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鹽课商办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陶澍论文,鹽课商办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盐课在清王朝财政收入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道光年间，盐课所占的比重竟达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当时，岁入白银约3740余万两，其中盐课约750万两〔1〕。盐课中，又以两淮盐场为最多。陶澍说：“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淮盐最重”〔2〕。 孙鼎臣也说：“盐课居天下财赋四分之一，两淮最巨”〔3〕。据陶澍估计， 两淮盐课每年约400万两，占全国盐课一半以上。
清代盐政承明制，实行纲盐制。清嘉庆、道光年间，纲商进一步与官商勾结，垄断盐务，侵公肥私，形成一大弊政。魏源说：“纲利尽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工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浮冒去其二。计利之入商者，什不能一”〔4〕。 纲商把持了盐务，积累了大量财富，盐课则拖欠不交。到道光十年（1830），“淮南仅销五十余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5〕。两淮盐课的大量亏欠，对清王朝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此， 整顿盐政，保证盐课，是清王朝的当务之急。
为此，朝野议论纷纷，大臣们提出了许多解决盐课的方案。
待讲学士顾纯主张“课归场灶”，即由盐场工人（灶丁）负责纳税，完成盐课。当时，盐场工人成千上万，大多为盐场附近的穷苦农民及无业游民。他们没有家产，全靠盐场工资维持生计，根本无力交纳盐课。陶澍指出：若盐课“征之于灶，则沿海穷民，家无长物。即谓盐归丁卖，不患其贫，而一池
，获利几何。岂能以数百万之巨款，散而责以完纳”〔6〕。他认为“课归场灶”不妥，一方面灶丁贫穷， 没有资金，无力保障完课；另一方面，将数百万盐课巨款，分散给成千上万的灶丁完纳，也是不现实的。
光禄寺卿梁中靖主张“就场征税”，即由盐场主负责纳税。陶澍认为此法亦不妥，因为就场收税，“弊窦易滋。盖盐之为物，与布帛菽粟同功而不同用，布帛菽粟随处所有，成本重而课税轻，然且不免于透漏。若盐在场灶，每斤仅值制钱一、二文，一经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海滨广斥，民灶杂处，池以扫盐，凡有箕帚者皆可扫；以煎盐，凡有锅灶者亦可煮。将比户皆私，课税且因之而更绌”〔7〕。盐场扫盐、煎盐，工具简单，所需资金不多， 一家一户均可进行。因此，除了大盐场外，还有不少家庭盐场、个人盐场，“民灶杂处”，相当混乱。特别是盐场纳税以后，盐价增值，有利可图，势必形成逃税、漏税，私盐增加，盐课更难保证。
大仆寺少卿卓秉恬主张“立厂收税”，即在交通要道设立税卡，征收盐课。陶澍认为，这种办法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或范围较小的地区可以试行，即“可小试于一隅。若行之各省，则与就场设官征税之法，地不同而流弊同。缘各省道路四通八达，凡盐所从入之地，安必处处皆有隘可守？绕越漏私，转恐比场灶为更盛”〔8〕。两淮盐场地处平原， 行销六省，势必要增设大批税卡，增加大批税丁，从而增加大批支出。而且防不胜防，必定私盐大增，盐课大漏，故“立厂收税”之法不可行。
有人又主张由“垣商纳课”。“垣商”就是盐商，这里专指纲商，两淮盐场贮盐的地方称“垣”，故名“垣商”。“垣商纳课”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纲商对盐政的垄断，使其掌握了食盐的生产、运销、征课等各个环节。陶澍说：“两淮池半系灶厂，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愿”，食盐的生产者和垣商必定发生尖锐矛盾。“灶不乐以盐归垣商，垣商亦必无资完课”〔9〕。因此。 “垣商纳课”之法也是行不通的。
还有人照搬云南省实行的办法，提出“就井抽税”的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是“就场征税”的翻版。陶澍批评说：“至于就井抽税，滇省虽有成效，但两淮情形与滇省不同”。“两淮场地延袤八百里，水陆交通非滇省一井一官即能查禁可比，且商运先课后盐，未易仿照办理”〔10〕。“就井抽税”的办法脱离了两淮盐场的生产特点和地理环境，亦不足取。
陶澍否定了上述五种完纳盐课的主张，而提出自己的办法：“分地销盐、课归商办”，‘即“盐课商办”。具体办法是：由商人集资到盐场采盐，运销各地，并由商人完纳盐课。这一主张得到了户部尚书王鼎、户部侍郎宝兴等大臣的支持，为清廷所批准，在两淮盐场实行。接着，陶澍又在淮北改纲盐为票盐，取消纲商对盐务的垄断，规定先纳课后运盐，任何商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凭票采盐，运销各地。这样，“盐课商办”更加完善。
“盐课商办”符合当时盐场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根据“盐课商办”的政策，食盐的生产与经营分开，有利于盐业的发展。食盐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一般来说，生产地与销盐地相隔较远，如两淮盐场的食盐，远销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有的运程长达几千里，生产和经销难以兼顾。实行“盐课商办”，则盐场只顾发展生产，不管生产、纳税、运输、推销；商人则不问生产，纳课后，集中精力运销，在经营中得利。各有专门利益，不相矛盾，势必促进生产发展，运销便捷。
第二、实行“盐课商办”的政策，有利于打破纲商对食盐的垄断。明清以来，纲商“世世相承”，与官府衙门勾结，把盐业当做其世袭的独占领地。清政府也承认纲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承为世业”，不许他人染指经营盐业。实行“盐课商办”后，一方面纲商经营盐业，也必须先纳盐课，堵塞了其拖欠盐课的漏洞。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经营盐业，从而突破了纲商的世袭领地，对于其垄断地位，无疑是一大打击。
第三、实行“盐课商办”的政策，有利于遏止枭徒走私贩盐。纲盐行之久远，早已腐败，缺乏生机，无力与私盐竞争。实行“盐课商办”后，大批商人进入盐业领域，人数众多，又善于经营，加以官府保护，是私盐无法战胜的竞争对手。魏源说：“夫以十余疲敝之纲商，勉支全局，何如合十数省散商之财力，众擎易举；以一纲商任百十厮伙船户之侵蚀，何如众散商各自经理之核实”〔11〕。同时，私枭也可以集资纳课，进入盐业领域，不仅安全可靠，而且有利可图。故而不少枭徒弃私从盐，私盐因之大为减少。
第四、“盐课商办”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在盐业领域的产生和发展。实行“盐课商办”后，一方面商人队伍扩大，因为：“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而行，往来自由，使人乐于争趋”。〔12〕许多小本商人，稍有余钱的士子、农民、手工业者、市民等都可进入盐业领域，成为经营盐业的商人。另一方面，政府“只论盐课之有无，不问商贾之南北”〔13〕。就是在保证盐课的前提下，允许商人在盐业经营中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可见，“盐课商办”实际上是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盐业经营之中，从而使商人人数增加、势力增大、商业活动更广、商业资本更厚。促使盐业官营向盐业商营转化；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营盐业，开始在两淮盐场生长，并向全国盐场发展。
第五、“盐课商办”的最突出优点，在于保障和增加了盐课收入。两淮盐课，年年拖欠，国家盐课收入大大减少。据统计：自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年（1830）的10年中，两淮盐课收入仅1200余万两，平均每年约120余万两。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 陶澍受命兼理两淮盐政。在盐税征收方面，实行“盐课商办”的政策，再加上陶澍又大力整顿和改革盐政，很快改变了盐课拖欠现象，基本上做到了年清年结，盐课也有所增加。魏源说：陶澍自“道光十一年辛卯开纲，至戊戌卸任，两淮八载共完正杂课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而在岸缓纳之课，尚不在其内。从无统纲借帑之事，库贮常实存三百余万两，几乎年清年款”〔14〕。即每年平均完成盐课330余万两， 占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按道光时的3740万两计）的8.8%，为陶澍就任两淮盐政前的275%。陶澍一年所完成的盐课，几乎相当于以前的三年！史称“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15〕。这里“百年之利”，就包含了陶澍关于“盐课商办”的政策措施。
综上所述，陶澍“盐课商办”的主张，是符合当时两淮盐场的实际情况的，作为盐税的政策，是成功的。特别是它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在盐业领域的生长，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迈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1〕《清史稿·食货志·会计》。
〔2〕陶澍：《陈奏回空粮船未便任带芦盐折》。
〔3〕孙鼎臣：《论盐二》， 转引自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第50卷。
〔4〕魏源：《淮北票盐志叙》。
〔5〕《清史稿·食货志》第3671页、3605页。
〔6〕陶澍：《复奏课归场灶说未敢遽行折子》。
〔7〕〔8〕〔9〕陶澍：《复奏课归场灶说未敢遽行折子》。
〔10〕陶澍：《会同钦差等议两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
〔11〕魏源：《筹鹾篇》。
〔12〕陶澍：《会同钦差复奏体察淮北票盐折》。
〔13〕魏源：《上陆制军请运北盐协南课状》。
〔14〕魏源：《陶文毅公行状》。
〔15〕《清史稿·陶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