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巧智”：塞缪尔#183;约翰逊与玄学派经典化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约翰逊论文,塞缪尔论文,经典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略特1921年发表《玄学派诗人》一文，可以视为玄学派诗人重返经典核心的理论标志。这一派诗人在17世纪享有很高的盛誉，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其文学名声和影响力就处于下滑的态势，长期在经典的边缘位置徘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批评家试图重新阐释“玄学派”诗学的关键概念，即“玄学巧智”(metaphysical wit)或“巧智”(wit)，从理论根源上为他们的诗学成就正名。他们或明或隐地将矛头对准了英国诗评家塞缪尔·约翰逊所代表的诗学态度。约翰逊是在玄学派经典化历史上产生过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位批评家。他撰写于1777年左右的《考利传》是系列传记《诗人传》中的名篇之一。这篇传记首次围绕“巧智”概念较系统地阐述了以考利和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人的才华属性和创作得失，有力地回应了当时关于玄学派诗歌成就或经典地位的争议，是玄学派批评史上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本文拟从“巧智”概念入手来检视约翰逊对玄学派的局限和长项的剖析以及他本人的文学伦理态度，并将他的评判放在从17世纪下半叶直到1921年的玄学派经典化进程中来考量，指出约翰逊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与阻遏这双重作用。 一、玄学派经典地位的变化(17世纪至18世纪70年代) 约翰逊首次用“玄学派诗人”(metaphysical poets)或“玄学流派”(metaphysical school)来命名17世纪以多恩和考利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其实在《诗人传》问世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将“玄学”(metaphysics/metaphysical)与“诗歌”、“诗人”等词连用来指示一种诗歌类型、风格或作品的思想关切。①这些用法为约翰逊在《考利传》中所作的正式命名提供了充分依据。在17世纪，除了个别批评家，绝大多数人没有将这些诗人视为一个拥有共同属性的群体，对他们的批评因人而异，较为分散，并未参照统一的标准和原则。②但总体而言，这些诗人直到复辟时期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广被阅读，深受读者喜爱。在大多数评论者心目中，他们是既不逊色于前人也无惧后人挑战、能在经典中永远立足的诗人。③在赞扬声背后也不乏零星的诟病声音，此时批评家已经开始反思某些诗人作品中的巧智。例如，艾迪生在1694年就曾批评考利诗歌中巧智过多，狂轰滥炸，令读者应接不暇。④但是，大多数批评家还未将“巧智”与“玄学派”联系起来，仍然只是将这些诗人当作个体来对待。这说明17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的品位还未发生显著变化，批评家与这些诗人分享着同样的趣味，无法疏离于时代而对其风格和才智进行总结或反思。⑤ 到18世纪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学流派”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越来越明晰。一部分批评家仍然延续17世纪的传统，对这群诗人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查尔斯·吉尔登代表18世纪批评界对这一派诗人从支持赞赏到反思批判的总体转变。1718年吉尔登声称，考利在读者中的人气已不如从前，像他这样富有学识和巧智的诗人的作品一向缺乏“自然”与“谐和”。蒲柏属于18世纪反对玄学派巧智和风格的阵营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同时，他也对18世纪英国人认识“玄学派诗人”这个流派，包括它的成员、高下远近关系、风格才华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克雷肖言辞浮夸，思想牵强造作；多恩空有巧智，却无想象；达文南特从多恩那里学会了浮夸的说教和形而上学。⑥蒲柏在《论批评》中还不点名地批评考利的口味偏爱奇巧的比喻，诗歌里充斥着炫目混乱、堆叠无序的巧智。⑦与蒲柏同属一个阵营的艾迪生和斯蒂尔在《旁观者》中批评了考利爱情诗中半基于观念相似、半基于语言相似的“混合型巧智”，论及克里弗兰的诗歌华而不实、晦涩难解的弊病，以及赫伯特的“图形诗”作为“虚假巧智”与古希腊不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等。在18世纪上半叶，多恩最被人熟知的是巧智、学识、宣道、讽刺以及满是缺点的诗律，他的诗坛地位自此走向长期低迷的状态，其他诗人的地位更是急剧下降。相对而言，考利受到的认可度更高一点，但针对他爱情诗中的奇思怪喻的批评越来越多，逐渐影响了他的经典名声。⑧ 从18世纪40年代到约翰逊接受《诗人传》写作任务的70年代，这群诗人的地位略有沉浮，徘徊不定。批评界对玄学派诗人既有热情的褒赞，亦有刻薄的讥毁，但总体而言，反对者在批评力度上要盖过力挺这些诗人的声音。在支持的阵营中，提奥菲鲁斯·锡伯主编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诗人传》是一部延续了17世纪品味、高度评价玄学派的诗品和成就的传记辞典。当时另一部传记辞书《不列颠传记》对考利和多恩等诗人也有大量的褒扬之语。戴维·贝克在出版于1764年的《戏院指南》一书中称赞考利充满火热的诗意想象以及“真实而自然”的巧智。理查德·赫德对多恩巧智的辩护颇为独特、复杂。他坚持新古典主义原则，认为诗人不应该过度好奇，深入自然的幽僻角落，以新奇的方式去搭建观念之间的联系，或沉湎于探索事物深处的相似性。不过，在他看来，多恩最主要作品中的巧智并没有剖析入微、舍大逐末的缺陷，符合自然和理性的法度。⑨ 18世纪中后期站在反对阵营前列的批评家是约瑟夫·沃顿。他在《蒲柏的作品与才赋》(1756年)中把多恩和考利归入第二等级，与德纳姆、德莱顿等擅长伦理说教的诗人并列。这个等级看似很高，但他们的作品其实已被排除在“纯粹诗歌”之外了。如沃顿在书中所说，“多恩和斯威夫特无疑都是巧智之人、理智之人，但他们留下了多少纯粹诗歌的痕迹？”詹姆斯·格兰哲代表了这段时期在玄学派诗人评价问题上的新古典主义品味。他指出，考利虽然有真正的才华，但却“为虚假的巧智所引诱和败坏”，诗辞典雅不足，音律粗涩龃龉，不及沃勒精致。他还认为，克里弗兰是“巧智者”，作品里充满了牵强造作的比喻，而卡鲁和赫伯特都是不值一提的诗人。维西思慕斯·诺克斯也曾指出，多恩和考利的诗艺和思想粗糙，缺乏优雅的修饰；两人虽然富有学识，作品别开生面，但将来必然都会“被搁在某个无人问津、覆满灰尘的书库架子的上层”。⑩休·布莱尔博士、凯姆斯勋爵和詹姆斯·贝亚提这些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在18世纪60、70年代都曾批评过考利诗中怪异荒诞的巧智。(11)这个时期，考利的文学名声随其所属的玄学派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这就是约翰逊在撰写《考利传》时所面对的批评现状：玄学派诗人作为一个群体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对其源起和演变的认识已大体稳定，关于其成员的思想风格也已积累了丰富的批评资源。不过，虽然这群诗人的地位已经远不及一百年前，与支持的立场相比，敌视的态度占了上风，但是批评界还是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在评判每位诗人的具体表现时，也仍然存在分歧，个别诗人的文学名声甚至略有波动。正是在这样的批评语境中，约翰逊试图在《考利传》中将这一诗派的得失和地位放在17、18世纪英国诗歌发展脉络中来检视。他的评判主要围绕玄学派批评史上由洛克和艾迪生所确立的“巧智”概念而展开。 二、洛克和艾迪生的“巧智”概念 在17、18世纪，“巧智”一词含义众多，相关的解释林林总总，纷乱复杂。文人学者在讨论“巧智”时所指不同，各有侧重，难以形成共识。约翰逊在1755年版的《英语词典》里共收录了“巧智”一词的八项释义，基本涵盖了到18世纪50年代为止这个词的众多用法。其中一个意义是“理智”、“判断”；(12)在《考利传》中，玄学派“巧智”就具有理智分析、冷峻判断的意味。但就产生和运行机制而言，玄学派“巧智”主要与另外三个意义相关：“想象(imagination)，机敏的幻想(fancy)”；“由机敏的幻想所产生的思想情感”；“富于想象的人”。(13)在“想象，机敏的幻想”这条释义下，约翰逊采用了洛克《人类理解论》对“巧智”的定义作为例证。约翰逊探讨玄学派的诗歌属性时所继承的主要是洛克等人的“巧智”概念。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区分了人的两种辨识能力，即“巧智”和“判断”：“巧智”是“观念的集合”，也就是“把相似相合的观念以敏捷多样的手段组配起来，在想象中构成一幅惬意的图景和可意的视象”的能力；而“判断”则是“精细分辨各种观念的细微差异，使人免被相似性所误，将一种观念错当成另一种观念”的能力。“巧智”的特点是机敏快捷，丰富多变，通过呈现直观的图像来打动人的想象，在文本中常以隐喻和典故为载体，而“判断”的特点是运用最严苛的真理法则和恰当的理性，通过深熟透彻的思考来检视观念之间的不同。(14)洛克抓住了观念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与想象的关联，这一思路有别于17世纪其他诗评家对“巧智”的笼统定义。例如，德莱顿曾把“巧智”定义为“思想和语言的得体”或“与题材相称的典雅思想和语言”。(15)不过，德莱顿的定义亦被纳入到18世纪批评家对“巧智”的认识中，成为判定“真巧智”的标准。例如，蒲柏在《论批评》中就曾说，“真正的巧智”是“被装饰得恰到好处的自然”，“人们常这么思考过，却从未表达得如此超凡”，读者一见这样的“巧智”，就被其“真理”所折服(3.297-9行)。(16)蒲柏的“真巧智”有两大标准：一是思想的自然、真实；二是语言修饰的恰当、精妙。这一观点与德莱顿的定义基本一致。艾迪生对“巧智”的界定则主要继承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的相关论说。他在《旁观者》第62期中以洛克的学说为基础，提出“巧智”所牵涉的两个观念必须相距适中，既要给读者带来惊奇，又要自然真实，愉悦读者。与洛克不同，艾迪生认为“巧智”不仅源于相似观念的组合，也源于相异观念的并置。另外，虽然艾迪生对德莱顿的笼统定义并不认同，但他强调“真巧智”自然得体的属性，这与德莱顿的标准确实是互相吻合的。(17)艾迪生的“巧智”概念延续和修正了洛克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德莱顿的定义作为评判标准，两相结合，在18世纪影响深远，被包括理查德·布莱克摩爵士、(18)路易斯·提奥波尔德、(19)柯宾·莫里斯(20)和凯姆斯勋爵(21)在内的批评家所继承和运用。 三、玄学巧智：在思想与情感之间 在《考利传》专论玄学派的部分，约翰逊先是检视了蒲柏对“巧智”的定义，指出他的解说偏重于强调语言这种载体，把“巧智”从“思想的力道”降格为“语言的得体”，是很不妥当的。约翰逊认为真正的“巧智”应该有两个特点：第一，要自然，“乍一出现就让人觉得它贴切至极”；第二，要新奇，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所发现。(22)约翰逊这两大标准与艾迪生所提出的“巧智说”是一致的。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巧智”，玄学派的诗歌显然并不符合这两大标准。对“玄学巧智”，约翰逊也试图加以界定。他撇开在读者身上所引发的效应这个角度，而从内在机理上对它进行描述。他认为这种“巧智”可以看成是一种“蕴含和谐的不和谐”(discordia concors)，即“把不相似的观念组合在一起，从显然不相同的事物中发现隐秘的相似性”(200页)。约翰逊沿袭的是洛克和艾迪生的观念联系这一思路，但他更强调观念之间显而易见的相异性，即这些观念自身是“最不相容的”，却“用蛮力绑缚在一起”(200页)，所以他把“玄学巧智”称作“蕴含和谐的不和谐”，而不是“蕴含不和谐的和谐”。 约翰逊认为，玄学派追求“巧智”所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作品思想与情感的失衡，而这正是他贬低玄学派诗歌地位的最主要的依据。在他看来，玄学派诗人“无法再现心灵的活动”，“在表达或激发情感方面并不成功”(200页)，这是因为他们对书斋里的学问表现出过多的兴趣，缺少深广的人世体验以及把自我移植到他人(包括虚构人物)身上的同情想象力。他们在创作时必然钟情于搜索记忆，穷尽幻想，只为捕捉那些惊人的思想和奇巧的比喻，而不顾自己所面对的日常话题。正如约翰逊评价玄学派诗人时所说： 他们一心想着怎么语惊四座才好，所以就无心表现世人所共通的心理……他们从来不理会在什么场合应当说什么做什么；他们写入的七情六欲，只当自己是旁观者，而非局内人；他们冷眼观看世间的善恶祸福，一副悠然自在、漠然自定的模样；他们就像逍遥的仙人，评说世人的行为与生命的变迁时，仿佛置身其外，无动于衷。他们笔下人物的相恋没有柔情，哀叹也没有悲情。他们唯一的愿望便是说一些以前从未有人说过的话。(201页) 也就是说，玄学派诗人创作诗歌时，无法体味、传导和激发真实的情感，只是从已有的学问储备中搜寻观念，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加以组配，形成令人惊奇的巧智。 把“巧智”与“激情”(passions)视为诗歌两种互不兼容的属性，并非始于约翰逊。从18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认为二者相互排斥，巧智无法产生“触情”(pathetic)(23)的效果。大卫·休谟就认为，巧智与激情互不相容，如果诗歌作品里充斥着大量巧智，即使它们都是得当的、怡人的，也只会让读者感到疲累，甚至厌恶。以巧智见长的作品乍读之下，读者会觉得惊奇，读第二遍时就已知道其中的思想，无法再为其所动；而重在表现激情且风格朴素的诗作往往能让人百读不厌。(24)1748年有一篇专论巧智的匿名文章也指出，真正的激情不会寻求炫目的观念或夸张的比喻，与巧智相比，纯朴自然的情意反而能打动和启示读者的心灵。(25)约瑟夫·沃顿把自己所划分的第三等级诗人，即“巧智者”，看成是有优雅品味的诗人，在描绘熟悉的生活时具有一定的“幻想力”；但是，富有巧智的诗歌并不具有那种“充满创造和热情的想象”，无法呈现纯粹诗歌的“崇高”或“触情”的效果。(26)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影响到18世纪70年代末，甚至一直扩散到19世纪末。与这些批评家相比，约翰逊对巧智和激情的互斥关系论述得更为充分清楚，而且他以新古典主义的“摹仿论”为基础，强调触动激情是优秀诗歌的一大显著效果，同情想象是优秀诗人的重要品质，显然对巧智的批判更有效力。 另外，约翰逊之前的新古典主义批评家在品评玄学派诗歌时，多强调玄学巧智不符合真实得体、朴素节制的标准。《考利传》对此也有论述，体现于约翰逊给“巧智”下定义的部分。认为玄学派诗歌对人世风情摹仿不够，无法表现人类共有的激情，这一评论触及到了玄学派创作中更根本的问题。约翰逊分析考利的具体作品时，也常将矛头指向他内心情感潜能的贫乏以及诗作中激情的缺失。论及《情人》这部诗集时，约翰逊指出，虽然考利常说自己满腔情意容易如烈火般炽腾，内心常在多位女子中间徘徊，不知属意于何人，可事实上他一辈子只恋爱过一回，还不敢把心意透露给那位女子(193页)。缺乏恋爱体验和情感畏缩导致考利的情诗不具有“诱惑的力量”，只在眼前回绕，却没有进入读者的内心(218页)。考利对女人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只把她们当成写作对象，而且他喜欢在诗中大谈植物的作用和花朵的颜色。所以，《情人》既不高贵优雅，也难触动真情，既非殷勤有礼，亦非爱意缱绻，可以说这样的情诗只能出自只听闻过而没亲见过女性的隐士或打油诗人笔下(217-218页)。约翰逊之前的评论者，如托马斯·斯普拉特，多是称赞《情人》中诗人对爱情深刻感人的描写，或如约翰·欧德弥森，着眼于批评诗歌中令人目不暇接的夸张巧智。(27)与欧德弥森相比，约翰逊的论说更深刻地触及到考利充满巧智的诗歌背后的创作态度问题。 在评论考利哀悼威廉·赫维之死的诗作时，约翰逊也提到，考利常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评说生命的凋零，而忘记了情感的投入：“他想要让我们哭泣，却唯独忘了自己先要哭泣。”(215页)约翰逊指出一个细节，即考利在抒发心中悲情时竟然写道：如果把自己头上的桂冠(象征诗才)烧掉，将会听到它在火里噼啪作响的声音。约翰逊认为，一位能注意到如此微小的物理细节的悼亡诗作者不大可能会真心感到悲痛(215页)。从约翰逊对考利的情诗和悼亡诗的评论可以看到，他将考利诗中的巧智横溢归因于玄学派诗人不健康的心智癖好和写作态度：“卖弄学问”便是这群富有学识之人的“写作的全部”，“他们搜索自然与艺术，只为阐释、对比与暗指”(200页)，而非带给读者情感的愉悦。约翰逊所不赞成的是，诗人在涉及自我与他人的情感关系的日常话题上援引深微隐奥的学问，在各色观念间牵桥搭线，取譬引喻，却忘记了真情实感应成为这类诗歌的动力。 约翰逊认为，追求“巧智”的玄学派诗歌还有一大弊病，即分析性过强：倾向于解析事物的外部形象或人的心灵状态，将它们拆解为碎片，而不是对它们作宏观、整体的呈现(201页)。他把玄学派的写作比作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解析：“这就好比一个人用棱镜去分解阳光，以为这样就能表现出夏季亮堂无边的正午阳光”(201页)。这种分析性描写有别于力臻“崇高”的整体呈现：“崇高是由聚合所生，而琐碎则由零散所生。崇高的思想总具有普遍性，它存在于不受各种个例所限的观点之中，不自降格调，不陷入毫芒的描摹之中。”(201页)时刻留心搜集新奇“巧智”的玄学派作家几乎无望达致“崇高”，毕竟“崇高”的事物显而易见，不大可能逃过前人的眼睛”(201页)。考利和其他玄学派作家一样，常把事物的观念解析到最细的地步，反而没有抓住它们那种“宏大的普遍性”(220页)。约翰逊举《大卫纪》中关于加百列衣裳的描写为例来说明考利如何把观念分解到精细入微的地步。约翰逊指出，考利再现天使加百列这一虚构的观念，只要说他身上披着天空最柔和或最耀眼的颜色就可以了，剩下的就留待读者自行想象和添补；但是，考利却把天使的形象分解为各个细部，如皮肤、斗篷、饰带和围巾，并引苍穹中的意象逐一作比，这种“拘泥于细微末节的罗列”摧毁了描写的力量(200页)，使考利的诗歌满篇都是“绸布商和裁缝的术语”(226页)。约翰逊称这样的做法叫“学究做派”，即专注于从具体的学问或研究中获取细微、琐碎的知识，无法形成那种在广览生活或自然后所获得的普大观念(227页)。 玄学派诗人痴迷巧智，在造成诗歌激情消怠、解析性过强的弊病的同时，还让诗人过于凸显作者的人格，而阻断了作品应带给读者的审美愉悦。例如，约翰逊说，读《情人》这样的作品，印刻在读者脑海中的不是诗人浓烈的爱意或所爱的女人，而是诗人自己。在描述玄学派作品这种缺陷所造成的效果时，约翰逊最常用的是与“delight/pleasure”相对的“admire/admiration”之类的词。例如，他说读玄学派诗人的作品，读者会觉得受益颇多，但所付代价不菲，尽管他们“常会钦叹不已，却很少会真心觉得愉悦”(201页)；玄学派诗人更愿意被人“钦慕”，而不是被人“理解”，所以常从生僻的学问里摄取巧喻，让读者感到惊奇(202页)；他们的诗歌欲让读者敬服，反而无法使他们感到愉悦(214页)。约翰逊反复使用“admire/admiration”这样的词来暗示玄学派诗人对他人缺乏同情，自我过于强大。用当代批评家的话来说，玄学派的写作方法不仅是一种“文学缺陷”，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缺陷”。(28)这是因为这群作家在引譬作喻时经常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向喻体而非本体，转向释例自身而非释例所要阐明的对象(220页)。醒目的喻体和释例继而又把诗人满腹经纶的人格形象推到读者视野之中，截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情感交流的通道。 在检视玄学派诗歌种种弊病的同时，约翰逊承认这类作品最大的优势就是丰厚的学识底蕴和强大的思想力量。这样的优势取决于作者的“读书和思考”，没有人生来就可以成为玄学派诗人(201页)。从他们以别出心裁、离奇古怪的方式汇聚的材料里，读者时常能发现“真正的巧智和有用的知识”(202页)。这是因为这些人拼尽才智取象作喻，并不总是劳而无功：“有时也能击打出意想不到的真理”(201页)。读者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使心智得到锻炼：不仅能重温已知的学问，还能探析新得的知识(201页)。虽然玄学派的崇高很少能提振读者的心灵，他们的敏锐却常令读者惊诧。尽管读者的想象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满足，但至少反思和对比的能力可以得到应用(201-202页)。例如，约翰逊不得不承认《情人》满篇皆是学问，人们读的时候不胜惊奇，从中颇觉受益(217页)。他还指出，如果说《大卫纪》未完卷对后世来说是一件憾事的话，这要归因于散布于全诗的知识和大量相关的脚注(227页)。约翰逊在传记末尾总结考利的成就时说道：考利“把一颗智识饱满的心带入诗歌耕耘中，他的诗篇缀满了书本所能提供的所有修饰”(234页)。在约翰逊看来，考利的作品对后世读者之所以仍具有价值，是因为他的诗作汇集了从人类历史传承下来的知识。 约翰逊在称赞玄学派诗人的巧智和学问时，也在含蓄地讽刺18世纪诗人的创作弊病。正如戴维·帕金斯所指出的，约翰逊在大部分18世纪诗歌中所未发现的，正是玄学派的这种“巧智”品质。(29)约翰逊把17世纪的非戏剧诗创作粗略分为两大传统：一大传统是多恩等人奠定的玄学派，后来被萨克林、沃勒、德纳姆、考利、弥尔顿等人所传承，以思想的丰赡和诗律的粗涩为显著标志；另一大传统是受玄学派影响的德纳姆和沃勒在17世纪下半叶为求取文学名声而另外开辟的道路，即以和谐优美、自然得体为目标改革玄学派的音律和思想(202页)。18世纪诗歌的演进总体而言正是遵循德纳姆、沃勒以及德莱顿等人所引入的轨道，最终在蒲柏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约翰逊发现，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因精致化所造成的思想平庸、创新不足的弊端。这种弊病最常见的表征是诗人的作品里充斥着大量庸常手法，即“抄袭别人抄自别处的描写，摹仿别人仿自别处的文段，俗套的意象和因袭的比喻”，以及“轻畅的音韵和流畅的音律”(201页)。有时候，约翰逊看似在批评玄学派不注重语言锤炼，其实是在讽刺那些思想贫瘠、专注于修辞的作家：玄学派诗人“很少想着为自己的观念披上优雅的外衣，因此，自然就无法获得那些懒于思考、勤于装饰思想的诗人所能赢得的注意和称赞”(210页)。约翰逊还提出，可以利用玄学派的优势来解决18世纪诗人的创作问题：把埋没在他们粗糙言辞下的巧智锤炼得更优雅，加以借用，能为那些过于端正得体、思想不够丰富的作品增光添彩(202页)。 总之，约翰逊对玄学派的诗歌成就抱有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秉持新古典主义的原则，批判玄学派诗歌无法摹仿人世风俗，触动人类的情感，且偏重解剖和分析，无法抵达“崇高”。但另一方面，约翰逊又暗示“玄学巧智”中蕴含着巨大的思想能量和创新潜能，可以用来解决18世纪因艺术精致化而形成的诗歌活力消退的问题。但总体而言，玄学派诗歌并不符合约翰逊心目中理想的诗歌类型。在《诗人传》所勾勒的英诗演进图上，玄学派只处于起点的位置，无论就措辞、韵律和思想而言，都远未达到“自然得体”的经典标准。 四、约翰逊与后世玄学派批评 约翰逊的《考利传》比之前所有的批评家都更翔实有力地强化了玄学派作为整体的特征。这篇传记成为18、19世纪众多版本的考利作品选集的批评序言。(30)约翰逊对“玄学派”的命名和对“巧智”的定义常被后世批评家所提及。(31)他对这一流派短处和长项的论述，包括对考利创作得失的评论，成为18、19世纪批评史上的权威论断，被广泛称赞、指涉或引用。(32)这些都是约翰逊在玄学派经典化历史中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的体现。 如果从诗学概念演变的角度来看，约翰逊与后世玄学派批评史存在两层关联。首先，约翰逊的批评预示着“巧智”这个概念在英国文论中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尽管约翰逊在《考利传》中采纳了洛克等人的“巧智”概念，但他不再像在《英语词典》中那样，用“imagination”和“fancy”来定义“巧智”。依据《英语词典》，这两个词都有“形象地展现”的意思。(33)但是在《考利传》中，约翰逊切断了“巧智”与形象、图画之间的联系，而把它与观念、思想绑定在一起。例如，他认为，玄学派诗人描写事物，“寻求的不是形象，而是奇想(conceits)”(212页)；考利所展示的不是“意象”，即眼前所见，而是“论断”，即从眼前所见作出的推断(224页)。考利在《情人》中把破碎的心比作因盛了毒药而碎裂的威尼斯玻璃瓶(212页)；他将该隐杀弟的情景浓缩在这两行诗里：“我看见他扔出一块巨石，那是/杀人的凶器，也是葬人的墓石”(225页)。考利显然意在炫耀学识典故，借它们来论说故事场景或人物的心灵状态，而不是对场景或人物作直接的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逊将“巧智”与“想象”或“幻想”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思想性或理智特点。 但是，约翰逊并没有解决好这些与文学才智紧密相关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个任务留给了18世纪末的其他学者，如威廉·杜夫、詹姆斯·贝亚提和杜格尔德·斯图亚特，(34)以及19世纪初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人或批评家，如华兹华斯、(35)柯尔律治(36)和黑兹利特。(37)这群诗人或理论家把“想象”提升到“幻想”之上，用它来指示一种更高级的文学才华或创造力，而让“巧智”降到“幻想”的层次或比它更低的地位。在“想象”和“巧智”孰高孰低这个问题上，他们比约翰逊的态度更明确，辨析得更为清楚。可以说，“巧智”在诗论中地位的显著下降，是伴随着18、19世纪之交“想象”与“幻想”的分离而开始的。玄学派在英诗经典中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则与诗论领域“巧智”概念被贬抑有重大关系。 就观念的传承而言，约翰逊的《考利传》与19世纪玄学派批评史，尤其是19世纪末玄学派诗人经典地位的恢复，还存在另一层重要联系。《考利传》强调玄学派诗歌以理智分析为主导，强调“巧智”与情感的分离，成为19世纪末试图恢复玄学派经典地位的批评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为他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反向思路，即必须重新审视“玄学巧智”的属性，或“思想”与“情感”在玄学派诗歌中结合的可能。事实上，在艾略特提出“统一感受力”之前，维多利亚后期就已经有人为他作了充分的思想铺垫。亚历山大·格劳沙特是19世纪末最早肯定玄学派诗歌中思想与情感融合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克雷肖和多恩这两位诗人的思想“富有激情”，能让人感受到“情感的颤抖”。他还指出，“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情感的本能被触动”，考利的思想都会“与情感一起律动”。在他看来，玄学派诗歌的思想并未阻碍情感的流淌，而是互通相连，一同向前推进。阿瑟·西蒙斯曾如此评说多恩情诗中的言说者：他“用全部的本能来爱，爱得如此冷静，是因为在他身上理智并不与激情相冲突，而是激情的联盟”。莱斯利·斯蒂芬声称，玄学派诗人将激情的爆发嵌入逻辑的框架里，演绎法和情感的奇异结合酿造了他们诗歌的独特风味。赫伯特·格里尔逊也指出，“激情和论说的亲密婚配”是玄学派抒情诗最本质的特点。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认为，多恩看待人间世态能兼顾情感和理智两面，他的作品既有激情的震撼，也有幽默的巧智，两者不是依次交替，而是相合无间。(38)所有这些评论说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评界开始推翻约翰逊等18世纪诗评家的论断，承认玄学派巧智融合了思想深度和情感力量，为推动其经典地位的提高准备了理论依据。 T.S.艾略特正是借助于这些批评资源提出了“统一感受力”这个概念，用以指称玄学派诗人那种能熔铸思想和情感的才华属性。“统一感受力”出自艾略特《玄学派诗人》一文，它本质上属于一种“情感”，或者说一种更广义上的“情感”机制。它能“吞噬”、容纳或融合所有“混乱、无序、片断式”的人类经验，包括以书本为载体的艰深学问，并构筑出全新的整体。“统一感受力”能直接触及“思想”，以直接的感性方式来把握它，将它再创造为“情感”；同时，这种“感受力”吸纳了“深奥的学问”，被阅读和思考所塑造，不再等同于简单、自发的激情。17世纪玄学派正是一群具备能使“情感”和“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塑造的“统一感受力”的诗人。艾略特指出，“感受力的分离”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的，弥尔顿和德莱顿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39)情感与智性分离后，英国诗歌开始退化，变得越发粗糙，这恰好与约翰逊所认为的英诗发展走向背道而驰。总之，包括艾略特在内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评家的论述无一不是针对约翰逊在《考利传》中对“玄学巧智”的定性。只有破除了约翰逊所代表的诗学态度，这些批评家才能把这群17世纪的诗人推到经典中的显要位置。(40)由此侧面，可以窥见到约翰逊在玄学派经典化历史上的权威身影。 ①Arthur H.Nethercot,"The Term 'Metaphysical Poets' before Johnson",Modern Language Notes,Vol.37,No.1(Jan.1922),pp.13-7. ②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Vol.23,No.2(Apr.1924),pp.173-174. ③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during the Age of Pope,Philological Quarterly",Vol.4,No.1(Jan.1925),p.161. ④Joseph Addison,"An Account of the Greatest English Poets",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6 vols.,Vol.1(New York:G.P.Putnam & Co.,1854),pp.142-143. ⑤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p.197-198. ⑥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during the Age of Pope",pp.162-172. ⑦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Abraham Cowley(1660-1800)",PMLA,Vol.38,No.3(Sept.1923),p.606. ⑧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during the Age of Pope",pp.173-177. ⑨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during the Age of Johnson and the 'Romantic Revival'",Studies in Philology,Vol.22,No.1(Jan.1925),pp.85-89. ⑩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during the Age of Johnson and the 'Romantic Revival'",pp.90-94. (11)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Abraham Cowley(1660-1800)",pp.619-620. (12)Samuel Johnson,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 vols.,Vol.2(London:J.and P.Knapton,1755),p.1128. (13)Samuel Johnson,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 vols.,Vol.2,pp.1127-1128。 (14)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22-123页。 (15)John Dryden,Selected Criticism,eds.James Kinsley & George Parfitt(Oxford:Clarendon Press,1970),p.142. (16)Alexander Pope,Alexander Pope:The Major Works,ed.Pat Rog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7. (17)Joseph Addison,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Vol.5,pp.182-188. (18)Richard Blackmore,"Essay upon Wit",Series One:Essays on Wit No.1,ed.Richard C.Boys(Ann Arbor:Edwards Brothers,Inc.,1946),pp.191-194. (19)Lewis Theobald,"Preface to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The Works of Shakespeare,ed.Lewis Theobald(London:A.Bettesworth,1733),p.xlvi. (20)Corbyn Morris,An Essay Towards Fixing the True Standards of Wit,Humor,Raillery,Satire and Ridicule(London:J.Roberts,1744),pp.1-2. (21)Henry Home,Elements of Criticism,2 vols.,Vol.1(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5),p.381. (22)Samuel Johnson,"The Life of Cowley",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ed.Roger Lonsdale,4 vols.,Vol.(Oxford:Clarendon Press，2006).(此处引文见200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23)依据约翰逊的《英语词典》，“pathetic”有“触动激情，富有激情，感人”(Dict.，2：306)的意思，它所激起的情感并不一定是悲伤、哀楚的，这一点有别于它在当代英语中的意义。 (24)大卫·休谟：《论道德与文学》，马万利、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76-81页。 (25)"Essay on Wit",Series One:Essays on Wit No.2,pp.6-13. (26)Joseph Warton,An Essay on the Writings and Genius of Pope(London:M.Cooper,1756),p.v,p.x. (27)Arthur H.Nethercot,"The Reputation of Abraham Cowley(1660-1800)",p.597,p.612. (28)John N.Morris,"Samuel Johnson and the Artist's Work",The Hudson Review,Vol.26,No.3(Autumn 1973),p.451. (29)David Perkins,"Johnson on Wit and Metaphysical Poetry",ELH,Vol.20,No.3(Sept.1953),p.202. (30)例如，1806年约翰·艾金博士编辑的三卷本《亚伯拉罕·考利作品集》、1809年理查德·赫德编选的《A.考利先生的散文和诗歌作品选》和1822年奇西克出版社推出的《亚伯拉罕·考利诗集》都收入约翰逊的《考利传》作为文集的序言。1868年普森·罗推出的《亚伯拉罕·考利散文选》基本照搬《考利传》的材料和观点。 (31)直到1880年，约翰·W.赫尔斯在介绍多恩的序言里仍不忘提及约翰逊是多恩诗派的命名者，并引用了他在《考利传》中对“玄学巧智”的定义。参见John W.Hales,"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John Donne",The English Poets:Selections with Critical Introductions,ed.Thomas Humphry Ward,4 vols.,Vol.1(London:Macmillan,1880),558-560页。 (32)"Joseph Towers,An Essay on the Life,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Dr.Samuel Johnson,Samuel Johnson":The Critical Heritage,p.376; Alexander Chalmers ed.,Gener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12-1817),Vol.10(London:John Nichols and Son,1813),p.389; Robert Bell,"Abraham Cowley",Biography of Eminent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Men(London:Longman,1839),pp.50-51; William Howitt,"Abraham Cowley",Homes and Haunts of the Most Eminent British Poets,2 vols.,Vol.1(London:Richard Bentley,1847),p.60; Thomas B.Shaw,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John Murray,1864),p.176,pp.184-185; Alexander B.Grosart,"Memorial-Introduction",The Complete works in Verse and Prose of Abraham Cowley,2 vols.,Vol.1(Blackburn:Chertsey Worthies' Library,1881),p.cxi. (33)Samuel Johnson,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Vol.1,p.772,p.1050. (34)John Bullitt & W.Jackson Bate,"Distinctions between Fancy and Imagin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Criticism",Modern Language Notes,Vol.60,No.1(Jan.1945),pp.11-14. (35)William Wordsworth,"Preface",Poems,2 vols.,Vol.(London:Longman,1815),pp.xxxiv-xxxvi. (36)Samuel Coleridge,Coleridge's Poetry and Prose(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4),p.418,p.489. (37)M.A.Goldberg,"Wit and Imagin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16,No.4(Jun.1958),p.504; W.P.Albrecht,"Hazlitt on the Poetry of Wit",PMLA,Vol.75,No.3(Jun.1960),pp.245-246. (38)Joseph E.Duncan,"The Revival of Metaphysical Poetry",1872-1912,PMLA,Vol.68,No.4(1953),pp.664-666. (39)T.S.Eliot,"The Metaphysical Poets",Selected Essays(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32),pp.286-288. (40)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英诗经典中，考利堪称是玄学派的顶梁之柱，地位远高于多恩，但到19世纪末期以后，考利逐渐让位于多恩，后者则为玄学派的首要代表人物。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评家恢复玄学派的经典地位，与当时正在酝酿、逐渐兴起的象征主义诗学潮流有一定关联。由于篇幅所限，这些问题无法在本文中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