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改革：党报改革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报论文,必由之路论文,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报业改革这一话题，不但业内人士高度关注并苦苦探索与实践着，而且许多社会人士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兴趣触点并不那么直接或专业，比如报纸专业人士关注的信息源、信息通道、信息政策和信息接受效果，或者报社经营模式、报业集团的资本运营等等，对他们来说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者缺乏直接关注，但是他们以自己对报纸的理解和对报纸内容的选择，表达了对报纸改革的响应与认可程度。事实上，正是受众对报纸的这种选择，决定着报纸改革的成败与否。因为，报纸归根到底是办给读者看的，一张很少人看的报纸，一张需要动用强势的行政手段才能赢得读者的报纸，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报纸。办报者目的与读者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从来就是报纸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报纸改革的课题源。报纸改革不是报纸从业人员设计一些改版方案，隔一段时期来点“花样翻新”，也不是少数研究者发表一些看法和咨询意见，而需要对报纸所面临的问题作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提出切实地推进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脚踏实地地实行，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方案，改进方案。
报纸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中国的报纸改革，在现阶段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报的改革。党报，从一般意义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政党报的概念，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是特指无产阶级政党办的报纸，比如马克思的《新莱茵报》，列宁的《火星报》，以及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办的报纸，都被统称为党报。“党报”，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专有名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八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已成为一个通用概念。这是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就是具体地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的机关报。现在当我们谈论报纸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微观层面的各级党的机关报，因为这不仅是最典型的报纸现象，也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它的典型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党报的产生及发展，在八十年的历程中，除了在战争环境下办报，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运行，或是受到各种行政手段的保护。在计划经济环境里办报，我国新闻界已经有着成熟的丰富经验，但现在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变化，这些经验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适用了，必然在各个方面都要经历极大的变化；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中国的各个报业集团是以各级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组建的，报纸改革也以此为中心展开，具有中国的和时代的特色。
它的迫切性，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电子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发展，信息传递的第一时间优势离传统的报纸越来越远，一份关于上海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的调查材料显示，大学生每天上网的时间已达到94分钟，超过了读报的64分钟，而不上网的学生已从两年前的17.4％下降到7.5％。①这个现象提醒我们，在传统媒体向交互的新媒体转移的过程中，受众的权力在不断递增，吸引读者不仅是理论上承认“内容为主”可以解决的，而且必须考虑技术的因素，内容与技术的结合有时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二是集中地表现在报纸的发行与广告的走势并不令人乐观，从20世纪的最后几年来，相当多数党的机关报发行出现下滑趋势，即使每年都有行政手段配合，仍未能有效止滑，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报纸的主要经济支柱——广告收入也呈现出程度不等的下降趋势，由于目前我国报社经营以单一结构为主，因此这一问题迫切性就更明显了。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将分时段地逐步开放外资在中国设立广告企业、从事报纸零售和分销，这又将对走惯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轨道和习惯了行政支持，而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尚在学步的党的机关报带来更大的冲击，加剧了现实的迫切感。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报业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报纸的改革，随着社会的进步一刻也没有停步。由于大众对信息的需求日增，20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2月14日，上海《申报》发表纪念文章《本报第一万号记》，在总结创办的近三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报纸改革的想法。同年12月21日梁启超也在《清议报》上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出了有名的“办报四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中国，报业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当时，一方面是新闻业务的发展，信息来源从官方转向民间，社会新闻占据了报纸的主要版面，言论也有从官方发言转为社会各界表达思想的趋势，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符合新闻规律和新闻道德的问题。于是《时报》的创办人狄楚青决心“革新代表舆论的报界”。②胡适后来在评说《时报》短评改革时曾有这样的评价：于内容，“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于形式，“用简明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功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③
正是为了符合“当日看报人的程度”，符合“当时的需要”，报纸对编排思想也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梁启超1904年在《时报》创刊时曾在《〈时报〉发刊词》中提出，版面编排务求“秩序”和“显醒”，分别用一号到六号字来表达不同内容，并置备各种圈点符号，以便对“论说批评中之主张，新闻中之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并“省读者目力”。④
从中国报纸的版面改革实践看，紧随其后的《申报》1905年2月7日发表的《整顿报务十二条》提出的版面改革方案及其实践，可说是中国现代报纸版面的发端，并由此必然带来报纸内容的改革。《申报》1911年8月24日发表的《本报改革要言》中有一段话，对今日之党报改革也不无借鉴之意义：“本报素以严重正当见称者也。然而近时人心则趋活泼。夫严重正当则不能活泼，活泼又不能严重正当，二者不可兼得也。而本报改革之本意，又欲得二者而兼之。”⑤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进行改革，在党的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严重关头的时候，延安《解放日报》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却未能准确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与领导作用，不能正确地反映处在抗日第一线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于是在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把党报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延安《解放日报》也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表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改革后的《解放日报》跟人民生活和实际运动有了初步的结合，受到了人民的欢迎，有了长足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从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向建设新中国转移，党报又一次面临着自身改革的形势。1953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情况，宣传生产：正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报纸的新闻、通讯、评论、信箱、专门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应当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任务。”这个《决定》还规定了：“无论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而且提出，即使是重要会议、文告，也要“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
但是，1953年提出的这一新闻改革，并没有保持太长时间的势头，1954年开始在中国新闻界出现的“一切向《真理报》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不但阻滞了这场改革，而且对中国新闻界造成了严重影响：新闻界失去了对形势的独立思考，新闻报道呆板而千篇一律，各种会议新闻、迎来送往消息、领导人不重要的活动充斥版面，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却处于从属的位置。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满足群众对报纸的需要，《人民日报》决心告别《真理报》经验，进行适应社会与人民需要的改革。1956年7月1日，发表了经过党中央批准的社论《致读者》，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的序幕。这篇社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报作了一个科学的定位：“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提出新闻改革的重点是：1.扩大报道范围，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2.开展自由讨论，并且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3.改进文风，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成章，尽量把文章写得文情并茂，越短越好，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确实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头版每天用的新闻一般不少于15条，每条也基本上在千字以内；报道内容也多样化了，改版后的头两个月，头版头条共有62条新闻，其中经济建设新闻31条，文化教育新闻5篇，会议新闻2篇，公告性新闻4篇，涉外新闻14篇。
在中国新闻界，延安《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两篇同样题为《致读者》的社论是很有名的。如果说1942年的那篇《致读者》主要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谈党的机关报的责任与作用的话，那么1956年的《致读者》就更多了对新闻规律的探讨，这样一种改革的探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据统计，改版后的半年内，每月都有3万多件读者来信表达对改版的看法。
但是这场报纸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就在“反右”斗争正式开始之前夭折了。从这个时候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新闻界的报纸改革未再掀起新一波的浪潮。这一事实又说明，报纸改革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且也只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不但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它也因时代发展的阶段而受到影响和局限，报纸改革只能在社会和历史提供的大舞台上演练。
从报纸改革走向报业改革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是党报改革的理论依据。
细心的人会发现，现在我们通常讲的是“报业改革”或“传媒改革”，而不再如前几年所提的“报纸改革”或“新闻改革”。这不只是一个名词的变动，而是反映了改革的进步或者说深化。远的不说，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报纸这个行业范围内，我们就经历了新闻改革——报纸改革——报业改革这样一个过程。
1976年10月，当人们为粉碎“四人帮”而兴奋时，中国的报纸从业人员除了兴奋，还思考着另一个问题：新闻改革。如前所说，1956年由《人民日报》带头开始的那场新闻改革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夭折，但它在中国新闻界引起的极大反响，却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新闻界的摧残后，人们更加深刻地怀念这一场新闻改革，并且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反新闻规律的问题，不断反思。“四人帮”刚粉碎，新闻从业人员——当时主要是各级党的机关报的记者、编辑就开始了艰苦的改革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新闻表现形式和一些基本的新闻理念而展开，有些几乎近于新闻的基础知识。比如1981年11月习仲勋在庆祝新华社成立50周年茶话会上总结的当时新闻改革经验，提出的改进新闻报道的五点要求：新闻事实要真，新闻作品要短，新闻反映要快，新闻写作要活，新闻的社会效果（传统的提法是“指导性”）要强。简称为“真、短、快、活、强”。这样的改革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太基础了，但是在当时即使真要做到却也是很不容易，不少报社为此还作出了硬性规定。
经过十年左右的反复，到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新闻改革终于在中国新闻界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相对于“四人帮”时期，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生动性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经过“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的过渡与发展，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这一体制确立后，对党报工作带来很有强度的改革冲击力。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决策者，重要的假设条件是每个人享有充分的信息，对报纸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报纸要提供充分的信息，二是读者对报纸有独立的充分的选择权。
这两点在报纸改革上的反映是，首先，各地党报纷纷扩版，虽然当时有的报社对扩版还有不同看法，如有的认为“关键在于提高信息的质量，而不是通过扩版从数量上增加信息量”，也有的误解为“新闻条数多就是信息量多”，但是经过大约两至三年的时间，大约在1994年前后，全国的党报都完成了扩版，而且扩大的版面的内容，无一例外地都侧重于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尤其是社会新闻。几乎每家党报都办起了《周末版》，一时间《周末版》还成为一种报纸的新现象、新问题而引起业界、主管部门和社会的关注。
但是，仅仅是党报的扩版还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读者还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对报纸的选择权，他们要求更多地了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信息，这就超出了党报所能提供的信息的范围。1995年、1996年开始，各级党报为了满足读者多方面的要求，在《周末版》的基础上开始创办都市报，在重大政治、经济信息之外，向市民层次的读者提供大量的社会新闻。这一轮改革的浪潮，直接推动了以各级党报为核心的报业集团的产生。从某种角度来说，都市报的创办也是前一时期党报扩版的物理延伸与质的发展。
如果前面讲的是读者的需求变化促使报纸改革由新闻采写改革上升到报纸改革的话，那么催化这种改革加速进行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广告增量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在中国迈开大步的时候，广告量的快速上升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报纸和读者对广告的迅速发展都没有作好充分的物质与思想的准备，版面不够是最明显的差距，而当广告在版面的比例上略略增加一点或突破有关规定时，读者就纷纷向报社或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我们要看的是新闻，不是广告。”这里确有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但观念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不但社会认识有待时日，就是主管部门的认识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提高的。当时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规定报纸的广告版面比例，如不得超过1/6、1/4等等，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一些报社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出并实行了扩版。这是物理延伸。
同时，由于有广告的支撑，报纸的经济状况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1981年起，中国的报纸逐步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从纯粹的宣传事业单位改变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而要“企业管理”就必须改变长期来党报习惯的“我宣传什么，你看什么”的教育式、注入式的宣传思维定势，充分地考虑读者的信息需求。这是中国报纸从业人员的一场根本性的思想转变，可以说是中国报纸质的发展。虽然现在有些学者对这种形式或说体制持有不同看法，认为“不伦不类”，是限制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个原因，有人还打趣地说这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但是，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彻底改革”的想法当然是美好的、理想的，然而在中国的经济体制的现实条件下，大概也只能这样“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事实证明，正是这样的一种逐步发展，才使中国的报纸改革在一种虽有竞争但没有大起大落的形势下有序地向前发展。也正是这一段时期，中国的几乎全部报社都极大地改善了经济状况，造起了新的现代化大楼，更新了印刷设备，建立了电子采编系统，“告别铅与火，告别纸与笔”实现电子化与网络化，加强了队伍培训，为中国报纸的新一轮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1996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选定《广州日报》作为国内首家报业集团的试点单位。1996年5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运行。这是我国报纸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报业改革的标志。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一个报社的领导者，如果还是停留在新闻改革、报纸改革的思维水平上，那么这张报纸就不可能在新一轮的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取得进步，甚至可能在竞争中消失；报业的从业人员如果只有单一的思维方式，如现在仍在某些报社很流行的，“经营由经营部门去管，我只管搞好新闻采编”，或是“我只管搞好广告经营，新闻是采编部门的事”，那么，他也只能在新一轮的报业人才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我们当然不主张采编与经营混淆，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采编的人不了解报社的经营，也就是不知道报纸的社会反映，他的思维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那是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好报纸的。虽然现在成立报业集团已是很时髦的一种行为，不少报社都在争取成立集团，但是不认清报业集团究竟为何物，它的本质与我们习惯的“报纸”、“报社”这些概念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以为只要有了“几报几刊几所”，或者再加上一些相关或不相关的企业，就可以挂上一个“报业集团”的牌子，那就进入了一个认识的误区，也必然在报业集团的操作、运行上出现问题。比如，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报业集团的管理模式，经济运行模式，资本运作模式，向多媒体集团的发展，报业集团内各单位的相互关系，甚至报业集团的法人代表究竟是谁，这些问题都是要在长期的摸索中来加以解决的。我们现在只能说，中国的党报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业改革的阶段。这一阶段只是刚开始，改革所涉及到的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有的才刚刚展开，有的还未显现出来，即使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虽然已经成立了将近七年，其实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才撩开面纱。好在新闻界不少有识之士正在作不懈的探索，党的十六大之后，报业面临的政治环境和生态环境也会进一步得到改善，相信中国报业改革之路会越走越宽阔的。
对中国报业改革前景及一些问题的思考
总起来说，中国报业改革的前景是看好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是：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着极其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的经济制度，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或生存着的中国报业，由于它的产品使用价值的多重性——对读者来说，我们的产品新闻有着了解信息的使用价值；对广告主来说，读者对新闻的关注也正是对相关产品关注的基础，因而有着推销产品的使用价值；对广告商来说，好的新闻及好的版面有着分销的使用价值；而对办报者来说，新闻也有着宣传自己观点的使用价值，因而它的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有着充沛的支持力——政治的支持力，经济的支持力，社会的支持力。
如果说，我们过去认为新闻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矛盾运动，那么可以说，今天报业改革的根本动力乃在于信息掌握者、信息市场主导者、信息接受者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这是远比前二者矛盾运动要复杂得多的一种矛盾过程。因为前者是产生于单一报刊、甚至单一媒体的条件下，而后者则是产生于多种报刊、多媒体并存的条件下；前者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中运行的矛盾，而后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为使中国的报业改革顺利地进行，有几个问题有必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
一、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报业究竟是宣传事业，还是具有宣传功能的特殊产业？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老问题：怎样正确认识并正确处理报业（不仅仅是报纸）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二、如何客观地认识报纸与报业的关系？或者说报纸与报业集团其它经济实体的关系？
三、现在人们都说报业集团要以主业与相关产业相结合来发展，在主业是报纸这个概念比较清楚的前提下，什么是“相关产业”？
四、以党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报业集团，它的法人代表究竟如何确定？
五、就目前来说，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占领市场所付出的大量资金与报业集团的经济实力积累比例，应当如何计算或确定，才不会陷入一种盲目的扩大状态？
六、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面对WTO，我们如何应对虎视眈眈地准备进入（实际上已经以各种方式悄悄地部分进入了）中国传媒市场的外国资金？
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但我想这些是关乎全局的，战略的。现在有些新闻单位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正在思考对策，但也有相当一些报社（主要是目前还处于边缘地位的报纸）仍然把改革的注意力放在版面改革或微观的新闻改革上，这些当然也要做，但只能是在大改革前提下的动作，而不应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而这些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当前中国报业改革必须重视或思考的问题。这也说明，中国报业改革虽有领军人物和第一军团的冲锋陷阵，但是没有强大的后续部队，就难以形成汹涌的改革之势。而后者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观念的转变才是改革根本问题。认真地研究现实问题，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寻求中国报业发展的规律，担负起转变某些人的落伍观念的任务，这方面，中国的新闻教学界和研究人员，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也是责无旁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