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的两党主导：台湾地区政党体系演变的趋势
殷 俊，马春暖
(深圳大学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广东深圳518060)
摘 要： 本文从数量与性质两方面分析“解严”后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演变，并且探讨影响这一演变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台湾地区的政党体系基本上是两党主导制，在2008年后这一格局日益稳定，同时也体现出整体稳定、部分变动的特征。这种可持续性由选举制度和社会基础决定，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政党体系也出现部分变化，特别是竞争主轴的多元化，可能对将来的政党体系产生较大影响。
关键词： 台湾政治；政党体系；两党主导；竞争主轴
2014—2016年可谓是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又一次“大变天”：执政的国民党在两次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民进党则获得较大胜利，实现了真正的“全面执政”。同时，一度被边缘化的亲民党重新获得多个席位，而以“时代力量”为代表的新政党和以柯文哲为代表的“白色力量”则发展迅速。由此引发学术界的讨论：这是否是台湾地区的“重组型选举”，标志着政党体系特别是两大党相对关系的关键转折?甚至有观点认为，国民党将“新党化”或“亲民党化”，失去主要政党的地位，台湾地区将出现民进党一党独大或者“大绿”加“小绿”的格局。也有学者认为，两党制仍是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基本特征，并具有可持续性。[1]
这些争论，不仅是对2016年前后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变化的不同判断，还反映出对台湾地区政党体系某些特征的不同认知。因此，不能仅仅从一两次选举的结果出发判断政党体系的变化，而要通过历史的趋势分析找到影响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主要因素及政党体系的主要指标，再讨论近年来这些因素和指标的变化，这样才能对政党体系的演变有较为准确的认识。本文的目的，便是通过分析台湾地区政党体系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讨论2016年前后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变与不变。
政党体系，是指若干政党组成的整体，以及“这些政党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模式”。[2]或者说，政党体系关注的不是单个政党，而是宏观的政党结构，以及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政党体系与研究政党，如同看森林之于看树木，各有侧重又互有联系。政党体系取决于社会基础、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也受到政党发展策略的影响，反过来政党体系也会影响到单个政党的行为。就台湾地区而言，张黎宏[3]、孙云[4]、殷俊[5]分析了影响政党体系的不同因素，包括选举制度、地区主义、身份认同等等。判断政党体系是长期重组还是短期变化，也可以从这些因素出发。如果它们大部分没有显著变化，那么政党体系的重大重组就不大可能发生；反过来，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一些甚至全部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政党体系最终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杜瓦杰指出，政党体系的特征“在于政党的性质与数量”。[6]其中，数量主要是指政党体系中有影响力的政党数目，而性质则包括这些政党的稳定性、社会连接等等。后文首先从数量和性质两个层面对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演变进行分析，总结其特征，并分析影响这些演变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2014—2016年前后政党体系的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性，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性质；最后提出本研究对台湾地区政党体系演变的基本判断。
一、政党体系量的演变
1987年台湾地区解除“党禁”，1989年民进党成立，台湾地区的新政党体系开始萌芽，进入真正的多党时代。国民党和民进党一直是主导台湾政治的两大政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地区的政党体系没有发生变化，无论两大党自身，还是其他政党，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本文对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研究，以1987年作为起点，分析政党体系在数量和性质两方面的变化。
本次入组的36例均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和神经内科收治的患者,15名女性,21例男性,年龄在35岁到60岁之间,平均年龄52岁。将患者按入院顺序依次编号,随机分为A、B二组,每组18例。病程0.5~6.5个月,平均病程为2个月,其中脑出血病人16例,脑梗死病人20例。患者各项数据均无统计学意义。
从“量”的角度，可以分析有效政党数这个指标。[7]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为第i个政党选举得票或当选席位所占的百分比，相应的分别称为选举有效政党数和议席有效政党数。简单直观的政党数只能表明政治舞台上存在多少政党，有效政党数可以反映政党体系中政党相对实力的变化。有效政党数越大，说明政党体系更为分化。根据有效政党数的不同，可以分为一党制(＜1.75)、两党制(1.75-2.25)、两党半制(2.25-2.75)、多党制(＞2.75以上)等等。[8]
殷俊[9]指出，利用有效政党数可以更好地分析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演变，在政党重组特别是小党频繁成立、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认识政党体系中相对稳定的一面，并且便于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党体系进行比较。同时，台湾地区有不同职位和不同层面的选举，相较于简单分析选票和议席，有效政党数更便于分析政党体系的整体特点。根据台湾地区历届“立法院”和“大选”的结果，计算有效政党数，综合分析政党体系“量”的变化。由于“立法院”采取混合选举制度，而“大选”只可能有一组获胜，所以对前者只计算议席有效政党数，对后者只计算选举有效政党数。
表1 “立法院”的议席有效政党数
表2 台湾地区“大选”的选举有效政党数
综合上述议席有效政党数和选举有效政党数，可以发现台湾地区的有效政党数最低为1.75，最高为3.47，且绝大多数时间(除2001—2004年)都在1.75—2.75之间，即属于两党制或“两个半党”体系。这一数据也较为符合大部分观察者的直觉：虽然这一期间有不同的第三党或第三势力，但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仍然是主导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两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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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1989—2012年期间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演变可分为五个时期：
(1)1989—1992年“立法院”选举之前，议席有效政党数在2以下，为不平衡的两党制。国民党和民进党为政坛主要政党，前者整体上略占优势。其背景是：国民党当局解除“党禁”之后，绝大多数党外势力整合入民进党，与国民党形成抗衡，但国民党仍有较大的执政优势。
前文通过对台湾地区政党体系演变“量”和“质”两方面的分析，发现其整体上是一种两党主导的体系。除了国民党的分裂和小党的重组外，这一格局在近30年内基本保持稳定，2008年之后这一特征甚至更为明显。导致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一是倾向于形成稳定两党制的选举制度，二是围绕“统独”这一竞争主轴分化的政治社会基础。这两个因素在2016年后并没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选举制度近期不会变革，所以可以预期两党主导的政党体系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对国民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政党凝聚力。虽然国民党在县市选举中几乎每次都会出现分裂问题，但2016年在地区领导人初选和党主席选举中都出现严重分歧，还是2000年之后第一次。这反映出国民党在基本意识形态上出现一定的定位危机，党内不同派别无法就两岸政策等关键议题达成共识，也无法提出其他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主打议题，更缺乏强有力的领袖和协调机制。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将严重影响其凝聚力和选举动员，使其沦为利益集团的不稳定联合，更加无法面对新形势的挑战。
(4)2008—2012年选举间，有效政党数处于“一个半党”(小于1.75)和“两党”(1.75-2.25)之间，属于不平衡的两党制。其关键是新的“立委”选举制度(以相对多数制地区直选为主的并立制)在2008年施行，国民党在“立委”选举中获得近四分之三议席，而原有的中小党纷纷边缘化或泡沫化，有效政党数大跌至2以下。虽然2012年宋楚瑜参选带来有效政党数的上升，但仍未超过2.25。
(5)2016年“大选”后，议席有效政党数和选举有效政党数分别为2.17和2.34，与2012年相比一减一升，但没有明显变化，仍然是两党主导体系，或者说两大党加若干小党的“2+N”体系。具体而言，“大选”的选举有效政党数接近“两个半党”，反映出“宋莹配”(亲民党的宋楚瑜与“民国党”的徐佳莹)对国民党的冲击。而议席有效政党数相比2012年不增反减，反映出民进党相对独大的局面。
采用上述方法，判别风化土层的渗透变形类型，如表7、表8所示。石英砂岩风化残积土与全风化片麻岩各土样中直径<0.005 mm颗粒累积含量(%)全部大于5%，表明d5小于0.005 mm，平均孔隙直径D0都大于0.005 mm，因此判别D0>d5，为管涌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湾政党体系中的有效政党数虽然有起伏变化，但亦有稳定的特征，特别是在2008年后明显属于两党主导制。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是2008年开始的新选举制度，但也有其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原因。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深入分析。
二、政党体系质的演变
对于政党体系，也可以从“质”的方面分析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和稳定性，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党实力对比与互动的稳定性，二是政党支持基础亦即政党与社会联结的稳定性，三是政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从这几个方面分析，1989年以来台湾地区政党体系表现出基本稳定、部分变动的特征。
实验中采用纯净的SF6与空气混合成不同浓度SF6的气体，以50mg/m3为步长，分别配置了从0到1000mg/m3时的不同气体样品，然后分别注入SF6气体传感器内，通过测量透射光强度与红外光源输出光强的比值，即可得到不同气体样品透过率的值，其结果如表1所示：
(一)政党体系的基本稳定
政党体系的基本稳定体现在：自民进党成立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职位一直掌握在国民党和民进党手中，并且以8年为周期轮流执政，立法机构和县市也都由两大党主导。萨托利认为，如果单个政党席位都未超过70%，且两大党席位未超过90%，就属于多党制，[11]而从表3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状况绝大多数时间都不符合这一条件。以2016年选举为例，虽然有18个政党参加“不分区立委”的竞逐，但在113个“立委”席位中民进党与国民党合计占据103个席位，比例为91.2%，比前一次选举更高。
从选举现实来看，“白色力量”如同以往大部分第三势力一样，最后还是必须靠向两大阵营之一。以柯文哲为例，其2014年参选台北市长时先是与民进党的姚文智进行对比，在选举中又与民进党进行幕后合作，其执政班底也有大批民进党或亲绿人士。虽然柯文哲上任后曾试图在两岸论述上与民进党有所区别，包括提出“两岸一家亲”等论述，但是一直受到绿营的压力而时有摇摆。在2018年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迫于党内压力不再公开与柯文哲合作，而提名姚文智参选，但是支持率却一直较低。这一方面反映所谓“白色力量”仍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反映其仍受到两党或两大阵营对抗的基本格局的制约。
表3 “立法院”的大党席位率 单位：%
另一方面，台湾两大主要政党的名称、主要政纲和民意基础也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对此，可与差不多同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政治转型的韩国进行对比：虽然韩国的政党体系一直属于两党主导，但是两大阵营(保守派、进步派)的主要政党几乎每次选举期间都要重组一次，名称几年就要变一次，体现出形式上的极端不稳定。[12]
(二)政党体系的部分变动
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在基本稳定的同时，也在政党互动、政党与社会联结以及政党内部结构上有一定的非制度化和不稳定性。[13]这种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党自身的相对不稳定性，特别是国民党多次出现分裂——20世纪90年代初分裂出新党，2000年分裂出亲民党、“台联党”，县市选举中则频繁发生脱党参选；民进党在这一方面则相对稳定，虽然有个别党员出走或被开除——如2000年的许信良以及后来的许淑荣等，但出走者都很快失去影响力而泡沫化。
此外，两大党内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党内派系政治。就国民党而言，因为党内分歧曾先后导致三次大的分裂，先后分离出新党、亲民党和“台联党”。党内现在也存在所谓“深蓝”和“本土蓝”的分歧，在2016年选举及之后的党主席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县市以下，国民党更存在地方派系的矛盾，多次出现脱党参选事件。在民进党内，不同派系曾长期公开运作，虽然近些年不再以实体存在，但新潮流、国正会等派系依然存在。这种派系政治的存在，反映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在单一主轴下存在的利益或价值观的多元诉求，需要在两党主导体系中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是两党之外小党的不稳定性。虽然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主流是两党主导，但也一直存在有一定影响力的“第三党”或小党，其结构和地位经常发生波动。20世纪90年代的新党，本世纪初的亲民党、“台联党”，都先后经历增长、衰落甚至泡沫化的阶段。以新党为例，1995年首次参加“立委”选举便获得13%的选票和21个席位，但很快便开始衰退，2001年只剩1席“立委”，现在只在台北市有2席市议员。亲民党在2001年成为第三大党，2008年后开始泡沫化，直至2016年才又恢复“立法院”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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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党与两大党的关系也常发生变化。以亲民党为例，其因宋楚瑜与国民党的分裂而产生，2000年成立之初拉拢了大批原国民党和新党成员，自2004年又开始与国民党合作，2008年其党团实质上被国民党合并。但不久之后亲民党又和国民党产生矛盾，两次(2012、2016年)另行参选，近年来在某些领域甚至更加靠近民进党，被批评为“橘子绿了”。
三、政党体系持续性的原因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89年以来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属于“基本稳定、部分变动”的两党主导制。这一结构直至2016年依然得以维持，无论是选举有效政党数，还是议席有效政党数，或者是两大党的席位，都没有发生显著改变。这种政党体系的延续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选举制度
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是影响政党体系的重要原因。2008年以后，“立法院”的选举制度由“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SNTV)改为分立制两票制(其中分选区以相对多数制选出73席，比例代表制选出34席，另有6席“原住民”代表)。根据杜瓦杰定律，这种相对多数制占主体的选举制度，倾向于产生两党制，因为在机械作用和心理作用两种机制之下选票倾向于集中在最大的两个政党，并且结果更有利于领先政党。
现行选举制度下，在采取相对多数制的区域“立委”选举中，小党只有获得两大党之一的“礼让”才有机会获得席位。即使是在采取比例代表制的“不分区立委”选举中，小党也受到制度性的歧视：只有在之前选举中获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有权提名“不分区立委”，得票5%以上才可以分配席位。从表1也可以看出，2008年“立委”选举中有效政党数大幅下降，之后一直保持在2左右。
另一方面，地区领导人选举一直使用相对多数制，且在2008年开始和“立委”选举同时进行，这就更强化了两党制。即使在“立委”选举中存在小党参与或者大党分裂的可能，但在“大选”中主要阵营具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分裂，合并选举则通过所谓“母鸡带小鸡”进一步增加两大党在“立委”选举中的相对优势。例如，虽然2000年国民党发生分裂，但2004年国、亲两党便主动完成整合。在2012年选举中，也可以看出选民的选择：宋楚瑜在选举中的得票不仅低于亲民党的得票，甚至低于其获得的连署数。虽然2016年选举中“宋莹配”的得票高于这两党在“不分区立委”中得票之和，但在所谓“心理因素”作用下，再加上宋楚瑜影响力的逐渐消退，这一情形不大可能再次发生。
(二)社会基础
对于政党体系的稳定性，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政党的社会/选民基础，特别是政党竞争的主轴和表现形式。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政党都凭借一定的意识形态或者利益诉求来区别彼此、动员选民和形成纲领。对于两党制而言，通常会有一个竞争主轴来形成政党区隔，如围绕经济、社会政策的“左”“右”竞争，围绕社会文化方面的“保守”“进步”之争，以及某些社会中围绕宗教、族群认同而形成的对立等等。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蓝-绿两大阵营对立。从转型初期开始，政党政治就逐步形成围绕“省籍”“统独”“身份认同”为主轴的两极对立，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竞争就是这种二元政治的典型代表，而进入政党体系的中小党也总会被划入“泛蓝”或“泛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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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我院对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了分析研究,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均有50例。对照组有24例女性和26例男性,最小23岁,最大75岁,平均(42.73±10.76)岁;体重最低42 kg,最高82 kg,平均体重(63.89±6.04)kg。观察组共有25例男性和25例女性,最小25岁,最大74岁,平均(42.58±10.47)岁;体重最低41 kg,最高82 kg,平均体重(63.21±6.26)kg。两组的普通资料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可以开展比较分析。
这一格局有两个重要特点：首先，身份政治是竞争的主轴，虽然也有其他的竞争(如经济政策、社会文化等)，但前者才是主导政党竞争和选举动员的主要诉求。这也使得主要政党在其他政策领域呈现出复杂甚或摇摆的立场。例如，虽然民进党与劳工、环境等左翼运动关系更为密切，但在这些议题上存在许多党内分歧。而国民党成为在野党后，却和“时代力量”一起抨击民进党的劳工政策，甚至用起民进党的“公投”手段来炒作“反核食”议题。
其次，就身份政治而言，存在中间温和与激进选民并存的格局。主要的民调都显示，从2008年开始，在“统独”立场上主张“维持现状”的中间立场民众占到绝对多数，在两岸关系等问题上也有类似特征，这使得两大阵营有足够的动力和可能去争取中间选民。但是，结合身份认同看，所谓“深绿”和“深蓝”又都有一定的基本盘(大约各20%-30%)——其中“深绿”略大于“深蓝”，从而使得两大政党无法完全忽视这些诉求。如何平衡争取中间选民和讨好基本支持者，是两党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2014年和2016年选举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国民党的失利和民进党的“全面执政”。确实，与2012年选举相比，国民党的得票和席位都大幅下降，控制的县市只剩6个，而民进党除了控制大部分县市，在2016年选举中得票和席位(60%以上)也全面上升。但就“立委”以及采取相似选制的县市长选举而言，得票率最轻微的变化都可能带来席次的巨大改变，这本是制度的必然结果。在第一次实行新选制的2008年，国民党席位上升的幅度和最终获得的席位都要高于2016年的民进党。而就“大选”而言，蔡英文的得票率和得票数也未超过2008年的马英九，更未体现出“独大”的可能。
这一竞争主轴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党格局在2016年前后并未出现巨大变化。就身份认同而言，虽然长期看存在“台湾人”认同成为主导(50%以上)、纯粹“中国人”认同式微(不到10%)的形势，但是认同“二者都是”的仍然占30%-40%(最新统计为约37.2%)。[14]就政党而言，最新调查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认同趋于相近(23%左右)，中间认同则占40%以上。[15]可见，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仍然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本支持者，有相对稳固的社会基础，足以在鼓励两党制的制度环境中成为主导政党，而不会轻易泡沫化。
四、2016年后政党体系的变化
虽然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在2016年后没有发生重组，而且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选举制度和社会基础——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不可否认台湾地区政党政治在2014年特别是2016年后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这背后反映出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会对台湾政治产生显著影响。在这一部分，将分析2016年后岛内政党体系的主要变化，并探讨其可能的原因。
(一)两大党的相对变化
认同问题上的“统独”对立，经济问题上的左右分化，都趋向于支持两党制的形成。特别是“统独”、两岸关系或者身份认同，仍然是政党竞争的主轴，这就奠定了两党制的社会基础。所以，即使在选举制度变革之前，两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的诉求也从未成功，而倾向于两党制的选举制度更加强了这一社会分化在政治领域的投射。
(3)2000—2007年间，议席有效政党数介于3-3.75，属于一种“2+1+N”的温和多党制体系。起因是亲民党、“台联党”相继从国民党分裂出来，导致政党体系由两个大党(民进党、国民党)，一个准大党(亲民党)和若干小党(“台联党”、新党、无党联盟等)构成。其中，2004年议席有效政党数的下降主要反映出亲民党势力的下滑。“大选”的选举有效政党数相对要小一些，2000年约等于3，反映出三组候选人势均力敌，2004年国亲合作后两组候选人得票差距不到0.3个百分点，有效政党数几乎等于2。[10]
(二)小党的发展空间
2016年以来另一引人关注的现象是小党的重新兴起，特别是“时代力量”的迅速发展。作为一个主张激进“台独”的政党，“时代力量”萌芽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之后迅速成长，在2016年选举中获得5个席位，成为“立法院”第三大党，不仅取代“深绿”的“台联党”，也远超宋楚瑜带领的亲民党。
“时代力量”的迅速兴起，除了借学运、社运风潮中的名人效应，以及社交媒体出现带来的新平台效应，更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青年阶层的不满。由于台湾经济增长趋缓，失业率、物价、薪资都出现不利发展，教育、住房、福利等领域问题频现，使得一部分青年对国民党不满，转而支持以青年为主要动员基础的新政党。其次是民进党的支持。民进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对国民党的学运、社运，还在选举中以“礼让”和配合的方式支持“时代力量”。[16]事实上，后者获得议席的选区都是民进党放弃出选的选区。民进党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时代力量”在青年选票中牵制国民党，另一方面也让其吸引“深绿”选民，从而化解争取中间选民和讨好“深绿”之间的矛盾。
所以，“时代力量”与曾经的“第三大党”——新党、亲民党和“台联党”——都有所不同。在与民进党分进合击这一点上，其更接近于“台联党”。但是与精英型的“深绿”政党“台联党”不同，“时代力量”在支持基础上以青年选民为主，组织形式上更去中心化，除了较为激进的“本土”之外还有劳工、环保等政策主张。[17]这就使得其与民进党的关系更为复杂。
所以，“时代力量”的出现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对两党主导格局的一种突破，但这种突破仍然是在两党主导格局的允许范围之内。由于选举制度的强化，其最大发展空间比之前的新党、亲民党更小。有人提出整合“第三势力”，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第三势力之间，缺乏蓝绿内部坚固的意识形态内核，议题的多样性只会让其缺乏向心力，在现有制度下很难成为新的阵营。事实上，同源同根的“时代力量”与社民党都无法整合，遑论其他?
(三)“白色力量”与政党疏离
以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为代表的“白色力量”，是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中另一个新现象。所谓“白色力量”，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只是被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作为口号。以柯文哲而言，主要标榜超越“蓝”“绿”，代表“无党”“中间”，或者第三势力，反映“庶民”诉求等等。
2、独立董事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筛选标准如下：（1）取得了外国国籍；（2）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取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或者拥有访学、培训等经历；（3）具有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工作的经历。若具备上述标准的任意一条的独立董事，则该独立董事拥有海外背景。一个公司某一年度只要有一个独立董事拥有海外背景，则赋值为1，否则为0。在本文的32273个研究样本中，有12519个公司拥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占到了全部样本公司的39.8%。该比例较大，说明本文关注研究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且印证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引进海外人才的实效性。
右边不远处，是一个穿着黑西服套装的男人，他嘴里叼着一根烟，一副不耐烦的表情，皱着眉头，不时吐出一个烟圈。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分析，“白色力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选民对政党政治的疏离，或曰政党的代表性危机。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持续民调，台湾民众政党偏好为“中立”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并高于对两大党的偏好，只在2008—2012年间下降至40%以下并低于偏好国民党的比例——这恰好是新选举制度的第一个周期。但在2012年后中立选民比例又开始增加，并在2017年接近一半，而两大党的偏好比例均不足30%。[18]这背后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对两大党的表现均不满意，而对于其他政党更加无法支持，这正是“白色力量”兴起的背景。
但是另一方面，在简单多数制下真正的“第三势力”又没有太大胜算，必须获得某一阵营的支持。特别是，在“统独”问题和身份认同上蓝绿的基本盘(各约30%)接近甚至超过两大政党的核心支持者，说明二元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只是现有的两大党无法有效获得足够认同。
(四)政党竞争主轴的变化
对两大党支持的减少，除了社会、经济、技术变化带来的政治参与变化(如政治疏离、非主流政治等)，更反映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中竞争主轴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统独”仍是最重要的主轴，但是经济、民生等利益政治和环保、性别平等之类“后现代”议题也日益重要。从“反核四”到洪仲丘事件，从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议，到“劳基法”修改争议，都凸显出这一点。曾经被“统独”议题压抑的经济民生议题，成为台湾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分歧。[19]
这一变化，对于执政的民进党更为不利。如果说国民党更倾向于利益的联合，民进党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内核，“本土”“去中”“谋独”一直是其核心价值。这有利于其在野时的凝聚和动员，但却不利于其争取中间选民，更不利于执政时寻找现实出路。如果说“台联党”尚可成为合作伙伴，政策立场更为多元的“时代力量”对民进党而言则是合作和批判并存的伙伴。处于执政地位的民进党，必须解决台湾的许多现实经济、社会问题，这就使得其政策与激进的“时代力量”发生矛盾，同时也暴露出自身治理能力的许多不足。以“反核”这一被称为民进党“神主牌”的争议性议题而言，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就开始立场暧昧。在“劳基法”“同性婚姻”等议题上，民进党的官员更是与曾经的支持者正面对抗，也遭到“深绿”阵营的更大压力。[20]
五、结 论
(2)1992—2000年选举之前，议席有效政党数和选举有效政党数均在2.25-2.75之间，为两党半制或曰“两个半党”时期，是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三党的不平衡体系。其中新党成立于1993年，相对实力在1992—1998年间先升后降；民进党的相对实力则逐步上升。这一格局也体现在1996年的地区领导人“大选”中，不同阵营推出了三组主要候选人，其中国民党的候选人得票具有绝对优势。
除非选举制度或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两党制或两党主导制仍将是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基本特征。即使这二者之一发生重大变化，新的政党体系也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重新定型。例如，如果政党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分化，从而出现新的政党，在选举制度的制约下多个政党仍可能要组成较为稳定的联盟，最多从两党主导变成两个政党联盟。同时，两大党在维持现有选举制度这一点上具有共识，知道制度变化会削弱它们的主导地位，因而在短期内选举制度不大可能发生变化。
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无论是小党还是“白色力量”等第三势力，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都只能对两党主导构成一定的挑战，却无法完全取代两大政党，必须和某一阵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才可能获得政治地位。但是这种影响是互动的，两大政党也必须对这种挑战做出回应，在新的环境中调整自身的立场策略。在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发酵。无论是台北市国民党、民进党与柯文哲的复杂关系，还是“民国党”“时代力量”在地方的策略，甚至韩国瑜的另类选战，都可以视为时代变化的体现。
另一方面，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在2014—2016年后也发生部分变化，其主要特点包括：首先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程度弱化，虽然不会改变其大党地位，但却需要重新明确政策共识；其次是小党体系重组，激进政党兴起；再次是标榜无党派的“白色力量”成为新的势力；最重要的是，经济社会议题成为新的竞争主轴，对传统政党体系构成挑战。
政党竞争主轴的变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国民党和民进党能否重新找到定位和凝聚自身，这是观察台湾地区政党体系走向的两个重点。而这又取决于一系列内外因素，包括各个政党的行动策略。在“统独”并非主导议题的县市级选举中，各政党的经济社会政策立场以及组织动员能力可以得到更好的检验。所以，这次选举或者也可看作对两党主导制可持续性的一次重要检视。
注释：
[1]林冈：《再论台湾地区两党体系的可延续性》，《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6]M.Duverger，R.V.Wagoner.Party Politics and Pressure Group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Crowell， 1972.
[3]张黎宏：《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发展导论》，《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
1.3.3 防治要点发病一般的田，掌握在拔节于孕穗期当病丛率达20%时施药防治，发病早而重的田，掌握在分蘖末期当病丛率达10～15%时即施药防治。常用药剂为井冈霉素50单位溶液，即5万单位的商品加水1000倍液喷雾；也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20%望佳多可湿性粉剂，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4]孙云：《台湾政治转型后政党体制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4期。
[5][9][12]殷俊：《新兴民主政体中政党体系之制度化：台湾、韩国与菲律宾之比较》，《亚洲研究》2015年第1期。
英国环保署R&D128方法是由英格兰和威尔士基于评价欧洲委员会栖息地指令中2000个自然厂址的辐射效应开发的，由海洋、淡水和陆生环境的一系列微软Excel电子数据表模型组成。该方法模型可采用默认的一般参数或者厂址特定数据进行计算。计算非人类物种剂量的基础与ERICA模型类似(由参考生物的尺寸、放射性核素的摄入量和环境外照射决定)，但考虑的参考生物和核素种类较少。特别是，R&D128方法包含惰性气体对非人类物种的影响评价，这在ERICA模型中没有包括。R&D128方法也包含ERICA模型默认的参考生物中未予考虑的英国重要的保护性生物。
[7]M.R.Laakso， R.Taagepera.“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79， 12(1)：3-27.
[8]Douglas W.Ra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0]张雷：《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的政党政治走向》，《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1]G.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Framework for Analysis， ECPR Press， 2005.
[13][18]陈星：《论台湾政党体制的制度化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4期。
[14][15]见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民调：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最新统计截至2018年6月。
[16]朱艳丰、林怀艺：《台湾政党政治中的“时代力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7]王鸿志：《“时代力量”崛起的背景与政党建设研究》，《现代台湾研究》2017年第5期。
[19]殷存毅、吴维旭：《台湾地区社会分歧变动与政治竞争主轴转移》，《台湾研究》2017年第5期。
[20]肖日葵：《民进党民生执政困境、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基于政党与政策关系视角》，《台湾研究》2017年第5期。
Sustainable Bipartisanship：Th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aiwan
Francis Yin，Ma Chunnuan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aiwan since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nature，and probes into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volution.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aiwan is basically a two-party dominated system，whi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table since 2008，and has also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all stability and partial changes.This sustainabil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social base and will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in the short term.On the other hand，there are also som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aiwan，especiall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main axis of competition，which may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aiwan politics，political party system，bipartisanship，main axis of competition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1-028-09
作者简介： 殷 俊，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马春暖，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唐 桦)
标签：台湾政治论文; 政党体系论文; 两党主导论文; 竞争主轴论文;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