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与戏说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1-003-03
一
近年来，一种新的文化理论被介绍进来，得到许多文化界人士的关注，颇有愈来愈热的趋势。这种热情，并非因为趋时，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盖因此种文化理论，着重研究通俗文化、大众文艺，与国内文化界、艺术界出现的新情况颇相适应。
通俗文化、大众文艺这些名称，对于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新的文化人就很关注此事。1928年郁达夫主编过《大众文艺》月刊；30年代左联成立之后，又有过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还主编过《十字街头》双周刊和旬刊，他和瞿秋白都用通俗文艺的形式写过文艺作品；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为了动员全民抗战，通俗文艺更加发展起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提出，更把大众文艺推到主流的地位；而到得40年代末，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陕北民间的扭秧歌扭遍了全国。
但时下所说的大众文艺，与上述那些大众文艺，却并不是一回事。过去的大众文艺，意在利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宣传和普及某种意识形态，而时下的大众文艺，则是要在娱乐中对意识形态进行消解；过去的大众文艺，是“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虽则较为粗糙，但仍可望“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盖“基础”和“原则”还是一致的，而时下的大众文艺，则另有其“基础”和“原则”，它与高雅文艺或严肃文艺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走不到一块儿去。因此，若从高雅文艺的理论原则出发，去要求时下的大众文艺，则简直是牛头之不对马嘴也。
时下的大众文艺与高雅文艺之间，不能相通之处很多，至少，在这两点上是很有区别的：一是对文艺社会作用的看法；二是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理解。
对于文艺的社会作用，过去各家的看法虽然并不一致，但其间的差异，大致是在娱乐与教育孰轻孰重上，似乎都没有否定哪一方面的意思。中国古代的陶冶澡雪论，西方古代的净化心灵论，是比较注重审美特点的，但都明显地包含着教育作用在内，至于后来所创导的美育，则表明是要进行审美教育，也就是要通过审美活动来进行人文精神的启蒙教育。而时下的大众文艺，却对审美教育作用相当疏远了，所有的只是宣泄和逗乐作用。这大概也就是目前的受众对于文艺所期待和要求的罢。
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过去一直重视艺术的真实性，把真实看作艺术的生命。即使是现代派艺术，在其奇怪的变形背后，也总是包含着现实的真实内容。虽然，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并不等于生活中的真实事情，但总要符合生活逻辑。而时下的大众文艺，因为志在逗乐，所以根本就不在乎是否符合生活逻辑了。而且，商业化的操作，要求多产，不能给作家磨砺以需的时间，一切研究、体验和深入开掘都谈不上，只好弃真实性于不顾，也管不得什么生活逻辑和历史评价，只要将故事编得热闹就可以了。
于是，就产生了戏说历史的品类。
二
大陆艺坛的戏说之风是从港台刮进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因其新奇、好玩而有很高的收视率。于是仿作不断，影响较大的有《康熙微服私访》，虽然在戏说的手法上并没有超过《戏说乾隆》，但因掺进了反贪的内容，触及时弊，而受到欢迎。后来又引进了《大话西游》，以其极度夸张的逗笑动作而风靡一时。与此类作品同样受到人们关注的，还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据此而制作的影视剧，特别是《鹿鼎记》，它的主角韦小宝以其一副油滑的流氓腔而又无往不胜的好运气，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这种戏说之作，或有一点历史上的因由而大加生发，或全无史实根据而编造许多笑料，但因此也受到了非议。批评者对其编造历史、糟蹋历史感到愤怒。同样受到批评的，还有一些“正说”历史的小说和影视剧，如《康熙大帝》之类。原因也在于有许多地方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有许多细节是编造的。但这种批评必然会受到反批评。因为文艺家们历来是反对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他们的理论根据是：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艺术家有权进行虚构。于是问题又回到几十年前关于历史剧的讨论中去了。
但目前历史剧中所存在的问题，显然不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论争也不应在原地踏步，而应该追踪新的创作实际，探讨新的问题。
其实，就艺术和历史的关系而言，历史小说和历史剧本来就有两种写法：一是言必有据，即使在细节上也不离开历史真实；一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加以生发，虚构成篇。鲁迅在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道：“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在这里，他说出了两种历史小说的区别。至于说后者“无需怎样的手腕”，则是因为他自己的《故事新编》是取后一种写法的缘故：“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他不像时下某些作家和艺术家那样善于自我吹嘘，因而谈判自己的作品，总带有谦抑的成分。但从“不免时有油滑之处”的特色中，我们也可以悟到，戏说历史，其实并非时下艺坛的首创，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已经对历史有所戏说了。而《故事新编》也不是戏说之首创者，古代戏曲中的插科打诨，就有戏说的成分。
有人也许会说，那是由于鲁迅之名和戏曲之古，所以无人肯说。其实也不尽然。目前攻鲁者甚多，而戏曲也早已不时髦了，有何敬畏之处？问题不在于谁人戏说，而在于如何戏说。
三
演绎古事的戏曲，在插科打诨里穿插些今事，常常带有讽刺意味，非特增添笑料也。《故事新编》中在女娲的两脚之间出现古衣冠的小丈夫，他们大打卫道的官腔，而大禹理水时文化山上的学者，会说些“古貌林”、“好杜有图”、"O·K"等洋话，虽然作者自称“时有油滑的成分”，但此种戏说，很有内涵，锋芒所向，也非常明显。鲁迅对历史和现实都有独到的见解，在戏说之间，却将人物写活了。鲁迅写作历史小说的认真态度，可从他反驳批评者的文章《〈出关〉的“关”》中看出，与时下的逗笑之作，大不一样。
可见问题还在于创作态度。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论睁了眼看》）鲁迅是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自不必说，其他严肃文艺的作家，也不愿陷入芝麻和麻油的恶性循环中去，所以总要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点思想意义，于是在新文学作家的笔下，或新艺术家的舞台上，就“参入”了人文思想。
而时下的大众文艺则不然。他们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追求的是最大发行量和最高收视率，并不想做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也不在乎审美的价值，所以只要能逗乐大众，只要有人爱看就行，这就是对于大众的迎合。有人批评《戏说乾隆》，说为什么老是写乾隆皇帝打架、泡妞，别的什么也不干。其实这是迎合观众之所好也。有人批评时下历史剧取材太偏狭，说为什么老是写帝王、后妃？其实，这也是观众之所好也。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不久，鲁迅在与徐旭生的通信中就说：“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与《群强报》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由此也可以看出启蒙主义者的悲哀。
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曾引述一些大众文化的定义，有称其为“众人喜好的文化”，或“有意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化”，倒是符合实际的。同时还说：“大众文化是毒品”，“它降低了人们体验生活本身的能力”，“大众文化最终是贫瘠的象征”。这倒是值得警惕的。文艺固然不应该教训人，但总还是要起到国民精神的灯火作用的。
收稿日期：200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