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基于2005年汇改以来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币汇率论文,效应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价格论文,年汇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对贸易平衡的调整效应是国际经济学长期关注的传统问题。汇率传递理论(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简称ERPT)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其背景是1973年浮动汇率制度开始盛行，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固定汇率制度成为外部调节和通胀传导的机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观察。1979-1985年美元升值和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不充分调整(表现为进口价格的粘性)为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汇率波动是否能够完全传递到进出口价格中去，进而汇率对于国际收支的调节能力有多大？戈德伯格和科奈特(Goldberg和Knetter，1997)定义汇率传递率(ERPT系数)为进出口两方的双边汇率变动1%，以本币计价的进口价格变动的百分数。其含义是，如果进口价格完全随汇率变动，则ERPT系数为1，称作完全传递。如果该系数介于0和1之间，称作不完全传递。因此，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是汇率传递理论启蒙的研究领域，汇率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贸易失衡的调整失灵，激发了经济学家探讨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进入21世纪，这种现象更为明显，2002年后美元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了40%，但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却与日俱增，2002年以来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的均值为-4.66%。
汇率传递理论以市场结构模型为理论工具，如多恩布什(Dornbusch，1987)的Cournot模型、费雪(Fisher，1989)的Bertrand模型，其基础模型是加成定价模型(Makeup Model)，关键变量是边际成本和加成定价，汇率波动引起的价格变化主要受进口国需求弹性和出口厂商的边际成本影响。实证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别为对象，研究各国汇率对本国有关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另一类是以行业为对象，研究各国汇率对本国有关行业的传递效应。国别层面上的实证研究多数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行业层面上的实证研究多数采用OLS方法(较多使用分布滞后回归，估计滞后的期数)，也有使用VAR、ECM等方法。
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集中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①，近年也覆盖新兴市场国家(Ca Zorzi et al.，2007)。芬斯特拉(Feenstra，1989)关于“汇率与关税传递效应的对称性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以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卡车和重型摩托车研究对象，选择1974-1987年美国进口关税变动频繁的年份为时间窗口，发现三种产品的ERPT系数分布于63%—89%不等，卡车最小，重型摩托车最大。同时三种产品的滞后期都在2-3个季度之内。克莱宁等(Kreinin et al.，1977)研究了汇率变化对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影响，选择1973-1982年63个从英国、德国和日本的进口产品，发现资本密集行业的汇率传递比劳动密集行业明显。不同行业的汇率传递差异与行业特性有一定相关性，但解释力有限。汇率传递在不同国家间有差异，并且在货币升值和贬值时也有差异。坎帕和戈德伯格(Campa和Goldberg，2005)研究了1975-2003年23个OECD国家进口价格的ERPT问题，长期弹性最高的是日本(1.13)，最低的国家是爱尔兰(0.06)，美国也较低(0.42)。同时，他们指出随着能源类进口品比例的下降，汇率传递系数也随之下降。
2005年7月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启动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主动升值之路，政策的含义之一是通过货币升值来降低巨额的贸易顺差。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幅度最高达到31%，名义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最高达到25%，然而巨额贸易顺差却维持高位，难以调整，历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经常项目盈余/GDP仍然位于2%以上。因此，中国亦遭遇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失衡的调整失灵。在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的汇率传递研究文献开始日渐增多，研究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和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较多，如毕玉江和朱钟棣(2007)、施建淮等(2008)，但是关于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较少。许伟和傅雄广(2008)运用1995-2007年季度值，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进口价格传递是不完全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短期内进口价格下降约0.26个百分点，长期下降0.25个—0.29个百分点。毕玉江(2008)构建了适合中国汇率传递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中国商品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是不完全的，短期和长期传递率存在明显的差异与时滞，进口价格受外国厂商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相对更高一些。刑予青(2010)估计了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和日本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对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的影响小于日本，其原因是计价货币。但在控制了计价货币因素后，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并未传递到日本的总体进口价格或分类商品进口价格上，低的汇率传递效应表明人民币适度升值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影响甚微。黄昊(2010)运用2005-2010年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汇率对不同行业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产品可替代性越高的行业其汇率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也相应越强，并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与大多数相关研究样本涵盖较广不同的是，本文以2005年汇改以来的样本为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2005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实际上盯住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的浮动取决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名义有效汇率的浮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因此，研究2005年汇改以来的汇率传递效应更能突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对于未来制订人民币汇率政策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总体和分行业研究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传递机制和传递系数，讨论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机制。
二、汇率传递模型
本文借鉴坎帕和戈德伯格(Campa和Goldberg，2002)在《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宏观还是微观现象》一文中构建的较为经典的不完全竞争下汇率传递模型，该模型分国家、分行业、分币种、分时段全面计量了OECD国家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系数，结论是进口的产业结构决定了OECD国家的汇率传递水平。我们认为，该模型对于研究中国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有启发意义，故借鉴其理论框架，分行业计量中国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系数。
考虑一个代表性外国厂商向本国出口(即本国从外国进口)商品，假定该厂商仅从事出口贸易活动，那么在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市场中，该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总而言之，进口价格是汇率、加成定价和边际成本的函数，以上推导的工作目标是从厂商定价因素中分离出汇率，方法是引入边际成本和加成定价两个变换指标(Shifter)，这样就可以运用计量方法分离出ERPT系数，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汇率影响进口价格的机制，即成本渠道：汇率作为成本，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效应取决于边际成本的变化和加成定价的消化能力。边际成本是该行业厂商成本的函数，其影响程度视行业而定。加成定价是该行业进口需求的函数，与市场结构相关。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汇率波动被出口厂商完全吸收，加成定价为0，ERPT系数为0。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厂商有市场定价能力，因此加成定价不为0，ERPT系数介于0和1之间，汇率不完全传递。特别的，在垄断市场中，由于出口厂商有绝对定价能力，进口方则完全吸收汇率波动，ERPT系数为1，汇率完全传递。如果ERPT系数出现超过1的情况，表明价格变化由边际成本引起，厂商生产成本的变化超过汇率变动。
三、计量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我们将(8)通过线性方程式表达，即为：
为了估计短期和长期的ERPT系数，解析汇率调整进口价格的过程，根据坎帕和戈德伯格(Campa和Goldberg，2002)，将式(9)写成分布滞后模型形式(Distributed Lag Model，简称DLM)，同时为了提高估计质量，将进口品分为资源类初级品和普通工业品，据此提出两个估计方程：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行业包括SITC两位数分类的中国前6名进口商品(陆军车辆、专业仪器、电力机械、有色金属、金属矿砂和石油产品)，以及工业制成品及其次级分类：原材料制品、机械设备与运输品和杂项制品。为了避开2005年7月的一次性升值断点，本文的时间区间为2005年8月-2011年12月。计量方程的变量和数据说明如下。
1、进口价格(
)。本文选择整体和分行业的进口价格指数，以本币计价，因此要将美元计价的进口价格指数换算成人民币计价的进口价格指数。
2、厂商生产成本(
)。本文根据行业不同选择不同的指标，以外币计价。在石油类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决定方程中，选择全球石油价格指数为代理变量。金属矿砂类选择全球金属价格指数为代理变量。有色金属类工业制成品选择全球非燃料类工业原料价格指数为代理变量。原材料制品选择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为代理变量。在总体和工业制成品的其余各类产品选择以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占比份额加权的两类产品的综合价格指数为代理变量，其中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为进口贸易份额加权的各贸易伙伴的生产价格指数，具体贸易份额和生产价格指数见表1。
3、汇率(
)。本文根据行业不同选择不同的指标。中国进口贸易的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属于生产方货币计价(PCP)。石油、金属矿砂和有色金属类初级产品的贸易伙伴为资源丰富的国家，结算货币基本是美元，所以这三类产品和初级产品均选择人民币对美元为代理变量，以单位人民币表示美元，增加表示人民币升值，计算其同比增长指数。总体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伙伴来自于世界各地，因此选择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为代理变量，同样，上涨表示货币升值。ERPT系数正常为负值，表示货币升值能降低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品价格。
4、国内实际收入(
)。由于没有月度GDP统计数据，选择实际工业增加值指数作为代理变量，以人民币计价。分行业时也使用该指标，原材料、石油、金属矿砂和有色金属类商品由于定价权在生产厂商，因此方程中不加入国内收入。
5、国内进口替代价格(
)。选择行业PPI指数作为代理变量，以人民币计价。分行业时原材料、石油、金属矿砂和有色金属类商品缺乏进口替代，所以不加入该变量，其他商品使用相应行业的PPI指数。
样本总区间为2005年8月-2011年12月，共77个数据。所有数据为当月同比增长指数，上年同期=100，取自然对数。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为BIS，其余数据来源为WIND和CEIC。本文首先对方程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其次对DLM模型进行OLS估计。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做计量检验之前，首先要检验经济变量的平稳性，利用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ADF检验)对各个经济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列于表2。从结果看，大部分经济变量对数的水平值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是I(0)过程。其余小部分在取一阶差分后，都高度显著拒绝零假设。因此，本文根据各变量的情况进行差分处理，保证其平稳性，可用于经济计量检验。
(二)计量结果
在平稳性检验基础上，本文对式
ERPT系数的估计是可信的。定量估计的目的是比较不同出口商品的汇率传递效应差异，以期能够从总体和行业结构层面研究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总体和分行业短期和长期的汇率传递率列于表3。
(三)计量分析
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能否增进相对价格的调整能力？本文通过DLM模型，从总体和行业层面计量了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主要有以下分析结果。
1.在静态层面上，中国进口价格的ERPT系数较高，长期接近于完全传递。从总体价格看，ERPT系数较高，短期内逆向传递，长期正向传递，ERPT系数甚至超过-1。从行业价格看，行业差异较为显著：石油、金属等资源品价格基本为完全传递，短期内亦是如此，ERPT系数甚至超过-1;机械设备与运输等加工贸易品价格为部分传递，其中以电力机械最为显著。根据汇率传递理论，造成行业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计价方式。中国进口商品基本是生产者货币计价(Producer's Currency Pricing，简称PCP)，特别是石油、金属等资源品。这些商品以美元计价，由国际市场决定价格，其供应方具有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这些商品的进口价格与人民币对美元走势是相反的，即汇率完全传递。
(2)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中国占比较高的贸易方式，其特点是“从亚洲进口，向欧美出口”，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定价格体系预先设置了汇率波动的吸收方式，加工贸易的一进一出使得汇率波动两两相抵，因此这类商品的汇率传递率较低。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的加工贸易份额不断下降，一般贸易份额逐步提高(见图1)。这类汇率传递率较低的商品对整体的影响趋于下降。
图1 进口的两种贸易方式占比
资料来源：WIND。
(3)进口替代。如果该行业缺乏进口替代能力，表明其竞争能力较弱，汇率传递系数较大。Jeffrey Frankel et al.(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快速下降的汇率传递效应，其幅度超过发达国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替代能力的增强。坎帕和戈德伯格(Campa和Goldberg，2002)在研究OECD国家ERPT系数下降时指出，进口结构中能源品的下降是发达国家ERPT系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进口结构具有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反观中国，2005年来，中国进口商品中初级品份额不断上升(见图2)，归因于国内投资率不断提高。“两高一资”行业产能不断扩张导致ERPT系数居高不下。同时，中国工业品进口倾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国内缺乏进口替代的中间品。
综合以上因素，中国进口的计价货币以美元为主和进口替代能力较弱决定了进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较高的现状。
图2 初级品和工业品进口占比
资料来源：WIND。
2.在动态层面上，中国进口价格的ERPT系数处于不稳定状态，长期出现缓慢下降趋势。除了截面的静态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进行时间维度的动态研究。既有的很多研究都指出全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都在下降(Campa和Goldberg，2002; Jeffrey Frankel et al.，2004)，中国有其自身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
(1)ERPT系数的短期趋势不稳定。在2005年汇率改革开端，进口价格的短期ERPT系数呈上升态势；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进口价格的短期ERPT系数呈下降态势，甚至出现了正向传递；当危机消退时，进口价格的短期ERPT系数又开始上升(见图3)。但大部分时间内，短期ERPT系数均为逆向传递，仅危机阶段有过正向传递，其原因是在危机阶段，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进口价格呈现显著的逆向运行，而其他时间内没有。这说明短期的汇率传递效应受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影响较大，而非仅仅微观所能决定。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短期ERPT走势看，当货币升值预期增强时(即汇率波动加大)，进口价格的短期ERPT系数上升(存在时滞效应)，这与坎帕和戈德伯格(Campa和Goldberg，2002)的结论是一致的。从行业层面看，选择资源品和工业品两种代表性的进口商品——石油和机械设备及运输，我们发现石油产品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与总体进口价格类似，而机械设备产品则相反(见图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的短期趋势受资源品影响较大，而资源品价格是受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行业，尤其是短期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图3 进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的短期趋势
注：短期趋势是根据方程(10)对短期系数进行滚动回归(Rolling Regression)，滚动窗口为3年(36个月)，即从2005年8月-2008年8月开始逐月滚动至2008年12月-2011年12月。
图4 石油和机械行业进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的短期趋势
注：计算方法同上。
(2)进口价格的ERPT系数长期趋势相对稳定，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上下波动幅度较大(见图5)。与很多国家近年来ERPT系数不断降低的趋势相仿，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中国进口价格的ERPT系数在缓慢下降。同样以石油和机械设备与运输为代表，发现两类商品的长期ERPT系数都在2009年出现了下降，但机械设备与运输更为剧烈(见图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进口价格ERPT系数的长期趋势受行业影响较大(这与其短期趋势受宏观因素影响较大不同)，印证了工业品的汇率传递率比初级资源品低。
图5 进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的长期趋势
注：长期趋势则是对长期系数进行滚动回归，计量方式和滚动窗口同上。为了便于观察，本文对长期系数取了负数，黑色直线表示趋势线。
图6 石油和机械行业进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的长期趋势
注：计算方法同上。
概而言之，从动态趋势看，中国进口价格长期ERPT系数比短期稳定，受工业品影响较大，趋于下降，但受制于初级品进口比例上升，下降幅度很有限。短期ERPT系数则受宏观和微观因素同时影响，所以不够稳定，甚至出现逆传递。
3.国外资源品及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是推动进口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名义汇率的影响程度较弱。
本文论证了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基本完全传递，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2005年以来进口价格不跌反而大幅上升呢？我们认为，这里存在名义汇率升值与外部实际汇率②(External Real Exchange Rate，简称ERER)升值的综合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即成本大幅上涨覆盖了名义汇率升值(带来的进口价格下降)，外部实际汇率升值成为进口价格上涨的主要形式(见图7)。
图7 人民币对美元的外部实际汇率
注：名义汇率以单位外币表示本币，增加表示本币贬值。中美可贸易品价格采用PPI。所有指标采用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
中国2005年以来进口额的大幅上升得益于中国内需迅速膨胀和外部实际汇率的不断上涨。为了辨识名义汇率的影响程度，方程(8)给出了进口价格的决定因素，即汇率(-)、边际成本(+)和加成定价(+)，括号中表示作用方向。这一方程告诉我们，汇率传递的前提条件是加成定价不变和边际成本不变，或是两者变化互相抵消。2005年以来以资源品和中间投资品为主的进口结构约束下，进口成本上涨的动力来自于厂商成本，而非名义汇率。在计量进口价格的ERPT系数时，我们发现，厂商边际成本的系数为正值且高于汇率时有较高的显著性，说明虽然汇率从负向传递，但是同时厂商成本从正向传递，其影响程度超过汇率。2005年以来，全球资源类商品成本飙升，推动了全球初级品和工业品成本的上升(见图8)，1980-2004年24年间，初级品中的工业原料、石油和金属价格仅上涨了10%、1%和4%，而2005-2011年6年间，石油和金属价格上涨84%、169%和120%。2005年8月-2011年8月方程(8)中的厂商生产成本(X[，t])上升44.3%，远超过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11.5%。因此，即使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厂商成本不仅能覆盖其反向影响，外部实际汇率充当了价格调整阀。
图8 工业原料、金属和石油的价格指数(1980-2011)
资料来源：WIND。
外部实际汇率的上升并非偶然，这是由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贸易分工造成的。姜波克等(2009)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进行了修正，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购买力平价与市场汇率的系统性差异的新来源，即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垄断、资源垄断等非竞争性商品交易时，需要额外支付一个加成定价。我们认为，在全球化和贸易分工垂直一体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独特的产业和贸易分工：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资源垄断商品，如飞机、石油、金属矿产等，向发达国家出口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消费品，如纺织服装鞋帽等，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进口需要被迫接受垄断加价(如石油、铁矿石等)，缺乏进口替代。由于进口贸易品价格大幅提高超过出口贸易品价格，引起外部实际汇率升值，导致贸易条件恶化。2005年以来中国不断提高技术、资源垄断商品进口比例，外部实际汇率的提高成为进口价格上涨的主要形式。
五、结论与启示
结果显示，中国进口价格的ERPT系数较高，长期接近于完全传递，存在时滞效应。从行业看，行业差异较为显著：石油、金属等资源品价格基本为完全传递，短期内亦是如此，ERPT系数甚至超过-1;机械设备与运输等加工贸易品价格为部分传递，其中以电力机械最为显著。进口计价货币以美元为主和进口替代能力较弱决定了进口价格ERPT系数较高的现状。全球进口价格的ERPT系数都在下降，但中国有其自身特点：从动态趋势看，中国进口价格ERPT系数的长期趋势比短期趋势稳定。长期ERPT系数受行业(工业品)影响较大，趋于下降，但受制于初级品进口比例上升，下降幅度有限。短期ERPT系数则受宏观因素影响较大，包括通货膨胀、货币升值等，所以不够稳定，甚至有逆传递出现。国外资源品和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是推动进口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名义汇率的影响程度较弱。在名义汇率上升的情况下，进口价格不跌反涨，其原因在于外部实际汇率上升，即2005年以来资源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大幅上涨覆盖了名义汇率上升(带来的进口价格下降)，外部实际汇率上升成为进口价格上涨的主要形式。外部实际汇率上升是由特定的产业结构与贸易分工造成的。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一是进口价格的高汇率传递率是由贸易结构决定的，降低汇率对国内价格的冲击应从改善国内经济结构，提高进口替代能力着手；二是传统理论认为货币升值降低进口价格，从而刺激进口需求。本文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较小，被进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上涨所抵消，这一结论充分说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调节能力有限，除非实行大幅升值(超过生产成本)，否则需审慎以价格理论指导政策制定。
注释：
①根据麦农(Menon，1995)的研究，超过50%汇率传递系数的有效估计文献都关于美国、德国和日本。
②外部实际汇率是购买力平价意义上的实际汇率，或者说是贸易部门的实际汇率，其值是在名义汇率上加权，权数是两国贸易部门价格之比，由各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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