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现实生活--哲学视野的根本替代_哲学论文

回归现实生活--哲学视野的根本替代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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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1)01-0011-07

一、科学世界观及其困境:生活世界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近代文化的中心是自然科学,甚至哲学也沦为它的奴仆。在近代自然科学的视野中,自然界是某种外于人的、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的物质性世界,是一个可数学化的、力学的、简单的世界,是一个人在其外、由人来认识、易于为人所把握和控制的世界。此一世界或自然观“丝毫不差地”成为一种宇宙观的后盾。整个近代哲学,不论是唯理论、经验论,还是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均持此种自然科学的宇宙观。笛卡尔和黑格尔的哲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笛卡尔是从我思引出世界的存在的,但并不是说存在是我的创造。如经验论的经验相似,此处的我思只起保证作用,它确证着一个外于我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仅与作为心灵的我彼此外在、互不相干,而且是一个物质世界,其存在物的本性“只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量向的实体”[1]。在黑格尔哲学中,不仅绝对理念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外于人的自在存在,而且作为绝对理念之演化物的自然也先于人、外于人。看来,近代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科学主义世界观(简称为“科学世界观”),它是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化。

所谓的世界观其实是“观世界”或“如何观世界”。换言之,任何世界观均是某种思维方式的体现。近代的科学世界观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此种思维方式的总体特征是二元论或主客二分,即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或心灵与世界先在分开,认为它们处于彼此外在、互相封闭、各自独立的对立关系之中。此种主客二分式的思维又展示为以下几个方面:1.本质主义,即一种先在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科学世界观就是本质主义,即对人与世界或主客体及其关系本质的先在设定。本质主义不仅预设实体、事物的静态本质,而且先在设定事物的过程本质,以为任何事物在发展之先,发展的路径和结果便已预定。因此只要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初始状况和演化规律,便可以推演出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2.客观主义。科学世界观使主客分离,视世界为自在存在的物理世界,人是世界之外的旁观者,人只能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追求关于这个自在世界的客观真理。3.理性主义。客观主义是以对人和世界的理性本质的设定为前提的,因为只有绝对的理性主体才能做一面无遮蔽的镜子,不走样地映照出世界的本质;同时,只有世界是一个简单的、可数学化的存在,它才能为理性人所把握。4.实体主义。所谓实体是指独立自存、自我封闭、自我圆满的存在。当近代哲学家把人与自然置于彼此外在、互相封闭的二元对置关系中时,他们就把人和世界均实体化了。对于近代哲学家而言,世界是由无数个相互封闭的实体物组成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最充分地展示了这点);人类社会也是由一个个实体人所构成的,由此形成了近代实体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学说;既然每个人是单子、实体,那么人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既然人是单子,那么国家的形成便不是出于人的本性,而只能归于环境压迫下的契约。此种实体主义表面是在推崇个人,是个人主义,但却是抽象的个人主义,它和抽象的群体主义是两极相通的。可见,在主客二分,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实体主义中都贯穿着本质主义,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近代思维方式称之为本质主义。同时,若是从此种思维与人或生活的关系看,本质主义的本质其实是对生活的遗忘。因为,一旦在人所直观到的周围世界之上设定一个抽象的科学世界,并把那一世界看作周围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就势必导向还原主义,即对抽象的科学世界或本质世界的探寻,对先在本质和初始条件的追问。而此种探寻和追问意味着对现世、对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对人置身于其中的生灭变换的生活世界的漠不关心。此种思维必导致对往昔的迷恋、对故人的崇拜和对传统的过分尊重。

遗忘生活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陷入困境,而且会扭曲生活。科学世界观的结局正是如此。首先,科学世界观将主客体先在二分,而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说明主客体是统一的,以探究认识本性为职志的近代哲学必须理性地说明此种统一。但是,一个原本二分的东西如何能够内在统一呢?于是,经验主义陷入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最终否定了二者的统一;理性主义则堕入独断主义、神秘主义。而独断论和神秘主义与近代哲学所推崇的理性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独断论与怀疑主义的二难抉择意味着近代哲学落入无力解脱的困境。其次,近代哲学是一种人本主义,其致思的趋向是使个体理性或我思主体从盲目信仰中解脱出来,将人从各种外在的监护、束缚和压抑下提升出来,使人成为主人。然而,一个外于自然的旁观的心灵在挣脱了自然的束缚的同时,也被解除了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而一个肉体的自然人又只能做自然的仆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均无力推出人之主人地位。同时,与自然相对的人并非人之个体,而只能是群体,意欲成为自然之主人的哲学必走向群体主义,导致对个体和个性的压抑。再次,本质主义者深信社会命定是不断进步的,人类必将步入千年至福王国。然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期盼后,醒来的近代人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充满了战争、吸毒、自杀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可怖世界,一个没有温情的、冷漠的机器世界,一个内心空虚、价值失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人的物化而变得日益紧张,而且人与人之间也重新堕入奴役与被奴役的境地[2]。而现代哲学正是那些不堪忍受现实的哲学家们致思的结果。

二、回归生活世界:现代哲学的普遍趋向

现代哲学是从马克思开始的。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哲学产生后不久,新康德主义和作为新康德主义之对应物的分析哲学相继问世,并由此逐渐形成了现代西方哲学中蔚为壮观的分析哲学和人文哲学之争。两大思潮分别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开始”合流:分析哲学转向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人文哲学转向语言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语言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合流的趋向日益显著,合流的程度日益加深,以至于再也无法用分析哲学与人文哲学或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样的名称将其分开。

马克思是明确反对近代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不仅批判康德的浪漫理想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唯心主义,而且摒弃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他认为,那种外在于人的自在之物、绝对理念或始终如一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均是不存在的。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P178)。这里的“无”即无意义。马克思要回到的世界是可以通过经验确证的或可直观到的感性世界、生活世界。它与费尔巴哈的感性世界的不同在于,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及其结果,它是一个无限生成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P131)基于此种世界观,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是从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或绝对理念出发来考察人,而他的哲学则是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说明以往哲学中的那个抽象世界的产生。

马克思身后的现代哲学家们也都走上了回归生活世界之路。早期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虽然相互对峙,但两派哲学有一共同点,即均拒斥传统形而上学(指科学世界观),反对在生活世界之上再抽象地设定一个外于人的世界,然后再从这一世界来考察人及生活。换言之,现代形而上学试图描绘的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人对生活的现实感受。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意欲揭示孤独自我的种种存有状态——恐惧、厌烦、忧郁和绝望;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的是破除对人的存在的遮蔽,使人在存在敞亮起来,如此等等。

早期的科学哲学(指逻辑实证主义)清除对超验物的探究,回归经验,转向语言和命题意义的分析,所有这些均是向生活世界的某种回归。因为相对于意识和心理,经验和语言更为现实。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虽不再认为有一个外于人的抽象世界,但其思维却仍沉于本质主义,它对理想语言的追求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是从维特根斯坦开始,科学哲学才逐渐摆脱本质主义,真正转向“现实”或人的生活。此种转向是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道路完成的:在狭义的语言分析领域(指维特根斯坦及其弟子等),关于语言和意义的适当解释的问题离开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句法——语义学模式而走向彻底语用化的“语言游戏”模式,走向以生活形式为语境的语用学模式;而在同样狭义的科学分析领域(以库恩、劳丹、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哲学家的兴趣日益离开发端于数学的辩护主义,而转向关于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科学增长与生活(尤其是科学家的生活)的关系的探讨,转向“后经验主义”、“后实证主义”或“科学解释学”,表现出与哲学解释学趋同的倾向。而一旦把语言的意义归于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将科学与社会环境和科学家的生活联结起来,这说明科学哲学也由抽象世界回到了生活世界。

科学哲学回归生活的过程实际是现代哲学两大思潮合流的趋势明显化的过程。合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进行:论题、观念或思维方式。现代哲学的合流属于后一种即思维方式的趋同,是从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当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研究、科学分析哲学转向后经验主义时,两大哲学便已合到一处。而20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合流不过是合流的延续、拓展和深化。是从思维的一致到论题的合一,是从精神的交融到肉体的合一,是前面合流的必然走向。进言之,20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语言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运动本质是现代精神的接续,是现代精神的极端化,是向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回归。可以说,现代哲学的各家各派均走在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途中。

三、走向生成的人: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质和意义

如何认定一位现代哲学家所述说的是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涉及的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在一定意义上,人类是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近代之前的人类中心主义源于对自己的出身、禀性和位置的骄傲:人或者由于禀有理性或者作为上帝创造的最高级的动物或者因为居于宇宙的中心而成为宇宙万物中的最高贵者。第一次挑战此种观念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随后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哲学):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之出身也不高贵。于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难以支撑了。但在近代,人并未因此失去自尊,人类中心主义反而以另外的形式得以膨胀。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随它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让人赢得了上帝的地位:人成为自然的主人,成为宇宙中的最强者。然而,近代人作为主人的地位带有很大的虚幻性和自欺性,人欲成为主人的观念不仅没有确立人之自尊,反而使人迷失于物中,不见自我。

现代哲学是根本反对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倾力批判和海德格尔对技术社会和人道主义的不遗余力的排拒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哲学转向了非人的话题,也不说明现代哲学拒斥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现代哲学家们所欲做的只是重新找回人的自尊。现代哲学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

作为现代的第一位哲学家,人和人的自由始终都是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的整个理论正是为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73)的联合体,是为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欧陆哲学之所以被称为人本主义,正是由于它对人的存在和自由问题的关注。读尼采、柏格森、萨特、海德格尔、福柯等人的书,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人文情怀,一种对人的现存状况的忧虑。表面看来,分析哲学把人的存在、自由等问题归于无意义而予以悬搁,它所关注的科学发展和语义分析似乎与人也无太大干系,但是,若追问科学发展的目的何在,语言的意义是对于谁的意义,科学和语言如何发生、为谁承载等问题,便不难发现,科学、语言均无法脱离人而独立,科学世界、语言世界本质是人的世界,科学问题、语言问题根本是人自身的问题。分析哲学把科学与人和具体的社会情景相联,视语言为自足的系统,为的正是凸显作为语言使用者和科学主体的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后经验主义者库恩之所以批判波普,就是因为后者是“人类自由、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敌人”[6](P5)。甚至宣称“主体已死”、“人已终结”的后现代哲学也依然是一种人道主义。海德格尔后期把人从对存在的优先地位移开,宣告人只是存在的看守者。但是,海氏提出看守者的论断只是在于让人意识到自己是何等远离诗性,在于让人明了人与世界并非只有操纵与被操纵、占有与被占有的物质性关系,而且有艺术的、审美的关系。对此,多尔迈曾有评价:“海德格尔的《信》描绘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观点……在这种观点中,人并没有被压抑或取消,而是从哲学的注意中心移开,置于更广阔的范围之中。”[7]宣布“人之死”的福柯认为,人的概念只是近代的一个发明,近代设想的人是一个“奇异的经验—超验的二元体”,它具有双重角色:既是知识对象,又是知识主体,是被奴役的主人,被观察的观察者。这样一种人的形象随着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和结构语言学的出现而受到质疑,并逐渐消失。也就是说,福柯所说的已死之人其实是一个较近的发明,是主客体二元对置中的主体。与福柯相似,德里达所终结之人也是特定时代人的形象,即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的本质先定之人。看来,现代哲学中的反人道主义只是反已经过时的人的形象和人道主义,只是反对对人之本质或形象的抽象设定。对他们而言,“主体”(近代的)虽死,人未终结。

同为人本主义,近代和现代对人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近代思考人的方式是本质主义,那么现代用以看待人的思维则是生成性思维。与本质主义相比,生成性思维具有如下特征:1.重过程而非本质。本质主义认为生灭变换的现象背后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而生成性思维则主张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一切都处在产生和灭亡的无限过程中:人是其非是,非是其所是;语言是依赖于特定语境中的应用。2.重关系而非实体。本质主义视世界为一个个单子组成的实体世界,而生成性思维则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与其他存在物的内在关系中:人是“大写的人”,是共在;人与自己的生活世界也是内在统一的。3.重创造,反预定。本质主义并非不承认世界的生灭变换,但把它们看作假象或现象,认为过程只有“流”,而没有“变”,即无发展和创造;而生成性思维则主张过程的本质恰恰是创造。4.重个性、差异,反中心、同一。本质主义设定对象的共同本质,试图消融差异,在二元或多元对立中确立一个中心;生成性思维与此种同一主义、中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为,不同的过程、同一过程在不同的时间便会有不同的本质。这样,差异是实在的,无差别的同一不过是抽象。追求抽象的同一性只会抹杀个性和创造性。5.重非理性,反工具理性。本质主义不仅设定了人和世界的理性本质,而且将理性数学化、工具化。现代哲学认为,此种可计算的理性不过是权力、永恒、绝对、同一、上帝的代名词,它同样消融了个性、差异和创造,它在被人变为统治工具的同时,也成为奴役人的工具。所以,几乎现代的每一位哲学家都对此种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他们或者转向非理性,或者转向一种“合理的”理性观念。6.重具体,反抽象。本质主义即对事物、世界本质的抽象设定和对抽象本质的推崇;现代哲学则走向具体性:一方面,哲学主要关心具体的东西,或与人的生活相关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家们把具体物放置到具体、历史的情景中加以考察。

思维方式的变化意味着人的观念的转换。如果说本质主义视野下的人是抽象的占有性个体,那么,生成性思维看到的则是生成的人:前者是超历史、无时间的主体、认知者,后者是无固定本质的生活者,是永无静止的生活过程;前者是只知占有的物欲主义者,他崇拜的是物和权力,后者却以更有趣的生活、更完善的自我为目标,他欣赏的是自由和创造;前者是自我封闭的实体性单子,后者则是共在、社会性存在;占有性个体千人一面,生成的人一人一面,如此等等。在现代哲学中,人的形象完全改观了,他更现实、更富有“人性”味了。因此,所谓生活世界其实是人的世界,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而回归生活世界实际是向人自身或生成的人的回归。

四、现实生活世界:回归哲学之可能走向

对于生活世界,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现代哲学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种:马克思的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后者又有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和存在哲学等之分。那么,这些不同的理解哪一种更贴近人的真实生活?哲学回归的又应是何种生活世界?

回归生活世界的根本,就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思考。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近代抽象主义的同时,却堕入另外一种抽象主义:它所回归的生活世界只是人的日常生活、意识生活或语言世界。生活世界不同程度地被意识化、语言化或日常化了,而意识、语言、日常生活之外的生活和世界要么被用括弧括了起来、悬搁了起来,要么只作为人生成、创造的条件。

人本主义哲学家大都转向人的内心,凸显心灵的现实。克尔凯郭尔所关注的个人是一种伦理存在、精神存在;萨特的自为的存在是“反思前的我思”;后期胡塞尔虽然转向生活世界,但他在主观性或意识中寻找绝对的思维一直未有改变,他晚年的生活世界仍然是一个意识世界,即前反思、前科学、前哲学的意识[8]。对语言哲学家而言,语言的现实是本源性现实。语言交往是生活世界的主要内容,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换言之,语言不是再现的工具,而是独立的存在。海德格尔视语言为存在之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可以有意义地使用受逻辑支配的语言的领域。”[9]而且不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他们所说的生活世界均是前反思的、非主题化的、经验性的、随时可以上手的日常生活,所以,当他们把世界意识化、语言化时,他们所说的意识并不是近代的理性认识活动,而是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他们所说的语言也不是科学的规范用语,而是日常语言交往。在这里,非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识之外的世界均被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

意识世界、语言世界其实都是人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没有自己的独立内容,其内容源于非精神世界。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4](P30)。一旦把非精神世界括起来,则意识、精神便失去确定性。而回到一个没有确定性的生活世界,就会走向相对主义。正如伯恩斯坦所说,“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看来是他们从事的这种探索路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6](P17-18)于是,“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又受到青睐”[6](P3)。当然,现代相对主义与传统相对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主要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产物,并未超越本质主义范围;而前者则是以生活世界观为基奠的,它是在拒斥本质主义、回归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所引出的“结论”。但是,现代相对主义并未因其超越了传统相对主义的“褊狭性”而逃脱了后者的命运。首先,现代相对主义仍是自我否定的。现代相对主义者宣称自己不持一种肯定的理论,但他们却同时要求人们回归生活世界。其次,相对主义是以人之自由、幸福或更丰富、更有趣的生活为指向的,然而,在消解了本质、中心、基础后,现代的浮士德们不仅没有得到丝毫满足,反而陷入更大的痛苦、焦虑、紧张、压抑乃至悲观和绝望的境地,走向虚无主义,落入精神危机。现代相对主义与其人学宗旨背离了。

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把生活世界精神化而陷入相对主义,是因为它认为非精神世界会障碍人之个性、创造性的发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在生成观念与相对主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呢?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观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人是受动性存在物。人既非虚无化的意识,也不是无内容的语言,更不是什么万能的上帝或绝对自由的理念,而是一个感性的、肉体的存在。人的感性特征说明人并非自我圆满地存在,而是一个需要和依赖感性对象才能存在下去的存在物。而既然人需要对象,就意味着必然受对象制约。其二,人是在对象化活动中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存在物。仅具有受动性的人不过是只知顺应自然的动物,也非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不是被动地受对象制约,而是主动去承受,或者说,只是由于对象被人纳入人的活动系统中,对象才制约人。换言之,人的对象性主要是指对象化即人是在对象化活动中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存在物。对象性不仅昭示出人的受动性,而且揭示了人的能动性,说明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现代西方哲学否认人的受动性,由此才会陷入相对主义。

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人的观念发生变化,生活世界的观念也必然随之改换。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之所以把生活世界精神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近现代社会的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异化性质,并由此认定劳动只是外在于人的、折磨人的东西,不属于生活世界之内容,所以,他们才退回人的内心,寻找人的自由和创造。而马克思则从人的对象性、从劳动的产生根源来分析劳动,得出劳动即人的对象化活动,并非外于人的东西,而是一个“本性”上属于人的、创造性的过程。他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P96)。而劳动之所以在本性上并不外于人,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创造对象的过程,而且是人展示、实现或创造自我的过程,是人的生成的过程。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3](P163)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所看到的劳动的确是外于人的,但那只是特定时期劳动的特定存在状况,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结果。一旦消灭私有制,则劳动的属人性质便会展露。而既然劳动是人的生成的过程,这说明它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本质上就是人的生成过程。正是在劳动即生活的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劳动称为“生产生活”、“类生活”[3](P96),把劳动或生产的方式称为“生活方式”。他说:“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4](P25)而人的劳动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前者即实践、物质生产,后者指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等精神生产活动。这意味着人在精神领域、内心生活中生成自己,也在感性领域、物质生产中完善自己;意味着人有精神生活,也过着物质生活。至于这两种生活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即实践具有更为基础性的地位,因为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4](P32)。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马克思并不因此贬低精神生活,他甚至认为它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后,此种生活将成为人之生活的主要内容[10]。

看来,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是一个纯精神性的世界,而前者则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是一个指向人的全面性或“全面的人”的无限过程。这样一个过程由于有了创造性而不再是只有“流”而没有“变”的“流程”,从而与本质主义区别开来;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有了感性实在的参与而具有了确定性,从而避免了相对主义。这才是真正现实的生活世界,是回归哲学之应当的指向。

收稿日期:200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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