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的终结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法等殖民帝国相继瓦解。“在现代殖民帝国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它消失的速度更引人注目了。1939年，现代殖民帝国似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但在1981年时，它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 D. K.Fieldhouse,The Colonial Empires），伦敦1982年版，第395页。 ）。到世纪之末，绵延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已最后终结。在新世纪铿锵而来之际，对这一发生在20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整体研究，将会有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促进现代殖民主义最后终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构成现代殖民帝国主体的非移民殖民地中，除少数殷实的宗主国的移民外，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利益方面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虽然长期的殖民统治可能使这些殖民地采纳欧洲宗主国的某些制度，并能接受基督教，但这种统治依然表现为外族统治的特色，且一直以强权为它的统治基础。所以，土著人对这类统治普遍反感。同时，由于许多非移民殖民地并不是由种族和其他传统因素所形成的天然联合体，而是由欧洲政治家和殖民地的官员人为促成的产物，因而宗主国也未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尽管它们对民族主义并不陌生，但大多把它们与意大利、希腊、巴尔干诸国以及波兰、捷克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欧洲特有的现象”（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397页。）。直到20世纪20年代， 当非移民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殖民帝国才对它的影响力感到震惊。英国在一战之后便不得不承认：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民族主义已经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危及到了它在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
在非移民殖民地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许多殖民地从陷入殖民桎梏之日起，对外族统治抱有敌意的民族主义便已经产生，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不断掀起反抗欧洲人占领的斗争，以及组织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类体现民族主义的反抗行为，不仅存在于一些社会发展层次较高的非基督教世界和非欧洲文化影响的区域，如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北非、以及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和中国等，而且还发生在“异教”的非洲，像达荷美、阿散蒂、祖鲁兰都发生了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都遭到镇压，但此类最初的敌意并没有因为军事上的失败而消失，它在后来不断发生的起义中一再表现出来，并对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不过，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国家里，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只有采取新的表现形式，才能使它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398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又与一些西方的准则和观念在殖民地传播联系密切，而间接统治的实施则为它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间接统治的广泛使用殖民地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统治方式。殖民者可以在充分利用当地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与土著首领的合作，更好地达到对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实行有效控制的目的。为实行间接统治，殖民者不得不培养一批土著的行政管理人员，让他们接受西式的教育。这使许多土著精英在接受西方教育的过程中，逐步熟悉了一些自由平等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与他们所接触的殖民统治有着直接的冲突。例如，在欧洲人不受当地法律约束的殖民地内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没有代议制机构的殖民地内讲议会选举的原则；在殖民地的人民被剥夺基本民族权利的情况下谈民族自决的主张等。所有这些，都使土著精英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此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他们大多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或领导者。这些人是一些脱离了自身的社会组织而又被白人圈子排斥在外的人。在个人雄心和理想主义的鼓舞下，他们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然而，单靠这些殖民地的土著精英，还不能引导民族主义运动朝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因为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政治家有直接联系，还与殖民地内所发生的重要社会变化紧密相关。在一些较早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它原有的那套社会机制在抵御殖民侵略的过程中已经遭到了破坏，欧洲人所建立殖民统治最终影响到了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的兴起和矿产业的发展使殖民地出现了都市化的倾向，并由此产生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此外，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土地资源日趋贫乏，不满情绪随之逐渐上升，而良好的通讯设施也打破了部落间的封闭状态。土著宗教意识的复兴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土洋有别的观念。所有这些发生在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化，其结果在许多殖民地内导致了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殖民统治的强烈反感。“这并非由于殖民统治是外来统治而不被人们所接受，而是因为这种统治与民众想要改变的社会状况有密切联系，这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把殖民统治看成是没落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予以坚决反对”（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0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大大加速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殖民帝国解体的进程，“它对许多热带殖民地所产生的影响，与拿破仑战争对西属与葡属美洲殖民地所产生的影响十分相似”（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02页。）。 如果对战后亚洲和非洲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在规模和数量上空前高涨的现象寻求答案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强烈的催化剂（注：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Derek.W.Urw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纽约1989年版，第140页。）。在大战期间，成百万殖民地的人民在同盟国的军队里服役，这进一步促使了世界范围内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更重要的是，一些殖民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法国、比利时、荷兰遭受蹂躏和占领，英国则在经济上、军事上元气大伤。与此同时，争取自主独立的情绪在殖民帝国内部迅速蔓延，殖民地的白人自信地宣称‘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优越’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注：C.S.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分裂》（C.S.Stavirianos,Global Rift），纽约1981年版，第93页。）。
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日本在1941年至1945年间占领了印度边界以东和新圭亚那以北的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英国、法国、荷兰完全失去了与这些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这些殖民地在战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日本人被击败后便实现充分的独立，而不再成为殖民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02页。 ）。在世界其他地区，殖民地虽受战争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凡是战争波及之地，人们的愿望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欧洲人对殖民帝国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意愿”（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03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抨击和谴责，所以使殖民帝国的维护者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为改变处境，被迫进行了一些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实行了托管制。在这些人看来，只要对殖民统治的手段加以必要的改进，殖民帝国在道义上还是能够站住脚跟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观念。在战争期间，带有战时理想主义色彩的《大西洋宪章》问世，它保证“尊重每一个民族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注：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5 页。）。同时，殖民地人民在战时所做出的贡献也倍受世人瞩目。“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进行战斗，还有200 万以上的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注：C.S.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分裂》， 第625页。）。他们的这些举动使不少开明的欧洲政治家都意识到，要在战后将殖民统治的桎梏重新强加在他们的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英、法在战时虽都曾明确表示过要于战后继续保持殖民地的决心，但它们在战后重返这些殖民地时，就深切地感到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统治了。在内外压力之下，英、法等殖民帝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实际的立场，特别是对热带殖民地的态度，此时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它们都表示，绝大多数热带殖民地最终将获得自治。“不过，它们也没有确切地说明怎样去兑现这一承诺，以及要花多久才能去兑现这些承诺”（注：C.S.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分裂》，第627页。）。
客观事实是：热带非洲的独立进程在战后从“谨慎的爬行”变成了“势头迅猛的狂奔”。究其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其一，二战之后，英、法国内要求迅速结束殖民统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为维持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费用也越来越高，以至不堪重负，不得不调整其撤出殖民地的计划。同时，它们也力图保证在撤出殖民地之后，其实际利益不受到损害。在它们看来，如果能在撤出殖民地时，于当地扶植起一个惟其马首是瞻的土著政权，不仅可以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还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预想没有落空。它们继续控制着这些非洲新兴国家的经济，继续向这些地区派遣许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人员。只有葡萄牙与英、法的做法有所区别，……在英、法同意让步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它还在进行着反对非洲解放运动的战斗”（注：C.S.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分裂》，第669页。）。
其二，美国和苏联的介入，对加速热带非洲的独立自主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国与法国一样，在帝国分离和非殖民化进程中都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注：马克·费罗：《开疆拓土》（Marc
Ferro,Colonization:A Global History），伦敦1997年版，第314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和苏联在非洲都没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二战之后，由于英、法等殖民帝国的削弱，给美国和苏联插手非洲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与美国相比，苏联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势力相对较弱，“但苏联可以通过比美国更自由地支持非洲政府和解放运动来部分地弥补这一弱点，而美国则不得不考虑西方盟国的利益以及本国大公司的利益。于是，苏联分别向埃及的纳赛尔、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杜尔，索马里的巴雷尔、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以及葡属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公开或秘密地提供援助和武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实际效果”（注：C.S.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分裂》，第669页。）。 而美国在战后的非洲，一方面尽力抵御苏联的渗透；另一方面则力图分享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正是由于美国和苏联对非洲的插手和干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的独立进程以大大出乎英、法意料的速度而发展。
此外，在热带非洲的独立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个引人注目的“滚雪球”现象。当一个地区获得独立之后，便可能促使另一个地区提出独立的要求，并最终使得宗主国放弃对它的统治，从而使殖民帝国的解体产生一种连锁反应。“当它失去某些地区的统治权，它在另一些地区的统治权也便随之寿终正寝了”（注：C.S.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分裂》，第405页。）。
二
殖民主义的没落不仅意味着欧洲殖民帝国土崩瓦解，还导致了许多新兴国家的诞生。对于新兴国家自身来说，殖民主义终结的直接结果便是摈弃了殖民统治，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并由民族主义者接管了以往一直无视土著人权利的殖民政府。然而，他们在掌政之后不久，便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机构大多是根据帝国的统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缺乏内部凝聚力。况且，“民族主义者们大都没有管理政府的经验，这使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行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更不用说去进行什么改造了”（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14页。）。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新兴国家在独立后常常会出现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停滞不前的局面。为了对此状况有深入地了解，我们可以将这些新兴国家分为三种类型来进行分析。一类国家是在政权转换之后，还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使其政治体系保持正常的运行；另一类国家是在独立后随即陷入内战、地区冲突和重大社会灾难的困境，从而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还有一类国家、也是多数国家，它们虽在独立之后可以避免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社会动乱，但却不得不长期忍受独裁统治，容忍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无奈地听任政变频频发生。
就第一类国家而言，印度具有着很大的代表性。它是1945年之后赢得独立的第一个大殖民地， 也是最早冲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国家。 1945年8月14日深夜，当印度制宪议会在新德里举行时， 尼赫鲁就曾这样宣称：“很多年以前，我们曾发誓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到了我们实现自己誓言的时候了。……在夜半钟声敲响之际，当世界还在酣睡之中，印度将睁开双眼迎接生活和自由。”（注：尼赫鲁：《独立及其后1947—1949》，新德里1949年版，第3—4页；转引自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页。 ）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出任了政府总理。它对外奉行独立、和平的外交政策，对内积极发展经济。为了改造和完善英国人所建立起来的那套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保证各部门的正常交替，尼赫鲁还保留了一大批英国的文官，让他们在过渡时期内继续任职，此后再在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逐步实现印度化。尼赫鲁这一稳健而较有远见的措施，对维护独立后印度政体的稳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使得印度的国内政治体制在独立后虽也受到一些冲击，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了议会制度、法治传统，只是在1975年6 月到1977 年3月间，这种局面才似乎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当时英迪拉·甘地颁布了紧急状态法，使印度有可能成为一党制的国家。然而，在1977年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新政府组成，紧急状态法取消，原有的政治体系继续维持运行，社会因此而引起的破坏程度不大。除印度之外，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也算得上是政治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只不过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物、一个家族或一个政党的长期统治”（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16页。）。
法属印度支那可以被看成是第二类国家的典型。从1945年至1954年间，法国一直迫使越南的北部地区加入它所控制的印支联邦。早在日本人投降之日起，北越就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在1954年为结束战争签署的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整个越南的大选将在1956年举行，从而决定越南的未来发展。然而，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此时，美国作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员国趁机插手印度支那的事务，不断加强对南越西贡政权的支持力度。从那时起，直到美国在1973年撤出越南、1975年南越政权垮台为止，越南一直饱受战火的蹂躏，此后越南便实现了统一。在经过20年的破坏之后，政府在重建家园方面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越南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思是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摘掉‘世界最穷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为21世纪的经济腾飞奠定基础”（注：梁志明等著：《当代越南经济革新与发展》，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作为法属印度支那组成部分的柬埔寨，更是一个在独立后即陷入深重社会灾难的国家。1955年，柬埔寨虽取得独立地位，但接着便被拖入了越南战争。1970年，王国被颠覆，柬埔寨成为共和国，一时内战又起。 美国支持的高棉共和国和北越支持的红色高棉之间展开激战， 直到1975年，这场内战才以红色高棉的胜利而告终。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是社会稳定发展。执掌政权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企图使柬埔寨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主张实行充分的自给自足。在将大量的城市人口赶到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对一些这类措施的反对者和可疑人士进行了镇压。“据估计，在1975年至1979年间，大约有50—200 万人遭到杀害，而该国的总人口也只有800多万， 结果红色高棉过去的支持者越南在1979年12月侵入了柬埔寨，建立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政权”（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17—418页。）。此后， 柬埔寨一直处于长期的动乱之中。直到1998年，随着红色高棉的最终瓦解，柬埔寨才似乎有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在第三类国家中，尼日利亚在独立后的发展历程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之时，表面上的民主气氛似乎对尼日利亚未来政局的稳定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独立之初的头几年里，英国人在撤离尼日利亚之前所建立起的那套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还能够正常运行。但在1966年时，内部危机爆发了。该年1月， 尼日利亚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政变，一些伊博族的军官杀死了来自北方的联邦总理以及豪萨族的许多政治家。4月间，北方人策动了一次反政变， 又杀死了许多伊博人。1967年，军队控制了政权，建立起由几个成员国组成的新联邦。伊博族占多数的东部地区，则不愿接受新联邦的管辖，并企图建立起独立的国家，从而彻底与联邦相分离。在此后的几年里，尼日利亚内战不断，直到1970年才告一段落，尼日利亚的军人统治得以继续维持，只不过统治手法有所变化而已。总的来讲，在这类国家中，“独立之前所建立起的那套西方式的宪政和立法制度，通常在几个月里就被抛弃了。在许多国家里军人接管了政权，他们宣称能够比政治家更好地代表国家利益。……它常常废除或弱化议会的功能，派遣党徒充斥各级官僚机构，同时将反对者囚禁入狱，甚至将他们杀害”（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19页。）。
通过对以上三类国家在独立后的社会政治状况所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非洲，独立之后的直接政治后果便是：“一方面，某种类型的专制政体的出现导致了原有政治体制的破坏；另一方面，即使实行专制统治也不可能保持政治上的长期稳定”（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20页。）。
一般说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有三点。首先，由于殖民者的蓄意干预，致使许多新兴国家的独立进程过于仓促，从而构成了未来国家政局不稳的隐患。例如在坦葛尼喀，到1954年时，尼雷尔才组织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一塔努。1958年时，坦葛尼喀便举行了指定侯选人的立法会议的选举。1961年5月，坦葛尼喀组成了第一个内阁。 同年12月，坦葛尼喀就宣告独立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民主政体在这些新兴国家里缺乏根基，便不是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21页。）。其次，缺乏内在的凝聚力。 种族矛盾尖锐是导致许多新兴国家在殖民主义终结后社会仍然动乱不已的重要因素。“在（新兴国家）制宪过程中，种族的因素变得日益重要，它会引起一系列的失控行为和暴力冲突。在殖民统治时期所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会在这样的两个时刻再次体现出来，即由一个古老的冲突引起纷争之时，或者是种族之间产生争斗之际”（注：马克·费罗：《开疆拓土》，第345页。）。此外， 由腐败而导致的软弱也与独立后的政局动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少新兴国家中，“行政管理成为了它的主要产业部门。在达荷美，1970年的行政开支就占预算的64%。在加蓬，……一个普通加蓬人的毕生收入还不及一个国会议员两个月的薪水”（注：马克·费罗：《开疆拓土》，第347页。）。 一旦政府的信誉扫地，对腐败的不满便会激化社会冲突，导致军事政变频频发生。大批的军人以清除腐败和“自私”的政治家为由介入政界，并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统治。结果“由于军人政权与民选政权面临同样的问题，使得这种内部折腾无休止的存在下去”（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22页。）。
尽管不少新兴国家在独立后陷入混乱、停滞的状态，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造成这种状态的直接责任人并不是那些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所谓“传播文明”的西方殖民者。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他们的入侵，打断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正常社会发展进程，才使它们陷入落后状态和依附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殖民地的政治家和民众对殖民统治都十分反感，大都希望尽早地摆脱殖民统治。“没有哪一个殖民地的政治家认为帝国的撤出应该缓慢，有步骤的进行，因为那将意味着承认殖民统治的价值。在非殖民化的进程中，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似乎没有仓促行事，然而也有人就此认为，印度被分解就是由于独立的进程拖泥带水所造成的。”（注：D.K.费尔德豪斯： 《殖民帝国》， 第423页。）。
三
除政治状况外，新兴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经济状况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论西方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如何辩解，都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宗主国在殖民统治稳固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剥削，结果极大地影响到了它的经济发展。因此，在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后，能否缩小甚至消除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经济差别，便成为衡量前殖民地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依据。
在50、60年代里，不少人都对新兴国家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第一，政治独立后，殖民地就可以不再受那些旨在为宗主国及其在殖民地的臣民谋利的框框调调所束缚；第二，新兴国家可以采取更开明的政策来加速经济发展；第三，国民政府可以调动殖民统治者无法利用的人力和物力来发展经济。……借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他们能够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在工业发展方面取得高速进展，从而减少对进口工业品的依赖，改变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注： 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23页。）。
他们这种乐观态度在当时是有着一定客观依据的。的确，在1950年以后的20年里，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有了迅速的发展，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下面我们将就1960—1976年间某些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一览表所进行的分析，来对这一时期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有较为直观的了解：
该表以1975年的指数为100， 在A 栏中显示的是该国在1960 年、1970年和1976年的经济发展指数。在B栏中显示的是人均收入状况。 货币单位为美元， 资料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年鉴”（United
NationsStatistical Year Book）。通过该表所提供的数字，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60年至1970年间，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指数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尽管考虑到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因素，据统计，在1965年至1977年间，非洲的人口增长率为2.7%，亚洲为2.2%，那么还是可以从此表中看出，在它们独立后不久，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1960—1976年某些发达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
196019701976
国家 AB
A
B
A B
澳大利亚 68 1600 93 2900 103
7200
比利时
55 1200 84 2600 99
6900
法国 54 1300 86 2800 104
6600
西德 65 1300 86 3000 106
7200
日本 33
458 84 1900 105
5000
葡萄牙
53
300 88 700 103
1600
英国 76 1400 94 2200 102
3900
美国 72 2800 93 4800 105
7900
缅甸 -61 100
80 102112
加纳 93
198 95 257 -498
圭亚那
83
304 93 382 104562
香港 -348 84 778 116
2100
印度 8373 97 100 99141
印度尼西亚
7573 78
77 104267
象牙海岸 -179 -
347 102929
牙买加
-398106 916 92
1683
肯尼亚
- 84 96 143 102247
马来西亚 -278 83 333 107781
尼日利亚 6079 78 143 - 399
巴基斯坦 6681 94 175 98200
塞内加尔 -173 -
197 - 331
塞拉里昂 -- 102 147 99214
新加坡
43
432 69 916 106
2600
南非 65
421 90 774 99
1300
津巴布韦 -219 87 285 95537
斯里兰卡 -142 89 177 103229
乌干达
9960117 135 96266
扎伊尔
- - 98
88 96148
赞比亚
-183 96 418 99523
不过，该表也充分显示，作为一个整体，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在亚洲，只有日本、新加坡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此外，拉丁美洲的牙买加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这不是普遍现象。一般说来，1976年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仅有331美元， 而发达国家已达5900美元。况且，还有不少国家的人均收入要低于这个平均数。在亚洲，缅甸在1976年的人均收入为112美元；印度是141美元。在非洲，乌干达是266美元；肯尼亚是247美元；甚至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也只有399美元。与此同时，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已从人均1350美元扩大到5569美元。就此而言，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独立后的发展非常有限。
正如表中所显示的那样，在1950—1970年间，随着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有所发展，一些生产消费品的工厂建立起来了，用其产品取代以前的进口货；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国产货也得到了高额关税和进口配额的保护，国民生产总值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然而，一旦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饱和，国家的经济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存在着不少困难。因为工业的发展是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密切相联系的。只有这些部门都同样得到发展，并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新兴国家的经济才能保住持续增长的势头。所以，“在70、80年代，许多新兴国家的发展速度一路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时，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商品价格的低势走向，还贷付息的数额不断增加，结果使50、60年代出现的那种乐观局面遭到了破坏”（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27页。 ）。
关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罗莎·卢森堡早年曾有这样的看法：“现实中，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注：罗荣渠编：《殖民主义理论选读》，北京大学历史系1995年版，第79页。）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有着密切的联系。非资本主义环境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是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场所。卢森堡还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是具有排他性的经济，另一方面也是不能独存的经济。当非资本主义环境消失时，它也必然会自行灭亡（注：罗荣渠编：《殖民主义理论选读》，第80—87页。）。卢森堡这些论述的正确之处，在于她明确指出了非资本主义环境对宗主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同样明显不足的是：她所断定的那种“当非资本主义环境消失时资本主义也会随之灭亡”的状况并没有出现。在我们分析殖民主义终结对殖民地的经济影响时，同样还感受到，作为一个整体，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显现出了贫富悬殊的局面。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会牵涉到对殖民主义的终结及其影响的看法，还会影响到对民族解放运动历史意义的充分认识。在这方面，“依附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借鉴。虽然它也存在某些不足，如过于强调外因的作用，对内因的探究相对薄弱等，但还是可以促使我们对殖民主义终结后所出现的贫富悬殊状况有更进一步地了解。从一定程度上讲，“依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剥削是在生产过程中把剩余价值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转移的论点增加了新意”（注：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依附论最初只是与拉美的某些具体情况相联系的，后发展为以探讨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贫富悬殊存在和扩大原因的一种理论。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促使了自身的发展，而殖民地则在此过程中沦为欠发达的国家。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在《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依附理论家。
依附论认为：非殖民化自身并不能结束前殖民地对欧洲与北美之间的依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缘”对“中心”的依附关系，因为这种依附早在殖民统治开始建立之时就已经逐步形成了。当时，为适应宗主国政治与经济的需要，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有的手工业随着自然经济一起消失了，从而为进口工业品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为在该国或地区发展现代工业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障碍。殖民地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业，并竭力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而不是去生产满足当地消费为目的的食品。外国的大公司可通过子公司来控制当地的经济，还豢养一批当地既得利益者来为其服务。这种局面的存在必然使得殖民地处在“欠发达”的状态之中，从而使它们失去获得真正发展的最初动力。
依附论还明确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强国对弱国的影响不可能使弱国的经济取得发展，也不可能使弱国实现现代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只能使穷国的发展速度减慢或停滞不前，陷入贫困和依赖他国的困境”（注：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7页。）。“非殖民化并未使这种状态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殖民帝国只是把统治权移交给了他们所信任的土著仆从，也就是常常被称为‘买办’的那些人。他们虽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事实上仍效力于他们的海外主子。因此，非殖民化后，殖民地的经济虽在短期之内有所起色，但很快就会停滞不前。殖民地贫穷依旧，债务缠身，人们对‘土著精英’普遍不满”（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27 页。）。鉴于这种状况，依附论认为“只有通过一场革命，使殖民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脱离国际经济体系，这样才能使它摆脱‘欠发达’的困境。获得‘真正的发展’”（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27页。）。
应该承认，这个结论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一个误区，即不能把脱离国际经济体系当成是欠发达国家获得真正发展的先决条件。因为，在世纪之末，我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已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任何置身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的想法，都不可能促使国家的经济得到真正的发展。打破由数百年殖民统治所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格局，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有待欠发达国家人民的长期努力，或许这也是新世纪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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