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非国家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非论文,社会经济论文,当代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迅速的城市化给当代西非国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源于殖民地时代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强化，原因是最高决策层将发展投资的绝大部分投入城市而忽视农村的发展；首都与其它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别过分悬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是资本密集型工业未能有效吸收涌入并滞留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上述影响使西非国家形成了过分不公平的发展局面。
〔关键词〕 城市化 二元结构 不公平
城市化是农业国经济二元结构演升为一元结构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过程，是农民身份、职业发生变动的过程，也是城市工业发展的过程。城市化迅速发展是当代西非国家的一个显著社会特征，1950至1960年，西非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9%，1960年至1970年也有6.2%。①
西非三国城市净增的农村移民②国别
净增数（千人）
增长率%
1950-60年
1960-70年 1950-60年 1960-70年象牙海岸
265
566
88.4
77.2加纳
594
959
68.9
66.6尼日利亚
1,677
2,759
45.3
45
西非国家的城市化给其自身造成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
一、城乡二元结构强化
当代西非的多数城市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殖民者只把它们作为欧非贸易中转站，无意在西非内陆、农村发展近代工业，结果，原先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近的西非社会便发生了裂变，形成了为欧洲导向的近现代城市与落后的部族农村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独立以后，西非国家城市化迅速发展导致其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城市先进农村落后的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城乡收入差别大。70年代末，象牙海岸人均收入为4,500法郎，而农村居民仅有1,000法郎；③在上沃尔特，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2倍；④80年代初，尼日利亚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比农村的人均收入高出6倍多。⑤
公共设施方面的差别悬殊。西非国家的柏油马路、医院、学校、供水供电设施、卫生防疫设施等公共设施，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城市。西非国家基本上属于黑非洲，1975年黑非洲农村只有21%的居民能饮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净水。⑥在塞内加尔与加纳，城市拥有的医生比农村多10倍；⑦国家巨资建成的医院也难以为农村大众所享用，例如，在加纳五大医院的住院病人中，农村的人还不足20%。由于缺乏医疗设施，农村疾病流行；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尼日利亚33%—50%的农村人口感染上蛔虫、钩虫等寄生虫引起的疾病；⑧1976年，马里的城市婴儿死亡率为74%，而农村则高达130.6%。⑨
再拿教育方面说，城市比农村更优越。多数学校集中在城市里。由于农村缺乏学校与教师，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机会远远少于城市人口。70年代中期，上沃尔特政府官员的子女上中学的可能性是农家子女的60倍；在象牙海岸，一个城市现代行业雇员的儿子上中学的可能比一个农民的儿子大24倍。⑩受教育可使人们获得知识，提高技能，从而增加对新的工作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它是农村人口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缩小城乡差别的关键之一，但是西非农村恰恰缺乏这种机会。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经济方面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强化的趋势。1970年，象牙海岸约有288,000个正式的工薪职位，其中80%集中在少数城市；(11)1975年调查发现，加纳最大的三个城市中心就占据了全国大企业总数的80%；(12)7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的12个大城市就占了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76.9%、工业就业的86.52%、工薪总额的90%、工业总产值的93%，其余城市及广大农村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左右。(13)
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强化的主要原因是西非国家偏爱城市的发展政策。1972、1975、1980三年中，象牙海岸就把当年全国制造业总投资的77.4%、74%、67%投入到阿比让、布瓦凯两个城市；(14)1970-1974年，尼日利亚城市就获得了全国发展计划总投资的82.1%，而广大农村仅仅获得17.9%。(15)发展政策偏宠城市，一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相比，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信息、市场等方面的条件更优越，投资于城市可以获得较高的聚集经济效益。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政治决策权过分集中于城市；云集在城里的政治家、高级行政官员、经济与技术专家，模仿发达国家的城市模式，醉心于优先发展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城市，本来就有限的资本被用于建设现代化的办公中心，欧式别墅以及现代工业；他们以为，只要城市发展起来了，整个国家就可繁荣昌盛。广大农村则缺乏这种政治权力，自然就难以影响发展投资分配的决策过程了。
农村大众对于这种政策不公平所加剧的城乡差别，用双脚来表示沉默的反抗，即迁往城市，而这种移民过程又会危害农村的发展：
首先，农村失去了出类拔萃的人口。在加纳，1960至1970年间城市净增的农村移民为226,000人，其中15至34岁的占了172,000人；(16)而且，这些移民又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农村人口，见下表：
农村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指数(17)移民类型
1960年
1970年农村出身的非移民者
1.55
2.51农村出身的移民
1.67
2.66①农村到农村的移民
2.02
2.51②农村到城市的移民
4.31
3.10
表中的数字表明，农村失去了最优秀的人才。在象牙海岸，农村出生的青年大约有三分之一迁往城市，而在读完小学的青年中，61%迁往城市，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中则有93%移居城市。(18)本来，适当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可以创造很多象教师、医生、工程师、工人之类的就业机会，从而使更多的人才留在农村，但是，现实正好相反。农村负担了使孩子长大成人以及受教育的费用，城市却生收人才的好处。如果这些人留在农村，则可以进行农业技术革新，推广新技术，就可以使农村更快地发展起来，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孔雀城市飞”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和壮劳力不足，再加上农业投入小，自然灾害多等因素，使得西非国家农业产严重滞后。1970-82年，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三国的人均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低至0.1%、-0.2%、-1.4%。(19)农业停滞会导致农产品供应减少，引发物价上涨，从而导致工业产品价格成本上升，阻碍城市工业发展。更可怕的是物价上涨还会引发市民最动、罢工和军事政变。
二、首都与其它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别过分悬殊
当代西非国家城市化的第二个重要的社会后果是首都的发展水平远远超出了其它城市，几乎成为“特权孤岛”。
60年代中期，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独占全国医疗卫生预算的60%，全国医生的80%；(20)70年代中期，包括达喀尔在内的佛得角地区仅占全国面积的0.28%和总人口的15.2%，却占了全国文职人员的42.1%、工业就业的77.5%、工业总投资的55.2%，66%的工资与薪水、82.8%的公用电话。(21)1973年，达喀尔、班珠尔、弗里敦、阿比让等首都城市在全国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81.48%、100%、75%、62.5%。(22)7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就独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38.12%、工业就业总数的49.19%、工业总产值的58.15%。(23)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家与最高决策层多数住在首都，例如，象牙海岸1970年“当选”的100个国民议会议员中就有69个生活在首都阿比让，(24)所以，他们就特别偏宠首都的发展。二是因为，有些西非国家领导人认为漂亮豪华的首都可以增加民族自豪感，提高本国的国际威望；加纳制订第二个发展计划时，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醒恩克鲁玛总统说，将50%的资本投入只占全国人口5%的首都阿克拉是不合适的，但总统反驳说：“为什么不行？当你想到英格兰时，你想的是伦敦；当你想法国时，就会想到巴黎；当你想到俄国时，就会想到莫斯科。”(25)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首都就自然得宠了。
事实上，一国的首都一旦拥有过分特权，那么，它那摩天大楼苍凉的影子是掩盖不住广大农村的贫困与辛酸的，浮华的首都无助于民族尊严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它反而是不公平的标志。所以说，西非国家的首都更象地区性的首都而不象全国性的首都；首都所在地的部族比其它地区的部族拥有更多的经济特权、生活水平更高、在部族众多的西非国家，这种局面很容易引发争夺经济权力的部族冲突，危及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
三、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形成
城市化进程实质上是农业人口迁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就是城市的第二、三产业能够充份有效地吸收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而不至于降低这些部门的生产效率，使农民的身分与职业发生积极性的变动。当代西非国家的城市化虽然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但是并未能充分吸纳这些移民到工业与服务业部门来。这一是因为西非国家城市化的基础首先是和主要是行政事业与商业的发展，而行政部门与商业部的就业能力又非常有限；二是因为城市的现代工业未能发挥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工业多数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进口替代工业，它对技术要求较高而就业能力非常有限。1972年尼日利亚伊巴丹市制造业的资本与劳动力之比平均为1，677:1，制造业就业总数仅有5，391人，其中化学品制造业的比率为1，742:1，就业人数仅有34人。(26)1963至1969年，尼日利亚制造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1%，而同期制造业就业仅增长5.3%。(27)
1972年象牙海岸就业构成(28)部门
就业人数
占总数%农业、手工业
1,511,187人
88.2现代部门
202,468人
11.8
大量农村移民无法被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吸纳，他们又不愿回到贫穷的农村，便滞留在城市，有的无所事事，有的则在街头卖艺，有的打零工，有的开店铺，形成了一个资本规模小，技术简陋、收入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它与技术相对先进的、资本规模较大的正规部门即现代部门构成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非正规部门的职业形形色色。1969年调查发现，象牙海岸布瓦凯市的非正规行业中，有513名裁缝、400名编织工人，459辆出租车、425名人力车夫，259名石匠、131名木匠、207名妓女、136名车辆修理工、112家小饭馆、87家理发店、64个铁匠铺、54名首饰匠、43个修表匠、10个擦鞋匠、36个摄影师、15名染发工。(29)在阿比让、拉各斯、库马西等市，非正规行业的从业人员曾一度分别占该市劳动力的31%、50%、60-70%。(30)
非正规部门从业人员收入低，形成为西非国家的新阶层——城市贫民阶层。1969年，达喀尔的贫民就有150万之多。(31)贫民无缘享受正规部门那种好的住房、法定最低工资、养老金，各种补贴、职业安全。他们大多数住在贫民窟。1969年，达喀尔、阿比让就有6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1970年伊巴丹则高达75%。(32)贫民窟缺乏公共设施、住房拥挤、卫生条件恶劣，与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相比，贫民更容易产生社会挫折感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因而经常越轨犯罪。进入80年代以来的尼日利亚，与城市贫民有牵连的武装抢劫、绑架、纵火、诈骗等罪案非常普遍，而且日甚一日。
与城市贫民阶层相反，正规部门的雇员的职业相对稳定，收入较高、享受各种国家补贴。有关统计表明，尼日利亚城市人口中83%属于低收入阶层，12%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只有5%的人属于高收入阶层。(33)1964年调查发现，阿比让高级职员占该市人口的5%，月收入高达10万非洲法郎，中级职员占13%，月收入2至4万非洲法郎，而82%的市民月收入在2万非洲法郎以下；1969年阿比让27.5%的家庭获得了城市总收入的50%，另外50%的家庭只获得30%。(34)这些数字说明，西非国家城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别。
四、小结
总而言之，当代西非国家城市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首都发展水平“一枝独秀”，造成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使西非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巨大变化是以巨大的社会不公平为代价的，正如象牙海岸前总统写弗利埃·博瓦尼所强调的那样：“象牙海岸仍然是一个扭曲的、不平等的、不平衡的社会；首都与其它地区之间的扭曲，北部大草原与南部森林地区之间的扭曲，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扭曲，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扭曲。”(35)这种历史现象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
1、资本短缺、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方针，这样就可以用有限的资本在短期内创设更多的企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就能有效地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村人口真正实现城市化。如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那就既会造成农村因资本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又难以吸收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使农民的身份、职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样，二元结构就难以改善为一元结构，亦即发展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外，大量的待业的农村移民滞留城市，变成城市贫民阶层，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管理变得日益困难。
2、后发达国家在进行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工业化是改善二元结构中的农业部门有效而且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3、不能倾一国之大部分资本来发展少数几个城市，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收稿日期：1995年4月20日。
注释：
①p·霍尔：《世界大城市》，第93页，中国建筑出版社，1982年。
②Francis cherunilam,"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第38页，孟买，1984年。
③陈宗德：《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④《西亚非洲》，1985年第2期，第39页。
⑤钱榆桂：“尼日利亚石油生产的发展及其影响”，《西亚非洲》，1984年第4期。
⑥保罗·哈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与希望》，第330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⑦⑩(18)(20)保罗·哈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与希望》，第330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51、358、155、215-216页。
⑧胡焕庸：《世界人口地理》，第259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2年。
⑨《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1985年。
(11)michael Acohen,"urban Policy and political Couflilt in Africa,A Study of Ivory Coast"（《非洲的城市政策与政治冲突，对象牙海岸的研究》），第156-157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
(12)J.O.C.Onyemelukwe,"Economic Geogrophy of West Africa",（《西非经济地理》），第87页，伦敦，1987年。
(13)(15)(21)(22)(23)(26)同(12)，第146、145、229、145-146、146、83页。
(14)J.O.C.Onyemelukwe,"Industrialization In West Africa",（《西非工业化》），第115页，纽约，1984年。
(16)K.G.Zachariab,"Migration In west Africa,Demograpbic ASPects",（《西非的迁移，人口统计方面》），第8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7) K.G.Zachariab,"Migration In west Africa,Demograpbic ASPects",（《西非的迁移，人口统计方面》），第86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9)Richard E Stren,"African cities In crisis,managing Rapidurban Groth"（《危机中的非洲城市，管理迅速的城市增长》），第10页，伦敦，1989年。
(20)Josef Gugler,"urb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wesb Africa",（《西非的城市化和社会变革》），第18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
(24)、(34)、(35) michael Acohen,"urban Policy and political Couflilt in Africa,A Study of Ivory Coast"（《非洲的城市政策与政治冲突，对象牙海岸的研究》），第156-157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76、229、47页。
(25)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第93—94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
(27)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册，第3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28)Amme O.kruger,"Trade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rtries,1,Zndividual Studies",（《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1，个案研究》），第250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
(30)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册，第4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31)万晓尖：《发展经济学》，第11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32)Mabogunie A.L.,"Shelter provision In Developing Coantries",（《发展中国家的住房供应》），第28页，纽约，1970年。
(33)陈宗德：《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190-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