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与北魏政治的纠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纠葛论文,政治论文,郦道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9=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5)05-0087-07 《水经注》不但是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更以其绚烂文笔、清丽的语言为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其作者郦道元既是优秀的地理学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实际上，郦道元还是北魏政坛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直接参与了北魏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曾在北魏担任御史中尉这样的执法要职，还与北魏朝廷高层有着复杂的政治纠葛。欲知其人，须论其世。后人应该把郦道元放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加以考察。 一、孝文帝分定姓族与郦道元的政治心态 郦道元在孝文帝太和年间就已供职于北魏朝廷，太和十八年(494年)还曾跟随孝文帝北巡。[1]235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就开始了分定姓族的汉化改革。所谓定姓族，就是以官爵的高下，定姓族的高下，据姓族的高下，定官品的高卑[2]64其实，孝文帝分定姓族的举措，包含有隐秘幽微的政治企图。首先是强化鲜卑部酋的特权。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诏，定穆、陆等八姓鲜卑，“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孝文帝此举意在拉齐鲜卑贵族与崔、卢、郑、王等文化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为鲜卑贵族向文化士族的转化开启门径，所以他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其次是加强了对汉族世族大姓的笼络。《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3]4393。孝文帝以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汉族高门，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声望。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孝文帝在不同姓第的人起家为官时，给予鲜卑八姓勋臣和汉族大姓以特殊的照顾和优渥的待遇，甚至只重姓族，不问才智，但也还是给一般士族留有一定的上升通道。孝文帝曾召集韩显宗等人讨论选举问题，“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4]1343-1344。孝文帝特别说明“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也给一般士族政治地位的上升留有空间。 孝文帝分定姓族，姓高于族。唐长孺先生的研究表明，决定代人入姓与入族的唯一标准就是官爵。[5]81日本学者川本芳昭认为：“汉族的情形也和胡族一样，设定……与姓族相当的甲、乙、丙、丁四姓的阶层。”[6]210“四姓”，所指并非特定家族，而是指甲、乙、丙、丁四姓。《新唐书·柳冲传》记载：“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7]5678可见四姓完全由官品的高低来划分。也就是说，入族的官员，也可以随着官职的升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达到入姓的标准。为此孝文帝为了建立官员的激励机制而设立考课制度，严于考课，一改古代“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成法，实行三载一考、考即黜陟的办法。[8]59 综上，孝文帝实际上在实行定姓族方策时开了一个口子，即入族士人可以通过官爵的晋升，提高家族地位进而入姓。当然，这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尽管如此，这还是大大激发了一般入族士人的功业进取心。北魏政权把门第与官僚体系相结合，厘定汉族士人门第，以门第为基准规定士人的政治特权。门第不仅意味着该家族在当世的荣誉和地位，而且关系着该家族在数代之内享受和继承合法特权。《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杂议论上》记载，清河王元怿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祕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可见，孝文帝明确了门荫制度，即不同等级的门第对应不同等级的起家官品。 正因为姓族门第与家族的地位、待遇和荣誉密切相关，北魏的汉族士人无不以其作为进取之鹄的，汲汲以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数李冲。唐长孺先生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中曾指出，李冲所出的陇西李氏并非魏晋旧门，只是由于李冲在当时受到统治者的宠遇，才成为“当世盛门”。李冲得幸于文明太后之后，为了显重门第，就以联姻、举荐等手段，积极交结、笼络旧族及鲜卑统治者。《资治通鉴》记载：“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连，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3]4293可见，李冲对鲜卑旧族极尽攀附之能事，希望通过婚姻与鲜卑旧族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跻身士族门阀之列。在李冲的谋划斡旋下，孝文帝“长弟咸阳王禧聘故颖川太守陕西李辅(李冲兄)女……次弟始平王勰聘廷尉卿陕西李冲女”，六个王妃中，陇西李氏独占其二。不但如此，在北魏确定姓族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李冲，还不断地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匹有余；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授官次”[4]1187。岂止李冲，其时汉族士人在为本家族争取声望地位方面，都不遗余力。例如，宋弁是孝文帝评定姓族的得力之臣，但本传谓宋弁“性好矜伐，自许膏腴”，孝文帝对宋弁这样“乃复欲以门户自矜”的行为觉得难以理解。其实，宋弁的心态代表了姓族政治背景下一般入族汉族士人的心态。 郦氏家族，即属于一般入族的汉族士人。郦道元的曾祖郦绍先是在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后燕任濮阳太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时，他以郡迎降，北魏委任他为兖州监军。郦道元的祖父郦嵩，曾任北魏天水太守。郦道元的父亲郦范，更是深得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诸帝的亲宠和任用。郦范也忠诚地为北魏朝廷尽力。他先是以文官起家，明元帝时就任东宫给事，应当在文化上、谋略上给当时作为太子的拓跋焘以较大的影响和启发；后来辅助慕容白曜平定三齐，为北魏立下了赫赫战功，最终也以武功两镇海岱，爵高位重。 在郦道元的家乡范阳，卢氏最为望族，为北魏“四姓”之一，“一门三主”①，尤为时人称慕。郦氏一族，虽然位望不如卢氏，但在范阳毕竟也是具有文化传统和势力的一个大宗族，所以也就自然成为了北魏统治者“留心慰纳”的对象。孝文帝拓跋宏的确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主，他能做到用人不疑。郦范在青州任上时，镇将元伊利上表诬告郦范“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孝文帝知道这是诬告，惩戒了元伊利，并下诏给郦范，“卿身非功旧，位无重班，所以超迁显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远。虽外无殊效，亦未有负时之愆……卿宜克循，绥辑边服，称朕意也”[4]951。可见孝文帝对郦范还是能够放心地加以任用的。从郦绍效忠于北魏朝廷，到郦道元在北魏朝廷任职，郦氏家族已经仕宦于北魏近百年之久。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不但在政治上为郦道元提供了发展起点，也为他研究学问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 再者，虽然定姓族是孝文帝时下诏进行的，但决非孝文诏令一下，姓族就已经确定了。定姓族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据《魏书·官氏志》记载，正光元年(520年)“十二月，罢诸州中正，郡县定姓族，后复”[4]3004。这表明，直到孝明帝正光元年，定姓族的工作还在进行。换言之，一般入族的汉族士人仍有可能通过累世高官而使自己的家族门阀得以晋升入姓的机会。而且，孝文帝以后，北魏朝廷也曾发布诏文强调对才学的重视。如《魏书》卷八《世宗纪》记载：“(宣武帝正始二年四月)乙丑，诏曰：‘……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不精厥选，将何考陟？八座可审议往代贡士之方，擢贤之体，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4]199又如《魏书》卷九《肃宗纪》记载：“(孝明帝正光四年)，诏曰：‘……若孝子顺孙、廉贞义节、才学超异、独行高时者，具以言上，朕将亲览，加以旌命。’”以上诏文表明，在北魏的门阀社会中，重视才学的理念并没有堙没。在某些情况下，以才学为选官标准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接受。这些，都成为激发一般汉族士人勋业进取心的强劲动力。 郦道元尊崇儒学，家族的荣耀，不可能不对他产生诱惑。其父郦范因襄助进军三齐之功，官至平东将军青州刺史，晋为公爵，在受到重用的汉族士人中已经声名显赫。有了这样的政治铺垫，作为郦范长子的郦道元，自然会产生继往开来，振作家声的政治心态。甚至他以审视天下的眼光撰著《水经注》，也未尝不有提高家族的学术声望，为家族争得较高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的用意。 二、郦道元与李彪、李冲的政治关系 郦道元任职北魏朝廷后，较早给他以重要影响的，是为孝文帝所亲重的汉族士人李彪。时任御史中尉的李彪，因为郦道元“秉法清勤”，把郦道元由太尉掾提拔为治书侍御史，成为自己的属下。郦道元与李彪谊在师友之间，郦道元的政治经历与李彪大有关系。李彪因为才能卓著得到孝文帝的重用，累官至御史中尉兼度支尚书。御史中尉负责“督司百僚”，所以李彪任职后，辅佐孝文帝打击豪强，澄清吏治，政绩显著，被孝文帝视为股肱之臣。孝文帝非常宠信李彪，曾对仆射李冲言道，“李彪之直，是我国家得贤之基”[4]1391。但是后来李彪与李冲交恶，终于被李冲上奏免官，郦道元也随着李彪受到了仕途上的第一次打击。 李冲本是陇西大姓敦煌公李宝的少子，后来仕魏，历官侍中、吏部尚书、东宫少傅等职。李冲很有政治才干，甚得文明太后和孝文帝赏识，以致“综摄内外”，权重一时。李彪本来是李冲举荐给孝文帝的。史载李彪“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4]1188。 关于李冲与李彪二人闹翻的原因，据《魏书·李冲传》记载，“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4]1188。好象是说因为李彪“倨傲无礼”，李冲才把他关押起来。但这实在不过是一个借口，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人门第有别，政见、利益不同，以致宿怨渐深，矛盾激化而为冲突。 这要从孝文帝迁都说起。孝文帝决意把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固然是为了加速拓跋鲜卑的封建化进程，以实现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的壮志宏图，但迁都的原因并非如此单纯，而是综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考虑，其中很可能还有一个用意，即借迁都分化冯太后时的旧人。文明太后冯氏先后两次临朝听政“省决万机”，孝文帝虽然贵为至尊，并不能决断朝政。史载孝文帝“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4]329，这样才暂时求得“二圣钦明”的政治表象。即使如此，孝文帝也曾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4]186。这样的经历恐怕会让孝文帝终生难以忘却。后来冯太后死葬平城以北仅仅二十公里处的方山。四年后，终于毋庸隐忍的孝文帝果断定下迁都大计，其中应该含有摆脱冯太后的权力阴影和旧的政治氛围的想法。 可是，迁都之举遭到了旧人势力的激烈反对和严重阻挠。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并不主张迁都。李冲就是坚决反对迁都的总代表。按《魏书·李冲传》描述，孝文帝迁都，保守派群臣借故拦马劝阻，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就是李冲。为了反对迁都，李冲甚至“以死相请”，却遭到了孝文帝的断然拒绝。见硬抗不成，李冲又以“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难以马上营讫”为由劝孝文帝“愿暂还北都”[4]1183，企图以此消磨孝文帝的决心，但孝文帝义无反顾，坚决留在洛阳。旧人势力计划落空，于是又怂恿太子元恂北归，但使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决意迁都的孝文帝竟废死了太子元恂。《魏书·太子恂传》记载：“高祖幸代，遂如长安。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时年十五。”[4]589可见，正是李彪的“承间密表”，才使太子元恂被杀。这是李冲最为切齿衔恨的。因为李冲是太子元恂的老师，并且此举让李冲等旧人势力反对迁都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孝文帝擢拔任用李彪等新锐，可能就有平衡牵制李冲等旧人，及为自己将来培养新政治班底的用意。《魏书·李冲传》记载，孝文帝想迁都，又担心旧人不愿支持，于是假称南伐以“胁定群情”。此时李冲并不知实情，还以为孝文帝真的要南伐，所以拦马谏阻。而李彪能够“承间密表”，说明他或早知孝文帝迁都之谋。后来李冲拘捕了李彪，把奏表寄送给孝文帝，孝文帝看后“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李彪)可谓溢也，仆射(李冲)亦为满矣’”[4]1188。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暗含着对李冲的不满和对李彪的惋惜。 可是，尽管孝文帝非常赏识李彪的才干，却由于李彪出身寒微，竟不能过快地重用他。这可能是习惯于韬晦的孝文帝担心对李彪擢拔过快，会牵动旧人势力的敏感神经。这让李彪感到压抑。但李彪似乎并不想通过攀附的方法而提高本宗族的门第，而是试图以自己的忠诚耿直和卓荦才华获得声望，也许因为如此，他对李冲的“所结姻连，莫非清望”的做法很看不惯。《魏书·宋弁传》记载：“孝文帝北都之选，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恨冲而与李彪交结。”[4]1415宋弁怨恨李冲而与李彪交结，一则说明李彪的政治影响已经直逼李冲，二则说明李冲和李彪的对立情绪逐渐公开化了。李冲不但因李彪告发废太子谋反之事而对之耿耿于怀，更因为李彪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威胁而恼火。这样，李冲和李彪的矛盾渐渐激化。所以，后来李冲、元澄等人趁着孝文帝车驾南伐之机，拘押了李彪，“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嗔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4]1188。李冲“尽收”的御史，是李彪的属下，其中第一个就是郦道元。李冲拘押李彪后给孝文帝上表说：“臣辄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并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等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若或不知，须讯部下。彪答臣言：‘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4]1391李冲为了网罗李彪罪名，对郦道元等刑讯逼供，“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李彪为了避免属下继续受辱，于是站出来承担了李冲等强加给他的罪名。这应该使郦道元等人深为感动。 郦道元之所以与李彪同道，不仅在于他们同掌纠察之职，而且还在于两人秉性志趣的投合。李彪“生性刚豪”，郦道元也“素有威猛之称”，他们都执法严明，不讲情面；他们都有才智、有学问、有出人头地的愿望，又都不愿意像李冲那样通过姻联清望而达成目的，而是希冀依靠自己的奋斗建功立业，从而提高自身家族的社会地位。郦道元的家世虽然不像李彪那样寒微，但在孝文帝朝也并非清望高门，地位远逊卢、崔、郑、王和赵郡李氏五姓。孝文帝下诏给郦范时说“卿身非功旧，位无重班”即是明证。但勇于进取的郦道元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识、才干来实现理想，而鄙薄攀附旧贵的行为。史书有一记载可为例证。《魏书》本传评价郦道元时说：“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4]1926然而实际上郦道元兄弟五人，他并非与所有兄弟“不能笃睦”，郦道元被萧宝夤杀害时，有个弟弟一直陪同左右，也同时被害，此即可证。“不能笃睦”的议论或许因为郦道元对其另一个弟弟郦道约不满所致。道约字善礼，“性多造请，好以荣利于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9]996。这样的行为，正是性情耿直、好强上进的郦道元最难以接受的，因此他才疏远这个弟弟。 综上所述，郦道元与李彪等人，属于一般士族和王朝新锐，希望积累政治资本以振兴家族，但对自己的政治处境时感压抑，对高门旧人的跋扈势力非常反感。李冲等人则是高门世族和旧人势力的代表，他们从自身私利出发，不但不肯放弃旧贵族阶层的既得利益，而且还企图使这种利益无限止地扩大化，所以贬抑新锐。故此，他们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结果是“彪为仆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属官坐免”[9]996。郦道元遭到了入仕以来第一次严酷的政治打击。 三、郦道元与北魏皇族成员的政治纠葛 孝文改制，通过“改降五等”等手段，增强了拓拔皇族宗室的权势，宗室大规模地跻身八公，对异姓勋贵构成压倒性优势，形成真正的权力核心。这自然是孝文帝伸张皇权的政治手段。但是，元魏皇族成员往往以特权阶层自视，飞扬跋扈，横行不法。即使这样，孝文帝也对他们多所迁就、回护。如《魏书·元志传》载元志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李彪据理力争：“御史中尉避承华车盖，驻论道剑鼓，安有洛阳县令与臣抗衡？”但孝文帝不但回护元志，许其与李彪分路而行，还赞赏元志“此儿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4]363。 郦道元任御史中尉时，作为执法重臣，也经常遇到不遵法度、桀骜不驯的皇族成员。《魏书·元思传》载元思为御史中尉，上表云“案《御史令》……又云：‘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时经四帝，前后中尉二十许人，奉以周旋，未曾暂废。府寺台省，并从此令。唯肃宗之世，为临洮举哀，故兼尚书左仆射臣顺不肯与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郦道元举而奏之。而顺复启云：‘尚书百揆之本，令仆纳言之贵，不宜下隶中尉，送名御史。’寻亦蒙敕，听如其奏。从此迄今，使无准一”[4]353。通过这则史料记述可知郦道元弹奏元顺，依法办事，据理力争，不让权贵，勇敢地维护自己的体面和尊严。但皇帝还是回护自家宗室，使得法度“无准一”。 尽管如此，遇到不法的权贵，郦道元并不忌惮，哪怕是皇族宗王，也不放过。《魏书·郦道元传》记载：“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第，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4]1926郦道元不但径直杀了元悦的男宠，还上表弹劾元悦，勇敢地惩处“贪淫不遵典法”的皇室成员。但这个事情，很快招来了皇族宗王的报复。 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十月，郦道元被封为关右大使，受命前往雍州，考察刺史萧宝夤的情况。萧宝夤担心郦道元“图己”，遂遣其属下郭子恢，围郦道元于阴盘驿亭而杀之。 为什么朝廷派郦道元出使雍州呢？北朝素有大使巡行制度。郦道元此次被封为关右大使，是分道巡行的大使。但应注意的是郦道元身为御史中尉，其本职就有监察百官，弹劾不法之责。《魏书·萧宝夤传》记载：“是时，山东、关西寇贼充斥，王师屡北，人情沮丧。宝夤自以出军累年，糜费尤广，一旦覆败，虑见猜责，内不自安。朝廷颇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郦道元为关中大使。”[4]1323其实，当时萧宝夤反状已经暴露。正光五年，萧宝夤代杨椿为刺史、行台。《魏书·杨椿传》记载：“(杨椿)还乡里，遇子昱将还京师，因谓曰：‘当今雍州刺史亦不贤于萧宝夤，但其上佐，朝廷应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圣朝百虑之一失。且宝夤不藉刺史为荣，吾观其得州，喜悦不少。至于赏罚云为，不依常宪，恐有异心，关中可惜……’昱还，面启肃宗及灵太后。”[4]1288可见，宝夤欲反，朝中早已有所警觉。那么，为什么还要派郦道元出使呢？这就是朝中权贵借刀杀人的诡计了。《北史》说诡计的设计者是元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4]1926；《魏书》则说是元悦等人。元悦嬖近丘念，道元杀丘念而弹劾元悦，元悦当然要借机报复。而元徽为什么会“素忌道元”呢？ 原来，在元魏宗室内，城阳王元徽与广阳王元深是死对头。而郦道元与元深、李崇等属于同一政治派别，与李冲等旧势力的多所对立冲突。如六镇反叛时，元深上表分析了六镇反叛的原因，指出“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4]430。可见元深不满李冲，指责他当官任事，照顾亲族，徇其私利，造成了贻害国家严重后果。《魏书·元深传》记载：“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4]430改镇为州，是从游牧民族军事制度走向郡县制的一种手段，是汉化改革措施的一部分。朝廷特地派遣郦道元为大使，“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说明郦道元与元深、李崇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与李冲、元徽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 《北史·宋游道传》所引一事，更能表明郦道元与元深的密切关系及与元徽的敌对情绪，“魏广阳王深北伐，请(宋游道)为铠曹，及为定州刺史，又以为府佐。广阳为葛荣所杀，元徽诬其降贼，收录妻子，游道为诉得释，与广阳子迎丧返葬。中尉郦善长嘉其气节，引为殿中侍御史”[4]1271。元徽污蔑元深降贼，宋游道为元深辩冤，郦道元“嘉其气节”而向朝廷举荐，足以说明郦道元对元深的同情和对元徽的反感。因此，元徽等人对郦道元伺机报复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元徽等人的陷害，郦道元或许心知肚明，但道元以国事为重，毅然出巡。郦道元实际上是以身殉国的英雄。其临终“瞋目叱贼，厉声而死”，其中想必包含着他对腐朽势力的愤怒和壮志未酬的痛惜。 四、郦道元的猛吏之风与“酷吏”之毁 《魏书》郦道元本传言其“素有严猛之称”、“威猛为治”，故将其列入《酷吏传》。后人多以为《魏书》既多曲笔，此记郦道元之行事，想必亦不实之词。唐李延寿撰《北史》，就将郦道元从《酷吏传》中拉出，附于其父郦范传后。《四库全书总目》则称赞李延寿：“出《郦道元》于《酷吏》……离合编次，亦深有别裁。”[10]409清代郦学家赵一清《水经注释》附《北史》本传按语：“按道元立身行己，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乱世，而大节无亏，即其持法严峻，亦由拓跋朝淫污溻冗，救敝扶衰使然，何至列于《酷吏传》耶，恐素与魏收嫌怨，才名相轧故耶？知人论世，必有取于余言也。”[11]69总之，诸人是要为郦道元正名，斥魏收以虚妄。 笔者认为，把郦道元列入《酷吏传》当然不妥，但《魏书》所载郦道元之事也未必完全失实。魏收比郦道元晚生三、四十年，魏收开始修史之时，郦道元已卒二十四年，故并不存在才名相轧的情况。清人王鸣盛、纪昀等亦以为秽史之说是“已甚之词”。因此魏收为郦道元作传，也未必毫无根据。郦道元不是酷吏，但有可能是一个执法非常严厉的官吏。赵一清指出郦道元“威猛为政”的原因是“拓跋朝淫污溻冗，救敝扶衰使然”，倒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说法。 《魏书·酷吏传》写其他诸人如于洛侯、张赦提等或残暴或贪赃，往往言其情状。而写道元，只说其“威猛为政”，并不及任何酷暴之状。本传称郦道元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4]1925。郦道元一心为公，畏惧者则是不法的吏人、作恶的权豪、掳掠的奸盗。冀州一带，自魏晋以来，一直是豪强大族土地兼并最残酷的地区，《魏书》说道元“为政严酷”，可能与他打击豪强有些关系。乱世用重典，斯亦无可厚非。 “酷吏”之说也可能与郦道元“治蛮”有些关系。《北史·郦道元传》言“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9]995，又言“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诣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9]995。都涉及了治理蛮人的问题。郦道元出任地方官，所在多是群蛮杂处之地，也大多是南北政权互相对峙和争夺的地带，非常难于治理。《魏书》云：“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4]2246景明末，道元出任颍川太守。颍川之地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敏感地带。景明三年，“鲁阳蛮鲁北燕等聚众攻逼颍川，诏左卫将军李崇讨平之，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4]2247。李崇讨平鲁阳蛮，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而此时郦道元恰好是颍川太守，或许有所参与。东荆州是群蛮杂处、南北争夺之地，也是一个不容易管理的地区。郦道元任官东荆州刺史时执法严峻，或为形势所迫。 郦道元后来任御史中尉，也使权豪“颇惮之”。这大约是受到了曾在郦道元之前做御史中尉的李彪的作风影响。北魏在孝文帝实行班禄制前，听凭官吏自己搜刮。此风之行既久，实行班禄制后尚或有不能即改者。为此，孝文帝指出“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4]156。并任用李彪等“正直之士”为御史中尉，纠核百官，整顿吏治。出身于寒门的李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4]1392。《魏书·李彪传》记载：“始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4]1398但《魏书》并不把李彪列入《酷吏传》，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李彪一心秉公而无私念罢。李彪任御史中尉，就举荐郦道元做了治书侍御史。李彪主事时，郦道元入仕未久，李彪的行为，或许会成为郦道元的榜样。 孝文帝死后，北魏吏治日趋腐败，宣武帝时就公开卖官鬻爵。北魏后期，官吏更加贪暴无耻，“饿虎将军”“饥鹰侍中”不少见。孝明帝以年幼接位，灵太后专制朝权，“自是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在下牧守，所在贪惏”[4]339，吏治更加腐败。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想严肃吏治，无疑难度更大。但郦道元铁面无私，不避豪强，威猛为治，显示出他极大的勇毅精神，表现了雷厉风行的政治作风。从依公办案、惩治不法、严正不阿这些方面看，与其说郦道元是酷吏，不如说他是直吏、严吏。 总之，郦道元不仅是一位学者文人，更是北魏朝廷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尤其在北魏后期担当执法重臣，以其刚直威猛之风见诸青史。但由于他处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不自觉地卷入了各种政治旋涡之中，从而酿成其人生的悲剧。 ①卢道裕尚显祖(拓跋弘)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高祖(拓跋宏)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高祖女义阳长公主。标签：郦道元论文; 李彪论文; 孝文帝改革论文; 北魏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北史论文; 李冲论文; 魏书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