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体制转型的模式比较：东德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德论文,中国论文,体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学者认为，两德统一以及统一以后发生的原东德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是经济体制转换的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虽然德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与中国有着极大差别，两国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目标、性质、战略和过程诸方面都有着根本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通过东德转型的认真分析与深度透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劳动就业体制转轨的内在机理和备选模式。
一、东德就业体制转型的基本情况
东德就业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与我国有较大差别。1989年统一前夕东德的近一千万名社会劳动者是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严格劳动力管制之下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原东德一直不存在公开的失业现象并引以自豪；而且由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东德企业一直受到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困扰。但劳动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低效率换取充分就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各种资料表明，统一前的东德经济各部门大约11%～22%的工作职位即使按照东德的经济效率也是多余的， 从绝对数字来看， 1989年东德至少存在140万人的隐蔽失业。 如果用原西德的标准来衡量，前民主德国的过度就业或隐蔽就业大约是总就业量的25 %～30 %（Czada等1992，Sinn＆Sinn 1993）。东德经济也同时面临着一场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在1989年统一前东德经济的就业结构与西德的有很大不同，东德就业结构的主要特征在于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很大（约45%），如果说西德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东德仍是工业化社会。而且东德工业的工艺和技术与西德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统一将给东德几乎所有工业部门带来冲击，估计至少1/4的就业岗位将会失去。但东德有很好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素质极高的人力资源存量。东德一直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对家庭经济状况困难的学生政府还提供优惠贷款；而且与中国不同的是，东德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保证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职工有着明显的收入差别，从而使得教育在东德始终是一项收益率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统一之前东德平均职业水平要略高于西德（Krueger,Pischke 1992）。当然， 东德劳动者普遍缺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活和竞争的经验和心理随能力，也缺乏经营管理人才。
统一以后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年7月～1992年。两德统一（1990年10月）之初， 东部地区没有公开的失业，1992年初，失业人员猛增到134万，占1992 年底人口总数的8.5%，如果考虑到短期工作人数和政府措施掩盖的失业人数， 实际失业人数高达230万，1991年底～1992年初时的雇员总数估计在500～520万左右，那么实际失业率是30.7%～31.5%， 官方失业率从几乎为零上升到16.1%，失业人数超过100万。第二阶段是1993年以后， 官方失业人数一直在110万以上，官方失业率在15%以上， 但短期工作人数开始下降，政府采取减少失业人数的各项劳动力市场政策也比第一阶段缩小范围，预示着失业状况得到了控制，但也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第二阶段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东西德劳动力市场开始同方向运动，二者显示出合流趋势。统一之初，在东部经济承受1990年至1992年经济大滑坡和大面积失业状况的时候，西德经济却从统一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需求拉动，就业人数迅速增加，失业人数急剧下降，而且吸收了从东部地区的大量移民。从1993年起东西德劳动力市场的反向运动开始变为同向运动，东部劳动力市场的转轨基本结束，但东部地区较高失业率和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会延续相当长时期。
在原东德就业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实力雄厚的德国政府和幅员辽阔的西德劳动力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这是东德转型模式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从八年后的今天来看，如果暂时忽略国际经济形势和德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这两个经济运行机制以外的因素，那么影响东德就业体制转型的两股主要力量就是：第一，是德国政府在东部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政策；第二，是东西德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人员对流与互动。首先我们不加评论地列举这两股力量的实际表现，然后再讨论，这些力量是否能够构成一种转轨模式和这种转轨模式的得失利弊。德国政府在东德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东部地区接受原联邦德国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所有社会—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东部地区全面引进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发挥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和个人积极性来代替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在社会制度方面，东部地区在保留部分现行的社会福利措施以外，全面引入原联邦德国的劳动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前者包括实行符合联邦德国法律的结盟自由、工资自主、劳资谈判法、企业法、企业共决制度和劳动保护法等，后者包括实行联邦德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诸如失业保障和就业促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等。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政府不仅向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财政资助，通过大力改善基础设施以弥补东部经济结构方面的欠缺，同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通过税收优惠、国家信贷担保和政府优惠贷款等等措施，促进外界对东部地区的投资。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政府把大量优惠政策给予了中小企业，并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创造就业岗位的主要途径。在两德统一以前，原东德只有18万家小型企业， 就业人数为28.2万。目前，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近50万家，吸收就业人数350万， 约占就业总量的47%。
第三，政府利用西部雄厚的财政支持，采取种种措施降低公开的失业人数，并保证东德失业者及其家属有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德国政府针对东部劳动力市场转轨的政策主要由总部设在纽伦堡的联邦劳工总署（Bundesanstalt Arbeit）承担：（1）支付短期工作费， 延缓大量职工失业，从而从客观上控制住失业人数。这一措施与我国对国有企业实行的工人下岗但保留劳动契约的作法很相似。（2）ABM项目或创造就业项目是指由政府通过补助或贷款方式，鼓励企业雇佣那些年龄较大者、工作成绩由于种种原因受损并且长期失业者。 政府向这些人员支付其60%～80%的谈判工资或当地一般工资，从第二年起政府补助逐年下降10%，直到原来工资的30%后停止补助。这是西德1984年以来采取的减少年老体弱的长年失业者的一项措施。（3 ）针对年轻失业者政府提供失业补助同时提供参加政府或企业组织的各种全时制职业培训，这样为这些人的重新就业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91～1994年平均每年近30万失业者参加这类职业培训，政府为此的支出是平均每人每年28729马克。 这既包括给予这些人的失业补助，也包括政府对各种职业培训机构的投资。（4）政府为减少劳动力供给支付的退休过渡补贴和提前退休金。 （5）尽管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1991～1994年失业人数仍超过100万，为此联邦劳工总署支付的失业救济金四年总额达451.5亿马克之巨， 平均每位失业者每年10322马克。 四年内以上五项措施耗费联邦劳工总署共1541亿马克（Zahlen 1995）。
除了政府的力量以外，西德劳动力市场为大量东德移民和求职者提供工作岗位，这对东德就业压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缓解作用。第一类具体方式是原东德居民向西德或外国移民。1989～1991年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净人口迁移为100万。第二类是所谓的“钟摆工”（Pendlers ）。由于，东西德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统一之后邻近西部地区的东部居民可以非常方便地在西部地区找到一份工作，而继续居住在东部地区，就象钟摆一样每天或每周在原德德边界来回奔波，故被叫做“钟摆工”。1990年10月大约有18万钟摆工，至1992年1月钟摆工人数增至60万， 钟摆工和移民一样，都是利用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缓解东部就业市场的紧张局势（Zahlen 1995）。
自1990年10月两德统一至今原东德就业转型已经整整8年， 原西德的就业体制已经得到了全面引进和实施，东部劳动力市场已经日趋完善，东西部劳动力市场的同方向变动标志着两者已经合流，就业体制转型获得了成功。在这段转轨时期东部地区的就业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总量上来看， 东部地区的就业总量有了明显的减少（1990 ～1997年东部就业总量减少了180万人）；从结构上来看， 东部地区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已经接近于西部地区（ 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已经从1989年的13.1∶40.2∶46.7转变为1997年的3.5∶ 33.7 ∶62.8 ） （Arbeitsmarkt 1997）。
两德统一以后德国经济增长应该说是令人满意的，1990～1996年德国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6%，高于OECD国家1.9 %的平均水平，（而1970～1979，1980～1989两个时期西德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9 %、1.8%，均低于同时期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3.7%、2.8%）。 统一以后东德经济百业待兴，外界的各种投资使得东部经济以明显高于西部的速度发展，呈现出一种赶超西部经济的态势，但是最近几年来东部经济增长率开始逐步回落，东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94年的9.6 %（同期西部2.1%）下降到1997年的1.6%（同期西部2.2%）。 相应劳动力市场上东西部地区明显的差异始终存在而且并没有减弱的趋势。1998年4月的最新数据表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略有好转， 西部失业率为9.5%，而东部失业率为19.1%，比1月各下降了1和2个百分点，估计1998年德国的年平均失业率会与1997年相近。这一方面是由于西德经济已逐渐走出低谷，迈向统一以后第二个经济稳健发展周期；另一方面是东德经济发展显得后继乏力，统一以后经济高涨时期结束得比预想要早（见表1）。
表1 德国东西部实际GDP 增长率与（官方）失业率变化（1991 ～1998）
西部增长率 西部失业率 东部增长率 东部失业率
1991 +5.0%5.7%-19.2% 11.1%
1992 +1.8%5.9%+7.8%
15.4%
1993 -2.0%7.3%+9.3%
15.1%
1994 +2.1%8.2%+9.6%
15.2%
1995 +1.5%8.3%+5.2%
14.0%
1996 +1.3%9.1%+1.9%
15.7%
1997 +2.2%9.8%+1.6%
18.1%
1998(估计)
+2.75%
10.5%
+2.5%
21.1%
资料来源：MaAB 1998/1：第6页，Wirtschaftswoche 1998/7。表中1991～1997年数据为官方失业率，以所有就业者为基数。所有就业者包括非独立的受雇人员，独立工作者和失业人员。1998年数据的统计口径不详。
二、东德就业体制转型模式分析
对东德就业体制转型模式的讨论离不开政府的工资战略。我们在全面介绍转型的基本情况以后，通过对工资战略的讨论来剖析东德劳动力市场转轨的思路和得失：统一的时候，东西德工资水平相差很大，东德地区只能采取特殊的工资政策，逐渐提高工资水平；由于统一使得两个劳动力市场合二为一，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也会使得巨大的工资差别逐步减少。所以东部地区工资上涨的速度就成为政府的工资政策和确定东西德经济社会互相融合进程的关键点。
在统一以前东德是依靠压低职工工资来保证全民就业并获得必要的积累和财政支出的，1989年原东德工资总额1412亿东马克，只占国内生产总值3534亿东马克的39.95%，这个比例要比原西德低12个百分点。 平均每位东德劳动者创造产值39700马克， 如果按照东西马克一比一计算，是西德人均产值80750马克的49.2 %， 而东德劳动者每月毛收入1322东马克，同样按照东西马克一比一计算，是西德每月毛收入3966马克的33%（Sinn & Sinn 1993）。东部地区工资逐步上涨到与其劳动生产率相符，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统一之初，德国的政府、经济界和原东德居民都从不同的角度向往着一种较快的工资上涨。统一后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是完全必然的。但是在东德工资水平已经超过其劳动生产率之后，工资上涨仍然继续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统一之初在劳资谈判中存在假雇主与真雇员谈判的现象，另外也与政府东部发展战略和西德一贯实行的高工资—高技术就业模式有关。
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工资水平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德政府和经济界在统一以前过于乐观地估计统一给德国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而低估了困难。政府在东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模式选择至少在开始时采取了高工资—高技术战略，力求把东德地区培养成德国经济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温床。所谓高工资—高技术战略，就是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东西德工资水平的持平，不惜暂时忍受较高的失业率；当大量外界投资到来时，就业率持续上升，重新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政府作出这一选择的主要理由是：较高工资意味着只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能够在东德继续存在，对那些在未来激烈国际竞争中没有存在希望的产业或企业，即使通过大量补贴和投资能勉强存在一段时期，但迟早会遭到淘汰，与其花费不少资本让它们在过渡时期存在，不如一步到位扶持那些在未来高科技，高产出世界竞争中有能力获得一席之地的企业或产业。这种策略虽然暂时会带来较多的破产和失业，但长远来说整个东部经济轻装上阵，将成为未来德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地区。高工资——高技术战略能够实行的第二个理由是高工资战略造成较大面积的失业只是暂时的，失业者既可以依靠失业救济金生活，也可以去西德求职。由于西德经济的巨大吸引力而和东西德人口的相互比例，东德经济再大的波动都得到西德经济的缓冲而减弱，这样西迁可能性就成了东德劳动力市场动荡中的“安全活塞”。
从理论角度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可供德国政府备选的几种不同的工资政策，比较一下它们相应的效应和后果。为了描述的方便我们借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模型（见图1）。图1中NN是对东德劳动力的需求曲线，横轴表示东德就业量，OH是全员就业量，纵轴既表示东德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生产率。如果市场均衡工资是W[,x]。 需求曲线NX段以下部分的面积是就业的东德工人的生产率总和，它等于东德的净社会产品。NXW[,x]是利润部分，W[,x]XB[,x]O是工资部分。图中AA是东德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东德社会劳动者按照他们继续留在东德的最低工资（保留工资）从O到H排队。这个保留工资是指在这个工资水平上这位工人对继续留在东德工作或去西德工作抱无所谓态度。这样西部工资水平减去该工人的保留工资就是他的移民成本。对于一位移民成本等于零的工人（如居住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东柏林工人），他是不会选择东部的工作职位的，他的保留工资等于西德工资水平。如果假定OW[,x]是东部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那么对OE上的所有工人，所得工资要高于留在东德的最低工资，他们将在东德安心工作，虽然西部工资水平要高于东部。EH段的工人将考虑去西德工作，我们在讨论东德劳动力市场时假定西德存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这当然是一个极强的假定。显然东西德工资水平差异越大，这个差异超过东德的移民成本可能性越大，有越多的东德居民离开家乡去西德寻找工作岗位的可能性也越大。YXEH部分的面积是钟摆工的保留工资总和，它等于钟摆工在西德创造的价值（平均西德工资乘以钟摆工人数）减去移民成本。
图1 东德转轨的备选工资战略
方案Ⅰ是保持就业战略。这是中国和东欧其它转轨经济可以采取的一种战略。因为这些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并不能象在东德那样，可以进入西德地区，这些国家又不愿意看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政府把控制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哪怕是以较低的效率作为代价。采取保持就业战略的原因也可能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考虑。在一个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大面积的失业是极其危险的。这与中国改革的前期很相近。战略Ⅰ假定随着产品市场机制的引入，竞争的加强和各种投资的注入，对就业的需求不停向外移动，从而平均工资水平不停上升，同时保证持续就业量OH。
方案Ⅱ被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西恩教授称为有机的系统转换战略。统一后，随着社会主义的劳动就业计划让位于劳动力市场，首先大量隐藏的失业会公开化，根据经济效率原则进行的各种合理化措施会将剩余的就业量释放出来。与这同时进行的是经济结构的转换，许多在新经济形势下无法生存的企业或申请破产，或被别的企业所兼并，富余的劳动力将失业，此时就业量会从OH减为OB[,x]，一部分移民成本较低的工人将迁移到西德，离开东德劳动力市场，另外一些工人领取失业救济。
方案Ⅲ是所谓的高工资—高技术战略。统一后在较短时间里将东德的工资水平涨到西德水平，从而制止东德到西德的大量移民，虽然不排除部分东德居民由于西德较低的失业率仍然西迁。随着西德向东德进行的大量转移支付和私人投资，需求曲线很快从NN移到N’N’，统一后初期释放出来的大量失业人员被陆续吸收，逐渐重新达到较高的就业量。方案Ⅳ接近高工资—高技术战略，反映的恰恰是实际德国政府采取的战略：德国政府在高工资—高技术战略实现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更务实的策略，降低工资上涨速度，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支持中小企业上。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我们直接将两种方案相提并论。
高工资——高技术战略的直接后果是东德企业的劳动成本的史无前例的短时间骤然上升。1990年初东德的单位时间劳动成本大约是西德水平的7%，这相当于捷克和波兰的水平， 与当时东德经济的效率也比较符合。随着货币——经济联盟这个比例将达到34.8%，这已经超过希腊的单位时间劳动成本，1992年初，东德劳动成本已经达到西德水平的近50%（大约为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水平）。根据实际1993年和1994年东西德工业每小时劳动成本可以看到，实际工资和劳动成本的上涨使得1993年和1994年东德实际制造业劳动成本是西德的55.5%和60.3%，绝对水平已经接近美国。而同时期一位东部居民的平均经济能力只是西部居民的46.2%和50.6%（Globus 4147）。 工资上涨给整个东德经济带来的效率损失还在于，由于德国的失业救济金是原来工资水平的一定百分比，工资上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较高的失业救济金，这给政府的财政带来负担；同时，过高的失业救济金也鼓励一些失业者消极寻找就业机会，经常一边领取失业救济金一边寻找满意工作。
德国政府是否真有高工资—高技术的转轨模式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但从实际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过分乐观和对工资上涨缺乏有效的遏止措施说明，政府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中选择了这样的战略。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应该与自身的资源禀赋相一致。统一的时候东西德地区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两德统一给德国经济带来的主要是丰富的东部人力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在西德实现多年的高工资—高技术经济格局不会很快在东部地区出现。东部地区较低的工资水平应该在很长一段时期予以保持。另外，许多人认为，东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与西部过剩的资本资源相结合将产生极大的生产力，但是这需要西德经济对东德地区的大量投资为基础的；但德国政府又依靠向西德企业征税来为统一筹资，显然这对西德企业是无法忍受的。因此，高工资—高技术战略运行时的困难在于，它首先把大量投资者置身于未来的价格结构中，然后等待真实的生产结构随之出现。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路。德国政府用高工资—高技术的西德模式来设计未来东德的就业格局，是东德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最大失误。当然，转型以后东德就业市场发展轨迹的改变体现了市场的力量。
三、东德与中国就业体制转轨的异同及其启示
以上描述的原东德就业体制转型是否构成一种模式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就业体制转型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引进到全面实施只花了3～5年时间，因此是完全不同于我国渐进式改革的一种激进式转型模式。而且，东德的激进式转型模式也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用我国研究两德统一问题的著名学者姚先国教授的说法，东德转型是一种“侵略式”转型，类似于由“战胜国”向“战败国”设计和布置一套短时期内必须实现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姚先国、Moelders 1996）。因此，东德转型的顺利进行取决于三个因素， 即合适的目标经济体制（或者形象地称之为“复制母板”）、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引进过程中的制度创新。
从体制转型的条件来看，原东德地区应该是最优越的。首先它有明确的变革目标和完整的制度范式，省去了其他改革国家必须支付的制度搜寻、设计和选择的成本。其次，它有德国政府和西部地区强大的财力支持，避免了困扰激进式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另外东部地区获得了西部大量专门人才，统一后东部的主要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员大多来自西部，这些管理人员对引进的经济法律制度非常熟悉，能够帮助东部经济体制尽快正常运行。这样的转型模式的逻辑和优势我们可以从上述对原东德市场就业体制的引进和建立看出：在较短的时间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就业计划停止运行，劳动力市场承担了配置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功能，同时，西德常年运作有效的就业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很快在原东德得到全面贯彻和实施。
与东德的体制转轨相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不同的逻辑和战略。从改革的方式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渐进式改革突出地表现在二次体制转换上，即先从计划经济体制转换到双轨经济，然后再由双轨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不象东德体制转型是一步到位，中间不存在过渡的必要和可能。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还反映在改革重点的逐渐变换和深入，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城市的改革滞后于农村的改革；具体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先从改进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入手，通过放权让利，激活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释放传统体制下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当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与宏观管理体制发生冲突的时候，再对宏观政策环境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竞争状况，同时进一步微观企业制度的改造，是总体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从改革的范围来看，与东德的全面转型相对，中国所走的转型道路是一种局部改革或者是“体制外增长”模式，中国的改革没有采取全面引进市场机制的作法，而是在稳定计划经济这一块的情况下，在传统体制较弱的部门，引进市场，促使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齐头并进，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样的改革思路同样体现在中国就业体制的改革上。
中国就业体制转型采取局部的渐进式改革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建立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劳动力供给量大大超过需求量，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来自新增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国有部门的富余人员三方面的巨大就业压力，使得政府对于城市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抱着极其慎重的态度。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各种分割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配置是依靠“统包统配”的计划来实现的，劳动者本人和企业都很少有自主决策的权利，而且这样的计划配置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分割现象是指劳动者在户籍制度、身份资格规定和部门或地区各种行政规定下，束缚在较小的范围以内。市场经济的逐步引进意味着这些分割现象将逐渐松动，但是各部分松动的速度和程度是不同的，尤其是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依然存在，但这些分割现象已经不断受到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冲击（赖德胜 1996，蔡昉1998）。由于我国大部分高素质人力资源还处于国有部门的条块分割之中，逐渐放松对这些人员的种种束缚和压抑，释放他们的聪明才智，将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也预示着进一步沿着市场化改革道路发展的广阔前景。迄今为止我国的就业政策是近似本文第三部分讨论的保持就业战略（方案Ⅰ），我们用隐性失业的办法把公开失业的数量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里，随着中国就业模式从隐性失业、就业不足向效率型就业转化，我国的就业模式将逐渐靠近有机的系统转换战略（方案Ⅱ），两国就业模式的趋同也可被看作是转轨进程中的共性。
从上述中国与东德就业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运用政府的力量保证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的稳定前提下，控制整个转型的节奏和市场化方向，两国的政策出发点是一致的。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政府保证社会经济稳定，控制转型节奏的政策工具是不同的，德国政府利用雄厚的财政实力和西部的支持，中国政府则运用逐步开放原来束缚人力资源及其积极性的各种管制和分割。从实际转轨进程来看，德国政府初期的高工资战略是非常不明智的，它应该给予中国的转轨进程以意味深长的教训。
德国政府在统一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应急措施耗资巨大，但从效果上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德国政府在考虑这些应急措施时，将政局稳定，平稳统一，减少东德移民对西部地区的冲击等暂时的政治目标放在首位，显得缩手缩脚，而多少忽视了继续保持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自我调剂功能，政府人为干预过多，最终事倍功半。如果说公平与效率是任何政策所遇到的一对矛盾的话，德国政府在统一前后的政策取向是明显偏向于公平的。事实说明，工资上涨的福利损失可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于人为工资过高使得许多企业或解雇工人，或申请破产，从而使失业人数增加，社会福利损失增大；第二部分是由于失业救济金过高，许多失业人员放弃去西德打工的机会而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以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为首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贝克利分校的研究小组指出，由于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存在大量低效率现象，随着统一之后东德企业面临的竞争和完全不同的市场刺激，东德企业能够在现有投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自动进行生产重新组合和采取种种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措施。这样，在工资保持在1990年7月水平情况下， 东部企业能够保留大约50%的工作职位，而这一切是发生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贝克利小组批评了德国政府的高工资战略是事倍功半的决策失误，政府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其结果却是人为扰乱市场机制（Akerlof et al:1991）。极有意思的是，贝克利小组给德国政府所作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非常近似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了，这反证了一些西方转轨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国渐进的改革道路也许是成功的，而东欧和俄罗斯的激进主义改革却可能是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激进改革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切只能是渐进的（张军1997）。
另外，东德的制度转型作为一种典型的激进式变革，既有别的国家无法想象的好处，也有“拷贝式”改革必然带来的问题。这种“拷贝式”激进变革的最大弱点就是如果仿效的模式本身有问题的话，转轨经济很容易也“传染”上同样的问题。根据德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各种制度因素的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国工会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属于平均水平，但国家在劳动契约和劳动保护方面的切入程度要比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来得深入（Goergens 1997）。 统一以后东德劳动力市场的许多问题是制度性的，因而也是“传染性”的。许多德国经济学家承认，他们在批评现实西德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讨论东德经济转轨的时候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在对现行西德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批评中他们显露了积极的创新和改革精神，认为现有的西德社会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已经不适合于国际竞争格局了，西德劳动力市场已经染上了典型的“欧洲僵化症”（Euro— sclerosis ）（Dornbuch 1993,Siebert 1997）； 但在讨论东德经济转轨的模式选择时又毫无保留地“推销”并不是那么成功的西德体制。这显示了德国政府对待转轨经济一种“战胜国”的优越感和过分自信，另外也表明科尔政府对于转轨过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缺乏灵活态度和制度创新能力。中国就业体制改革既要通过政府的各种举措，保证体制转轨的平稳进行和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又要大胆尝试进行各种制度创新，摸索一套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就业模式，而且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解决就业的具体决策不一定要追求一致，各地政府都应该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的改革是建立在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扬弃上，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在实现体制转型过程中起着比东德“拷贝式”变革更为重要的作用。任何制度变革需要因地制宜和制度创新，而激进式变革又不允许人们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这也是它的内在矛盾之处。
四、东德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作用与启示
在保证东德就业体制的顺利转型、增加就业、减少官方失业人数方面，德国政府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充分运用几十年西德社会市场经济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在财政税收、社会福利，促进研究开发、促进私人投资和对外经济政策等诸方面，利用系列配套措施，与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作斗争（裘元伦 1998）。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重点讨论在劳动力市场政策范围内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都是针对东德原有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就业特征的，它们对于解决我国就业市场化过程中遇到的类似问题，是会有宝贵的借鉴作用的。
首先，如何利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功能，对劳动力市场供需进行灵活的调节，是劳动力市场转轨过程中的关键。正如前面所述，两德统一劳动力市场转轨的重大失误在于德国政府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减少转轨成本。西德劳动力市场运行迟滞，不能灵活地对大量移民作出积极的反应，在统一以后的大多数年份里即使面对两位数的失业率，西德的绝对工资水平继续上涨，西德经济吸纳东德劳动力的能力比事先人们估计的要弱。东德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而先天不足，失业率连续多年居高不下。工资失去调节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状况，是德国就业状况甚至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情况下仍然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是“地下经济”的猖獗。以1996年建筑业雇工为例，为每小时工作雇员得到净收入约20马克。此外，企业支付税收和福利支出、各种管理费用、利润和风险奖励和增值税，这样按照官方法规和管理程序，小时劳动成本高达近80马克，比非法雇佣的小时工资要高4倍。难怪乎建筑业的“黑工”现象非常普遍。有人估计， 目前德国“地下经济”的产值已占GDP的15%左右， 如果将黑工转为明工，就可增加5%的就业岗位（Goergens 1997）。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九五”期间中国经济将面临1978年以来又一个失业高峰，而且将持续较长时间，但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就业增长与资本深化现象，如何继续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保持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是我们所面对的重大挑战（胡鞍钢 1997）。
第二，我们可以把德国政府采取的主要就业措施按照其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影响的方向分成需求管理型措施和供给管理型措施。作为转轨时期的应急措施，政府各种公共工程和创造就业项目能够短时间里创造大量就业。供给管理指政府向原东德居民提供培训机会，用各种方式帮助那些容易受失业威胁的群体，缩短工作时间等措施，即直接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减少就业压力，降低了官方的失业率，又提高了就业者的知识和技能。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提醒到，无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的有效性和它对劳动力市场的中性都是有条件的。我国无论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方面都还大有潜力，尤其在供给管理方面过去讨论得不多，结合我国平均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力供给过大，各类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过高，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的基本状况，可以采取措施的余地还很大（姚先国、陈凌 1997）。
第三，在计划经济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有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增加工作时数，增加劳动投入，从而取得经济增长。1970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总劳动参与率0.784，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0.671高得多，主要原因是前者妇女参与率（0.684）明显高于资本主义国家（0.442）（普瑞尔1989）。统一以后由于就业竞争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 东部地区妇女的就业比例开始下降。资料表明，在东部地区15～65岁女性人口中，1991年的女性就业人口为77.2%，比西部地区的女性就业比例高出18.7%。而到了1995年，东部地区女性就业比例降为62.6%，基本接近西部地区59.9%的比重（沈琴琴 1998）。 这既反映了妇女在就业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也说明过高的妇女就业率很难，也没有必要继续维持。在新的形势下，许多生活有保障的妇女或者回到家庭，专司家务，或者从事部分时间工作。转型时期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创造更多的部分时间工作岗位，满足一部分女性的需要，减少总体劳动供给。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出于无奈，在就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会重新入市觅职（即就业储备人口：Stille Reserve），政府应时刻注意这些人员的动向。按照德国学者的估计， 东部地区的就业储备人口规模从1990年的近20万增加到1996年的80万（MaAB 1998/1）。
第四，德国政府按照几十年来在西德地区的经验，通过缩短法定和实际工作时间来扩大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工作时间一直作为联邦德国对付高失业率的办法，虽然它并不能作为一种主要办法。但它并不是象其他应急措施那样主要由政府承担，而是由雇主和雇员承担，因此政府实行这项措施不会给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这项措施在西德运用多年，已经接近某种极限，因为西德劳动力成本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时间太短。但是这一政策运用在原来工作时间高于西部的东部地区，尚有一定作用，1991～1997年东部雇员的平均周工作时间从40.49小时下降为39.12小时（西部雇员从38.26小时下降为37.52小时）， 每年休假时间从25.70天增加为30.14天（西部雇员只是从30.78 天增加为31.11天）（MaAB 1998/1）。 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却会给我国就业现状带来积极影响。我国建国40余年非农部门的周工时一直为48小时，年工时达2496年。据统计推测，我国城镇就业人员1996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3.03小时，相当于西方国家40～60年代的平均工作时间。 除了教师和一些特殊职业，我国就业人员没有正常的休假制度，这一方面造成工作岗位上的经常性请假现象，另一方面又造成许多重要岗位常年劳累过度得不到休息，直接影响工作效率。缩短工作时间和建立正常的年休假制度，能提高单位时间效率，既有利于企业提高管理质量，又有利于劳动者增加闲暇，有更多机会来学习知识，提高素质。这项措施的就业效应值得深入探讨，至少从休假制度满足人们潜在旅游需求来看，休假制度能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熨平旅游淡旺季的落差，增加就业机会。
最后，越来越多的德国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东德劳动力市场转轨中遇到的问题，既不能只是归咎于失败的经济政策，也不能只是归因于统一以后德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统一过程的推进，西德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如就业制度、企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也引入到东部地区。这些制度因素与两德统一中政府牺牲效率、保持公平与政治稳定的政策失误结合在一起，成为解决德国就业问题，降低实际失业率的巨大障碍。人们不再是孤立地看待两德统一过程中的东德经济转轨这个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把审视的目光提高到整个德国经济的竞争力高度。德国经济学家认为，东德经济的突飞猛进没有发生，第二次德国经济奇迹没有产生，主要原因是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已经下降，德国经济没有能力充分利用统一这一契机使自身更上一层楼。许多德国问题专家都提出了“德国奇迹已经结束”（注：参考：RudigerDornbusch 1993。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对1997年30个经济竞争力最强国家或地区的排名榜，德国名列第二十五位，美国仅次于新加坡和香港名列第三，日本名列第十四，中国名列第二十九位。这个排名综合考虑了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外来投资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的质量，基础设施，技术状况，管理水平和法律政治制度。参考：World Economic Forum，引自Globus:4160。）的命题。 按照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赫舍教授（Prof.H.Riese）的一贯主张：德国经济危机不只是由于外界因素，而主要由于德国僵化的经济社会和福利制度已经使得德国市场机制失灵，德国社会已经从一个竞争者或工作者社会变为一个剪息票者的社会。政府的过多转移支付和各种法律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使得德国有着世界各国最昂贵的劳动力，而这是与一个以勤劳实干著称的民族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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