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敏早期诗歌观照生命的多维视野与理性光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光辉论文,诗歌论文,视野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01)01-0037-06
郑敏在诗歌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为生命塑像，即从对生命状态的解剖中升华对生命本质的渴望。这只是一个总体追求，在不同的诗篇中，诗人又采用不同视角、从不同侧面去表达对生命中某一构成要素的思考，这就使她的诗表现出多姿多彩的格局。我们所谓的多维观照，指的就是诗人从不同角度对生命的思考，这一特点主要集中于技法方面，包括诗篇取材、意象营造、诗篇结构等因素。对郑敏40年代的诗歌写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个角度是她涉及较多的：自我生命状态与自我解剖；自然观照；社会现实观照；艺术观照；哲理思考。下面，我们试图对这些观照角度或方式分别进行一些简要论述。
其一，自我生命状态与自我解剖。诗歌是与个人密切相关的艺术，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诗人对人生、现实的思考，其中都有“自我”的存在。离开了“我”，即使是戴着“面具”或找到“替身”的“我”，诗歌这种艺术样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真正的“客观诗”是不存在的。不过，我们在这里有所侧重，主要指诗人直接对“我”的生命状态进行描述与解剖的抒情角度，做这样的界定，完全是为了论述上的便利。
郑敏的自我解剖主要是对她的心态的描述，既包括愉悦又包括寂寞与苦恼，还包括忏悔。应该说，郑敏早期诗作大部分都可以看成是诗人的自我解剖。当时，诗人的人生视野还相对狭窄，并且处于极易受当时环境冲击的如花年月，她感受着爱的迷茫与芳香，感受着生命的顺势流淌，诗歌显得清纯而有魅力。《晚会》、《音乐》、《云影》、《怅怅》、《濯足》、《秘密》等所表达的都是这种心态：羞涩、渴望、欢欣，“我的灵魂是清晨的流水”（《音乐》）可以说是诗人当时最主要的心绪，同样，“但若我们闭上了眼睛，／我们都早已在同一个国度，／同一条河里的鱼儿”（《音乐》），表达了诗人的生活与生命期待。在这些诗中，除了爱情与少女的秘密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矛盾与冲突，因此，诗的意象显得单纯而和谐。我们在上文将这些诗称之为郑敏诗歌写作的“总纲”，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渴求与祈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但是，从《旱》等诗开始，郑敏的诗逐渐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复杂”主要源于诗人对生命的多种样象的歌咏，除了正面以外，尚有与之相对立的反面。应该说，这种“复杂”本身与生命状态有更紧密的关联，因为生命就是由种种充满冲突与矛盾的要素构成的。这种转化主要是因为诗人对生命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体验。《Fantasia》中有一节较好地体现了这种转换：“我的心喷出血像决堤的猛水／我的生命，那即使被／割碎也还在空气里／留下永古的颤抖／当我卧倒在尘土里／夜莺在我的心里歌唱／啄木鸟用它尖锐的嘴／剥啄我的心／而我的身体里痛苦和／快乐得到一个结合的宇宙，／在林外，离我很远的世界上／这时是那比死更／静止的空虚在统治着／而我投入我的感觉里／好像那在冬季的无声里／继续的被黑绿的海洋／吞食着的雪片。”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自己沉没于自己的感觉中，但是这里已有冲突：痛苦与欢乐的冲突、“我”与“离我很远的世界”的冲突等等，不过，诗人仍然有一份自我陶醉。这就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在转型中的心理状态：对自我生命的解剖与沉迷。
在郑敏的这类诗中，《寂寞》、《残废者》、《求知》等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直接抒写内心的寂寞与痛苦以及努力突破这种状态的渴望和努力。《寂寞》写的是诗人与外在世界的隔膜以及努力在这种寂寞之中寻求生命及其流向的心路历程。《残废者》则以心灵的苦痛为对象，表达诗人所面对的冲突与困境以及试图突破的努力。这些诗中都有一种强大的人格精神，就是试图从现状的解剖之中理解存在的苦痛，同时想从苦痛之中寻求一条可能的出路。这种挣扎是具有警示作用的，特别是在40年代的中国，有这种心态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诗人能真诚地解剖自己而不沉迷于当时的冲突之中，这又是优于其他的一些诗人的。
《求知》是诗人生命的升华。不少诗人只是表达对于生命理想的追求，却极少从自身矛盾与苦恼的解剖中去寻求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人觉得其中有躲闪乃至虚假的成分。郑敏的诗同样是在寻求生命的理想，但她对自己生命处境与状态的解剖乃至自我忏悔是那么透彻骨髓，让人更欣赏她所感受到的生命的曙光。诗人写道：
我忏悔，应当忏悔，虽然在心灵的天空
确实掠过怀疑的阴影，但是，人，不要忘记你胸中
具有的良知，造物已将最后的钥匙交给你，
当你成了这充满诱惑的道路上的一个行旅。
我应当忏悔，曾这样不耐而贪婪的索要最后的果实，
永远伸出手，向外面，而忘记体内的宝藏
那儿原埋有最可贵的种子，等候你从胸中将它培养，伸向你身体以外，一棵茂盛的树
我们岂是来摘取什么，从这个摘不尽
的果园里？我们愿意死在
叹息自己渺小，和抱怨欲望无穷里吗？
呵，假如你能想到，是来给一些什么
你追求却为了给得更多，
你来，为了完成这个世界，用人的树增加它的美。
这种“忏悔”意识让人心颤，在中国新诗歌史上，敢于这样忏悔的诗人恐怕不多。在忏悔中，诗人所要赞颂的是“良知”，是内在生命的萌动，是给予、奉献。如果把这种严厉的自我要求与郑敏所有的诗篇对照起来理解，我们会发现她对生命理想的渴求是何等执著，这在一个充满动荡的年代是尤其难得的。她的诗中充满毁灭与新生，但毁灭永远是为了新生，这是她作为一个诗人最具有魅力的人文情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敏对自我生命状态的解剖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生命的存在。如果创造者自己对生命都没有一种独特的意识，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评说别的生命现象呢？我们都欣赏诗人那种主动的忏悔意识，它们强大的力量增加了生命与诗歌的崇高之美。
其二是自然观照。自然也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按照波德莱尔的契合理论，宇宙间万事万物之间乃至具体事物与抽象的理念之间都存在着神秘的对应关系，诗歌中寻找与生命相对应的自然物象就是理中之事。波德莱尔的理论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基石。在郑敏诗中，对自然的关照是诗人理解生命的主要侧面之一。在她看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现象可以在自然现象中找到与之相通的构成要素。
郑敏直接歌唱自然的诗并不多，但她选用了许许多多自然物象作为意象，寄托她的生命之思，而在众多意象之中，特别有特色的有以下几中：树木、鹰、岛、池塘、荷等等。
在郑敏诗歌中，树木是独立、坚强的象征，能够承担一切，也能够忍受一切。但是，她的“树”的意象是由古树演化而来的，“好像这世界从没有过太阳／我们在一座古树林里／你的手扶着我走／我们如被一群野羊追逐／那犄角逼使我们吃吃的笑”（《黎明的来到》），“我是活在一座古怪的森林里”（《Fantasia》），这里的“古树林”或者“古怪的森林”是诗人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她心目中的“人”群形象的描述，她赞美和欣赏那些树林中的优秀者，“我只是默默望着那些丰满的柏树，／想他会开开他那浑圆的身体，／完满的世界，让我进去躲躲吗？”（《寂寞》）毫无疑问，这里有对“白马王子”的期待，也有对强健生命的渴盼。
在《树》与《树林》两首诗中，树的形象得到更广泛的延展。“我从来没有真正听到声音／像我听到树的声音，”“我从来没真正感觉过宁静／像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的那样深”（《树》），这里显然有“动”与“静”的结合，而这两者正是诗人所渴望的生命境界，动是变化，静是凝定，生命正是在动与静的变奏之中获得延续与提升。“这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宇宙中千万个静默的思想”，“而它的形体总是这么沉默／不管天际的苍蝇和径上的行人／偶尔也响应着海上传来的风雷／却像一个伟大的人不苟且言笑”（《树林》）“树”变成了沉思的有思想的人象征，“静默的思想”、“沉默”和“不苟且言笑”是诗人心目中的思想者的形象，也就是生命的探索者的形象。这个形象似乎有点像沉思的里尔克或冯至，他们都对郑敏的诗歌写作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郑敏诗中，“鹰”是不屈的抗争者的形象，在早期的《云彩》诗中，诗人便写道：“我的心是深山里的一口井，天空永远卧在它的胸上／假如有一只苍鹰忽地／自郁黑的森林里飞起／在蓝天盘旋，盘旋，／它一定和我一样想那云彩吧”。有人对此诗提出过异议：“《云彩》一诗之中，连用了十二个意象，‘行云流水’‘山’‘石’‘日’‘月’‘云彩’‘月光’‘一章音乐’‘深山里的一口井’‘天空’‘苍鹰’与诗中的‘我’又是什么关系？和‘你’是什么关系？这些暧昧的关系，以及意象之杂多，造成这首诗整体上的松散。”[1]这种解析意象的方式似乎有点机械。我们应该把这首诗纳入一个整体来考察。在诗中，“我”是在与“你”对话，“你”谈论的是动荡不定的“行云流水”，而“我”则渴望“你”谈一些恒定的东西，谈“昨儿里你所怀念的我”，因为“我曾对着黄昏的云彩想／它昨夜月光里的睡态”，意思是说“我”在思念着“你”。诗人说，让世界变化吧，“我”渴望“安静”，因为可以从中看到“多少个昨夜”，那令人怀念的日子。接下来，诗人用“苍鹰”做假设，“苍鹰”的“盘旋”与“你”的“偏说行云流水”而不谈“昨夜”相对应，以“苍鹰”想念“云彩”暗示“你”也应该思念“我”。诗人思绪在这里转了好几道圈，最终是要表达一种对“你”态度的探寻。这是一首爱情诗，“苍鹰”象征着变化与变动。
《鹰》一诗将“鹰”这一形象凝定为郑敏诗歌精神的一种象征。它“冷静”但不冷漠，“用敏锐的眼睛探寻”生命的本真意义。这一意象与郑敏诗中的“马”、“岛”的意象是有同等意味的。“岛”也是一个沉定的生命象征，“海风和水波自四方袭来，／舔着，击着，啄着，／欺骗的与诚实的，／我敢说她极心愿的／将她的肢体伸展到远处。”（《岛》）这实际上是生命的忍受与探寻：郑敏的诗极少用代词“她”来指代某一物象，这里是否将岛看成了诗人自己的象征？“这混雄的形态当它静立／在只有风和深草的莽野里／原是一个奔驰的力的收敛／渺视了顶上穹苍的高远”（《马》），这是“马”的本性，它忍受着众多的苦难，即使最后死去，“当年的英雄早已化成圣者／当它走完世界艰苦的道路。”在诗人看来，敢于承受一切苦难且敏于创造者都是神圣的。从她选用的这些动的与静的以及动静相融的形象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郑敏对生命的探索不是单一的，更不以观念为先导。在她心目中，似乎任何存在都有其暗含的生命的象征，诗人就是要极力解剖这种暗含。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是“池塘”和与之相应的“大海”。“在这里，我觉得／它静静的围在我的四周／像一个下沉着的池塘”（《寂寞》）“池塘”暗示一种氛围，“我”在“池塘”中沉没、迷茫，然而又清醒地发现“我是单独的对着世界”。在《池塘》一诗中，诗人进一步把“池塘”演化为生存环境的象征，这就将诗人的视野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层面，把生命存在与宇宙存在融为一体。如果我们要勾划诗人的生命观，可以举出《濯足》一诗来加以说明。这是一首爱情诗，抒写了少女对充满平静、梦幻的爱情的沉醉与期待，“在快乐地等待那另一半的自己”。“他来了，一只松鼠跳过叶，／他在吹哨，两只鸟儿在窃窃私语／终于疲倦将林中的轻雾吹散／／你梦见化成松鼠，化成高树／又化成小草，又化成水潭／你的苍白的足睡在水里”。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它看成一首爱情诗，而是看成诗人对某种生命状态的描述，可以发现，郑敏后来常用的意象“高树”、“小草”、“水潭”等均已在这里有所涉及，诗人正是通过这些独特的意象构筑了一个梦一般的生命情景，或者可以说，诗人在后来的作品中以这些意象及其与之相近的意象所表达的正是祈祷生命的如此境界，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对美好爱情那样的生命状态的体验就是郑敏渴望的生命理想，因此，《濯足》是郑敏诗歌写作“总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预设条目。
其三是社会观照。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与以前的现代主义诗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对社会现实投入了更多的心力。不过，与某些现实主义诗人不同，郑敏对现实的关注似乎是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将自己也当成现实中的普通一员，她保持着一种距离感，因而她不得不流露出一种孤独感。这一点与她的老师里尔克和冯至有些相似。里尔克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还意味着一种痛苦的觉悟。人在其生命中所获得的体验，虽然存在着被他人理解的可能性，但他人的理解并不构成精神上的安慰。…中国诗人之所以喜欢里尔克的孤独，是因为他们把它解释成获得独特的艺术想象力所需要付出的心理代价。不仅如此，它也被看成是维护精神主体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一种象征。……经过中国诗人的转述，这种孤独凸现了一种本土化的文化内涵：它反映的是中国诗人兼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希望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并由此衍生一种独立的精神传统。”[2]这一概括是有道理的，冯至的十四行诗与那个时代似乎并不协调，正说明冯至试图保持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独立性。而郑敏关注现实的诗所揭示的似乎也不是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是苦苦抗争的生灵。《人们》、《盲者》、《贫穷》、《小漆匠》、《早春的村落》、《死难者》、《清道夫》、《学生》、《人力车夫》、《西南联大颂》、《噢，中国》等诗所表达的并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纠葛，她所要祈祷的是为这些普通的生灵寻找一条精神解放的出路，或者在文化上、观念上探寻中国变动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个大前提下，诗人所表现的抗争、忍受就超出了表层而深入到一种精神层面，如果仅仅以社会学方法来谈这些诗，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切入的路径，但是我们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诗人所建构的纯净的、崇高的精神殿堂。在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中，诗人仍然寻求着生命的象征，她从一个个普通生灵身上描绘的是她自己所认定的生命的状态和生命祈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现实在郑敏诗中仍然只是一种象征。她不是在与某一具体的人、事对话，而是与生命的不同存在方式对话。
郑敏有不少诗涉及到现实中的战争与死亡，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时代与死》、《死》（第二首）、《学生》等。应该说，在40年代的中国，这些题材是每位诗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的，但是，这些诗并没有表达诗人对“战争”与“死亡”的评判，而是表现了诗人对生命存在被践踏所体现出的悲愤情绪，她试图从中发现一些生命意义的张扬与流动，同时也揭示生命陷入困顿的因由。在《学生》一诗中，诗人思考了现实的迷惑和真理的沦落，这是她发现学生热情受阻受欺骗的原因：“这个国度比任何国度更令人迷惑，／这个时代比任何时代更令人怀疑／在这里‘正’和‘误’好像昼夜不分的北极，／在这里真理是兼饰两角的傀儡／一个自己扭打着另一个自己／一个说：什么是我的就是真理／另一说当那是你的什么／变成我的什么时／它才是真理”，在这里，真理没有标准，“真理竟不如一个婴儿／曾在快乐时笑，痛苦时哭／好告诉我究竟谁是他自己”，正因为这样的处境，单纯的学生才时常受到欺骗，因为在他们眼里，“世界上没有多角形的欺骗”。这是对现实的关注吗？当然是。但它又不是现实主义诗人那样的关注，诗人只切取与生命相关的一面，张扬那些符合生命理想的，批判那些阻滞生命的。诗人心目中没有政治化概念，只有对生命生长的渴望。对现实的关注实际上是对生命所赖以依存的生存环境的关注，也是对生命存在的关注。
其四是艺术观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智慧的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也有一些人以其精神力量的强大而被称为圣者。这些成果都是人类思考自身命运的参照，也是人类寻求生命路向的启示。郑敏对这些作品和这些人怀有特别的敬意，常常从他们（它们）身上寻求关于生命的启示，这就是她的诗中有一批以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为吟咏对象的诗歌。这些作品所表现的要么是生命的理想境界、要么是生命的抗争与冲突，总之都有一股无法消磨的强劲的精神与生命之力渗透其中。歌德“像一条河”，“不断的吸收，不停的前流”，“身心太伟大的不容占有”（《歌德》）。这里所歌颂的是歌德的精神与思想，当然也包括这种精神与思想的创造者——歌德这个人，二者是不能分离的，于是人们都甘心为他的“奔流”而奉献，变成充饥解渴的“葡萄”与“苹果”。这是一种对思想的臣服。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臣服”不会很多，因为他们都在追求生命与精神的独立性，不过，当他们找到可以当成“圣者”的对象时，他们就会随之而起伏变化。因此，现代诗人都有一些“偶像”，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和艺术作品都可能成为“偶像”中的一员。在郑敏心目中，贝多芬也是生命创造者的象征：“人们都在痛苦里哀诉／惟有你在痛苦里生长／从一切的冲突矛盾中从不忘／将充满希望的主题灿烂导出／／……你的心在黑夜里也看得见善良／在痛苦的洪流里永不迷失方向”（《献给贝多芬》），生命的“希望”与“方向”也正是诗人在寻觅的。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虽然试图用诗篇雕刻生命的雕像，但是，她所赞美的是流动的、不断变化发展的生命，因为流动和变化才可能有新生，而那些在流动与变化中凝定下来的东西，往往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
比如《荷花》（观张大千氏画），画中的“荷花”便是凝定的生命的体现，一朵“盛满了开花的快乐”，另一朵“在纯洁的心里保藏了期待”，而诗人却从“荷梗”上发现生命延展的痛苦，“因为它从创造者的／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在《兽》（一幅画）里，“兽”“忍受一个生命”，“眼里映出整个荒野的寂寞”，在它们“笨拙的形态里”，有着“一个生命的新鲜强烈”，与此相比，人类却“狭窄和多变”，“言语只遗漏了思想，知识带来了偏见”。在这里，诗人的评判不言自明，她更欣赏“兽”所体现的对生命的状态与渴求的启示，这是诗人颇富智慧的思考。《Renior少女的画像》表达的是压抑内心的沉默与等待，实际上是走向生命新天地之前的生命力量的凝聚：“瞧，一个灵魂先怎样紧紧地自己闭锁／而后才向世界展开，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为了将向一片充满了取予的天地走去。”这有如修炼是为了抵达天堂一般，有一种宗教般的蕴含。《一瞥》是以伦勃朗的一幅画为对象的，诗人写道：“半垂的眸子，谜样，流露出昏眩的静默／不变的从容对于有限的神秘感也正是匆忙／在一个偶然的黄昏，她抛入多变的世界这长住的一瞥。”变化与凝定就是这样，瞬间的东西可以成为永恒，那就是生命之美。
在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中，郑敏对别人认识过的东西进行再认识，或者从中发现别样的生命韵味，这就使她所思考的生命现状与生命理想有了某种精神上的支持，因而能透射出更多的与哲学、文化精神的融合。实际上，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都是在对生命进行哲学、文化的探索。
在上述几个方面对生命现实和本质的揭示之中，哲理思考却是郑敏诗歌的重要手段。但是，较之于手段，它更是郑敏诗歌的一种气质，即在现实、象征之中加入哲学乃至玄学的思考，由此构成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勾连个性与共性两极，将普遍的生命意蕴同个人的独特感受交织在一起，形成感性与知性的复杂错综，因此，我们把它单独列为一部分加以简要考察。
袁可嘉曾多次强调：“现代诗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3]这正是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探索的目标与方法，也是郑敏诗歌的艺术方向。
郑敏有着这方面的素养。在西南联大期间，她学习的是西方哲学，接触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后来，她到美国学习英美文学，对玄学派诗歌很感兴趣，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关于玄学诗的。而玄学诗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源头所在，艾略特就写过不少关于玄学派诗歌的评论，他自己的诗也深受玄学派诗歌的影响。艾略特认为：“我们的文化体系包含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诗人精细的情感上起了作用，必然产生多样的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示意义。……因此我们就得到了很像‘玄学派诗人’的奇特的比喻的东西——的确，我们获得了一种特别类似‘玄学派诗人’所运用的方法，也很类似这种方法惯于使用的晦涩词汇和简单结构的特点。”[4]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诗歌与玄学派诗歌的紧密关系。里克尔诗中也有类似艾略特提到的那种因素，人们称之为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中最容易被接受的部分是，它坚称真正的艺术作品得自神助的观念。”[5]这种观念曾影响到冯至，深受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郑敏也接受这种观念的浸润。不过，里尔克的这种神助观念主要是一种与写作相关的个性气质不是诗歌品质，郑敏不可能将这种观念完全转化为自己的东西。但是，郑敏诗中对“神圣”等意念的强调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玄学”主要是一种诗歌品格，就是通过诗歌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对生命的一种独特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郑敏有许多哲理性的诗篇，如《读Sehnsucht后》、《死》、《二元论》、《鹰》、《墓园》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从哲学层面上来抒写对生命及其本质的理解，颇具艺术智慧。同时，她的不少诗篇都渗透着哲学的思辩气息，往往于具体的描述之中生发出哲思，从而增强诗的表达力和辐散面，而这些哲思往往是诗中最闪光的部分，比如《舞蹈》中：“终于在一切身体之外／寻到一个完美的身体，／一切灵魂之外／寻到一个至高的灵魂”；《时代与死》中：“倘若恨正是为了爱，／侮辱是光荣的原因，／‘死’也就是最高潮的‘生’”；《生的美：痛苦，斗争，忍受》中：“只有当痛苦深深浸透了身体／灵魂才能燃烧，吐出光和力。”等等。就其实质而言，这些都只是诗人的发现而不是抽象思维中的思辩，因为它们总是同诗人的个人感受联系在一起。它们是诗人由历史、哲学和个人经验中获得的一种知性，这种知性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认识，在思想意味上往往优于一般的感性，而在郑敏诗中，知性和个人感性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它既有作为个体存在的诗人的认知，又有作为思想象征的哲学意蕴，这就使她能够具有超越一般诗人的开阔与深邃。
即使在哲理思考中，郑敏也不把诗歌推向抽象的层面。她把一些哲学性术语，一些抽象的东西看成是与具象等同的存在。在郑敏诗中，“生”、“死”、“生命”、“死亡”、“智慧”、“现在”、“过去”、“必然”、“偶然”（《死讯》）等不是以抽象形态出现的，诗人有时为它们标上引号（“”），把它们当成与感性对象同等的存在来看待，甚至把它们看成是更高层面的存在。这就使她的诗歌意象分成了两大类：抽象的与具体的，并形成大与小的对比、个人感受与生命存在的对比，由此形成了特殊的诗美张力。由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对应显得复杂而多样，她的诗有时候就显示出一种神秘的氛围。比如，她喜欢用“手”来表达一种神示的、不知来处的引导生命的力量，“那些目送你远去者，／却从你平稳的迈步里／觉悟到纵使在黑暗中／也有一只手牵引着，／那忠于忍受痛苦的人”（《盲者》）、“即使对于能计划未来的人类／不仍有一只外在的手／可以扭转他们的命运吗？”（《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这使我记起一只永恒的手／它没有遗落，没有间歇／的绘着人物，原野／森林，阳光和风雪”（《小漆匠》），“手”这一意象本身就具有一种神秘色彩，既具象又抽象，暗示对生命的引导与操纵。
因此，换一个角度说，郑敏诗歌的玄学意味正是她的哲思、个人感受与生命本身相融合的产物，它由此形成与生命本身相对应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老子》中有如下句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金克木对此的理解是：“由同生玄，玄又生妙。妙非一，是众。天地万物之妙由玄之又玄入门。道、名生有、无，有、无生同、异，同即玄，最玄成为妙。”[6]我们可以由这一思路来概括郑敏的诗，她诗中所表达的生命哲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同”，是“玄”之缘，而“玄”与“异”——她个人的体验达成一种独特的发现／创造关系，“玄”与“异”之共同作用，构成诗之妙境。这种理解也许有些勉强，因为郑敏的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不大，但她诗歌的玄妙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如果仅仅表达哲理，那么诗就是可以转述的，但郑敏诗中，哲理与人个体验是合为一体的，构成可感而不可言之境地，同单纯的抒情诗相比，又多了一份厚重，一份思想的蕴含。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在她的诗中是相互演进、互为因果、表里的。她有这样的诗句：“由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理性仰望着美丽的女神——情感／自她神圣的面容上／寻得无量生命的启示；／情感信赖地注视着她的勇士——理性／挽着他强壮的手臂，自／人性的深谷步入真实的世界。”（《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情感是诗人的感受，而理性具有思想的力量。这是诗人对时代的认识，也表达了她的艺术观念。“理性”与“情感”的融合正是郑敏诗歌写作的主要特点：她以理性控制情感的泛滥，她以情感充实理性的枯涩，这使她的写作总是有所克制，也总是有所沉思，由此演化出抽象与具象、哲理与体验、现实与梦想等要素的共容局面。
郑敏的生命理念主要来自西方。这一点，可以从她诗中所赞美的圣者和艺术作品就可以找到线索：歌德、贝多芬是她心目中的圣者；而西方绘画、雕塑是她所赞美的艺术。同时，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时，她以西方为参照（《时间》），而对西方有更多的肯定。郑敏的诗像一幅油画，每一笔都凝重而有深蕴，不像中国画那般轻灵。理性思考的加入增加了郑敏诗歌的含金量，这正是中国传统诗歌所缺乏的。唐湜说：“我们虽然对诗人的虔诚祈祷与真挚的思索，丰富的思想与生动的意象，感到一种莫大的喜悦，有时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有时又感到一种快乐的解脱；而压力愈大，解脱中跃起的生机也就愈能蓬勃；但我们仍不能不说：这仅仅是过于绚烂、过于成熟的现代欧洲人思想的移植，一种偶然的奇迹，一颗奇异的种子，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音。”[7]这一评价是准确的。也正是因为诗人的这种探索才可能给沉闷的中国诗坛带来一些冲击。在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徐敬亚等人的诗论和“朦胧诗”创作都遭到了严厉的指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现代派诗歌宣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8]，可以想象，郑敏及九叶派诗人的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可能遭受到的冲击。好在她像里尔克那样沉默而工作，默默坚持着自己的探索之路。我们试想，如果中国诗歌永远固守某种套路，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即使郑敏的诗歌有多种缺点，但它给中国诗坛带来了新的思考，带来了对生命存在的关注，也算是一种可喜的收获吧！
当然，世界上永远也难有调和众口的完美艺术的存在。否则，艺术就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展。郑敏诗歌给中国新诗带来的正面影响是，在向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学习的同时又努力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毫无疑问是拓宽了新诗艺术的领域。但同样也有负面影响。比如，就文体建设来看，郑敏的诗歌分行断句方式过分西化，没有与汉语言的特征很好地结合起来，有时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郑敏在90年代对此有了自觉的认识：“诗人对语言要尊重，珍惜，不要对语言施虐，拧断语言的脖子，强迫词字组合，任意玩弄，炫耀新奇，招摇过市以博得创新的美誉。”她还提出了“如何理解汉语的音乐性”的诗学命题[9]，同时，对西方艺术的借鉴与对民族诗歌传统的继承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中国诗歌应该是立足于中国这片文化、现实沃土上的，西方文化艺术可以给它带来冲击与变革，但不可能消磨它的生命。在这方面，郑敏的成功及成功背后的背离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收稿日期]200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