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价值观转变及其政策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价值观论文,意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10)05-0110-06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福利价值观发生了深刻转变。现阶段，研究社会福利的重建，有必要从福利价值观变化中明确社会福利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福利价值观的含义
社会福利是一个充满了价值判断的领域。[1]1在当代社会，福利与权利、公正、社会团结等政治、道德话题的联系变得愈趋紧密，社会福利日益成为一般公众表达生活愿景、反映民意诉求的核心场域，越来越成为政治精英和政权执掌者寻求执政合法性和管理有效性的基本工具。人们在这个领域内的感受、思考和表达，促使了社会福利价值观的发生、演变。在社会认识范畴内，社会福利价值观指的是社会主体就社会福利议题，运用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表达和反思人类福利需求，追求福利改进所形成的关于福利“好”与“坏”、“应然”与“实然”的判断和认识。作为人类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福利价值观是以人类社会福利实践为基础，以人的精神能动为动力，反映人对社会福利场域中的物性与人性、现实与理想的认知和表达。
按照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从两个维度上理解社会福利价值观的内涵。一是在认知维度上，福利价值观是针对“福利是什么”而言的，是人们认识福利世界的认知尺度。它以自我理性的形式，为社会主体提供认识和理解福利现实的尺度，从而指导人们感受、理解、反思所处的福利世界。二是在构建维度上，福利价值观针对的是“福利应怎样”而言的。它以概念的形式帮助人们把握、描述和建构福利世界。这种对应然的可能福利世界的创造，既是以自我利益为取向，也是基于人类意识活动的历史人文性构建。福利价值观的二维内涵是相互交织、叠加、渗透的关系，认知维度上的价值观不仅用以认知，而且在福利建构上起规范作用；建构维度上的价值观不仅是实践性的，也是超实践性的。但不论在哪个维度上，福利价值观带有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性，即个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私利性，在社会总体层面上具有传承性、历史性、时代性。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三种对立形式的福利价值观，大致代表了人类社会福利领域不同层面的价值观对立与分歧。社会福利发展历史表明，从17世纪社会救济制度在英国初步建立，到19世纪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再到20世纪40、5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大规模建成，在社会福利的不同历史阶段上，一直贯穿着特定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的福利价值观。其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社会福利思想中基本的对立。[2]9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福利哲学的基础内容，所探讨的是对待福利的基本立场问题，两种价值观的分歧在于对福利是私人问题还是公共议题的认识上。个人主义价值观认为福利是个人的动机和需要，由于个人原因导致了福利问题的产生，个人应对自我福利负责。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传统主张市场福利、工作福利、家庭福利，福利的推行不能损害自由和效率。集体主义价值观则将福利视为公共议题，认为福利需求产生于社会变化，为适应社会变迁和实现人类的需要，集体应为个人的福利提供支持。两种价值观的分歧还表现为：在社会原则上“公平”与“效率”孰先孰后，在伦理选择上“利己”与“利他”谁更根本，在道德追求上“自由”与“平等”如何抉择等理想或现实议题的冲突上。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那里演绎开来的，主要是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功利主义价值观从工具理性出发认识社会福利的功能作用，将福利视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手段和措施，人道主义从人的善性出发，主张社会应同情、关怀和照顾弱势成员。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最初社会福利的出现提供了思想道德基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从国家形态的高度认识和安排社会福利，冲突的焦点是两种基本制度的福利优越性，体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价值观在国家形态层面的分歧。
在这些不同层面的价值对立中，尽管矛盾双方是对立的，但社会福利价值观中的对立也是互动性的。正如任何事物的思想抽象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观念的表达一样，以两极对立形式表达福利价值观，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是绝对对立和互斥关系。[2]10事实上，福利价值观的争锋对立往往因为新因素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并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关系。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当意识形态斗争被更为实际的政治经济议题超越之后，融合个人与集体的分立，坚持“中间道路”或“混合主义”价值取向认识和构建社会福利，已成为全球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一种趋势。
福利价值观对社会福利实务具有思想支配作用。在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福利价值观所起的作用是为这个社会的福利制度可持续提供思想共识。如果把社会福利视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其运行，那么，这个系统良性运转的理想状态是成为一种自我实施系统，而这要取决于社会参与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福利制度所构建形成的规则，比如自觉纳税和申报财产、配合家计调查、同情穷困者等。如果人们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现存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和合理性，就会支持和遵从这些制度，从而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变革成本。占主导地位的福利价值观的作用就在于“促使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3]59，从而使人们在社会福利系统中自觉地进入角色。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社会福利的发展是在遵循社会经济政治形态自然过程规律的基础上，适应特定观念形态的结果，另一方面一国社会福利实践的推动同时也离不开在社会成员中达到最大限度的价值共识。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利益诉求和价值冲突的社会中，只有在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在社会成员中建立广泛共识，才能为社会福利实践提供价值基础。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福利价值观变迁
过去30年中，伴随体制转轨、利益调整和社会结构变迁，我国的福价值利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宏观历史比较的视角看，福利价值观转变主要是沿以下层面展开的。
第一，由生存福利观向生活福利观转变。按照广义上对福利的理解，人们对福利的追求就是对一种美好生活状态的追求。改革开放前，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加上经历了十年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干扰，我国成为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190美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高达60%，农村有2.5亿人面临温饱问题，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达26%。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城乡许多商品短缺，人民群众总体上处于贫困状态，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解决温饱，生存福利观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具有相当普遍性，满足生存需求成为衡量社会福利价值的主要标准。在这种福利观的支配下，发展成为当时社会人们的共同愿望，就是要“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4]226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战略，1987年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在过去30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5%。[5]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我国城乡人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上下降至40%以下，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档次日益增升。相比30年前，我国社会实现了物质从匮乏到丰腴、从关心温饱向追求享受的重大转变，这种巨大的变化促使人们在价值取向上从以往关注生存逐渐向注重生活改善转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我国人的这种理想价值追求，不仅使福利与个人的努力高度相关成为必然逻辑，也促使人们思考社会福利发展的体制性问题。特别是随着企业改革的日渐深入，原先政府和集体为福利买单的体制走向瓦解，以国家主人的逻辑享有普遍福利的观念也越来越趋于淡化。
第二，由普遍性福利观向选择性福利观转变。改革开放前，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应然逻辑的认识之上，我国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资源计划配置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福利、集体福利、单位福利三位一体的福利格局。国家福利主要指的是基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福利价值认同意识，这种观念层面的价值认同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享受国家和集体提供的一切福利和保障；集体福利主要是在农村，由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农民的福利待遇；单位福利则是通过城镇职工基于所有制身份由所在单位负担的福利待遇，其实质是由企业来贯彻实施政府的福利保障责任，是政府责任的一种延伸。这种福利供给模式尽管在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差别，但主要反映的却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福利观，它的核心在于让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都享有福利待遇。从现代社会福利的概念看，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福利观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福利，而是一种建构在公有制之上片面追求的平均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福利格局。以“国家—企业运行模式”的福利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原先“单位人”制度下职工对企业的福利依赖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6]25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新的社会保障模式成为时代的要求。1984年，我国确立了社会福利事业由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的方针，改变了社会福利事业由国家包办的体制；从80年代末开始，为适应经济成分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以及人口老龄化需要，又确立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思路，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开辟了道路。这种责任分担的运行模式以及福利供给市场机制的引入，使人们对福利问题的思考超出了集体主义的传统思维，而是普遍从个人主义出发追求个人生活福利的改善，凡是能自食其力的人都会把个人责任视为追求幸福的首要条件，每一个家庭对自身成员的生活福利也普遍当成了义务。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国人逐渐走出了“集体为了个人、个人依傍集体”的幻觉，对社会福利有了新的认识。在福利性质上，人们一般会把国家福利与工作福利分开；在国家福利责任上，一般认为政府承担不了所有人的福利，也不能满足人的所有福利，政府承担好有限责任的同时，应当让市场发挥作用，应当让个人和家庭在福利方面承担责任。在福利运行上，人们自觉接受了社会保险由政府—企业—个人三者共担的制度设计；不再接受福利服务由政府“直属、直管、直办”或依托企业、集体提供的低效率做法。在福利对象上，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弱势群体和市场竞争失败者最有资格接受救助性福利，社会在职人员应当是工作绩效福利的对象。这些价值观在福利场域中的体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福利价值观实现了从传统的普遍性价值观向选择性价值观转变。选择性福利价值观反映了人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福利对象、福利层次及社会福利运行机制的认识，从宏观上来说，它来自于人们对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同时也是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现实充满人文和道德关怀的体现。
第三，从增长型福利价值观向分享型福利价值观转变。增长型福利观是一个社会以增加公众福利为目标的价值观；分享型福利观是一种福利分配的价值观。改革开放30以来，与经济增长并行出现了一种经济学家所谓的“丰裕中的贫困”现象，它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与日益扩大的利益分化趋势。在短短20年内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利益分配格局逐渐分化，以就业、住房、医疗为重点的民生问题逐渐突显。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的福利价值观是以解决生存和改善生活为中心、以福利增长为目的价值观，那么，随着结构性贫困、支出型贫困问题的加剧，人们在关注自身生活改善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更为广泛地对诸如增长与发展、效率与公正等价值范畴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非均衡性增长并不完全符合普通民众的期望，进而造成国民心态失衡，加之在与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比较中这种失衡又被无限放大，使民众进一步增强了对福利分享的诉求。所以，尽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持续改善，但是普通大众的生活满意度却不高，人们对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更为敏感，解决和改善民生的诉求也更为强烈。这些国民心态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公众从过去强调福利增长转向了对增长成果分享的追求。
第四，从道义福利观向权利福利观转变。按照哲学人类学的理解，道义是人性中善的、公正的观念，它以人类的道德和正义为基础，是礼俗社会人们认识社会的尺度与构建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规则。在传统惯习影响下，当代中国人仍然十分重视道义，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期，特别是在认识和处理与改革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上，由于旧体制之下的秩序走向瓦解、新体制之下的秩序正在形成，道义在社会伦理空间内占据着重要位置，成为约束社会改革的一种规范。执政者往往从道义出发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公众则把“道义”作为谈论改革合理性的标准。道义在很大程度上贯穿于我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考察社会福利发展的逻辑动因，不难发现，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对改革引致性问题的被动应对。改革带来了两种事实：一方面改革释放了生产力，带来了经济增长，使人民群众总体福利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另一方面改革中也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困难群体，不仅有绝对贫困意义上的贫困群众，还出现了城市下岗职工、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弱势、边缘群体。以基本生活、医疗、教育、住房为主的生存性、发展性福利损害，以及在市场竞争中遭遇收入贫困、能力脆弱、社会排斥等问题都突出地体现在这些群体成员身上。从改革整体性和发展协调性来讲，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应对改革和市场机制有全面的认识，在经济领域推进改革的同时，统筹推进社会福利体制的协调发展，以避免因改革发生有损社会成员福利的问题。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往往不是以“积极议题”的形式摆上决策议程，而更多的是作为“消极问题”的形式而受到关注和应对。因此，无论是劳动保险向社会保险过渡，还是传统救济向社会救助转型，乃至民政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拓展，更多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出现的，是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创造社会条件的，都有一种“解决问题”的逻辑在里面。从观念上分析，这实际上是基于道义价值观的一种思维和进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人们日渐认识到福利增长与福利分配存在的失衡，特别是国家发展战略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格局后，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加强以解决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被提上日程。这些发展思路和战略上的调整至少意味着：在社会建设等位于经济建设这种发展思想确立的过程中，指导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价值观念正悄然发生着重要转变，原先那种基于道义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群体同情式的或补偿性的观念正在被以尊重人的平等权、发展权的观念所取代。但是这仅是一个良好开端，由于新观念的树立是一个破与立辩证运动的过程，要真正实现从普通大众到政府决策者、社会各阶层普遍以权利观看待公众福利问题，却注定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三、福利价值观转变的政策实践意义
30年福利价值观的变化，反映了在经济社会变化背景下公众对社会民生问题的总体看法，对于我国社会福利的重建有着深刻的政策实践意义。把握福利观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从理性上再认识、再思考社会福利重建的诸多问题。
第一，从价值转变看社会福利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福利价值观的变化，反映了原有福利理念在与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对接过程中产生的碰撞与变异，是国人对社会福利旧观念的逐渐破除，也是在日益变化的时空场景之下人们新的意愿和需求的表达，这种变化也表明满足群众的生存、生活、安康、平等是我国社会福利的基本意义和价值所在。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组织推动者，只有积极适应和整合公众价值观领域的变化，才能树立适合社会需求、得到广泛认同的新理念，并以此来引领社会福利实践。适应价值观变化，社会福利的发展理念更新在于能否使这样一种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一是现代国家是由福利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构成的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应是政府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一项基本职责；二是社会福利的本质和目标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质量。因此，我国社会福利理念建设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在发展动力上树立“政府主导”理念，以发挥政府在政策、资金方面的优势；在发展目标上树立“适度普惠”理念，以消除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逐步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化、制度化的福利服务；在发展机制上树立“多元合作”理念，以发挥市场、家庭在福利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用；在发展方式上树立“购买服务”理念，以发挥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第二，从价值转变看社会福利的发展方向。伴随改革而逐渐转变的福利观，意味着转型期的社会福利建设的社会思想认识基础发生了转变。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来注视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和发展方向。众所周知，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自英国“济贫法”时代开始，就被认为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其使命是通过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工业化生产模式可持续创造必要条件，自此无论是社会福利模式中的救助传统还是保险模式，社会福利的“工具”功能一直放在首要位置。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却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本质上属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公众的生活福利观、权利福利观意味着，我们应当从满足人的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社会福利的本质，应着眼于社会建设定位社会福利的基本功能，从解决和改善民生入手发挥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真正使社会福利成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机制。
第三，从价值转变看社会福利的发展定位。福利价值观变化体现的是公众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变化。生活福利观的主要诉求是社会福利要更加关注公众生活，这要求社会福利应当从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为主向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福利服务转变；选择性和分享型福利价值观，强调社会福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这要求社会福利应当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权利福利观从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等权出发认识社会福利的功能，这要求社会福利应当为保障人的社会性存在和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从公众价值观转换所透出的社会福利要求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福利的建设任务应是进一步加快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就是站在保障人的生存权、维护人的发展权的高度，本着人人可享、均等普惠的原则，朝着打造社会建设基础性机制的方向，加快从救济性社会福利向制度性社会福利转型，发挥社会福利再分配机制的作用，逐步提升社会福利普惠度。
第四，从价值转变看社会福利的发展策略。当前我国社会的福利价值观既融合了个人主义福利观推崇个体责任的一面，也体现着集体主义福利观对国家福利、社会福利的诉求，具有鲜明的多元性、综合性。适应这一特点，当前我国社会福利重建的策略思路：一是在制度整合中建构体系。从社会福利的现实格局出发，探索把社会福利上升到涵盖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有关国民生活待遇制度的宏观性范畴，重构一个多层次、广覆盖、有效率、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二是在内容拓展中提升功能。按照生命周期、生活层次、风险类别丰富和拓展社会福利的制度内容，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针对性，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三是在多元合作中完善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根据福利产品的公共性，从有利于社会治理的角度，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家庭在福利体系中的职责，形成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优势互补、政府责任与家庭义务合理分担、公共财政与社会资源有效整合的福利运行机制。按此宏观思路再逐步细化各项微观策略，才是社会福利加快从补缺模式向普惠方向转变的科学路径。
总之，加快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我们一方面应对福利价值观变化给予足够关照，以合理整合来自不同阶层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扩大福利价值观共识，同时应从价值观的共识中明确社会福利建设的基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中国社会福利科学转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