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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 2677（1999）06—0124—（06）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 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P192）。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辉事例。
一、重庆大轰炸的起因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芦沟桥事变到1938 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 年底， 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 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华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
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 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
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2] ，“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3]。因此， 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 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5]。因此， 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后，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决定，12月1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 5 月， 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也相继迁渝。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
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 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 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6]（P59～60）。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因此，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
二、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
日本法西斯对重庆的大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时间。 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架，最多一天达175架。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 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日机的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关于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损失情况，各种文献的记载颇有出入，据《重庆大轰炸》一书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 日机轰炸重庆127次，出动飞机5940架次，投弹约15677枚，炸死9990 余人， 炸伤10233人，毁坏房屋建筑8250幢另33300间。[6]（P26）又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死炸伤人员24004人，其中死亡11148 人、重伤12856人（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伤亡人数按官方统计计算）， 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7]（P94）。余凡、陈建林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计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机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 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焚毁房屋17608幢，损失资产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500万美元[8]。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统计的抗战时期重庆市遭受日机轰炸之伤亡人数， 共计23126人，其中死亡9218人，负伤13908人[9]（P81～82）。另据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日机空袭重庆达117次，投弹22312枚，炸死市民30136人， 炸伤市民9141人[10]。在这些统计资料中，关于伤亡人数的统计分歧较大，从二万人到近四万人不等。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近四万人之说似有夸大，可能是当时出于宣传的需要。二万人之说根据档案资料统计得出，而当时的统计由于多方面原因存在诸多遗漏。因此，我们认为伤亡二万四五千人之说比较可信。但这一伤亡数字中关于大隧道惨案的伤亡人数是按官方统计数字计入的。大隧道惨案中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各种资料分歧也很大。当时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认定死亡人数992人、重伤入院者151人[9]（P86～87）。而郭伟波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亲历记》一文中认为“一夜之间因窒息而惨死市民近万人”[11]。这二种说法均有值得商榷之处，较场口大隧道最大容量不足万人，惨死近万人说显系夸大。此案与防空当局玩忽职守有关，审查报告公布的数字当有保留。据当时的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在一次红十字会的宴会上说，从市民实际清点的尸体和卡车运走的次数判断，死亡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上。《生活》杂志在报道这一空袭下的悲剧时，推测死亡人数为4000人[1]（P93～94）。因此，我们认为这次惨案实际伤亡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上，比官方统计的数字多出2000人左右。这样，日机轰炸重庆的伤亡人数就应该在二万六七千人左右。
在财产损失方面，1948年2月， 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的公私财产损失估计为近64亿元（按1937年币值计算），其中私有损失占总损失的99%以上[7]（P112、P220）。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损失情况没有包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企事业方面。事实上，除守卫重庆的空军和高炮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在渝国民政府各直属单位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如第21兵工厂，曾遭受日机14 次以上的轰炸， 财产损失达800万元左右[12]。
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重庆市抗战期间被灾损失情况表（注：见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防空志》第112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948年2月26日
单位：元（按1937年币值）
价值
公有 私有
项目直接
间接 直接间接 合计
农业 331371331371
工业 451004912 483397977 934402889
电业2002779 59032008687
商业 902182820 87581086 989763906
金融业 7603824
7603824
交通运输业
3454382652
5855174 3460237826
政府机关
382494 178196 560690
人民团体 261607783 95024655
356632438
普通住户 623861553 623861553
合计
382494 178196 5702977694 671864800 6375403184
日本对重庆轰炸造成的损失远不止此，在残酷的轰炸中，许多家庭全家遇难，其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也是无法估算的。
三、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特点及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为保卫陪都安全，空军将士和地面防空部队不畏强敌，奋勇作战；为减少轰炸损失，防空当局和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与防空洞建设；为坚持长期抗战，重庆社会各界一面谴责日军暴行，一面努力工作生产。
反轰炸斗争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消极防空工作受到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拥有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并能年产飞机800架， 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机在协助陆海军及京沪地区的空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后虽经补充，到1939年初，拥有飞机也只有300余架， 但实际可用的还不到一半。而此时日本在中国经常保持900架左右， 且飞机性能先进。在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 日本航空部队始终保持了对中国空军的绝对优势。1939年春，驻守重庆的空军飞机只有20余架，地面防空火炮也仅有10余连兵力。特别是在1940年9月璧山空战以后， 守卫重庆的空军再难组织力量升空作战，重庆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更是难以阻挡日机轰炸。1941年全年，袭渝日机仅有2毁4伤，日机得以肆虐一时，重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正是由于积极防空能力的有限，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便十分重视消极防空工作。并在反轰炸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防空措施，如大量疏散人口，修筑防空洞壕，建立庞大的防护服务队伍，严格实行防空警备等。
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在主持与组织反轰炸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重庆的防空工作，在反轰炸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由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指挥和协调，包括有防护机构、避难机构和救济服务机构等组成的防空防护体制。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后经多次改组，成为军事委员会的直属机关。 在指挥和协调防空情报网络建设、空袭警报传递与发布、防空洞建设与管理和消除空袭后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抢险救灾，建立了重庆市防护团等机构。该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下辖消防、救护、工务和防护4个直属大队，人数最多时近2万人。为处理善后救济工作，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初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1941年初再次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办事处下辖空袭服务总队，它是一个官方指导下的民众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市各行业、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在抚慰难胞、发放救济物资、协助收容难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解决市民避难设施，先后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组织、指导公共和私人防空工事的建筑。为疏散市区人口和物资器材，成立了重庆市疏散委员会和疏建委员会等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措施。在日军大规模轰炸的3年中，重庆每年疏散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当然，防空当局在领导和组织反轰炸斗争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如防空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一些主管官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大隧道惨案的发生，防空当局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反轰炸斗争得到在渝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广泛支持与积极参加，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首先，参加反轰炸斗争的人员广泛、人数众多。工人、公务员、医生、学生、店员、僧侣乃至外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了空袭救护救济的服务工作。据1940年统计，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除防空司令部所辖三个正规团外，还有交通工人服务大队、医疗红十字会等单位10700多人，水电工人1200多人， 医护委员会所属重伤医院、救济站人员450多人，空袭服务总队5800多人[13]。其次，人民群众在空袭自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抢险救灾中，广大防护团员，“奔走弹雨之下，驰骋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难。人民灾害，赖以减少，后方元气，多所保全”[9]（P80）。广大水电工人为保证生产生活用电用水，每次轰炸后均能很快将损坏的部分修复，使水流电流不致过久中断。广大消防工人除1939年“五·三”“五·四”和1940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由于火势太大而未能有效控制外，其他大多数火灾均能很快扑灭。在修筑防空避难设施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出钱出力修建防空洞壕。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全市防空工事容量不到7万人，到1941年底全市防空工事容量已超过 46万人，其中私有防空工事容量超过33万多人[7]（P218、P220）。 基本能够满足市民的避难需要。最后，反轰炸斗争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监督。重庆文化界、新闻界积极协助防空当局印制防空影片、宣传图画，举办防空展览。医疗卫生界的仁济、宽仁、红十字等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并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急救伤员。面对轰炸，各级公务人员照常办公，工商金融部门坚持生产营业，教育文化单位坚守工作岗位。为完善防空举措，社会各界还经常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甚至在有关会议、报刊上督促防空当局切实履行职责，改进不合理的制度和措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挫败了日本的轰炸企图，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虽然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日本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连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单凭轰炸，使其（指重庆政权）屈服是绝不可能的”[14]。中国的首都始终巍然挺立，国民政府得以较从容地组织大后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补充抗战、指挥抗战，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
第二，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和损失。据1942年4月15 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 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81枚，每弹死0.94人，伤0.49人。而日机轰炸最猛烈的1941 年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33枚，每弹死0.32人，伤0.41人，“远较平均数为少”[15]。另据《大公报》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16]。
第三，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强后盾，蒋介石在庆祝国府还都大会致词中对重庆人民的贡献曾有中肯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1 ]（P187）。许多迁渝复工和新建的工厂，屡次遭受日机轰炸，但广大工人随炸随修，虽在硝烟弥漫之中仍然坚持生产。据统计，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重庆5 个兵工厂生产各种炮256 门、 炮弹609417 发、
枪支 33510 枝、 枪弹106698880颗、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0000个、曳光弹20120颗（注：据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档案整理。）， 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机的野蛮轰炸。
第四，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树立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奋斗的国际形象。1942年6月15日，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市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之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9]（P81）。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高度评价重庆人民“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17]的精神。在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重庆由战前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城市并驾齐驱的国际名城。
四、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的现实价值
重庆大轰炸已经过去近60年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的学术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已逐渐被人们遗忘。在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重庆，至今没有一座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纪念碑或纪念馆，青少年学生对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更是一片茫然。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重庆大轰炸的历史不应被人们忘记。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再掩饰甚至美化侵略罪行，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加深人们对和平的珍视和热爱，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否则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放纵。
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人民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和牺牲，一些幸存者至今仍受到轰炸造成的生理和精神创伤的折磨，牺牲者的鲜血不应该白流，幸存者的创伤不应该被忽视。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为轰炸的受害者讨回公道。
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他们不屈不挠、忠贞爱国，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慷慨捐输、毁家纾难，谱写了一页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同国家、不同党派、不同地域汇集重庆的人，在反轰炸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加强对台、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防必重防空。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加强现代防空建设。
为了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1998年年初，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孝询教授向重庆市政协提交了《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提案，随即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室。3 月，重庆市政协委员牵头又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立重庆大轰炸纪念馆》的提案。与此同时，“重回烽火岁月，山城青少年在行动”寻访活动在全市迅速开展起来。5月5日，一册真实纪录重庆大轰炸的老相册被发现，150幅记录1941年6月5 日“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前后日机轰炸重庆的照片首次向世人披露。到5月底， 仅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寻访小组就采访大轰炸幸存者和目击人30余名，整理形成了近6万字的资料，10 余小时的采访录音，近100幅人证物证图片。寻访活动受到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新闻媒介的关注。为了推动寻访工作的深入开展，西南师范大学又于7月7日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暑假期间，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利用暑期社会实践再次组织“重庆大轰炸寻访团”开展寻访。100多名寻访团员不畏酷暑，穿街过巷， 深入渝中区、南岸区、合川、梁平等9 个区县寻访大轰炸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累计采访500余人次，搜集到了大量的录音和文献资料。 帮助组织了“重庆大轰炸难友会”。并准备组建“重庆大轰炸见证团”和“重庆大轰炸巡回报告团”，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轰炸的血腥历史。
重庆大轰炸寻访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许多幸存者和见证人纷纷来电来函提供资料和线索，“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成立不到2个月，就收到来信30多封。各地派出所、 图书馆积极为寻访活动提供方便。当寻访活动面临经费和器材困难时，社会各界慷慨捐赠。一些法律工作者主动表示为大轰炸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重庆大轰炸的寻访活动正方兴未艾，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资源也在不断地被发掘和利用，为了昨天，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收稿日期：199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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