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刘济昆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诗词论文,学者论文,刘济昆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6X(2002)01-0060-03
研究毛泽东诗词，现已成为国际性文学景观。不只中国内地有数以百计的学者研究毛泽东诗词，就是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的部分学者，以及一些外国汉学家，也都在研究毛泽东诗词。在台港澳及海外毛泽东诗词研究家中间，香港学者刘济昆先生，可谓成就大、贡献多、见解新。
一
迄今为止，刘济昆已出版《毛泽东诗词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以下简称《全集》）、《笑谈毛泽东诗词》（以下简称《笑谈》）专著三部，评论毛泽东诗词的短文则时有发表。当《毛泽东诗词全集》于1990年7月在香港出版时，中国内地尚无毛泽东诗词全集出版，它是国内外第一部毛泽东诗词全集，共收毛泽东诗词296首（附毛泽东所撰对联30副），是当时搜集毛泽东诗词最多最全的“毛泽东诗词全集”。刘济昆不无自豪地说：“《毛泽东诗词全集》首先是在香港，而不是在北京出版的。”
又是刘济昆第一个把毛泽东诗词普及到了中国的台湾。他先是把《演义》推向台湾，《演义》在台湾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1991年秋，台北海风出版社得知《全集》于1990年7月至1991年8月连印四版，有意将《全集》出台湾版，并请他作详细注释，于是《全集》台湾版又成了台湾的热销书。单是将毛泽东诗词普及到台湾，刘济昆就立了一大功。
不仅如此，刘济昆在《演义》、《全集》、《笑谈》中还表现了他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系列真知灼见。
二
刘济昆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与众不同处，首先在于，刘济昆既从政治人物毛泽东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认为“毛泽东从不写纯文学诗词，他的（诗词）作品全与政治有关”（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全集》）；但他又从人的角度、诗人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认为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作为具有丰富思想感情的“这一个”人的至性表现，是毛泽东作为艺术想象力特别发达的诗人的情感体现。两者是统一的，但有时又是矛盾的。刘济昆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这一特殊视角，使他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别树一帜。
在刘济昆看来，毛泽东一生分三个时期：早期是从1893年在湖南韶山出生到1934年红军长征止；中期是从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执掌党军大权开始到1956年，这时期毛泽东节节胜利，所向披靡；晚期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直至1976年逝世。在早期，毛泽东诗词中“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十分鲜明；在中期，毛泽东诗词中作为军民敬爱的领袖的形象与“人”的形象和诗人的形象得到较好的统一；而在晚期，毛泽东诗词中作为晚年犯了错误的领袖形象则压倒了“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但作为毛泽东诗词整体，“毛泽东诗词多属中国现代优秀文学作品，盖无疑义”。足见他对毛泽东诗词的崇敬。
早期毛泽东是敦于友情的人。同学易昌陶病逝，毛泽东写了《挽易昌陶》一诗，并写信给学友湘生（生平不详）：“同学易昌陶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刘济昆对此诗作了评论：“全诗哀怨凄楚，对失去知己的感伤怀念，表达得很深切。”“要研究毛泽东在一师就读时的文采，这首《挽易昌陶》至为重要。其时毛泽东廿二岁，文笔已见成熟。”罗章龙（纵宇一郎）欲东渡日本留学（后未去成），临行前毛泽东与几位同学为他饯行，并写了七言诗《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东沄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眷恋之情，溢于言表。“此诗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眼界已大为扩展，且表现其不凡大志。”刘济昆对毛泽东的四言古风体诗《祭母文》更是欣赏，认为“慈母形象，挚爱之情，跃然纸上。草木有情，亦将垂泪。”毛泽东与杨开慧热恋时写的《虞美人·赠杨开慧》（1920年）和与杨开慧分别时写的《贺新郎·赠杨开慧》（1923年），这两首爱情词，刘济昆作了很高评价。前者“以凝重的笔角勾画出一幅凄清而苍凉的背景，它对如烟往事的追忆和对知心女友的苦思相渗和，使诗的意象凄恻而迷离。”“这首词柔笔抒情，语尽而言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值得普天下钟情少男，怀春少女诵读。”1925-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前，毛泽东被陈独秀排斥，剥夺了他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表决权。毛泽东后来在《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一词中自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刘济昆认为这首词写得极好：“毛泽东心情苍凉之时，仍能放眼全中国，殊为难得。”但他不同意“毛主席从来就是革命乐观主义者”的说法，他说：“二十多年过去了（指“文革”到他为《全集》写评注时），我仍看不出毛泽东这首词有何乐观情绪。根据其自注分析，他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之后才乐观起来的。”
毛泽东上井冈山领导武装斗争后写的诗词，刘济昆多持赞赏态度。即使是毛泽东自己说明“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时候创作的《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和《菩萨蛮·大柏地》（1933年夏），刘济昆也认为《清平乐·会昌》“这首词是绝妙好词”，它“与《菩萨蛮》并不一样，它没有表现出心情郁闷，反而显得十分乐观”，是毛泽东真性情的表现。总之，在刘济昆看来，早期毛泽东诗词，“人”的毛泽东、诗人的毛泽东，大于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袖；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又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到1957年反右派为止，毛泽东在军政倥偬之余，共写了17首诗词。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功勋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诗词的思想和艺术均臻于高峰的时期。刘济昆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充满了高度赞美之情。如说《忆秦娥·娄山关》“写得极之豪迈悲壮”；《十六字令三首》，“写尽山的雄姿英发”；《致彭德怀》，“将随彭德怀元帅留芳万古而流传下去”；《长征》“这首诗浅显易懂，最出色的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两句，非常形象地赞颂了中共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在毛泽东和红军眼中，五岭和乌蒙山“都如‘细浪’、‘泥丸’”；写《念奴娇·昆仑》时的毛泽东，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当然是共产世界”；《清平乐·六盘山》：“长征快到目的地，红军实力得以保存，毛泽东大大松了口气，已有闲情逸致来仰望长空，‘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的最出色作品”，且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扫空万古、横绝六合之作”（《演义》）；《临江仙·赠丁玲》：“能得到毛泽东盛赞的人不多，丁玲是一个”；《祭黄帝陵》“写得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题〈中国妇女〉之出版》“这首诗在毛泽东诗词作品中可谓别具一格，它用白话写成，明白晓畅，诗的句式整齐，每句均为四言，押大致相同的韵”；《挽戴安澜将军》：“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撰此挽诗，遥奠忠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的关键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提醒共军免蹈项羽覆辙”；《和柳亚子先生》，本是和柳亚子先生“卡尔中山两未忘，斯毛并世战玄黄”一诗的，“但所谈的内容却是针对前一首《感事呈毛主席》”；《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这首词上半阕写新中国，毛泽东对国土基本统一，人民团圆极之自豪。”《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1月）：“毛氏作此词时，显然是前线传来捷音之时，志愿军已控制了制高点妙香山，战旗插到山峰，自更妍红可爱”（《演义》）；《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既是夏天，何秋秋风？”“秋风就是冷风，秋风带来的是寒气，这股政治冷风亦萧瑟，何况是东北吹来的，虽是夏天，已是寒意袭人。”“毛泽东任何诗词都是政治挂帅，这首词就是清算高岗挂帅。”《和周世钊同志》：“这首诗何时发表？北京官方从未正式发表过。但在1990年7月在香港初版的《毛泽东诗词全集》，则已收录这首诗，可见此诗在民间早已流传。《水调歌头·游泳》：“毛泽东诗词，大多数被视为革命诗词，这一首和《送瘟神二首》是比较特殊的例外，可称之为‘建设’诗词。由于1958年大跃进失败，《送瘟神》相应失色。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就显得一枝独秀。”《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是毛泽东的杰作之一，诗味浓郁，浪漫含蓄”。在这些评论中，除了对《浪淘沙·北戴河》一词的评价：“这首词就是清算高岗挂帅”，仍可商榷外，大体上都符合毛泽东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反右派斗争为止的诗词创作实际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领袖形象与“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是统一的。
自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以后，接着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公修正主义，“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越来越“左”，对此，毛泽东是负有责任的。他晚年的诗词创作，领袖的形象极其突出，而“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却相对弱化了、稀释了。也因此，刘济昆对毛泽东的晚年诗词时有批评。《登庐山》这首七律，毛泽东自己说过，这首诗和另一首《到韶山》，是答复“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答复那些王八蛋的”。但刘济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历史的发展证明彭德怀有功无罪，犯错误的反而是毛泽东。”《读报有感》（1959年）“这首诗，虽说写于1959年，但可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其中‘神州岂止千里恶，赤县原藏万种邪’”，“文革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源于此”；《重上井冈山》：“这首词以‘豪言壮语’为特色：‘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艺术性方面平铺直叙，乏善足陈，比那首同是千里寻故地的《七律·到韶山》逊色得多”；《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诗政治上、艺术上都乏善足陈，但要研究毛泽东千秋功罪，这首诗却十分重要”。
把毛泽东的一生活动划为三个时期，对他三个时期的诗词作不同的评估，是刘济昆的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一大特色。
三
刘济昆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前两个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他从实际出发，对有些诗词的缺失也加以批评；对于毛泽东晚年的诗词，他也从实际出发，对有些诗词他也热情表彰。
192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题名《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刘济昆认为，这首词是写得好的，但其中“有个谬误，即第二句‘旗号镰刀斧头’，共产党的旗号是镰刀铁锤，毛泽东不知何故将铁锤误为斧头。可能是这个原因，使毛泽东后来未将此词编入其诗词集中。”内地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可谓多矣，但并无一人公开指出过这一“谬误”。即使是毛泽东第二个时期的诗词，刘济昆也有感到不足处。他说：“毛泽东诗词数十首，数词用得太多，单单‘万’字就用了二十七个（按：刘济昆后来统计，是三十一个）。仅《沁园春·长沙》中就用了三个‘万山’、‘万类’、‘万户侯’。虽是白璧之瑕，仍属憾事。”
对于毛泽东的晚年诗词，刘济昆则是具体诗词具体分析，并未一概否定。《送瘟神》两首，“这两首诗，照结构来看，其实等于一首。第二首写1958年‘大跃进’景象。虽说‘大跃进’一败涂地，但我们也不必非议毛泽东诗中的理想主义。”刘济昆对“理想主义”并没有全盘抹煞，人总是应该有一点理想的。《冬云》一诗，刘济昆一方面批评“这首诗前后不能呼应，前面喜欢‘暖气吹’（春意），后面又欢喜‘漫天雪’，似属败笔”；但另一方面刘济昆又认为，“这首诗仍能表现毛泽东大义凛然，不肯向外国鬼子低头哈腰的气概。”特别是对《贺新郎·读史》一词，刘济昆更作了极高评价：“这是一首连亘古今的诗篇，百来字就概括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熟读史书，晚年只觉得千万年历史长河、百年来风云变幻、数十年沙场血战都不过是‘斑斑点点，几行陈迹’。”在这首词里，“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依然明朗。对《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一词，刘济昆因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学就读于印度尼西亚，1960年回国升学，1974年才迁居香港，有着浓烈的印尼情结，因此“在1966年夏首次读到这首词，从此铭记在心中，未能忘却。”“这首词情真意切，颇为感人。”正因为刘济昆对毛泽东的全部诗词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他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尽管与一般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不同的新见甚多，但很能说服人。
四
内地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最著名的有三家：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他们都极其严肃地评论、研究毛泽东诗词，自有他们的优长。刘济昆则和他们不一样。他自己说：“提起毛诗词来从不肯正襟危坐、阔论高谈，而是开口便笑，毫无‘严肃文学’面孔，笔之以文，也就成为这本《笑谈毛泽东诗词》。”（《笑谈》）但他这种研究方式，却为臧克家老先生极口称赞：“《毛泽东诗词全集》，我读过之后，颇为欣赏，多次向同好介绍。我喜点评式的东西，不太欣赏无甚高见的长篇大论。”臧老还对唐逊（九叶派诗人唐祈之子）说：“我对《毛泽东诗词全集》的编者刘济昆很重视，很喜欢，他这本书，说实话，解释《沁园春·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地方他敢说。请转告他我的这些看法。”臧老对刘济昆的好评，并无夸大之辞。
《虞美人·赠杨开慧》一词，是一首爱情词。一般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大多以为这是毛泽东向杨开慧表达爱情时写的，但刘济昆却从“百念皆灰烬”这句词里领悟真情，开口笑谈：“因杨开慧其时不理采毛泽东，使毛泽东有接近失恋感觉。”《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有些研究者认为有不合时令的毛病。词是早春二月写的，却出现“西风”、“雁叫”、“霜晨”等秋天特有景物。刘济昆又对此笑谈：“这首词是写‘一天’，而非半年。早上‘霜晨月’，傍晚‘残阳’。而将早春写成深秋，正如有的作家写‘秋天里的春天’一样，是文学表现技巧，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为了加强词的悲壮气氛，并非毛泽东不知时令。”至于那首《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内地学者，多将“战锦方为大问题”理解为是对林彪的批判。但刘济昆不这样看。他认为，林彪虽曾主张过先“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但这说不上是抗命”。而从1948年9月28日起，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即打电报给毛泽东：“我们已决定先攻打锦州再打锦西”；10月2日，林彪等人又打电报给毛泽东：“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刘济昆以这些电报为依据，又笑谈了他的看法：“这许多电报，说明‘战锦方为大问题’，是指攻占锦州是辽沈战役重大关键的意思，这句诗赞扬罗荣桓元帅战功彪炳，但不能说成林彪‘一再反对’而出了‘大问题’。”该诗前一句“长征不是难堪日”，刘济昆又借用湖北一位学者刘汉民的解释：罗荣桓认为极“难堪”的长征并“不难堪”，这就高度赞扬了罗荣桓长征途中所表现出的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肯定他在长征中的贡献；刘济昆就此又笑谈：“如果这首诗是批判林彪，就无从解释毛氏后来（指1966年）对林彪寄予厚望而将之‘揠苗助长’为接班人一事了。”（《笑谈》）事实上，1963年12月，林彪正受到毛泽东的极大信任，他怎么会在诗中批判林彪呢？刘济昆对《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笑谈”是正确的，相反，那些一本正经地侈谈该诗批判林彪倒是不符合该诗创作时的实际的。仅从以上这些事例中也可看出，刘济昆以“笑谈”的形式发表他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成果，其实是花了很大的考证功夫的。
2000年，刘济昆先生不幸身患癌症，动了手术，大伤元气。但他乐观主义依旧，笔耕依旧。我祝愿他早日康复，写出新的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笑谈”文章来。
收稿日期：2001-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