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研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研究现况
颜刚威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999078）
摘要： 回顾有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文献，并作出目前所得的起源、概念、临床症状与表现、治疗方式、预防手段和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同时讨论当今相关的影视作品，其主要内容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呈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后，尝试归纳出在当今社会里个体应如何正确认识它。
关键词：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情结；心理分析；犯罪；研究综述
在当今社会上，不少人都曾经听闻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透过电影作品[1]，还是文学小说等，都稍微了解一点关于它的特质性，但往往并没有彻底去探究和分析。这一种相当特别的症状是非常吸引人们关注的，因此不少的作品都用它来做主题，并尝试进一步研究，但有时会不合逻辑或过分简单地诠释它的概念。因此本文会从过去的文献收集到的资料，从各个研究方向仔细探勘。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源于一宗银行抢劫案件。据记载[2]，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一家银行被两名犯罪者抢劫，一部分人及时逃离了银行，而另有四名银行职员被歹徒挟持。其后两名犯人与四名银行职员一同被困在银行里。与警察的对峙和谈判长达130多个小时，犯人终于表示投降并及时释放人质。虽然四名银行职员被挟持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的生命明显受到歹徒的威胁，有可能会随时被杀害，但是他们并不因此仇恨歹徒的所作所为，相反却表露出同情和怜悯的态度，认为歹徒没有对他们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甚至会产生一种不符合社会正确价值的观念，对警方感到抗拒或当作仇人对待。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发生立刻引起各大媒体的争相报导。最后，经过深入的了解和访谈，得知受害人在那段时间里，歹徒尽管有时候会表示出威胁他们的性命安全，但是有时则展示体贴、理解、慈祥、温柔等良好的行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下，他们四人的心理很容易发生重大的改变，其行为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绿色经济增长是衡量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指标，是在现有国民经济产出的基础上，扣除了由于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成本。因此，为了核算绿色经济增长，首先需要引入两个虚拟部门：能源恢复部门和污染治理部门，进行简单的计算之后编制出绿色经济增长表[14]116-120。绿色经济增长表中主要包含以下五部分：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概念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3]，又称作斯德哥尔摩效应或人质情结，英文为Stockholm Syndrome，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心理现象。一般而言，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是难以接触到该类人士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极难在人群里发现患上该病的患者，仅仅是在某一些特殊情景之下，才有机会让个体心理倾向于这方向。这种症状主要是指，当一位受害者遭受到不良的对待后，他对于加害者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仇恨、愤怒、讨厌等负面情绪，而是认同、体恤、怜悯等正向情感表现，故此受害者的行为表现是认同加害者的观念，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感和信任度，并往往会反过来协助加害者，形成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情结。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绝不应该认同这种现象，因为该情感是不理性和错乱的。
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临床表现
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相当罕见[4]，因此在收集资料存在一定的难度，其具体的临床表现也可能因人而宜，特别是事件案例的不同、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人格特质、社会外界因素等多方面均会影响整件事情的发生规律，并不能够有明确的界限。根据目前较多的研究表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士，大多数会出现某些独特的症状，譬如以下几点。
治疗方面应当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临床表现，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对于目前来说，部分的学者[10]认为它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较为相近，故此会采用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去舒缓患者的不安情绪，但始终未能彻底使患者的认知方式改变。当患者的临床症状比较明显符合上述五点，而且其经历病程也是较为经典的模式时，应当采取心理治疗的方式去协助患者改变思维。最合适的方案是认知行为治疗法，尝试改变患者已有固定的错误观念，摒弃原先的观点，让患者重新建立起正确的认知方式。比如说，患者已经产生认同犯人的观点，那么应当告知犯人的行为已经是触犯法律，是绝对不会被社会认同的。即使犯人最根本的犯罪原因是多么令人怜悯或家庭因素，但是不能把犯罪行为合理化，这是公然挑战社会道德，破坏和谐社会安宁，故此犯人要为自己的罪行而受到相应的惩罚。更何况犯人曾经威胁过受害者的性命[11]，足以证明其罪行是明确的，不论是什么原因，对他人身体的伤害和杀人未遂的罪名是确实存在的。再者，犯人给予的小恩小惠，其目的也未必是真正出于善意，而是为了增加犯人在谈判时的筹码，一旦人质失去了当筹码的价值，人质很有可能会遭到犯人立刻杀掉。通过上述的方式，尝试从根本改善患者的错误观点，避免他们独自思考，及时给予患者更多新的信息，让他们能够与外界保持更多的联系，便能够避免他们困在泥足深陷的环境里。就像人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由于许多因素共同干扰，会明显影响个人的情感和利益关系。
由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14]，对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来说，似乎有某些特征是相符合的。在第一层生理上和第二层安全上的需要中，患者在被困的期间基本上是受到歹徒严格管制的，食物水源不能自由地进食，而是透过歹徒所派发的，生命更是有可能随时被杀害，因此个体无法在基础需求层次里得到充分的满足。另一方面，在第三者感情上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与歹徒和其他人质建立起友谊关系，错误地理解自己已经成为歹徒的一份子，是属于整个群体当中。这种细致的情感影响下，导致个体遗忘了基础需求层次里的不安，出现了层次的跳越，不再受固定需求层次里的阶梯限制，最终部分人士会拒绝协助警方的求援行动。
（二）患者在接受外界信息或资料时受到严重的阻碍，使个体无法正常地与外界保持联系[6]，因此只可从加害者身上接受他所传递的信息，让个人的观点渐渐地与加害者相近，甚至是高度保持一致性。常见的手段是禁止患者与其他人有任何的接触，不允许他们使用手机、电视、计算机等通讯工具，让他们处于一个相当密闭的空间内。
（三）加害者通常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走上犯罪的道路，继而刚好遇上受害者，并让他们理解到整件事情是被迫的，乃至是命运的安排。向受害者倾诉个人的生活史，原本自己是一个安分守己，敬老护幼的良好市民，但由于家属患上重病，急需要金钱而解决燃眉之急，使到受害者产生同理心，同时以换位思考的形式，错误地认同对方的观点和行为。
儿童画生动、活泼、稚拙、夸张，充满童趣和无限的想象力，有着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不少西方美术大师如克利、米罗、毕加索等曾向儿童画学习，他们常常被儿童画的大胆创新所倾倒。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他们最真最纯的描绘是对美丽的大自然、社会和自己内心世界最真实的情感流露。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在教学上去激发他们的创作兴趣与热情，发掘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四）患者曾经遭到加害者的严重威胁，不论是言语或持有武器的方式，使到患者切身体验到其性命是受到控制的，让个体感到相当大的恐惧情绪，被迫受到加害者的指挥，产生对他们的权威性认同[7]。
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预防，自我心理调整是显得相当重要的。个体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要避免个人的认知方式出现错误，要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的核心价值观，犯罪者必然是破坏了和谐社会，理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因此不必过度同情犯罪者。个体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善恶准则，尽管从歹徒手中得到一些物资，但不要忘记他曾经犯下威胁个体性命的恶性事件，相比之下得到的小恩惠根本是不值一提的。要锻炼出强壮的心灵世界，防止受到犯罪者的思想入侵。由于人们在不良的环境里，再加上疲惫的身体，很容易出现心理上软弱的状态，让个体情感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积极训练个人心理的承受能力，使到心理素质有所提升，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维持较长时间。增加对外界信息吸收的途径和个体信息整理消化能力，让自己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外部世界，不要单单听信他人的言论去决定观点，透过网络、新闻、值得信赖高的前辈等去理解事情，继而理清思路，并归纳总结整件事件，作出合适的评价。有效地应对被歹徒所设立的相当密闭空间，不要轻易相信从歹徒口中所说的单一信息渠道，务必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理解事情，才能维持正确合理的评价。
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涉及到心理学的理论繁多，不同的理论均有一部分与它有关联，也能解释当中的发病原因、病程、表现等。故此，本文尝试通过人们较为容易理解，以及可信度较高的基础理论去分析，从心理防御机制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情结理论、MBTI人格理论和性别心理差异等五个方向去简单探究。
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治疗方法
1号染色体长臂末端q43位置的缺失，首次于1976年Mankinen[3]在1例3岁小头畸形及癫痫的患儿中报道，1981年Juberg等[4]建议在临床上将1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作为一类综合征来进行诊断。随后Roberts等[5]精确描述该综合征表型，即精神运动发育迟缓、生长发育迟缓及面容异常。目前通过CMA检测出1q43q44缺失的患者已达40多例[6]，该综合征主要临床症状汇总见表1， 但并非所有患者均表现出这些表型，患者症状不一[7-10]。这也使得1q43-q44缺失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诊断难度大大增加。
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预防方式
（五）患者曾经受到性命的威胁，但是身体并没有遭到重大的伤害，而且加害者有时候会作出适当让步，给予一些小恩小惠[8]，让患者感到被尊敬，最终甘愿地被加害者所挟持。由于加害者能够与外界连系，从而获取一些物资，并且给予受害者一小部分，让患者产生过度感激的心态。
六、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根据患者上述的临床表现，可以大致推测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整个病程。首先，由于发生了犯罪事件，歹徒能够营造出一个相当密闭的空间环境，并且能够透过手中的武器向受害者进行性命威胁，引发他们内心极度恐惧不安的负面情绪。继而在这个气氛里，歹徒没有继续向受害者施暴，反而给予一些恩惠，甚至是帮助他们一同渡过难关，让患者产生同情和怜悯的正向情感。最后，患者在两个极端的情绪左右控制之下，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观念[9]，变得服从歹徒的指挥，甚至会拒绝警方的帮助，向法院求情轻判。
首次将软实力概念引入城市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倪鹏飞，他对包括城市软实力在内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做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陈志城等学者把城市软实力界定为“文化软实力、社会软实力和环境软实力之和”。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学者对城市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研究与阐述，最后基本达成共识：城市软实力应该是能够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各种因素，比如文化、政策、环境等。
（一）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根据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比较符合的[12]。当个体遭到外界事件刺激后，会迅速从内心深处激发一系列的防御机制，以便个体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生活中各种难题。一旦是个体遭受到性命威胁这么重大的事件，心灵上未必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或解决，为了避免完全失去自我状态，防御机制只能够过度地调整心理状态，最终使到个人的认知方式出现严重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仿同作用稍微有点不同，共同之处是软弱的患者会认同加害者的权威性和地位性，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13]，不得不服从他们，甚至认同其观点和行为模式；不同之处是仿同作用会模仿强者去欺凌弱者，为了得到强者的认同并且不再受到强者的霸凌，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一定会模仿强者的行为，更不会学习威胁他人的性命，挟持人质的恶性犯罪。
（二）需求层次理论
（一）患者深信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脱离加害者所设立的困境[5]，经过长时间后严格管制后，即使让个体自由地外出，也会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之下被监视，绝对脱离不了魔掌。
3G技术是第3代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它能同时传输声音、文本、图片、视频等信息，最大的特点是提供高速数据传输业务[7]。我国3大电信运营商分别使用的3G标准为：中国联通运营WCDMA，中国电信运营CDMA2000，中国移动运营TD-SCDMA。由于农事监控数据量非常巨大，考虑到流量费、通讯强度和通讯质量等问题，笔者综合考虑选择中国电信运营的CDMA2000，选取华为EM660，支持CDMA2000的3G无线模块，如图5所示。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也可以提供包括网页浏览、3 G手机访问等多种信息服务以满足系统通讯需要。
（三）情结理论
根据荣格表述的情结理论，显然与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着极大的关联。由于歹徒通过隔离的方式，使到受害者无法与外界世界其他人有任何联系，被迫与加害者建立起关系；再运用适当的暴力行为和给予恩惠的方式，让受害者一方面感到惊恐无比，另一方面则感到充分的善意，最终形成一种特殊情感的发生，两个极端难的情感体验左右摇摆，形成又爱又恨的矛盾状态[15]，衍生出受害者的人质情结，形成病态的模式，有着错误的思考和认知，不会质疑歹徒的合理地位，盲目地服从指挥。令人关心的是，情结一旦形成则难以解除，个体必须要承认情结的存在性，不要产生严重的抗拒，而是要尝试绕开情结或接纳它，形成不被情结所控制个人的思考方式。
（四）MBTI人格理论
由荣格所提出的心理类型基础理论，并经过美国心理学家布里格斯和迈尔斯母女所拓展。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作比对，他们由于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导致在判断善恶事情上，个体比较容易受到情感(F)的作用，导致个体错误地认为歹徒的行为是合理化的，而缺乏思维(T)的理性思考，忽视歹徒本身已经是违法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至于其他维度方面，外向(E)、内向(I)、感觉(S)、直觉(N)、判断(J)、知觉(P)，不能够轻易下定结论。目前较少有文献去研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MBTI在数据上的直接关系和统计学的意义。不能够明确指出某一类人格必定是比一般人易患上该综合症；再者，如果某人的个性表现是外向的，但不一定透过人格测验中呈现外向，反而是隐性的内向。
（五）性别心理差异
目前的研究表明[16]，女性比男性在相同的处景下，更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性别差异的现象，很有可能是来源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在现今的社会里，纵使女性地位比过去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男女不公的现象到处可见。在家庭当中，女性常被塑造成相夫教子的形象，男性则是家中作主导地位，如果女性做了错误的事情，会引发男性对她的言语上的威胁，甚至是肢体上的暴力行为。更不幸的是，当男性有酗酒或吸毒等不良习惯，也会无缘无故地对女性施暴。长期下来，这样的女性在心灵上已经习惯了折磨的存在，即使有外界人士伸出援手，也会被拒绝了，反而甘心继续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这情景与被歹徒所设置的环境极为相同，使到女性顺理成章成为这个环境当中的受害者，个体心理被假象所蒙蔽。
七、讨论
在许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会涉及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譬如经典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就大量地运用了该综合症的特性，讲述囚犯长期被困在牢狱当中，导致个体对外界社会适应性大幅度的下降，以至于无法脱离监狱[17]，与它建立难以脱离的关系。在我国同样是获奖无数的电影《色·戒》，也善用这种困境和各种外界因素和共同作用，使得女主角由仇恨的情绪转化为爱情和性欲[18]，使得个人立场动摇不稳。上述两部影视作品有助于人们尝试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是并不能够完整无缺表露出它的各种特性，仅仅借鉴其中的一部分。
八.总结
透过对文本的综合研究和分析，在不同的场景里，不同的年代中，人们都有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响。正如在战争时期，人们为了生存活命，基于内心软弱无能，被迫于向侵略者所屈服，尽管是尊严受到践踏，个人权利被剥削，也不会对此感到烦扰。由此可推，人们的自由情感在受到管制的环境之下，是可以被他人控制的，换言之自由的情感并不一定自由。要避免个体产生错误的认知模式，必须要理清是否破坏了社会秩序，培养个人健康的心理素质，建立起幸福家庭的力量，成为和谐社会重要动力的一分子。
针对近期我国西南旱情进一步发展、抗旱减灾形势严峻的情况，经中宣部同意，水利部组织，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经济导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水利报等媒体记者3月26—29日深入云南、贵州等省区开展“西南抗旱行”集中采访报道活动。
参考文献：
[1]张新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影视作品中的投射分析[J].电影文学，2012（7）：18-19.
[2]Adorjan M，Christensen T，Kelly B，et al.Stockholm Syndrome as Vernacular Resource[J].Sociological Quarterly，2012，53（3）：454-474.
[3]陈卓.教育德性的缺失及其追寻[J].上海教育科研，2010（12）：20-23.
[4]Namnyak M，Tufton N，Szekely R，et al.'Stockholm syndrome'：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J].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2008，117（1）：4-11.
[5]Shirley Jülich PhD.Stockholm Syndrome and Child Sexual Abuse[J].J Child Sex Abus，2005，14（3）：107-129.
[6]Karan A，Hansen N.Does the Stockholm Syndrome affect female sex workers?The case for a“Sonagachi Syndrome”[J].Bmc International Health&Human Rights，2018，18（1）：10.
[7]庞好农.斯德哥尔摩效应——《一脉相承》中美国南方黑人的心理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6（6）：47-54.
[8]高明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成因和应对[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1）：142-153.
[9]Graham D L，Rawlings E I，Ihms K，et al.A scale for identifying“Stockholm syndrome”reactions in young dating women：factor structure，reliability，and validity[J].Violence&Victims，1995，10（1）：3-22.
[10]Demarest R 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holm Syndrom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Battered Women[J].Student Pulse，2009，1（11）：1-3.
[11]刘圣中，段程成.政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对手、俘虏到臣仆[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3）：62-69.
[12]Harnischmacher R,Müther J.The Stockholm syndrome.On the psychological reaction of hostages and hostage-takers[J].Archiv Fur Kriminologie，1987，180（1-2）：1-12.
[13]Kuleshnyk I.The Stockholm syndrome：Toward an understanding[J].Social Action&the Law，1984：37-42.
[14]颜刚威.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学生教育中的应用[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8（1）：1-3.
[15]Nathalie de Fabrique，Vincent B.Van Hasselt，Gregory M.Vecchi，et al.Common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ockholm Syndrome：Some Case Examples[J].Victims&Offenders，2007，2（1）：91-98.
[16]Cecilia Åse.Crisis Narratives and Masculinist Protection[J].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2015，17（4）：595-610.
[17]王璐.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分析电影《肖申克的救赎》[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4（4）：19-21.
[19]赵玉敏.电影《色·戒》的心理症候分析[J].电影文学，2007（23）：52-53.
A Brief Analysis of Current Research on Stockholm Syndrome
Yan Gangwei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Macau 999078,China)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Stockholm syndrome in the pas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origins,concepts,clinical symptoms and manifestations,treatment methods,prevention method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phenomenon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At the same time,the main content of today's relevant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may also inadvertently present Stockholm syndrome.Finally,it tries to sum up how to recognize the individual correctly in today's society so as to combine the core values of modern cultur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Stockholm Syndrome;hostage complex;psychoanalysis;crime;review
中图分类号： B845.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084（2019）04-0102-05
DOI 10.16221/j.cnki.issn1671-1084.2019.04.023
收稿日期： 2019-01-03
作者简介： 颜刚威，澳门城市大学心理分析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