和果园要修整，或者找其他借口。有些人表面上看老实可靠，声称他们的家里有事需要处理，但有些入指责他们根本没钱养家，被迫来此找个活计挣点钱。这时，我严厉指责他们的错误，批评他们只是想到自己而没有想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面临的危险。
据说，当皇帝下令给他们配发面包时，他们竟然“藏匿食物，或者借机高价出售食品”。莱氏对于末代帝国民众普遍的堕落行为极为愤怒，指责说：
我最好叫你们掠夺者，而不是称呼你们为城市的守卫者！你们负责的金钱如果能作为你们这些国家捍卫者或被委任者用在了正当之处就好了，而你们却把这些钱当做无主的遗产一样看待，把它们浪费掉了，它们本应该花费在修复城墙上，但是却发现都流入了你们的腰包。这些叛徒……接收了大约12000佛罗伦斯金币的大笔金钱，而后将大约7万金币秘密藏匿在钱罐中，后来交给了土耳其人。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呕！你们这些希腊人，我真为你们感到悲哀，可惜你们藏匿的财宝了！现在它们最终大白于天下，你们拒不提供给你们国家的这些财富”最后都落入土耳其人手里！(24)
内心的错乱导致胆却懦弱情绪迅速蔓延，莱氏见证了民众的恐慌：
“由于我们预料土耳其人将在不远的将来发动进攻，我们都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这一方的一些人开始丧失信心，因为再不会有援助到来了……也没有其他来源会提供任何援助了，只剩下上帝的援手。”“我们感到非常害怕……处于极大的恐惧中。”“我们只能将自己的慰藉托付于上帝了，继续在内心的绝望中度日如年痛苦挣扎，不断举行虔诚的仪式，向上帝崇拜、连祷、供奉、焚香、祈祷……以便使我主上帝将胜利赋予我们一方。”(25)“整个城市陷入痛苦恐惧之中，所有人都痛哭流涕，祈祷上帝和圣母玛利亚，挽救我们避开这些异教徒的怒火。我无法形容这一天大炮对城墙造成的巨大破坏，特别是圣罗曼努斯城门损害严重，它被巨型大炮击中，此时我们遭受的损失极为严重，我们都胆战心惊，极度恐慌。”守军兵力不足，城防压力巨大，体力严重透支，士气极度低下，“这天夜晚，我们都精疲力竭，为应付进攻累得要死”。(26)
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对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而是战败前心理防线崩溃后的惨状，疲惫、伤亡、恐惧、害怕、恐慌、痛苦、哭啼淹没了守军，这样的精神状态想不败也难，城破是必然的，帝国灭亡也是必然的。
失去了道德规范的贵族和民众相互敌视，互相怀疑，以至于争执不断，刀剑相见，前引斯氏记载说，守军内部“总是产生出分歧意见、冲突争执，甚至出现骚乱……相互较量、争吵，互相保持着戒备，互相监视。他们总是在谈论而无法决定，说的事情比天大，但什么事情也完不成”。斯氏详细描写过守军各部队将领之间的冲突：
乔万尼与大公争执起来……争吵越来越激烈，以致达到了语言攻击的程度，两个人都相互指责互倒脏水。乔万尼称大公为毫无价值的人，一个伪君子和叛徒，而大公也反唇相讥，(27)他们几乎要动起手来，乔万尼放出狠话说，“现在谁能阻止我用我的利剑刺穿你这家伙的身体？”大公鲁卡斯对这一侮辱也大为光火……其他的希腊人也都对拉丁人充满疑虑，因为拯救这个城市的荣耀已经落到了拉丁人头上。
末代帝国废都守军各部队之间矛盾深刻，纷争不断，前引莱氏还记载“加拉大城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也发生了口角，双方都指责对方想要临阵脱逃”。(28)城内居民不仅对抵抗土耳其人进攻没有信心，而且离心离德、心怀异志，暗中捣乱的人越来越多，牢骚怪话算是轻的，其中一些人肆意散布“邪恶的情绪，他们每天都在市中心各处的广场和周边地区煽动骚乱和示威游行，发表演讲，从他们无耻的嘴里吐出责难和指责，公然反对我们不幸的皇帝及其贵族”。由于他们人数太多，势力太大，皇帝对此假装没有看到，喃喃自语道：“我们的敌人太活跃了，他们太强大，那些错误地仇恨我的人都是不幸的”。(29)无能的皇帝自知无力回天，对瓦解军心的丑行听之任之，因为他既没有说服守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理由，也缺乏凝聚民心感召民众的个人魅力，这种一盘散沙式的防御作战只有失败这一种结果。
杜卡斯和巴尔巴洛生动记载了守军中不断扩大的恐慌，后者还描述了民众中谣言盛行，预言灾难降临的情况。“这个预言是圣君士坦丁做出的，他是第一个据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预言君士坦丁堡永远不会失守，直到升起的月亮满月之时又被黑暗遮挡，也就是说……城市被摧毁和帝国的灭亡正在临近”。5月22日夜里出现了月食现象，这立即被惊恐万状的拜占廷人视为大难临头的预兆：
当我们基督徒和异教徒都目睹这一奇异的天象时，君士坦丁堡皇帝对此极为恐惧，他的所有贵族也都非常恐惧，因为希腊人有个预言，说只要月亮发出征兆，君士坦丁堡就将陷落，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感到恐惧的原因。但是，土耳其人却在他们的营地举行盛大的庆典，欢庆这个征兆，因为他们认为现在胜利已经掌控在他们手中，真的，胜利真的在他们手中。
同是一种自然天象，末代帝国民众和土耳其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心境，清晰地反映出两者差异悬殊的精神状态。破城之际，拜占廷人更加相信古老的预言：
所有古代的预言都得到了应验，特别是由圣君士坦丁首先做出的预言，他的雕像骑在马上，矗立在这个城市圣索菲亚教堂旁边的圆柱上，他用自己的手势这样预言：“从这个方向将会到来一个人，他将使我从这里消失”，他的手指向了东方也就是土耳其。他做出的另一则预言是，当这里出现一个叫做海伦之子的君士坦丁皇帝时，在他统治下，君士坦丁堡将失陷。还有一则预言是说，当月亮在天上发出征兆时，几天之内君士坦丁堡将被土耳其人占领。所有这三条预言都出现了。
惊恐不已的皇帝也一反常态，加剧了恐慌情绪的蔓延，“我们基督徒此时都非常害怕，皇帝下令敲响全城的警钟，在城墙的各个战场上，所有的人都高声尖叫，‘宽恕吧！永恒的上帝！’男人们叫喊着，女人们尖叫着，修女们和年轻的女人们叫声最大，这些祈求哀悼甚至打动了那些最冷酷无情的犹太人，他们也多少心生怜悯”。(30)前引斯氏还记载了“天火”的预兆，“晚上，有一团火从天空滑下来，停止在城市的上空，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整夜的光亮中”。(31)这些谣言和迷信使末代帝国民众早已紧绷的神经不堪摧残，土耳其大军总攻尚未开始，他们先自倒在了自己崩溃的心理防线上。
综上所述，君士坦丁堡战役幸存者们提供的鲜活信息，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末代帝国的真实状况，描述了末代帝国民众面临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城破家亡之际的众生图，特别是亡国之人的精神状态：他们丧失了精神家园，失去了崇高的理想追求，缺乏斗志和信心，军心民心涣散，颓废堕落，自暴自弃，在沦为亡国奴的痛苦中惶惶不可终日。这些有关末代帝国民众精神状态的生动信息，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历史真相提供了立体画面。
［收稿日期］2013－10－16
注释：
①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1250—1520》，李桂芝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71、270页。
②布莱恩·蒂尔尼等：《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9页。
③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324-1453,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8,II,p.648.
④吉本详细描述了末代帝国拥护两大教会合并的“统一派”与拥护“永久分裂”的“分裂派”之间的较量。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89,VII,pp.259～262.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认为“拜占廷民众极为愤怒……他们对这个违背其宗教感情的事件的仇恨就越带有感情色彩”。Geory Ostrogorsky,Byzantinische Geschichte,324-1453,Munchen:Verlag C.H.Beck OHG,1996，《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8页。几乎所有拜占廷史专家都有类似的叙述，参见John J.Norwich,A Short History of Byzantium,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7,pp.373～375.L.Brehier,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trans.Margaret Vaughan,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7,pp.361～363.S.Runce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145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178.John Freely,Istanbul,the imperial city,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96,p.173.W.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pp.824～825.巴图西斯还具体提到了1452年末前往君士坦丁堡举行教会合并盛典的教宗代表团。M.C.Bartusis,The Late Byzantine Army,Arms and Society,1204-1453,p.127.瓦西列夫则以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324-1453,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8,II,pp.657～676.末代帝国研究最知名的专家尼科对此也有细致的描述。Donald M.Nicol,The Immortal Emperor: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os,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49～51.他的另一部作品中也有章节涉及这个问题。D.M.Nicol,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972.本文所涉及的民众精神状态，上述作品都没有提及。
⑤斯弗兰齐斯(Sphrantzes)是皇帝的亲信近臣，在最后一战中时刻陪伴在皇帝身边，是重要目击证人。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p.121.
⑥莱奥纳多一直随守军指挥官之一的伊塞多利枢机主教奋战在城头，其信件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信息。参见根据Vatican ms.Lat.4137号档案整理出来的J.P.Migne,Patrologia Graeca 159,cols 923-943，以及意大利文版本F.Sansovino,Historia Universale dell'Origine et Imperio de Turchi,Book III,pp.304～313.,col.927.转引自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13,19,25.
⑦杜卡斯是教会合并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一直参与抵抗土耳其军事进攻的策划指挥。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逃亡莱斯伯岛并保留了相关史料。Doukas'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istoria Turco-Byzantina" by Harry J.Magoulias,Wayne State University,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XXXVIII,3-4,pp.207～210.
⑧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26.
⑨尼科洛·巴尔巴洛(Nicolo Barbaro)在城破之际乘乱逃亡，他的日记详细记载战役进程，十分珍贵。Nicolo Barbar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trans.by J.R.Jones,New York:Exposition Press,1969,p.60.
⑩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124.
(11)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p.99,103.
(12)(13)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25,26,29,31.
(14)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105.
(15)Nicolo Barbar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pp.32,45.
(16)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128.
(17)Doukas'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p.218.
(18)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122.
(19)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p.121,124.
(20)Nicolo Barbar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p.50.
(21)希腊史家劳尼库斯·哈利科空迪拉斯(Laonicus Chalcocondylas)作为此次战役的间接记述人，也能为后人提供一些佐证。这段记述使用的版本出自J.P.Migne,Patrologia Graeca 159,cols.375-397，注者还对比了Darko,Budapest，1922年。参见J.R.Melville Jones翻译的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50,51.53.
(22)爱德华·吉本认为，杜卡斯、哈利科空迪拉斯和莱奥纳说的30万或40万人太夸张，斯弗兰齐斯的25.8万比较准确，攻守双方的比例大体为20∶1。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89,VII,pp.303,307.还有许多作品也提到了这个问题。Geory Ostrogorsky,Byzantinische Geschichte,324-1453,Munchen:Verlag C.H.Beck OHG,1996，《拜占延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9、402～403页。L.Brebier,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trans.Margaret Vaughan,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7,pp.364,365.S.Runce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145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76.F.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trans.Ralph Manheim,ed.William C.Hickman,Bollingen Series XCVI.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84.John Freely,Istanbul,the imperial city,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96,pp.173,174.W.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cy,p.799.M.C.Bartusis,The Late Byzantine Army,Arms and Society,1204-1453,p.131.
(23)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p.103,114.
(24)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27,28,29,29,30,38.
(25)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13,19,21,25.
(26)Nicolo Barbar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pp.57,55.
(27)(29)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p.118,115.
(28)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30,23.
(30)Nicolo Barbar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pp.49,56,61,65.
(31)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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