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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经济理论界，主要是团结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来展开热烈的讨论。各种学术会议、经济论坛纷纷出现，报刊上的经济学文章目不暇接。理论的刀光剑影可谓针锋相对，现将主要的热点问题概述分析如下：
一、关于经济过热问题
199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投资和消费的双重需求亢奋状态。伴随着高经济增长，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上涨。对此，理论界有种种说法。
于光远认为：“过热”这个词经不起推敲。“超高速”这个概念也成问题。不论速度多高，即使高到我国历史上还没有过，世界各国也没有过的程度，都不会在现实中存在“超高速”。因为“超高速”就是超现实的速度。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达到了那样的东西，它就不是“超高速”。对于一个生产企业来说，存在不顾资源状况，只顾眼前速度，造成过早资源柘竭问题，但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同说我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一致的。
被称为我国经济学
泰斗的陈岱孙教授对经济学界有人提出“国民生产总值两位数才过瘾，通货膨胀两位数不要紧”的说法则表示异议。
他认为，实际上，国民生产总值的二位数恐怕也有水份，存在“泡沫成份”。
对于经济形势，
陈岱孙说：“前一段有人说‘宏观调控没有必要，经济没有过热’，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必须要注意到过热的现象。事实上宏观调控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叫法不同。”
童大林说：“过热”不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北方人怕“热”不怕“冷”；南方人却不怕“热”，干得很欢。即经济发展快的地方不怕“热”而经济发展慢的却怕“热”，这不是怪事吗？
王珏说：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通货及投资膨胀、房地产、开发区、股票的过热，只是经济生活中的支流问题，它是局部的、不是决定全局的东西。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发展和改革二者不相适应。
丁宁宁说：一个国家搞一千多个开发区，至少一千四百多已经动了土的，这是无论如何也搞不下去的。目前这种“热”如果止不住的话，我们将重犯大跃进的错误。
经济过热与否，是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判断。目前各家之说纷呈、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尤其缺乏判断的量化指标。从实际情况看，经济过热通常是指经济运行中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总需求过度膨胀、结构性矛盾加剧、物价上涨过猛等诸多问题。以此来判断中国1994年的经济形热，恐怕确有过热的苗头。
另外，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人对于经济的过热与否，还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快一点，建设项目多一点，职工收入增加一点，总不是坏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热”要比“冷”好。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经济热过了头，各种矛盾就会出现，对于社会不见得是好事情。因此，中央总要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出发评价经济形势，尽可能防止“过热”，把“持续、稳定、快速”作为理想的标准。但是，对微观经济主体，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省市则要考虑尽可能比周边其它地区发展快一点。因此，聪明的企业家和地方官员通常也喊几声“过热”，那是给别人听的，自己则往往趁中央紧缩调控之机，加紧发展，等紧缩一过，自己已经跑到了其它地区的前面。这是一种策略。所以，怎样判断和对付经济的“热”与“冷”，中央和地方是不一样的。
二、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往往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在经济波动的波峰和谷底，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有着交替的关系。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通过对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波动的研究，发现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交替出现的负相关关系，这就是有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失业率明显降低，而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猛增使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反之，当经济衰退时，失业率猛增，通货膨胀率下降。一国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那么，对于我国的经济情况，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经济学界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有代表性的是厉以宁和吴敬琏两位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认为：通货膨胀无人闹事，失业影响社会安定。
在《改革》杂志1994年第2期上，厉以宁撰文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应按照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原则来拟定经济政策措施。其理论依据有三点：(1）受害者的情况不同。通货膨胀几乎使绝大多数人受害，正因为此，尽管大家都埋怨，都叫苦，但一般不会有人出来带头闹事。失业则不同，失业只是一部分人受害，他们心理会不平衡。同时，正因为这些人没有收入，所以矛盾容易激化，或者演变为社会治安问题。(2）可以采取的“挽救措施”不同。假定通货膨胀很高，社会上下不满情绪增长，政府可以采取的“挽救性措施”包括：宣布银行存款保值；临时性的冻结物价；工资和退休金指数化；凭票证供应生产必需品，抛出仓储物资，平抑生活必需品价格等。在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推出其中一项或几项，形势就可以暂时稳往。可失业问题严重时，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挽救性措施”可用。(36院旯劬迷诵械挠跋觳煌6院*
观经济运行最大的影响来自社会不稳定。失业者不断增多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通货膨胀下，假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这种影响值得注意，但还不致于严重到干挠宏观经济运行的程度。只要经济在增长，就业面在扩大，人均收入在提高，而通货膨胀又被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那就不会发生大问题。
吴敬琏则认为：以膨胀抑制衰退”之策决不可取。
针对有的经济学家认为：
通货膨胀虽然有害处，但由于货币贬值造成的经济损失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不会有人带头闹事；衰退则不同，工厂开工不足，减发工资或造成失业就难免影响社会安定。因此主张采取松的货币政策，为困难的国有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以维持其运转和工人就业这样的观点。吴敬琏也是在《改革》1994年第2期发表文章
指出：(1)说通货膨胀不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是不正确的。物价总水平上涨对每一元钱所造成的贬值损失的确是相同的，但它对不同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大小却截然不同。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营工业不如商业，经营商业不如囤积居奇；在各种人群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工薪阶层，而从事投机活动的人们反倒可以混水摸鱼，大发横财。(2)用货币扩张缓解国有企业的困难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处境困难，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只能下定决心进行企业制度和整个经济环境的改革。(3)上述政策建议所持的理论根据，即低失业率的维持只能以高通货膨胀为代价的理论，早已被西方经济学断定为“菲利浦曲线”的误用。
刘涤源教授也认为，“经济的高增长必然伴随通货膨胀”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是一个“理论误区”，通货膨胀的危害不容置疑，搞通货膨胀等于把水搅浑，是一种灾难性的租税。广大群众，尤其是教育界、科技界及政府工作人员将是重灾户，对经济健康发展没有好处。
朱绍文教授也指出，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囤积居奇、搞投机者很赚钱，工厂并不需要真搞生产。所以经济尤其是产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国民党时期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例证。而德国在艾哈德执政时期坚持平稳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结果出现了经济奇迹。战后的日本也是尽一切力量控制通货膨胀，并没有利用通货膨胀去刺激经济。
然而，尽管理论界反对通货膨胀的呼声很高，1994年的经济形势则是，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9.8%，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了22%，7-8月份，城市居民消费品中的肉蛋、蔬菜、食品的价格指数继续攀升，以致各级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通过行政手段平抑物价。进入10月之后，尽管涨幅有所减缓，但仍然高居不下。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虽然不会再出现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但是前进的道路上确实亮起了“红灯”。
笔者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向来有一种持续的张力，负责任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一般不应该再为这个膨胀到极限的经济轮胎“打气”。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有极强的忍耐力，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无异于不停地往“血里掺水”，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三、关于投机资本和泡沫经济
1994年是我国向市场经济迈出较大步伐的一年，各种市场经济法规纷纷出台，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如火如荼，资本市场的发展超乎寻常。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如雨后春笋。大约4000万元投机资本在这些市场上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就连首倡“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的吴市场和“厉股份”（吴敬琏同志长期以来主张搞“市场经济”，厉以宁同志早就力主中国搞“股份制”，理论界将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冠之以“吴市场”、“厉股份”的雅号）也对此忧心忡忡。
吴敬琏指出：投资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现在日本、台湾对泡沫经济进行了总结，教训十分深刻。台湾出现金钱游戏，是在人均GNP8000美元的时候，我们只是刚刚起飞，就出现泡沫经济，很糟糕。
吴敬琏说：股票价格应该有一个客观标准，就是“市盈率”。日本在80年代末泡沫经济时，市盈率是25。当年美国人提出过20的市盈率才是正常的，在英国则是15，我国市盈率在牛市时，经济在200以上，股份制不等于炒股，目前我国股市起不了多少积极作用，成了过度投机的市场，没有人作长期的投资。
厉以宁指出：权力介入经济活动，权钱交易使我国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带有非理性的特征。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下面的分支机构投资办经济实体，从事房地产、股票经营，专业银行也投资办实体，这给经济带来不良后果。泡沫经济，对中国是灾难性的。
当然，理论界对资本市场上出现的问题，看法也并不一致。1994年1-7月，中国股市长期低靡、股价持续下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指数从近1000点下跌到300点。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有经济学家从增强股民信心、维护股民利益，使市场经济走向正轨的角度来发表意见的。北大肖灼基教授曾发表谈话，力主再造股市辉煌。不久，证监会开会，出台几项措施。果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指数在10多天内，一路上扬，反弹到1000点以上。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是说明中国的股市还比较稚嫩、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有风吹草动，就暴涨暴落。二是说明大量的投机资本在行动，它们的活动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是无关的。三是说明股票市场本身是个大赌场，输赢只与股民个人有关，与整个国民经济无补，股票市场潮起潮落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泛起大量的“泡沫”，如此而已。这是笔者个人的看法。
四、关于“所有制是手段”的争论
产权制度改革既是我国1994年改革的重点，也是理论界的热点。产权和所有权本来不是一回事，但讨论产权必然涉及到所有权。但是，所有制问题又是改革中最敏感的问题。所有制是手段还是目的争论就属这样的敏感问题。
争论的起因是周叔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
周叔莲认为：‘所有制也是一种手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一样，是经济手段”；“建立国家所有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国家所有制是一种手段”；“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才能真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真理的追求》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周叔莲的这一观点。
认为这“是一个拐弯抹角提出私有化但又避免公开提及私有化的理论”，“离开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当代思潮》的一篇文章认为把所有制说成是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的手段“完全是本末倒置”，“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不顾”，“是明目张胆地对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美化。”
《真理的追求》还发表
文章说这个观点“关系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文章论道：“公有制是手段”违反了小平的论断，因为手段是可用可不用的，而根本原则却是不容抛弃和变换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目的，发展生产只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而生产的目的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这一点又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事物的这种联系，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可是“权威”经济学家又是连这一点最基本的东西也不要了。
对于这样的点名批判，被批判者当然不会置之不理。
周叔莲在他的理论专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后记中说：“我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制为主导’说得如此明确，提到了‘客观必然性’的高度，而批判者们照样扣上‘私有化’的帽子，难道能这样追求真理吧：”“《真理的追求》上这篇文章除了批我的话，批判的所谓“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什么所有制都可以”，所谓‘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那是无所谓的，只要经济发展就行’等等，不知出自何处，指向谁人。不过这使我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对于‘猫论’的批判，真感到有点‘何其相似乃尔’。我还认为，文章采取讽刺挖苦、指桑骂槐等手法，即使在理论斗争中也是不够严肃的。”接着，周叔莲在1994年第9期《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上以《再论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为题对自己的观点由来，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什么，所有制究竟是不是也是一种手段，做了系统的论述。
这场争论还在继续进行。笔者无意介入其中，这里只想提醒读者注意两点：
一是对于所有制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观点分析，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而理论界的任何那怕一点点的突破或前进，都是极为艰难的。有时还真不如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只管大刀阔斧地干，那是何等的痛快和直截了当。二是走路的人千万不要因为路边有人吵架就驻足观望，那是很浪费时间的。如果实干的人也畏首畏尾，踌躇不前，中国将永无改革，那才是中国人的悲哀。
一些地方政府、投机公司、暴富大款所收买，盛情款待并给可观的讲课费，在那里鼓吹中国经济并没有过热。
二是反对左氏的观点。其内容是：经济学界是有个别败类，但首先应定义什么叫腐败，什么是中国目前的反腐败，不能搞人格攻击，不能打击一大片，要指名道性，拿出事实。
三是中间性观点。其内容是：经济学家也是人，也有利益要求和个人好恶，经济学家可以同时兼作所有者、商人、政治家，可以为不同利益集团服务，当然也应负相应的社会责任。
透过这场风波我们不难看出，改革进行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理论家究竟应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代言不能不是一个深思而慎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