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实践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4)06-0107-05
在当今世界，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哪—个国家能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并能较好地处理民族问题，就能促进哪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民族理论为指导。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并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得到升华，构筑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回顾历史，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认识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和展望未来。
一、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形成和发展
（一）1949年—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为彻底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派出民族访问团、慰问团、医疗队、民族调查组等深入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状况，并组织少数民族到北京和内地访问、参观、学习。(2)在广泛调查基础上，根据各民族意愿和科学研究，甄别各民族名称，逐步确定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的格局。(3)根据各民族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确立了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慎重稳进”的民主改革方针，并做好民族上层人士、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4)1952年的政务院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5)这一时期，国家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农、牧、工、商等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6)1950年11月政务院会议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开始有计划、有目地的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不断成长。
以上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逐步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歧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实现，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逐步得到确立。可以说是各民族大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而这些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正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结合中国民族工作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各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毛泽东的民族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也正是在这样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内容，逐步成为指导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结晶（1956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目录中正式列为独立的学科）。
（二）1958—1976年，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曲折发展
1958年，中共中央在一个文件批语首次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60年代初，中央认为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被宣传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在民族问题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绝对权威”和“天条”，无人敢于怀疑提出不同意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推向了极端。在反对扩大化中，不加区别地任意打击所谓的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挫伤了少数民族干部；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忽视民族特点、差距的存在，刮起“民族融合风”，搞“一步登天”进入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制造所谓的“民族分裂”冤假错案，取消和肢解民族自治地方；撤消所有的民族工作机构、科研机构，停办民族学院；批判“慎重稳进”的民主改革方针等。
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左倾错误，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背离了正确的民族观，民族政策被取消，党的民族工作遭受重大损失，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民族问题趋于严重尖锐之中。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不仅未能发展，发挥正确的理论指导作用，反而蒙受重大挫折，整个学科陷入低潮、停滞状态。
（三）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成功探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民族问题上，彻底澄清过去的错误认识、做法，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重新恢复党的民族工作，深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前提下展开的。(1)彻底批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还将长期存在，我国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关系；(2)重新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指出中国的识别既要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理论指导，同时又要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3)加强对民族问题概念与内涵的再思考，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因民族差别而产生的各种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4)探讨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5)打破“禁区”，深入研究民族意识的内涵和作用，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意识增强是个必然现象，弄清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引导民族意识健发展；(6)重新探讨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指出从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实际考虑，从理论上不宜过多强调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在实际工作中，要更加重视民地区的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理论认识上的升华，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问题规律性的认识，使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和展开。表现在：(1)逐步恢复各地各级民族事务工作机构，为全国民族工作部门摘掉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摘掉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2)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重点工程项目安排、基本建设投资、财政补贴、扶贫开发等，重点向民族地区倾斜，并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加快经济建设步伐；(3)逐步恢复和新建民族学院，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4)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随后又逐步制定了《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进一步确立各民族政治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5)国家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采取各项措施，进一步提高民族素质，繁荣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实现各民族大团结。
民族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利的促进了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呈现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而这一切，都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继承毛泽东民族思想，创造性开展民族工作的结果。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与时俱进，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在解决中国各种新问题中，对民族问题也高度重视，并结合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提出了解决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新思想、新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思想。
第一、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即从国家长治久安和振兴中华的高度，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3年11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着重指出：“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疆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重要任务。”告诫全党：“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这一观点是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重要地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与升华。
第二、提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强调“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因为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持之以恒地把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核心和主题，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在人类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党又审时度势的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这一战略的实施是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构想，把握大局而作出的；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这一战略几年来的实施证明，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族团结，都越来越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提出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区域自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并不断加以完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实行的优惠照顾政策已有一部分无法兑现。西部大开发重新调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重新调整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重新调整民族群众之间的经济利益。为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真正体现对少数民族的照顾，真正起到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的作用，全国人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在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并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与《自治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而这一切，都为各民族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四、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不论是国际上发生什么样的剧变，还是国内出现什么样的风波，我国各民族都是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是稳固的，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他谆谆告诫：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1999年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要努力发扬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这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的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意义更为重要。”
长期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学习与教育，努力提高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水平。坚持在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树立“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使各民族大团结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孤立和依法打击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防范和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
当前，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全力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进程中，科学把握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鲜明提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两个共同”的基本点，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并坚持付诸实践，但是把“两个共同”融会贯通起来，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具体来说，“两个共同”，就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树立并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就要突出抓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树立并落实科学的人才观，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就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就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总之，抓住“两个共同”，就抓住了民族问题的规律，就抓住了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抓住了民族工作的根本。“两个共同”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鲜明品质，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新情况，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探索民族问题的新规律，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民族繁荣进步事业进一步发展。也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民族理论工作者不懈的努力，从而使民族理论学科进一步发展完善。并构建了自己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成为大“民族学科”中的独立二级学科。其成效表现在：(1)恢复，新建民族理论教学、科研机构，一批资深学者专家教授和一大批风华正茂的民族理论工作者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2)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恢复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为促进学科的学术交流和联系，发挥了很好的桥梁作用；(3)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建立，对协调、组织全国性民族理论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4)中央民族大学以及各地方民族高等院校民族理论博士点、硕士点的建立，源源不断地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民族理论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民族理论工作者的队伍不断壮大；(5)民族理论研究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各种文献，出版了一系列的理论专著，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一些学者结合中国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的实际，围绕学科的对象、内容、范围、性质、任务、职能、方法等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论研究，并不断取得新共识、新成果，逐步构建该学科理论框架体系。民族理论也不断在指导中国民族工作，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
二、新世纪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与展望
（一）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面临的挑战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逐步实现，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问题的逐步解决。同时，我们展望未来，面向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仍将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挑战，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而推进的，他们拥有科技、资本、市场、人才、信息的资源优势，在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面临各种竞争和风险。相对于较为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所面临的竞争和风险更大。同时，民族地区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仍有一系列的不适应。(1)体制转轨的不适应。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时显得无所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原则、效率原则、价值规律认识不够，经济缺乏竞争活力；(2)思想观念的不适应。过去长期形成的国家调拨、补贴，发达地区无偿援助的“等、靠、要”为特征的消极心理和行为方式仍然存在，缺乏自主、参与、竞争意识和经济意识；(3)差距扩大的不适应。随着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使一些人产生不平衡感和失落感，少数人还产生剥夺感，使自己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4)民族关系的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商品化，有些作品伤害民族感情，引起民族间的摩擦、冲突。一些人担心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已存在、发展。这些种种的不适应，使各民族在走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剧烈的冲击和阵痛，也将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次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的挑战。在中国西部，文化的多样性十分明显，即多民族的聚居和杂居；多种文化体系的交错融会；多种信仰的并存和相互渗透；文化的“内部世界”和自然的“外部世界”依然保持着基本的联系。由于该地区是在外来的冲击和国家的扶持下开始的现代化，是在相对封闭、落后状态下开始的现代化，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经济生活的日益密切，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传承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冲击。族际交流的扩大与各民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变化，经济生活趋同与民族文化多样化，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各民族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中，仍需我们作出回答。
其三是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新的一轮民族主义浪潮也席卷世界各地。一些国家也因民族矛盾，导致社会动荡、流血冲突、国家裂变和外来侵略。民族问题突出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中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它不仅为新霸权主义制造单极世界提供了“西化”、“分化”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高度认识人类社会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以及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而出现的普遍性和国际性新特点的实证。在当今国际上，一些敌视中国的势力对中国长期实行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视而不见，反而加以歪曲，并千方百计挑拨民族关系，蓄意制造事端，造成中国的内乱，阻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把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成就作为面向新世纪的起点，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不断提高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的水平；按照江泽民的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认真研究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了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努力掌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民族工作的态度和规律，不断通过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
总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怎样运筹帷幄，把握主动权，给民族理论学科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发展的走向
新世纪、新阶段，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我国民族工作实践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实践必将推动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民族理论学科如何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更好地服务我国的民族工作，这不仅是该学科发展的动力，也是直接关系到该学科发展的前景和走向。因此，为促进该学科的健康发展，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理论研究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其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当代的民族问题。那种不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只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族，把民族的本质看成是文化关系的观点和做法，那种只热衷于引进西方国家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方法来试图解释和解决中国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想法和做法，都无助于中国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导致工作失误。当然我们也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敢于探索和科学地回答民族问题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善于理论创新，开创新世纪民族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第二、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发展仍相当滞后，发展又极不平衡。各民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确保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得到发展，如何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更好地贯彻实行；怎样更好地保持、弘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怎样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内在发展能力；怎样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都需要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民族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把握其特点、规律、趋向。目前在民族理论界，出现了以重点研究现实民族政策、现实民族情况、现实民族工作，并逐步向科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1996年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的成立以及《中国民族政策通论》、《中国民族政策史通鉴》、《中国民族政策概览》、《中国民族政策论》、《民族政策学》等专著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政策学科的发展。不管民族政策学能否从民族理论学科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就其为解决现实民族问题来说，它的研究成果，在为民族工作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方面，已经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进一步加强民族理论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使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民族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构建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20世纪初，随着人类对民族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进一步认识、分析、归纳、演绎，构建了民族、民族特征、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问题、民族运动、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民族关系、民族团结、民族斗争、民族心理、民族消亡等概念和范畴。对民族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多维的诠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大胆探索，根据时代的需要，又引入了新的概念、范畴。如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感情、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民族社会发展、民族过程、民族认同、民族自觉、民族政治、民族分化、民族聚合、民族凝聚力、民族共同繁荣、民族一体化等，使人们对民族这一客观实体有了全方位、多视觉的认识。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人们对民族的认识尚未达到终极认识。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实体，民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发展规律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结合新世纪、新情况，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拓展新的概念和范畴，这样民族理论学科及体系才能日臻完善。
第四、作为中国学者，必须有世界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宽广的视野，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放在世界民族问题大环境里，在中外民族问题的对比研究中认识和把握。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领土问题、边界问题等日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际政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膨胀，正在深刻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着民族问题的发展。在这种时代和国际环境下，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考虑到周边国家以及世界的民族问题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加以调控和解决。
第五、加强民族理论学科方法论的研究。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来临，民族间交往联系扩大，交叉学科研究日益增多。民族理论学科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决定了民族理论学科要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管理学等学科进行更加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并善于吸收、借鉴其它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成果，进一步改变民族理论学科过去单一的演绎、推理、理论到理论的论证方法。只有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创新，才能使学科的根基更加牢固，学科体系的发展更加严谨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才更加明显。
第六、进一步加强对民族理论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这是21世纪民族理论学科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多年来，一大批从事民族理论研究工作的老前辈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潜心研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培养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才，正逐步成为该学科的中坚。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有一种危机感、急迫感，尤其是新一代民族理论工作者，更是要珍惜今天的大好机遇，在继承前辈们精神的基础上，勇于思考、善于探索，不断把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共同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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