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儒家伦理思想的精蕴——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道德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伦理论文,观念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长久以来，儒家思想是安定传统社会的内在基石，而儒家思想的精华，则尤其是落实在伦理道德方面。
在先秦时代，儒家思想只是众多的学说之一，在当时，诸子并兴，百家争鸣，除了儒家学说之外，还有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不同的学派，每个学派，也都以其不同的思想，相互角力，等到西汉武帝时代，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其他学派的学说，遂逐渐地消沉，只有儒家学说，受到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上，产生了广大的作用，同时，由于儒家学说，最能符合人性，切合人情，因此，在汉代以后，两千年来，儒家学说，已经成为安定传统社会的主要力量。
晚清以下，西学东渐，新潮拥至，一般社会群众，起而排斥传统思想，视为陈旧腐朽，儒家伦理道德，也多数为众人所抵拒，驯至后来，社会上旧有的伦理思想，已渐遭抛弃，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未能完整地确立，因此，在人群的内心深处，往往空虚而难于落实，在人生的价值观念上，尤其欠缺确定的目标。
个人觉得，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当前，传统的儒家学说，其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精华部分，似乎仍然是值得我们去重新评估，去加以弘扬而应用的。
二 儒家伦理思想的精蕴
儒家道德中最重要的观念是“仁”，《论语·里仁》记孔子之言说：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注：《论语》，据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四书集注》，下引《论语》并同。）
又说：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又说：
苟志于仁，无恶矣。
孔子以为，“仁”是儒者行为中最为重要的德目，任何时候，人的行为，都不能离开“仁”的原则，只有心怀仁德的人，才能在面对是非好恶的行事之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因此，在《论语》的记载中，孔子将“仁”的观念推崇得很高，他自己不敢以“仁”自许，他也从来不轻易地以“仁”去赞许别人，《论语·述而》记载：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在上述的记载中，很明显地，是孔子不敢自许已经实践到“仁”的标准，《论语·公冶长》记：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十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语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对于弟子子路、冉求、公西华，虽然也都称许他们各自有其治国的才能，却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仁”的标准，《论语·雍也》记：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只有对于弟子颜回，孔子才稍为称许他能够较为长久地不违仁德，其余的弟子，就不能像颜回一样地长怀仁心了。另外，对于历史人物，孔子也只有对于管仲，才从历史文化民族大义的立场，去称许他的“仁”德。（注：《论语·宪问》记：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对于微子、箕子、比干，才从眷念故国的角度，去称许他们的“仁德”。（注：《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因此，“仁”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观念，甚至是孔子思想中“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页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台九版。）。
《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以人二”。（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艺文印书馆，一九六五年十版。）《论语·颜渊》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因此，“仁”是一种慈爱的天性，是一种人类天赋的本能，同时，“仁”的精神，“仁”的实质意义，却需要经由人们亲身的实践，需要经由人与人之间相互往还的关系，才能够显现出来，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道德。《论语·里仁》记：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惟。”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叙述自己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是有重心贯串其中的，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而贯串其“仁”道思想的要目，实践其“仁”道思想的条件，则是“忠恕”，其实，不仅是“忠恕”二者，其他如“孝悌”、“信义”、“礼让”等等，也都是贯穿孔子“仁”道思想，实践孔子“仁”道思想的重要德目。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有许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受时代的影响，而仍然具备实践价值的伦理思想，像前述提到的“忠恕”、“孝悌”、“信义”、“礼让”等等，便都是儒家道德观念中的精华，其在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去重视、去发扬，以下，便将上述观念，分别加以说明。
1、忠恕
“忠”与“恕”，是实践“仁”道最直接的两条途径，《论语·子路》记：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论语·卫灵公》记：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论语·颜渊》记：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在以上《论语》的几章之中，孔子都提到了“忠”的重要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说：“尽己之谓忠。”又说：“中心为忠。”因此，“忠”是一种“责任心”的表现，是一种诚恳笃实、负责任、尽心力的态度，是一种有始有终、恪尽职守、表现如一的精神，因此，人们不论从事任何行业，如果能够充分地尽到自己的力量，不自欺、不自私、不苟且、不取巧，能够恪守职业道德、专业伦理，能够贡献自己的心智，将眼前的事情做得令人满意，那就是“忠”的表现。
在古代，人们往往只是将“忠”视为是对君王的效忠，其实，在现代，“忠”的对象，应该是忠于自己，对自己的身心行为负责，应该是忠于职务，对自己的工作尽心负责，达成任务，应该是忠于朋友，恪遵约定的诺言，像这些，都是“忠”的精神的表现，都是“忠”的精神的运用。
至于在“恕”的方面，《论语·卫灵公》记：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记：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那就是“恕”的精神，也认为那就是行“仁”之方，朱子在《四书集注》中说：“推己之谓恕。”又说：“如心为恕。”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恕”道在推己及人方面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另外，孔子提到“恕”时，还有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论语·雍也》记：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孔子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一种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推行“恕”道的方式，也更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求仁践仁的方法。因此，“恕”是一种“宽容心”和“同理心”的表现，是一种在人与人相处时，能够心中有爱，以爱为出发点，主动地体贴对方，将心比心的态度；也是一种胸怀宽厚，设身处地为对方设想的积极精神；其实，“恕”道的实践，就是希望人们在相互交往时，不要只是顾到自己，也要顾到对方，要设身处地，为对方作出思考，将自身的角色，与对方的角色，互换互调，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希望对方也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问题，相互去体验对方的心情，能够如此，相互为对方设想，相信人与人交往时，彼此之间，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许多观点的矛盾，也许都能化解，不再构成纷争。这种情形，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如此，扩而大之，人群与人群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也都是如此，要之，如果人们都能够以“恕”存心，推行“恕”道，则社会上的纷争，必能相对地减少，而带来更多的祥和的气氛。
2、孝悌
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孝道”是最具特色的道德之一，由于“孝”道是以敬爱父母为目的，由于“孝”道是源本于人们天赋所具本能的爱心，因此，很自然的，儒家便又提出了友爱兄弟姐妹的“悌”字，作为重要的德目之一。关于“孝”的意义与作用，《论语·学而》记：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存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仁”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德目，而“孝悌之道”，却是实践“仁”道最为直接的方法，因此，人们对于道德的实践，应该由自身最切近的家庭作起，由敬爱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作起，能够切实笃行，然后才能推己及人，扩大爱心，以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爱心广布于社会之上，所以《孝经》便曾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以由生也。”认为“孝”道，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一切教化推行的根源，同时，“孝悌”之道，也是由于人们天赋的本能所产生，最能符合人性，切合人情，因此，在实践的时候，也最容易推行，《孟子·尽收上》记：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注：此引《孟子》，据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四书集注》，下引《孟子》并同。）
《孟子·离娄上》记：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孟子以为，人们敬爱父母，友爱兄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是人性深处自然流露的禀赋，是不需要去学习思虑安排而后才能获得的知识，因此，“孝悌”之道的推行，最能符合人性，切合人情。至于实践“孝道”的方法，《论语·里仁》记：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又记：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论语·为政》记：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又记：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因此，在实践孝道方面，孔子主要是希望为人子女者，在侍奉父母时，能够发自内在，诚心诚意，颜色和婉，态度温顺，尤其是要秉持尊敬的原则，善事父母。
另外，在实践孝道方面，孟子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孟子·离娄上》记：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朱子在《四书集注》中提到，“于礼为不孝者三事，谓曲意阿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今人多议论其“无后为大”，其实，“无后为大”，前提为“不娶”而“无子”，孟子才以为是“不孝”之行，至于其他两种不孝，“不谏父母之非”、“不养父母之身”，似乎也是在情理上可以被视为是不孝的事情，《孟子·离娄下》记：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隋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众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孟子又提到的五种不孝的行为，前三者是“不养父母”，后两者是使父母危惧担心受辱，自然也是人情上子女不孝的行为。
“孝悌”的行为本来都是发自于人性的深处，符合人情的事项，是在任何种族国家中，都会存在的事实，但是在儒家的学说中，却特别将之理论化，同时，在人群伦理的关系上，也特别以此为教化的目标，强调其教化的功能，这不能不说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特色。
当然，儒家的伦理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流行，也会产生不少的弊病，像父母利用孝道去拘束子女的自由，社会上利用孝道去评论其人措施的是非，甚至君王利用孝道去奖励民众“移孝作忠”，献身朝廷，牺牲人伦的亲情，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那些情形，也都是人们利用了孝道，误解了孝道，这与孝道的伦理精神，本质立场，是无关的，我们在今天所要发扬的，自然也是孝道思想的本质与精华，而不是它的流弊和糟粕。
3、信义
传统上，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国有所谓的“五伦”之说，五伦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注：见《孟子·滕文公上》。），这五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父子”、“夫妇”、“长幼”、多有亲戚血统的关系，只有“君臣”和“朋友”，纯粹只是后天的结识关系，儒家的伦理学说，特别针对“君臣”以及“朋友”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提出了“义”和“信”的德目，去加以规范，《论语·学而》记：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又记：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又记：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为政》记：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事无輗，小事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卫灵公》记：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信”是诚实恳切之义，是指为人之道，敦品立德，应该是有言不虚妄、说必有据的表现，在孔子的言论中，以上所见的，都只是对于个人修养品德方面的提示，在孔子的言论中，对于“信”字的应用，还有在于治国治民方面的意见，《论语·颜渊》记：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以为，立国之道，首在有信于民，粮饷食物，国防武力，对于国家民众，虽然重要，但是，一个政府，如果失信于民，言不副实，对于国家民众造成的损害，将更为巨大。所以，孔子平日教导弟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见《论语·述而》。），便是将“信实”和“信用”的美德，作为是教育弟子的重点之一。
以上是孔子对于“信”的意见，以下再谈到儒家伦理思想中对于“义”的解释，“义”在孔子思想中，也居于重要的地位，“义”字在儒家思想中，常常与“仁”字并举，“仁义”二字，也几乎就是儒家学说的代表，《论语·里仁》记：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述而》记：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义”是适宜的意思，是人们在处理事情时良知上的一种判断，判断自己是否能够符合“道义”和“正义”；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中，使自己能够选择最为切合正轨的途径，最为适合事理的行为，《中庸》说：“义者宜也。”（注：此引《中庸》，据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四书集注》。）因此，孔子提出“义”字，作为人们行事的准则，作为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道德。孔子也往往以“义”和“利”的对立，去分辨他心目中所厘定的“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论语·里仁》记：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努力寻求行为的正当性，才能合乎孔子所谓的“君子”的标准，反之，如果一味追求个人的私利，在孔子的心目中，便只能算是“小人”的行径了，所以，孔子勉励弟子，要“见利思义”（注：见《论语·实问》。），要警惕弟子，“见义不为，无勇也”（注：见《论语·为政》。），“放于利而行，多怨”（注：见《论语·里仁》。），因此，从孔子以后，“义利之辨”，便成为儒家思想中道德取舍的重要论题之一。
“义利之辨”不仅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也逐渐影响到人群相处，行政措施的价值取向，因此，孟子提出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见《孟子·梁惠王上》。）的意见，董仲舒提出了“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见《汉书·董仲舒传》，世界书局校注本。）的看法，到了宋儒，程颐、邵雍、陆象山，都有对于分辨义利的观点。“义”在传统伦理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价值判断的理想标准。
4、礼让
“礼节”和“谦让”，都是中国人的美德，“礼”与“让”也是相辅相成的两种行为，在儒家思想中，“礼”本来涵摄相当多的意义，但是，在人与人相处的关系上，“礼”尤其是重要的仪节，《论语·学而》记：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泰伯》记：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的精神，贵在调节人的外在行为，使之能够中规中矩，不致作出违反常情的怪异行径，所以，“礼”是使人实践道德伦理的基本条件，再优秀的道德伦理，如果不以守“礼”的态度实施，则一切道德伦理，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已。
另外，儒家思想中，对于能够“谦让”的行为，也往往视为是值得称许的美德，《尚书·尧典》记帝尧的德行说：
饮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注：此据艺文印书馆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曲礼》记：
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注：此据艺文印书馆十三经注疏本。）
也是以谦让谦卑为人生能够明礼而行的美德，在《易经》的〈谦卦〉中，儒家更是发挥了“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谦让要义，因此，“礼”和“让”的精神，在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
要之，在孔子的思想中，在传统儒家的伦理中，“忠”、“恕”、“孝”、“悌”、“信”、“义”、“礼”、“让”，都是最为重要的伦理观念、道德德目，这些伦理观念，有其原始性的基本意义，也可以与时俱进，有其与时代相辅而行的现代化的内涵，不受时间因素的影响，不但可以实践于古代，也可以推行于当代，周虽旧邦，其命唯新，因此，瞻望未来，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存在。
三 当前社会伦理道德衰颓的情形
当前的社会，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快速发展，传统价值观念遭受冲击，西方流行文化普遍侵袭各个层面，社会风气逐渐败坏，人们多陷溺于物欲之中，社会道德日益衰颓，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其中较为明显的现象，约有下列几种：
1、自我本位
近世以来，个人主义兴起，传统社会的群体关系逐渐解纽，青年人的自我意识强烈，行事往往以自我为本位，而罔顾及他人，一切的是非对错，往往是以自己的喜怒为取舍，这种情形，导致了当前社会上是非观念不明，价值取向失衡，社会上充斥着的，是巧辩饰非、黑白颠倒的激进言论，社会上所见到的，是损人利己、伤害他人的行径，这种情形，往往导致了朋友隔绝、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对于社会的安宁、祥和，影响确实很大。
2、贪图享受
由于经济发达，财富集中，社会上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上一般的人们，往往希望能够不劳而获，享受物质生活，却不愿意多付出，而冀望获得高额的报酬，从而也衍生了人们希求速利、贪得浮名、一步登天的侥幸心理，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初步入社会，很容易被五光十色的繁华景象所迷惑，只顾追求眼前的享受，情欲泛滥，贪求无厌，而丝毫不顾及未来的发展，也更不容易掌握道德的方向，甚至走上作奸犯科的途径，自毁大好的前程。
3、自私自利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浮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趋尖锐，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关切的情形，也越来越加稀少，人们自私自利的心态，也越来越加严重，人们心中，社会团体、国家民族的观念，也越来越加淡薄，甚至于连自己的家人亲属，也冷漠对待，不但不讲求伦理道德，社会公义，更毫无责任之感，遇事推诿，有利争先，为了取得自身的利益，不惜泯灭人性，六亲不认，朋友隔绝，这更是当前社会上人情冷漠，人际关系愈益疏离的可忧现象。
4、人性暴戾
当前的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无论是在财富上、名位上，早已失去了公平合理的方式，优雅高贵的态度，表现在各方面的，往往是野蛮的作风，粗暴的态度，动轧横眉竖眼，恶言相向，机关算尽，诡计百出，人性恶毒，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再是文明人应有的态度，反倒是一些令人痛心的原始兽行，任何事情，不论是非对错，人们多是率性而为，从不顾虑旁人立场，也不考虑道德和法律，眼前只有自己的利益存在，因此，尽管是现代化的社会，却充盈着一般野蛮互噬的暴戾行为。
总之，今日人们无论身在何处，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伦常的丧失，社会正义的失落，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有心人士，早已忧心忡忡，也希望能够设法挽救，也希望能以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优良道德，配合着现代社会中许多其他的条件，去加以整治和弥补。因此，传统儒家伦理中所蕴含的精华成分，在过去，曾经是安定社会的主要基石，瞻望未来，也可能还是使得社会人群更加和谐的主导力量，值得我们去重视、去珍惜、去藉之而重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
四 儒家伦理思想实践的道路
儒家伦理思想，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曾经产生了不少的流弊，像所谓的“三纲”之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注：见班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从而导致了君王独尊、父权至上、男尊女卑等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儒家伦理思想中也有不少的精华，值得我们去发扬、去推广、去实行，像前文中所提到的“忠恕”、“孝悌”、“信义”、“礼让”等观念，这些德目的本质和精神，仍然是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存在。
至于如何去实践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一方面要从教育的立场，在各级学校中，在广大的社会中，去教导每个民众都能了解，处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就需要去自我调适，认清人生正面的价值，肯定人生道德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参酌西方的伦理学说与伦理实践的作法，再配合法律制度、社会礼俗的力量，相信能够将儒家伦理思想，推行得更加理想，从而成为迈向二十一世纪国民道德观念中的主要成分。以下略为举例，加以说明。
1、忠恕精神的实践
在当前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的自我意识过强，自私自利的行径也越来越多，在各行各业之中，能够遵循职业道德，恪守专业伦理的人们，也愈来愈少，其实，各行各业，行有行规，各种专门行业之中，有些已经订有职业守则，甚至于有些学校中，也已厘订了教师伦理守则，虽然，守则的厘订，只是实践的第一步，但是各行各业，能够踏出这第一步，往后才能够推动守则的确实践行，再配合合理的考绩和奖励制度，自然更是使人们恪守职业道德的有效方法，这也是发扬“忠”的精神的有效方法。
恕道的精神，推己及人，本来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美德，在人与人相处的社会中，能够彼此宽容、彼此谅解、和谐相处，但是，这种恕道的表现，在当前功利挂帅、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已经很难见到，多年前，有一位留华的外国学生狄仁华，写过一篇《人情味与公德心》，指出中国人的人情味虽然浓厚，往往只是将人情味应用在自己熟悉的朋友身上，人情味对于一般的陌生人，却并不适用，而中国人最缺乏的，则是“公德心”，近些年来，李国鼎先生于传统的“五伦”之外，提倡“第六伦”（注：见李国鼎先生：《经济发展与伦理建设——第六伦的倡立与国家现代化》，载《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中央文物供应社，一九八一年初版。），主张“第六伦就是个人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他以为，“五伦属于私德的关系，第六伦属于公德的范围，前者的特点是亲切关系，后者的特点是公正秩序”，他主张，“新伦理的建立，不仅要靠教育的鼓吹和奖励，还要靠有效的制裁和惩罚”。但是，他也说，“群己关系之规范，不外先贤所谆谆告诫的忠与恕，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因此，李国鼎先生所提倡的“第六伦”，仍然也是“恕道精神”的一种扩大，也是一种“公德心”的表现。
2、孝悌精神的实践
孝悌的精神根于人性，实践起来，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由于社会的变革，人性的改变，小家庭制度的普遍，尊老敬长风气的淡薄，而老人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像大陆近些年推行的“一胎化”的结果，将来一对年轻夫妻，可能要照顾四位长辈，这种情形往后也可能造成老人安养问题的加速出现，因此，如何使老有所养，如何实践孝道的精神，确实是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老人安养院的普遍设立，由政府或民间广泛兴建，配合各种育乐、交谊、医疗的设施，自然是解决老人问题的基本办法，只是，老人安养院的设立，并不能取代老人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也不就是发挥“孝道”精神的最佳方式。
新加坡政府曾经通过立法，保障青年男女与父母亲长同居者，可以优先购买政府的住宅，可以减免适当的税捐，藉著法律的订定，去鼓励“孝道”的推行，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其实，当今社会变革，都市之中，大厦连云，“三代同堂”，或许彼此不便，“三代同楼”而不同堂，也许是可以鼓励的办法之一。
3、信义精神的实践
“信”与“义”的精神，在当前的社会中，对一般民众而言，固然是基本的道德修养，理性的自律守则，可是，对于居于上位掌握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的人士而言，我们更加希望他们能够遵守信用，言而有“信”，行事作为，能够把握“义”的原则，多为社会群众的大利而奋斗，少为一己的私利而努力，因此，在实践“信”和“义的精神方面，我们希望立法者能够订定出更为明确的法律，去规范权力执行者的恪遵信义，也厘订出更加严格的法律罚则，去警惕权力执行者的必须恪守规范，谨慎从事，此外，社会上各种媒体舆论的严格监督、公正批评，也是促使社会知名人士确守“信”“义”精神的重要力量，要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位者如果能够身体力行，作为表率，自然能够影响社会群众，形成为一种良好的风气。
4、礼让精神的实践
我国自古以来，便被称为礼义之邦，但是，时至今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礼貌”已经成为一种虚伪的装饰，“谦让”也已成为一种达到竞争目的的手段，礼让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令人叹息。
礼失而求诸野，今天在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上，礼貌和谦让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国民道德，庙堂之上，在位者问政时的恪守仪节，温文有礼，民间人士的轻声细语，相互尊重，礼让妇女老弱的行为，对照着我们自己朝野人士的粗鲁横暴，口出秽言，也真不免令我们感到汗颜不已。
当然，礼让精神的实践，需要各级学校教育的教导和纠正，需要社会媒体舆论的倡导和监督，也需要在位人士的良好示范，才能逐渐地加以恢复。
五 结论
在未来的岁月中，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光中，我们究竟需要哪些伦理道德，去指导人们建立自己立身处世的标准？去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我们大家亟需思考的问题。
我们觉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从人类的善性作出发点，发展出一套最能符合人性、切合人情的伦理观念，这一套伦理观念，其中蕴涵着不少精华的成分，它可以不受时间的影响，而与时具进，因时变化，适应时代需要，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中，仍然有其指导人生道德取向的价值，同时，针对当前社会的弊病，也仍然有其从根本上加以挽救的功能，因此，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去加以弘扬和应用。
在经纬万端的未来社会中，儒家的伦理思想，当然不应成为人们唯一的道德观念，其他各家传统学说的优良成分，西方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学理，以及其他许多与伦理思想可以相辅相成的各种学科，都可以加以简择淬取，而共同成为未来国人足以适应新世纪的新道德新伦理，只是，个人仍然认为，儒家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精华成分，仍然将是我们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伦理道德思想中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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