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都市空间的现代性表征
方 英 王春晖
《尤利西斯》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巨著。书中对都柏林的都市空间予以细致入微的描绘，在对都市居民的生活百态、内心体验和精神困境的书写中，彰显了都柏林的“现代性”特征：偶然性、碎片化、流动性。街道、酒吧、电车等场所的空间结构与社会功能“生产”了城市中的偶遇和偶然事件；城市布局、行人在街道上的行走和文化空间对立导致了都市空间及人们空间体验的碎片化；游荡者和交通工具展现出都市空间的流动性和变动不居。乔伊斯建构了一个既具有资产阶级“殖民现代性”特征又承载着作者对时代、民族、存在等问题思考及批判精神的都柏林。
［关键词］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都市空间；现代性；表征
《尤利西斯》是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在题目及内容上与《荷马史诗》高度互文，讲述了一位“现代英雄”于1904年6月16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冒险历程”。随着主人公的漫游，都柏林的城市空间如画卷般渐次展开。《尤利西斯》创作于20世纪初，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与大都市快速兴起的时期。作为先锋作家和现代主义代表的乔伊斯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并将其融入《尤利西斯》的创作，尤其是对都市空间的建构中。他在作品中以繁复的细节表征了都柏林这座都城的各个侧面，揭示出转瞬即逝的现代性经验，及其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一、现代性与都市
现代性（modernity），无论是作为一种时间意识，还是一种文化观念；无论是一种启蒙话语，抑或是一种审美范畴，在后现代的今天，仍然是人们无法回避且应当深入探讨的话题。
“现代性广义而言意味着变得现代（being modern），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newness）。”［1］(P349)对“现代性”的追溯要回到“现代”与“古代”的对立中。17世纪的“古今之争”，不仅解放了理性，而且张扬对科学和进步的强烈信念，并决定了“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即推崇当代。［2］(P12-13)这种时间观念是现代意识的核心。显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现代”和“现代性”特征：16世纪是文艺复兴，17世纪是理性，18世纪是启蒙，19世纪是工业革命，20世纪是对工业革命的反思。［1］(P1)而在杰拉德·德兰蒂看来，现代性不仅仅是时间意识或历史阶段，而且是一种社会状况，一种文化观念和政治规划，其话语体系包含着现代与古代、文明与野蛮、基督教世界与异教世界、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建构。［2］(P13-15)
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就艺术同社会的关系而言，有两种剧烈冲突又相互紧密依存的现代性：一种是社会领域中的，“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另一种是“本质上属论战性的审美现代性，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莱尔”。［1］(P355)前者可称为社会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现代性；后者也称为文化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是对前者的反思、反动、批判乃至超越。而最广义的现代性就存在于这两者的对立之中。［1］(P3)
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定义是审美现代性概念的起源：短暂的、飞逝的、偶然的（contingent）；它构成艺术的一半，而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的、稳定的。［3］(P13)波德莱尔的美学显然以瞬间反对稳定的记忆，以现在反对过去，追求新（newness）与新奇（nouveaute）的观念；但同时，亦体现了他“现代美”和“永恒美”的二元观。波德莱尔的思想对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等人的现代性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简言之，在波德莱尔等人那里，现代性就是现时性、当下性、瞬间性、新颖性、偶然的碎片和持续而迅速的变化。但同时又是悖论或辩证统一：在瞬间中寻求永恒，在碎片中重构整体或窥见总体性，在变化与新奇中探究本质与稳定，在转瞬即逝的现时片段中捕捉（或创造）永恒的美。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液透析的过程中，低血压的反复出现会给患者的心、脑等组织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在血液透析的过程中，合理的透析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透析的过程中还应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从多方面进行干预，直到患者的血压恢复正常，必要时可在透析过程中进行降压药物处理，通过多个角度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措施，切实保障患者的透析效果以及身体健康。
此外，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与现代性有着必然的密切联系。都市乃产生现代性和体验现代性之变动方式的关键场所。正如弗里斯比指出的，现代性就存在于大城市的景致和时尚的稍纵即逝的美中。［4］(P26)正因为此，波德莱尔引入“现代性”概念时，描绘的是都市的景象：病态的大众、工厂的烟尘、铅和汞等有毒物质、公园的影子［4］(P21)，关注的是“现代性在现代都市生活的各种体验方式中所处的位置及其艺术表现问题”［4］(P28)。而其作品极力表现的是都市中的陌生人世界（林恩·洛弗兰德的术语），是展现这个世界中的两种个人经历的交织：一种是对共同人性的肯定，是跨过陌生人群的障碍；另一种是强调孤立和神秘。［5］(P234)弗里斯比考察了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并指出：“他们的中心关怀……包括我们与都市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4］(P8)换言之，他们的研究聚焦于都市中波德莱尔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体验：克拉考尔聚焦于魏玛时期的柏林；本雅明试图“在19世纪的首都巴黎，重建现代性的史前史”［4］(P10)；而对齐美尔来说，“都市是那些构成现代性分析基础的其他社会体验的焦点”［4］(P95)。
1）分别采用MH、DR、AM抽样算法时，AM算法最快收敛，DR算法次之，MH算法收敛最慢，其中AM算法不依赖于参数的建议分布，能够获得较快收敛速度，且收敛指标曲线最为平稳，显著优于其余2种算法。
乔伊斯本人既是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又深受波德莱尔等人关于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因而既追求与蒙昧相对立的现代精神［6］(P21)，又对资产阶级现代性持反思与批判的态度，这些在其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此外，他的作品，恰如波德莱尔、福楼拜等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都是关于城市的文学［7］(P209)，城市已成为其作品中支配性的母题。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中，都柏林都是不变的主角。可以说，这座城市已经与他的文学创作融为一体。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细致入微地刻画出都柏林的街道、酒吧、交通工具和游荡者，在书写城市居民的生活百态、内心体验和精神困境的同时，赋予都柏林偶然性、碎片化与流动性等特征，彰显了都柏林的“现代”特质和他本人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此外，小说中的都柏林是作家在自己经历和回忆基础上的虚构性文本建构，因而其都市空间的现代性和他的反思又具有其独特性：既体现了爱尔兰殖民历史的深刻影响，又打上了乔伊斯流亡经历的烙印。
二、都市场所与偶然性
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永不停歇的变化。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就是信奉他性（otherness）和变化。”［1］(P69)《共产党宣言》指出：“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齐美尔则从心理主义的角度解释现代性的变化本质：现代性是人们感觉到社会现实处在一种永不休止的变动状态中，“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形式中的消解”［4］(P62)。在都市空间中，现代性的变化本质尤其体现为“流动性”：人群的游荡，交通工具的穿梭，信息的快速流通，以及科技进步引发的各种空间移动和变化。流动性是都市研究与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方面。安德鲁·萨克在《穿过现代性》中深入讨论了福斯特、伍尔夫、乔伊斯等作家作品中的流动性与现代性问题，并详细分析了都市居民的出行、漫步、移动和城市本身的流动、骚动等现象。流动性是《尤利西斯》都市空间的又一重要现代性特征。有了流动性，都市中的偶然碎片得以拼贴与组合，得以朝向某种总体性的建构。小说中都柏林的街道是流动性的载体，大街上的游荡者和交通工具是都市流动性的重要体现。
除了游荡者，《尤利西斯》中的交通工具也是现代都市必不可少的元素，它们大大增加了都市空间的流动性。电车是当时都柏林现代交通工具的代表，是20世纪初爱尔兰都市生活的重要维度。结合爱尔兰被殖民历史可以看出，都柏林的电车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也是英国殖民的产物。电车代表了现代生活的“速度”，并揭示了乔伊斯对待都柏林的殖民现代性空间（a space of colonial modernity）的态度［17］(P128)。电车连接了城市与更远的郊区，扩展了都市空间的广度，令市民在都市中的移动速度大幅提升，而这又成为市民全新的出行体验。在乔伊斯看来，电车能使都市空间流动起来，改变都柏林拥挤瘫痪的现状。在“阴间”一章中，布卢姆看到一群牛正被送往码头，整车整车的牲畜使交通变得拥挤，他希望能在这里开通一条运送牲畜的电车轨道，来改善都柏林的交通状况与市民的生活环境。从这里可以看出乔伊斯对电车与现代科技所持的积极态度。快速移动的电车展现了科技为都柏林带来的进步与流动，也体现了乔伊斯关于都柏林（爱尔兰）现代性发展的思考。
具有都市属性的场所，如街道、酒吧、电车等，往往凝结着“现代性”特征，聚集着各种现代性体验，其中最显著的是“偶然性”。《尤利西斯》正是由都柏林一天中的无数偶然瞬间与人物意识的流动片段拼接而成的巨著，小说中的各种都市场所是偶然事件集中发生的地方，它们的空间构造与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出城市中的“偶然性”——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空间既是一种产品，其本身也具有生产性①。
小说中都柏林街头驶过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总督车队是最为独特的一种。车队在凤凰公园的大道上呼啸而过，以威严的姿态融入都柏林流动的血液中，同时也提醒着读者，都柏林大街上的流动性深受英国殖民的影响。小说中的总督车队，不时出现在城市的一角与游荡者的视线中，对都柏林的市民而言，这象征着无处不在的英帝国的权力，或者，借用福柯的术语，象征着某种“全景敞视”。总督坐在车中，前后有车马簇拥，市民无法看到总督，总督却能透过车窗观察街道上的市民，这时总督车队就成了福柯提出的具有规训功能的空间与权力机制的一部分，“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19］(P194)。在乔伊斯看来，总督车队在流动中隐含着权力的炫耀与失衡，打破了都市空间的和谐；车队在都柏林的街头奔驰时，很多市民并不愿意为之让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的“瘫痪”。
街道如城市的血管，连接了城市中的不同地点，聚集并流动着各色人群，为“偶然性”的发生提供了无限可能。在小说中，都柏林街道纵横交错，数量庞大的陌生人来往于此，时常上演偶遇与偶然事件。小说主人公布卢姆是一名兜揽广告者，在都柏林的街头漫游已成为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在街道上行走，他时刻体验着与陌生人的短暂偶遇。当他拐进坎伯兰街，经过“跳房子”的游戏场地时，遇到一个娃娃“孤零零地蹲在木材堆放场附近弹珠儿玩”［8］(P137)；当他经过风车巷时遇到一个拾破烂的少年；当他跟随送葬队伍经过爱尔兰区的街道时，他看到路边居民区拉开的窗帘后面有一位向外张望的老妪。正因为都市中街道空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形态各异的陌生人才得以偶然出现在主人公的视线之中。街道上的偶遇深刻影响着布卢姆的意识流动与情感波澜——坎伯兰街上弹弹珠的娃娃就像他夭折的小儿子鲁迪；街头衣衫褴褛的乞丐就像喜欢吃猪下水并忍受着妻子与情人幽会的自己；贴在窗户上的老妪观看葬礼，就像正在观看步步迫近的死神。对街上行人的任意一瞥都映射出布卢姆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悲伤，弥漫于街道的偶然性往往能直击人物的内心。本雅明曾分析过波德莱尔《恶之花》中偶遇带来的惊颤感：大城市的街道人潮拥挤，某个瞬间的匆匆一瞥，就能使城市中某个孤独的人身体痉挛地抽动，因其意识到“一种惊颤，随着这惊颤，某种急切的欲望突然”［9］(P56)将其征服。乔伊斯在小说中描绘的偶然闪现的陌生面孔，正是捕捉到这样一种都市中的偶然性所引发的心灵震颤。
在梁益时期，能够偶尔改变一下陆游情绪心境的，可能是他“游历山川、揽观风俗”的“素志”，可能是他个人精神修炼、修养的努力，也可能是他一时的理性克制或战胜了一向任性而动的情性。当陆游偶然抛开吴越文化或京畿生活的优越感，抛开个人流落、落魄的自定义悲凉心态，陆游其实也能愉悦一些地欣赏并书写西州的自然人文之美态。即便是蛮荒之地夔州，也能发现令他赏心悦目的美景与物产：
除此之外，往来穿梭的电车可谓是承载偶然性的移动场所。电车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发生在电车中的偶遇极具现代都市特征。电车是城市中移动的封闭空间，也是一种陌生人空间，但乘客们不得不忍受很近的身体距离，并因此衍生出防御心理。在小说中，乔伊斯详细描写了康米神父乘坐电车的经历：他坐在角落里观察电车上的乘客，但乘客之间没有交流，一种局促不安的气氛弥漫在车厢中。齐美尔曾描述都市市民的这种心理：“这种表面上的矜持的实质不仅仅是冷漠……它还带点儿反感，是一种拘谨和排斥。”［12］(P267)不仅是电车内，电车与外部空间的互动同样具有现代性特征。这恰如德·塞托对乘坐火车的描述：“空间与空间的摩擦到了抹去它们之间疆界的地步。”［13］(P195)火车与电车及其带来的空间体验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快速移动的封闭空间，乘客往往都会体验到与陌生人之间物理距离的缩小和心理上不相称的疏离，以及乘客与车窗外的事物擦肩而过却无法交流。发生在电车内、外的偶然性折射出都市居民之间的冷漠、疏离和不安全感。
三、碎片化与空间对立
德兰蒂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指出：“在马克思、波德莱尔和乔伊斯这些作家那里，碎片化的主题越发重要。”［2］(P27)的确，碎片化是现代性的内核。波德莱尔的“短暂、飞逝、偶然”的著名定义，以及现代性对“新奇”的追求，都决定了现代性必然是时间、空间和经验的碎片化。碎片化意味着时间的短暂和空间的片段，如齐美尔指出的瞬间形象或快照［2］(P27)和作为社会生活碎片的时尚［4］(P128)；意味着时间、空间和审美经验的非整体性，或者说经验领域永远不可能认识与抵达的“总体性”［4］(P69)。
碎片化是《尤利西斯》现代性的又一种特征。
首先，都柏林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征使其都市空间,尤其人们的空间体验趋于碎片化。城市中日益密集的宏伟建筑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与乡村的差异直观体现为建筑风格的不同：乡村的房屋相对低矮，在乡村道路上往往可以极目远眺，观察到大范围的空间区域；城市中的建筑与此相反，街道两侧的高楼大厦增加了人们的视野局限：他们“生活在被条条门槛挡住了视野的下面……在这种交织中互相呼应的道路……失去了可读性”［13］(P169)。这意味着都市中人们的视角已无法把握都市空间的整体性，只能触及局部的碎片般的角落，而现代性也正栖身于这些空间碎片之中。
其次，街道中行人的移动视角使小说中的都柏林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德·塞托指出，人在观察城市时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站在摩天大厦顶端，以上帝般的视角俯瞰整座城市，并“绘制”出完整的城市“地图”；另一种是穿梭于城市底部的街道，用移动的视角记录“行程”（itinerary）并书写城市。［14］(P128-130)在这两种观察方式中，德·塞托似乎更倾向于行人的视角，他将行人、过路人、橱窗看客和流浪者看作城市的真正作者。［14］(P129)《尤利西斯》中对都柏林的逐步呈现采用的正是第二种视角，也就是街道上行人的视角。布卢姆行走于都柏林的各个街道，代表了丈量并书写都柏林都市空间的“作者”。在“赛仑”一章中，布卢姆时而出现在菲利河对岸的道路上，时而走过埃塞克斯桥，时而又出现在奥蒙德饭店前面的街道上。随着他的行走，读者看到的是不断变化的碎片化的小范围空间，如街边的古董店、宝石店和道路旁边的圣母像。如果借用德·塞托对“提喻”和“省略”这两种道路修辞的讨论，都柏林经由他的空间实践（行走）的“处理和翻转”，已变成由一个个膨胀的或分散的空间片段拼接而成的都市空间。也就是说，其行走要么令某些空间片段“膨胀”并用其代替整体性（提喻），要么通过省略，只保留被挑选的片段，并取消了片段之间的空间连续性和因果性［13］(P178-179)，从而向读者呈现出偶然闪现的碎片化空间。
还值得一提的是，《尤利西斯》中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导致了都市空间的矛盾和断裂。处于英帝国殖民统治下的都柏林，由于英国文化与爱尔兰文化的冲突而产生了许多空间对立，它们打破了都市空间的完整统一，形成了这座殖民化都市特有的（空间、经验与情感的）碎片化。例如，布卢姆参加好友葬礼时经过了丹尼尔·奥康内尔的圆塔形墓。奥康内尔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领导的革命虽惨遭失败，但将民族主义推向高潮，并点燃了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希望。他的墓碑，填充着爱尔兰民众的精神和象征空间，支撑起他们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然而在小说下一章“埃奥洛”中，乔伊斯又将读者的视线转移到矗立于都柏林中心的纳尔逊纪念碑上，它为纪念牺牲的英国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而建立，垂直高耸的圆柱形象代表着帝国的权威和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奥康内尔墓和纳尔逊纪念碑，借用列斐伏尔探讨空间与政治关系的一句话，都是“被建构的、被生产的、被规划的”社会/都市空间的地标性建筑［15］(P25)，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但它们在空间设计、文化意蕴和意识形态内涵上都形成了强烈的矛盾与对立，具有建筑学空间的“双重特征”：“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15］(P37)穿行于城市中的矛盾空间，殖民历史带来的“异质性”［16］(P603)对国家叙事和民族意识的完整统一性的破坏，都柏林的城市居民必然会感受到克拉考尔对世界断裂的体悟：“世界作为紧密联系的统一体被打破，剩下的只有个体的碎片。”［4］(P151)
四、大街上的流动性
偶然源自确定性的淡化乃至瓦解，是时间统一性的破坏，是由于“把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分消解为未来——延长的现在”［2］(P126)。蕴含着偶然性的时刻是独立的任意时刻，它超越因果限制并孕育无限可能。偶然性是波德莱尔所指的导致现代性之“短暂”和“过渡”本质的原因；是齐美尔所讨论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意外性和随意性，以及偶遇、性偶合等冒险经历。［4］(P61-90)
罗伯特·塔利曾在《空间性》的“绪论”中讨论都市空间、流动性（mobility）与游荡者（flâneur）的关系。他认为前两者是游荡者理论的核心，并指出：该理论在波德莱尔那里逐渐成型，在本雅明那里得到深入分析，而德·塞托则将“城市行走”（walking in the city）进一步理论化。［14］(P9)游荡者是都市流动性的实践者与体验者，也是波德莱尔眼中“抵抗资产阶级厌倦（ennui）的最后英雄”［4］(P27)。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是：“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在一个大城市底层浪荡的景观。”［1］(P55)本雅明将游荡者确立为“现代原型人物”［14］(P95)，他在《拱廊街计划》中描绘了游荡者的形象：他们不同于普通人群，而是带有疏离气质的观察者，他们站在大城市的门槛上，就像站在中产阶级的门槛上，在人群中寻找避难所。［18］(P10)在德·塞托看来，游荡者的游荡（步行者的步行）是一种微观实践活动，是对空间关系的重新组织，“远远没有受到敞视化管理的监督或排斥”［13］(P172)。而塔利则进一步指出，这是对自上而下的总体化权力凝视的反抗［14］(P131)。由此可见，游荡者既依赖于都市空间，并构成了都市空间的流动性及现代性，又以游荡这一行为对代表着资产阶级现代性的都市空间加以抵抗。
这种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概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互换。德兰蒂指出，现代主义“可以用来指称现代性文化中的一个根本转向”［2］(P24)。而正如现代性对历史的态度（既否认又怀念），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也充满张力：“现代主义既可以反映一种逃避（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欲望，又可以是对现代世界的赞美。”［2］(P26)与德兰蒂相似的是，卡林内斯库也阐明了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既赞美又敌视。［1］(P348)这种矛盾态度源自两者的内在一致性：现代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美学，本质上就是对现代性的寻求［1］(P81)；两者的文化基础都是将时间与自我等同，展开自我并创造出私人时间［1］(P3)；两者都反对历史，偏离传统，追求新颖性，并否定自身。
乔伊斯之所以对游荡者详细刻画，原因之一是他自己正是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 “漂泊者”：国家动荡不安与家道中落魄使他年轻时就离开爱尔兰，以“流亡者”的姿态漂泊于欧洲各国。《尤利西斯》中同样是异乡人与游荡者的布卢姆体现了乔伊斯对“流动”的感悟。在“赛仑”一章中，乔伊斯不仅刻画了布卢姆的游荡方式，也刻画了他的心理状态。布卢姆在利菲河对岸的码头附近漫无目的地行走，想到妻子与不幸的家庭，然后在给情人的回信中倾诉自己的悲伤和孤寂。而这只是他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一天，他的妻子不止一次与情人幽会，他身处的城市也不止一天肮脏拥堵。布卢姆看似已经对这种状态麻木不仁，但他持续的游荡表明他试图在游荡中成为空间关系的主动组织者，在流动中抵抗现代都市空间与都市生活的约束。如果说布卢姆的游荡是出于对现实不幸的抵抗，那么斯蒂芬的漫游则是出于对精神家园的探寻。斯蒂芬的母亲临终前希望儿子虔诚祷告，但斯蒂芬违抗了母亲的愿望，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他因此搬离自己的家，漫无目的地行走于都柏林的街道之上。生活与信仰的不确定使斯蒂芬不断探寻更加边缘的空间，试图在远方追寻道德与精神的新生。斯蒂芬最终在午夜时分与善良的布卢姆同行回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之父。作者为小说创造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但他着力展现的，主要是城市居民迷茫的游荡状态：他们在快速变化的都市空间中似乎迷失了方向，却又在持续的游荡中观察和探寻。不管结果如何，他们的游荡既加剧了都市物理空间的流动，更折射出作为现代性特征之一的都市精神空间的流动性。
1.提出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对于(i，j)节点的二阶导数采用半步长附近插入点上对应的一阶导数差商表示，然后将一阶导数再用相应节点压力差商表示[6]。这样无量纲Reynolds方程，可转化为式(5)。
除了街道，酒吧同样是偶然事件频发的场所。在爱德华时代，伦敦的酒吧已经汲取了欧洲大陆咖啡馆的公众风格。酒吧的空间构造与它的社交功能相互呼应，“在吧台边人们可以自由聊天的话，那么其他就座的地方就是可以保持沉默以及一人独处的场所”［10］(P456-457)。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描绘了形形色色的酒吧：它们是相对封闭的空间；大多具有柔和变幻的光线和精致的装潢，酒架上摆设着琳琅满目的美酒；规模更大的酒吧如奥蒙德酒吧中还拥有性感的酒吧侍女与音乐演奏。酒吧的娱乐氛围和酒精使人轻松愉悦的功能吸引着大批市民，偶遇频繁发生。在小说的第十二章“独眼巨人”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巴尼·基尔南这家酒吧中，关于报纸新闻、道路、赌马甚至文学的信息在酒吧中互相传递。一位不知名的叙述者与海因斯由扫烟囱的工人引出话题，随后布卢姆、阿尔夫等人都参与到有关爱尔兰牲畜贸易与处决监狱囚犯的讨论之中，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酒吧中的偶然交谈与城市中的偶遇一样，体现了偶然性的表现与成因，即连续性的消解、因果链的断裂和确定性的终结。酒吧同样是市民在喧嚣城市中的避难所与“异托邦”。在福柯看来，异托邦和乌托邦是相似的特殊空间，与其它所有空间相关联，但又与它们相抵触，以怀疑、中和、颠倒的方式与它们相关。［11］(P24)所不同的是，乌托邦是人类幻想出的不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则真实存在。酒吧就是这样独特的现实空间，它映射出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又使他们的记忆、心灵与现实短暂隔离，营造出乌托邦式的幸福感。酒吧不同于街道，发生在其中的偶然性为人们带来的不是惊颤感，而是对现实的短暂逃离与回望，人们看似轻松的偶然交谈却更加真实深刻地反映出都柏林的现实与都市生活的压迫感。
《尤利西斯》中的游荡者、电车与总督车队为都柏林增添了特色鲜明的流动性，其深深地打上了作者自身经历与爱尔兰历史的烙印，是地理景观与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小说中的都市空间流动性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也是爱尔兰历史的一帧缩影。
五、结 语
建筑、街道、酒吧、游荡者与各种交通工具都是《尤利西斯》中不可忽视的城市景观，共同构成了具有爱尔兰特色和乔伊斯特性的都市空间。乔伊斯深入挖掘并详细描述了都柏林都市空间和人们空间体验的偶然性、碎片化、流动性等现代性特征，使这部小说的先锋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上，更体现在思想内容上。《尤利西斯》不仅是都柏林的现代性表征，更探索了都市居民如何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和自身的生存困境。
乔伊斯，恰如波德莱尔所言，既书写了现代都市中人们的孤立状态，强调了个体的反思与反抗，也肯定了共同人性的意义，更引起了读者的思考：在转瞬即逝的时空碎片中，在不断变幻和流动的现代性中，人们如何确定自身的“位置”，如何建立/重建与自身所在世界的关系？透过现代性的视角，在相关空间理论的观照下审视《尤利西斯》的都市空间，我们发现，乔伊斯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一个被殖民的、时常“瘫痪”的都柏林，更建构了一个既具有资产阶级现代性特征、又承载着作者对时代、民族、存在等问题思考及（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都柏林。
思雨想，这根长发丝也许就是欣竹的吧。可又一想，如果这根发丝是欣竹的，又是怎么沾到自己的毛衣上的呢？跟欣竹外衣都没有碰过，内衣又怎么会碰过呢？想到这，思雨又有些犹豫了，他觉得自己的定义也许下得过早了。思雨把两根长发丝分别包好，并在纸包上面分别写上“欣竹”、“无名”。
注释：
到了初中中后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出现了叫做副性征的新的男女差别，这就是进入了青春发育期。由于性腺的不断发育，性激素的分泌增多，性功能开始显现，男女差别越来越明显。生理上的变化引起了心理上的变化。初中学生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会出现吃惊、不安、羞涩、厌恶、自豪等情感上的波动，并会产生“我不是小孩子了”的想法，感到自己长大了。
①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既是一种供使用和消费的产品，也是一种生产方式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1991）。他在《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中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每个社会都生产自己的空间；同时，空间又具有生产性，社会空间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表达与再生产（Henri Lefebvre,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in Yu Hai,ed.,Urban Theory—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在中国，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在增加，复种指数不断升高，连年增产的压力日益加大，人们对于土壤、土质、土壤养分的期盼越来越高。在人们的期盼中,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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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6－01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空间批评研究”（17BZW057）
方 英，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
王春晖，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浙江宁波 315211）
【责任编辑：彭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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