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发生理论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理论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主发生理论：对民主化理论问题意识的修正 民主化研究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兴盛起来，现今已成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民主政治实践的拓展是推动民主化研究的主要动力，催生了蔚为大观的民主化理论。在西方学者看来，民主化是指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的过程，因此民主化理论关注的焦点就自然落在非民主政治是如何崩溃、民主政治是如何建立的问题上。综观当前的民主化理论，既有的研究主要致力于解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民主化过程的分析，即探讨政治行动者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分化组合、联盟、博弈状况及其对民主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民主化过程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①第二，对民主化方式的分析，即非民主政权是以何种方式结束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根据谁领导民主化进程归纳出变革、置换、移转等方式，特里·卡尔(Terry Lynn Kar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依照精英和大众战略互动的关系总结出协定、强加、改革、革命等方式，唐纳德·夏尔(Donald Share)基于领导权和持续性概括出渐进、决裂、斗争、和解等方式；②第三，对民主化条件的分析，即研究何种条件有利于民主化以及何种条件阻碍着民主化，学界的讨论比较注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不平等、公民受教育的程度、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既往的民主经历等条件。③ 当学者们沉浸在民主化浪潮带来的激动之中时，民主化的政治后果开始显露并让他们感到沮丧。有些国家尽管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是民主政治却没有兑现，有些国家刚刚建立的民主政体旋即崩溃重新回到威权政治。民主化的后果说明，那些被认为实现了民主转型的国家只不过经历了“政治转型”。④民主化的政治后果对民主转型的否定促使民主化研究转向，即关注的核心问题开始由民主转型变成民主巩固，后者旨在回答民主转型的国家如何将民主稳定下来并深入发展。综观民主巩固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学界的思考集中在民主巩固的标准、序列、条件、民主质量等问题上。其中，制度设计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宪政结构、政党体制、选举制度、国家结构、经济体制等制度之间的搭配对于民主巩固来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⑤ 民主转型的政治后果不一定就是民主政治的建立，民主政治建立之后也不一定就能够巩固下去。理论与实践的困境导致了民主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民主转型向民主巩固转向，然而此种转向则暴露出主流民主化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缺陷：民主化理论的问题意识的内在预设是旧政权瓦解之后必然出现民主政治。民主化理论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就是民主转型意识，其提问的方式是“民主化的过程是怎样的？旧的非民主政治是怎样被摆脱的？”这种提问方式认为，旧的非民主政治解体之后接替它的将是民主政治，似乎民主的建立是无须前提条件的，民主政治是非民主政治瓦解的自然后果，所以如何摆脱非民主政治即民主转型就成为民主化研究的核心领域。民主化理论的问题意识明显地受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孕育的乐观情绪的影响，其实理论和经验都难以支持民主政治在非民主政治解体之后自然建立起来的论断，真相正如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施密特所言：“民主转型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⑥托马斯·克罗瑟(Thomas Carothers)认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无先决条件”的狂热激情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民主化研究。⑦ 民主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变成民主巩固，是为了应对问题意识的缺陷而采取的避重就轻而又合乎情理的策略。说它避重就轻是因为民主化研究只是转移了自己的核心议题，却并没有从根源上反思自身的问题意识，而是延续了存在缺陷的问题意识；说它合乎情理是指既然民主是现实中最优的选择，而且民主的建立和保存又如此艰难，那么民主化研究理应将民主巩固问题作为重点。问题意识是理论的开端和根源所在，如果一种理论的问题意识存在缺陷，那么不仅理论的发展空间和解释效力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且理论本身在逻辑上的自洽性也将遭到质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民主化理论的问题意识进行修正，以便提升民主化理论的理性品质、拓展民主化理论的发展空间、强化民主化理论的解释效力。 本文对民主化理论问题意识的修正是将其问题意识的基本预设——非民主政治解体之后代替它的自然是民主政治——转换成民主化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非民主政治解体之后代替它的是民主政治？或者说，在非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中，民主的条件是怎样组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进而使得民主政治能够在旧政权解体之时破茧而出？本文将修正后的民主化理论的问题意识称为民主发生的问题意识，并将发端于这个问题意识的理论称为民主发生理论。民主发生理论的主旨自然区别于民主转型理论和民主巩固理论，它致力于解释民主是如何在非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发生的，当然，它绝不是外在于民主化理论的理论，而是内在于其中的一种理论转向，其目的是通过修正民主化理论的问题意识，重新理解和整合由于民主化理论的问题意识固有的缺陷而被遮蔽了的、原本就散落在民主化理论之中的民主发生理论的构成要素。 依据上述分析，本文的基本工作是在民主化理论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解释要素中将民主政治的发生机制和解释逻辑整理出来，也就是在民主发生的问题意识的指引下归纳出研究文献中存在的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三种民主发生的解释模式。⑧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诉诸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政治文化三个条件，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只有当作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的公民社会足够强大、政治文化趋于成熟、并且同经济发展耦合在一起时民主才能发生；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诉诸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阶级力量均势三个条件，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所更新的社会结构能够形成政治上重要的阶级之间均势的时候民主才能发生；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诉诸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政治资源分布三个条件，这种解释模式认为，民主的发生机制实际上是存在于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和政治资源分布之间的制约关系中的阶级之间的结盟和敌对关系。 本文最后将摆脱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三种解释模式的束缚，进一步探讨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三种解释模式的联系和差别，理解三种解释模式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并尝试借助新的理论资源来探寻综合性的民主发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式。 二、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经济发展、公民社会与政治文化 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可以追溯到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因·罗坎(Stein Rokkan)，他们在1967年提出了著名的“冰点”命题，其主要内容是欧洲的民主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尽管遭受了危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摧残，但是民主在战后的欧洲迅速地恢复了。为何民主在战后欧洲能够重现呢？李普塞特和罗坎认为，战前欧洲国家内部达到了一种均衡状态并且凝结成型，所以纵使民主在强力作用下被暂时摧毁，然而只要外在强制不复存在，民主就能够自我修复。⑨“冰点”命题甫一提出就被热烈讨论，并激发了很多学者的学术灵感，学者们试图找寻隐藏在民主背后凝结成型的均衡状态的具体内容以及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机制。 经济发展是比较政治学解释民主发生的重要角度。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改善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基础设施，于是国民在满足生存之余就会产生参与政治的愿望，并且此种愿望也能够从不断改善的社会设施中获得便利。⑩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确实存在关联，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关联呢？李普塞特主张使用国民收入、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等指标来衡量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寻各项指标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发现四种指标与民主政治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11)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认为，民主政治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区间里面，只有当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这个区间时，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才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这个区间的最低值或者高于这个区间的最高值时，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治的发生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系。(12)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被很多学者误解了，经济发展并不能决定民主政治的发生。 笔者认为，比较政治学虽然将经济发展作为思考民主发生的基本向度，但是绝非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持一种决定论立场。经济发展虽然处在基础位置，但是仅凭经济发展并不足以导致民主发生，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外溢效应”，正是这些“外溢效应”和经济发展组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民主的发生。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熟，经济发展提高了教育水平，发展了传媒技术，从而实现了政治文化的转型。当经济发展、公民社会与政治文化组合在一起时民主政治就应运而生了。李普塞特曾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的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出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13)不难发现，李普塞特敏锐地意识到“理智”的与“自我约束”的政治文化、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公民社会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组合起来时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 在当前的民主化研究中，公民社会可能是除民主之外最受关注的概念。在施密特看来，这种现象意味着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4)集体组织是民主政治的关键行动者，民主博弈中的主要参与方都是按照集体利益组织起来的、并依据相应的策略去行动的，而各种正式的利益团体、政治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正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这就是说公民社会提供了民主政治所需的行动者。在一些学者看来，在非民主的环境中，不管民众对现政权有多么强烈和广泛的不满，只要民众没有组织起来就不能对政权产生实质性威胁。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研究表明，公民社会充当了将反对派组合起来的工具。(15)李普塞特认为，强大的反对派是摧毁非民主政权的利器，但是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反对派的我行我素同样是肢解民主政治的快刀，因此，妥协、宽容的政治文化就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基本要素。(16)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将政治文化区分为村落地域型、臣民依附型和积极参与型。他们认为，同民主政治相契合的政治文化是混合了上述三种类型并在积极与消极、卷入与回避之间实现平衡的公民文化，因为民主政治需要公民参与以获得合法性，但是公民参与又必须是有限度的，否则民主政治的能力与绩效并不足以满足公民对政府责任的要求。(17)公民文化倡导节制、温和、宽容、妥协等政治观念，一方面它推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又为公民形成基本政治共识提供了基础。 一些学者认为，节制、温和、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发生所不可或缺的资源，因为民主内在地具有不确定性。民主为所有的政治力量提供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但其后果是由制度框架与政治力量在竞争中运用的资源共同决定的，因此政治行动者清楚，博弈的输赢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然而自己究竟是赢是输则难以逆料。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民主是一种有规则的开放体系，政治博弈的结果绝非预先确定好的，但是输赢只是一时的，输家能够接受现有的结果并积蓄力量等待下次机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组成集团参与到政治中来。(18)只有当政治行动者接纳了民主政治固有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民主政治才能在这个国家生根发芽，而节制、温和、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不仅是政治行动者认知民主内在不确定性的资源，而且在政治行动者的相互关系中构建出容纳民主内在不确定性的空间。(19)要言之，成熟的政治文化的出现，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发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综上所述，比较政治学关于民主发生理论的解释模式诉诸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三个要素。其中，经济发展居于基础性地位，没有经济发展就难以出现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但是，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绝不将经济发展置于一种机械的决定论立场，它的核心内容在于，只有当经济发展导致了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和成熟的政治文化出现的时候，而且当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政治文化组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时候，民主政治才会发生。 三、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阶级力量均势 民主发生理论的历史社会学解释模式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系统过程，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过程，它不仅创造和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而且改造了传统的社会结构、重组了阶级之间的关系、塑造了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力量均势，因而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发生。在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之中，民主政治发生的根源在于被资本主义发展重新塑造的阶级关系。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是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探寻民主发生机制的鼻祖，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首次将民主发生同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结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改造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土地贵族以各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融入商品经济，农民阶级或是被逐渐消灭或是继续依附于土地，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决定政治变迁前景的重要变数。摩尔非常看重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对民主起源发生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尔后政治进程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农民阶级的消灭对于民主来说是好兆头。(20)摩尔认为，土地贵族是否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有着重要后果。首先，如果土地贵族融入商品经济，那么他们在开辟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新渠道的同时也将“形成资产阶级习性”；其次，如果土地贵族不转向商品经济，通过庄园制延续对农奴的控制，那么土地贵族将寻求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来获得地租，土地贵族对暴力机器的依赖反过来推动暴力机器的发展，而强大的暴力机器恰是民主政治的大敌；最后，土地贵族转向商品经济将消灭小农，因为小农阶级可能变成极端政治的温床，故而会对民主构成严重问题。(21) 与摩尔从传统势力的角度来解释民主发生不同，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学者认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才是决定民主发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工人阶级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们认为，尽管工人阶级被长期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才坚定地斗争以争取政治参与权。当然，工人阶级在民主发生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是与工人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22)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方面，它将大量的人口从高度离散的地域集中到工厂和城市中来，这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而且将工人阶级置于有利于同具有相同地位的人进行联络、开展集体行动的环境中来；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发展，并且提供了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动员、联系的技术手段和交通条件。因此，鲁施迈耶得出结论说：“尽管工人阶级没有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是工人阶级成功地迫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接纳工人阶级，并满足了工人阶级的部分实质性利益的要求。(23) 应当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呢？一些学者认为，在民主发生的关键时期，工人阶级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和集体行动为民主发生过程的持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戴维·科利尔(Ruth Collier)概括了工人阶级的作用：首先，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不断地动摇威权政治的稳定性，侵蚀威权政治的合法性，这就在威权体制中打开了缺口，从而为民主因素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其次，工人阶级在塑造新政治空间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充当协调和整合反对派的领导者角色，就是处在不可或缺的次要位置，在这种位置上，工人阶级的行动决定了民主发生的节奏和速度；最后，在各派势力聚集起来商讨民主方案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所代表的激进民主方案使得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和政党)成为举足轻重的谈判者，没有工人阶级组织的参与就难以形成切实可行的政治妥协方案和稳定的民主体制。(24)鲁施迈耶等学者认为，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取决于自身力量的大小，而后者则建立在工人阶级组织化的程度和政治领导能力的基础上。如果工人阶级能够团结在自己政党的周围，那么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将发挥得更加显著。(25) 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工人阶级在民主发生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单枪匹马的工人阶级成就不了民主，工人阶级必须寻找盟友。鲁施迈耶等人的研究表明，城乡中小资产阶级有可能与工人阶级结盟，进而在民主发生的过程中成为另外一个重要力量。而且，在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将取代工人阶级在民主发生过程中的首要地位。然而资产阶级对待民主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资产阶级是否与工人阶级结盟取决于它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和自身的利益。(26)就资产阶级自身的阶级位置和内部的复杂性来说，资产阶级倾向于投靠统治阶级，但是如果统治阶级过于保守，拒绝赋予资产阶级以政治参与权，并且要求政治参与权的工人阶级能够尊重资产阶级的市场权利，那么，资产阶级将会与工人阶级携手促进民主政治的发生。既然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盟并在民主发生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的情况，那么这是否与工人阶级在民主发生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相矛盾呢？鲁施迈耶等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在工人阶级力量弱小的国家，民主政治要么带有很强的寡头色彩，要么难以稳定。(27) 在解释民主发生时，历史社会学家分别将决定性的位置赋予了不同的阶级。摩尔看重传统政治势力的作用，而鲁施迈耶和科利尔等人则青睐新兴政治势力的影响。如何理解这种分歧呢？历史社会学为此提供了答案：民主政治是阶级力量之间均势的结果，它使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能够在集体决策中得到反映，同时又保证统治阶级能够反对其觉察到的侵害其重大利益的决策。资本主义发展不只是改造了传统的社会结构，而且重组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资本主义发展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增强了其组织化权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土地贵族的力量，正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创造了政治发展的空间。结合摩尔和鲁施迈耶等人的研究可以发现，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形成了一系列均势，其中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相互制约、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复杂结盟状态、工人阶级的温和政治立场及其力量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抗衡都是不可或缺的。民主政治是由十分复杂的阶级均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所以民主政治自然带有脆弱的品质。 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将阶级力量的均势视为根本性的条件，但是阶级力量的均势受到国家机器和跨国权力关系的影响，因此只有将国家机器和跨国权力关系视为塑造阶级力量之间均势的重要变量时，民主发生的历史社会学解释模式才是完整的。鲁施迈耶等学者将国家机器对阶级均势的影响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足以摧毁社会中追求民主的势力，因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将会结成同盟；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提高了公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重组了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增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这就扩大了国家机器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进而造就了有利于民主发生的阶级均势。(28) 跨国权力关系则将阶级均势的形成置于世界体系中来理解。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国家处在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利地位，对技术进口和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阻碍了其工业化的发展，这不仅限制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保存了地主阶级的力量。所以，一般而言经济依附阻碍了民主发生。其实，经济依附对于民主发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凯文·纽豪瑟(Kevin Neuhouser)的研究发现，全球经济的波动会推动有利于民主发生的阶级均势的形成。(29)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附国家必须对国民收入在消费与积累之间进行分配，统治阶级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会选择压制消费促进积累的政策，压制消费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是不足的，所以统治阶级必须依靠出口才能保持经济平衡，但是只要全球经济出现的波动影响到了本国的出口，资产阶级又无法利用国内市场来解决消费问题，危机的持续就将导致资产阶级同长期以来因为工资水平比较低、生活水平难以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工人阶级结成同盟，民主发生的时刻就到来了。 总的来看，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将民主政治的发生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之下，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不仅更新了社会结构、重组了阶级关系，而且推动了国家机器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也在创造世界体系的同时构建了跨国权力关系。正是在势力不同的阶级、国家机器、跨国权力体系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复杂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均势，这种阶级均势一方面使得被统治阶级获得了政治参与权利，另一方面又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关键利益，于是民主政治就在阶级力量均势的基础上发生了。 四、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与政治资源分布 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民主发生的解释模式同样将经济因素置于首要位置。但是，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不是笼统地考虑经济发展，而是从经济不平等入手。这种解释模式指出，财富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结果将对民主发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现代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同政治过程密切相关，是国家推行再分配政策的结果，它反映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 在政治经济学解释模式看来，民主的发生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经济不平等、再分配和资本类型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民主发生机制的核心内容。卡莱斯·鲍什(CarlesBoix)将民主发生的政治经济学机制经典地表述为：“政治制度的选择是由该政权下公民收入分配结果决定的。我们知道每种政治制度都是某一社会通过整合个体偏好继而实现经济资产理想分配的特定机制，所有政治参与者都拥有相应的策略以保障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即实现各自福利的最大化。获益最少的个体会支持民主制，因为民主制给予其重新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再分配机制的机会。与之相反，在民主之下收入会受损的富裕公民则青睐只有富人拥有投票权的宪政结构。”(30)换言之，政治体制调节着能够决定谁将获益的政治权力的分配，而民主政治则赋予贫穷的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力以影响决策。于是民主政治中的再分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经济不平等程度越低的国家越能够推行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富裕阶级被剥夺的程度就较低，故而反民主的力量也就越小，民主就越有可能发生；而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再分配的压力就越大，富裕阶级为此要承担巨大的成本，因此会强烈地敌视民主，民主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 经济不平等对民主发生的影响是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的，但是由于公民对于再分配政策的后果早已清楚，而且不同阶级将根据预先知道的后果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因此再分配政策必然受到一些学者所说的“政治上可行性”的制约。(31)再分配政策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取决于资本类型和政治资源在各阶级中的分布状况在何种程度上对再分配政策形成了制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民主发生解释模式必须将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和政治资源的分布状况结合起来，并且从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中寻找民主政治的发生机制。 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认为，资本类型可以从资本的流动性和资本的专用性两个角度分析。资本的流动性是指资本在地理空间里面实行转移的能力。资本的专用性则是被特定用途锁定的程度，或者说资本被改变用途之后价值降低的程度。资本的流动性和资本的专用性是富裕阶级面对国家税收政策时进行策略选择的基础。流动性越强、专用性程度越低的资本，越能够抗拒国家高税收政策，而流动性越弱、专用性程度越高的资本，越是难以抗拒国家高税收政策。在资本流动性强、专用性低的情况下，如果国家执行过激的再分配政策，富裕阶级就可以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以抗拒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鉴于资本跨国转移的可能性，国家不会推行过激的再分配政策，因此民主政治对于富裕阶级而言也不会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选择。丹尼尔·泽布勒特(Daniel Ziblatt)的研究表明，如果富裕阶级的资产是难以转移且专用性程度高的固定资产，那么当国家推行激进的再分配政策时，难以进行资本转移的富裕阶级将会强烈地反对民主政治转而拥护威权政治。(32) 当然，资本的流动性与专用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的发展将对资本的类型产生强烈的塑造作用。可以说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缺少流动性的资本转化为具有更多流动性的资本的过程。经济发展对资本类型的重塑得到了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国际体系等因素的配合。经济全球化推动资本在世界流动，金融资本的兴起强化了资本的非专用性，而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体系则充当了流动资本的保护伞。高度非专用性的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构成了20世纪很多国家民主政治得以发生的强劲动力。正如卡莱斯·鲍什所总结的那样，“对新发明的系统投资逐步重塑了经济资产的属性和分配方式。财富新来源的产生，依赖于政治分裂的国际体系的支持，以及国内层面地主间制度化均势的存在，而后者有效保障了潜在投资者免遭统治集团完全没收的威胁。这些新兴资产的流动性反过来令其持有者对民主结果的出现更加自信。此外，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本等推动了财富向其他领域的不断扩散，这些新型资本进一步促进了民主的转型过程。”(33)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民主化浪潮总是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紧密相连，民主化的时间和规模几乎同经济全球化的时间和规模一致。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不平等和资本类型通过影响阶级的策略选择而对民主发生发挥作用。不同的阶级究竟采取何种策略受制于利益的计算和政治资源的分布，政治资源分布状况所限定的阶级之间的结盟和敌对关系是政治体制的决定因素。虽然富裕阶级倾向于反对民主，但是富裕阶级的策略选择受到贫穷阶级政治行动的制约，如果贫穷阶级拥有达成团结的政治资源，那么富裕阶级对民主的反对将引发革命，一旦组织起来的贫穷阶级革命成功，富裕阶级的财产将被剥夺殆尽。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指出，即使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激进的再分配政策，慑于革命的压力，富裕阶级很可能被迫同意将政治权利授予贫穷阶级的民主方案。(34) 采取政治经济学解释模式的学者认为，富裕阶级与贫穷阶级之间的政治博弈在中产阶级介入的情况下将会更为复杂。中产阶级的结盟策略将对政治博弈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中产阶级的结盟策略主要受到再分配政策对其利益的影响、自身力量的强弱等因素的制约。鲍什分析了利益计算对中产阶级结盟策略的影响。他指出，如果中产阶级与贫穷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大于中产阶级与富裕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中产阶级将与富裕阶级共同承担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的成本，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就会同富裕阶级结成反对民主的联盟；如果中产阶级与贫穷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小于中产阶级与富裕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的成本将由富裕阶级承担，作为受益者的中产阶级将会和贫穷阶级结成支持民主的同盟。(35)利益计算是中产阶级根据再分配政策进行的，再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则受到中产阶级力量强弱的影响，因此中产阶级的利益计算将会伴随自身力量的强弱而发生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弱决定了其在民主政治中的影响力，因此它是制约中产阶级在民主发生过程中的策略选择的关键性条件。如果中产阶级规模比较小、力量比较弱，那么中产阶级会在富裕阶级与贫穷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中作壁上观。如果中产阶级规模比较大并且比较富裕，那么其中间位置将形成非常有利于民主发生的影响。富裕的中产阶级倾向于选择温和的再分配政策，这不仅保证了再分配政策不会过于损害富裕阶级的利益，而且保障了贫穷阶级能够改善自己物质收益。规模大且富裕的中产阶级调和了富裕阶级与贫穷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正如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言，富裕阶级镇压贫穷阶级的企图和贫穷阶级发动革命以剥夺富裕阶级的企图，都因为中产阶级的缓冲作用而得到了遏制。(36)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天然基础和支持者，只是由于受到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资本的类型、阶级之间关系的制约，中产阶级可能成为富裕阶级的同路人从而成为民主的敌人，中产阶级同富裕阶级的结盟所产生的最好的政治结果只能是有限的民主或曰“半民主”，而民主只能发生在中产阶级与贫穷阶级结盟的基础上。 可见，民主发生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模式将结构因素与行动策略结合在一起。这种解释模式揭示出，经济不平等程度、资本类型和政治资源的分布状况组合在一起，实际上构成了再分配政策关涉到的不同社会集团进行策略选择的空间，中产阶级在此空间中进行的策略选择对于民主发生来说十分关键，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的参与就不会有民主的发生。换言之，民主发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模式存在于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政治资源分布状况之间的制约关系之中，这种解释模式可以归纳为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和政治资源分布所限定的阶级之间的结盟和敌对关系。 五、总结与思考：寻求更加有效的解释模式 民主发生理论通过对主流民主化理论问题意识的修正，致力于解释在非民主的环境中，民主的条件是怎样组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从而使民主政治能够在非民主政治解体之后破茧而出。民主发生的问题意识指引笔者重新理解民主化研究的经典文献，并且厘清民主发生的构成要素，进而对民主发生理论的构成要素进行逻辑重构，最终归纳出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三种解释模式。梳理潜藏在民主化研究文献中的民主发生理论的构成要素，并且对其进行逻辑重构并非本文的最终目的，本文的最终目的是在归纳民主发生理论的解释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三种解释模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理解三种解释模式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而尝试摆脱三种解释的分析框架并借助最新的理论资源来探寻综合性的民主发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式。 比较政治学诉诸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来建构民主发生的解释模式；历史社会学则从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均势来解释民主的发生；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则在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政治资源分布之间的制约关系中理解民主的发生。虽然三种解释模式的构成要素不尽相同，但是三种解释模式之间存在着延续性。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和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都将民主发生的基础定位在现代化(经济发展或者资本主义发展)之上，而且都认定现代化进程将借助一定的中介机制来催生民主，只不过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诉诸的中间机制是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而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诉诸的中介机制是阶级力量之间的均势。两种解释模式诉诸的中介机制的不同是由各自的研究视角决定的：比较政治学采取了横断面式的研究视角，即是通过对欧美成熟的民主国家的研究，发现民主政治发生在发达的经济水平、成熟的公民社会、宽容的政治文化相互配合的条件之下；历史社会学则选取了纵向式的研究视角，就是说如果民主政治发生在一定的条件组合之中，那么此种条件组合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 比较政治学解释模式的经验基础使得此种解释模式带有很强的“理想类型”的色彩，而历史社会学解释模式对民主发生的特定条件组合的历时性考察，似乎表达出民主发生存在特定路线图的意涵，即追求民主的后来者势必要遵循欧美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因此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将比较政治学所建构的“理想类型”发展成了“欧美中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对“理想类型”和“欧美中心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力图自我约束，故而有追求更强的理论解释力的动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较之于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存在两个特点：首先，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抛弃了经济发展、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等宏大的概念，诉诸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政治资源等更具操作性的概念来建构民主发生的解释逻辑；其次，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是一种博弈论的逻辑，它不仅提供民主发生的条件组合，而且着力解释特定条件组合中的特定行动者对客观条件和行动者之间互动模式的理性思考对他们策略选择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解释模式的问题是，局限于“强调短期经济收益对政治上重要的行动者的策略选择的影响”。(37)也就是说，没有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级的利益变化的可能性。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和政治资源分布的不同状况，因而形成行动者之间不同的博弈过程和民主发生的可能性：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这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贫穷阶级的规模和组织性权力也得到了增强，如果此时赋予公民普选权进行民主转型，那么憎恨不平等的贫穷阶级将利用选举政治来重新安排财产权和收入分配，这种政治前景将严重损害富裕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促使统治阶级选取敌视民主政治的立场。如果此时贫穷阶级的民主诉求得到了自身组织资源的有力支持，那么统治阶级的镇压和贫穷阶级的革命将难以避免。爱德华·米勒(Edward Muller)就曾指出，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出民主政治发生的时间的关键性，如果普选权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实现，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与民主政治之间就存在严重的冲突。如果普选权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实现，那么经济发展将缩小收入的不平等，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38) 在民主何以发生问题意识引导下，三种解释模式都努力合理地选择、清晰地界定解释模式的构成要素，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解释逻辑。不同的解释模式以特定的经验为基础，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主要以英、美两国的政治经验为基础。英美是最早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国家，其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循序渐进的结果，因此比较政治学的解释模式是对成熟民主政治的发展史的理论概括。民主政治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的反复为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模式提供了经验基础，民主政治开始在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南美等地区出现，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民主政治只在一部分被认为具有共同特性的国家出现了，而且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国家在民主政治的稳定性方面又存在巨大的差别，秉持历史社会学视角的学者正是以民主政治的此种差异性经验来建构其理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仅将民主政治推广到亚非拉地区，而且提供了近距离观察民主发生过程的机会，不同社会集团在结构性条件限制下动员政治资源进行的博弈，构成了一幕内容丰富、过程跌宕的民主发生的戏剧，尤其是民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命运，这就要求学者的理论建构必须容纳更为复杂的差异性，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恰是第三波民主化的结果。 社会科学以实现更好的解释为己任。为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试图创建更为有效的解释模式，他认为民主的实质不过是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所管辖的人口之间的平等关系，因此民主发生的过程就是走向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的过程。问题是高水平的受保护协商如何才能出现呢？蒂利认为，出现在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三个相互依赖的领域之间的互动之中，他指出，只有当信任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领域、类属不平等绝缘于公共政治领域、公共政治领域向着更加平等的公民—代理人关系转变等积极的变迁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民主才会发生。(39)蒂利指出，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信任网络之间的互动过程莫不发生在重大政治斗争中。从欧洲的历史经验来看，革命、征服、对抗、殖民化四个重复发生的政治斗争对现存的社会安排进行了出其不意的冲击，在此冲击之下多种多样的民主发生机制被激活，当然被激活的绝非都是民主发生的机制，也有遏制民主发生的机制，因此民主是在多种不同机制作用下出现的偶然结果。(40) 蒂利提出的民主发生模式最为重要的特点和新颖之处在于：首先，明确了建构民主发生解释模式的要素是政治本身的要素，这就意味着民主发生归根结底是政治本身的转型，而非政治所存在的环境的转型；其次，明确了民主转型是政治本身的要素实现更新和重组的过程，不利于民主的类属不平等被逐渐排挤出公共政治，而有利于民主的信任网络则被逐渐整合进公共政治；再次，明确了民主发生伴随着更多的人口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且在能够保障自身利益的具有约束性的框架之内同政府代理人进行协商，而此过程是与大规模的集体抗争紧密相连的；最后，明确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构成了政治转型的动力，与此过程相伴随，多重的条件和复杂的机制被激活或者被压制从而孕育出民主发生的机会，因此不仅民主发生只是政治转型的偶然后果，而且不同国家的民主发生机制和条件组合也会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不仅阐述了其关于民主发生的理论解释模式，而且致力于提供一种综合性的民主发生的理论解释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看来，民主政治的发生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同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结构的更新(新社会集团的成长壮大)、阶级力量对比的扭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重大的政治斗争、政治领域本身的转型(国家从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性质回归)、政治平等的推进、经济不平等的消除、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公民自治性社会组织的壮大等因素密切相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解释元素和理论灵感。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所提供的解释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即以政治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形式民主和以经济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实质民主。形式民主是资产阶级在保持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向工人阶级的利益做出有限让步的结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形式民主发生的解释同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解释模式是相通的。虽然资产阶级主导的形式民主确立了政治平等的基本原则，但是经济不平等的广泛存在却限制了政治平等的实现程度，因此必须将形式民主推进到实质民主，而实质民主的发生有赖于工人阶级革命的积极后果的巩固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经济平等的落实、国家从暴力机器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性质回归、公民自治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不仅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民主发生的解释模式，而且包含了民主政治自身如何从形式向实质推进的重要理论见解。 综上所述，民主发生理论是在修正民主化研究问题意识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整合民主化研究的特定成果而提出的。就民主发生理论的未来而言，或许每个国家的民主发生过程、条件和机制都不尽相同，因此建构民主发生理论的元素必须更为开放、包容、多样。唯有如此才能带来民主化研究问题领域的拓展和理论解释效力的提升，甚至可能带来民主化研究核心议题的更新和民主化理论的转型。 ①Graeme Gill,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Elites,Civil society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59. ②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第14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Terry Lynn Kar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3,No.2,1991; Donald Share,"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19,No.4,1987. ③Seymour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1959; Philippe C.Schmitter,"Civil Society",in Larry Diamond,et al.,eds.,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④陈尧：《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第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⑤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olitical Crafting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in Robert A.Pastor,ed.,Democracy in Americas:Stopping the Pendulum,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9; Arend Lijphart and Carlos Waisman,Institutional Design in New Democracies,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6. ⑥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5. ⑦Thomas Carothers,"How Democracies Emerge:The Sequencing Falla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18,No.1,2007. ⑧本文所做的学科划分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是从事民主化研究的学者对学科领域的自我认同或者是学界对研究者的学科领域归属的一般评价；其次是构成解释模式的关键要素组合所具有的学科属性，例如经济发展、公民社会与政治文化的相互适应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发展中的阶级状况是历史社会学的基本分析视角，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分布状况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 ⑨斯坦因·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第30～3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⑩Ross Burkhart and Michael Lewis-Beck,"Comparative Democrac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4,1994. (11)(13)(16)西蒙·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第27～39页，第27页，第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第73～8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4)Philippe C.Schmitter,"Civil Society",in Larry Diamond,et al.,eds.,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15)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Clearing the Analytical Ground",Democratization,Vol.1,No.3,1994. (17)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第439～442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18)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参看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第19～20页。 (20)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39、34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1)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40页。 (22)(23)(25)(26)(27)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Stephens and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59,pp.271～272,p.272,p.272,p.282. (24)Ruth Collier,Path Toward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0～65. (28)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Stephens and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p.5. (29)Kevin Neuhouser,"Transitions to Democracy:Unpredictable Elite Negotiation or Predictable Failure to Achieve Class Compromis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Vol.41,No.1,1998. (30)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第158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31)Dimitri Landa and Ethan Kapstein,"Inequality,Growth and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53,2001. (32)Daniel Ziblatt,"Does Landholding Inequality Block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Vol.60,No.4,2008. (33)(35)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第215页，第39～46页。 (34)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No.4,2001. (36)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第90～93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7)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Comparative Politics,Vol.29,No.3,1997. (38)Edward Muller,"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9,No.4,1995. (39)(40)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第13～15页，第2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