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悖论的根源——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悖论论文,亚洲论文,根源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15)03-0038-(10) doi：10.13654/j.cnki.naf.2015.03.004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5月8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美国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时指出：“未来亚洲新秩序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但政治、安全领域存在落后的所谓‘亚洲悖论’现象”。[1]2013年6月27日，朴槿惠总统在访华前夕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书面专访以及7月2日在中国清华大学演讲时都谈到“亚洲悖论”现象。[2]概而言之，所谓亚洲悖论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形：一方面各国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领土主权和历史遗留问题又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安全局势的紧张。基于这种现象存在，韩国总统朴槿惠认为东北亚合作潜力没有被完全挖掘，并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首尔进程)[3]，目的在于为本地区构建一个新的合作框架。在此框架下，各国可以先就一些“软安全”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安全等领域——推进对话和建立互信，随后再将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4] “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无疑富有启发意义。从理论层面上讲，该建议解决了功能主义中的一个难题，即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如何才能扩散到政治互信领域。尽管功能主义给出自己的解释路径，但基于欧洲经验和智慧的功能主义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无法解决东北亚地区政治和安全互信达成的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建议路径似乎更契合东北亚地区客观实际，即在经济合作基础上，通过软安全领域合作累积互信，进而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亦有学者认为基于东北亚地区没有安全共同体支撑的现状，应通过安全共享、安全公担、安全共建、安全共赢的“大安全观”理念破解地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5]“亚洲悖论”至此似乎从理论层面找到了解决路径，但问题另一方面更显得富有本体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被忽视，那么任何合作倡议和框架都会显得根基不足，从而导致合作指向不清晰和不明确。由此，本文试图从东北亚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给出一个尝试性的解释。 二、既有观点回顾 关于“亚洲悖论”源起的解释存在着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四种观点。 历史主义认为，“亚洲悖论”既是东北亚历史恩怨的产物，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①之所以说“亚洲悖论”是历史恩怨的产物，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日韩之间，乃至中韩之间缺乏政治、军事和战略互信，主要源于历史恩怨。往长里说从100多年前(甲午海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韩都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日本在中韩两国都犯下滔天罪行而不自省。往近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冲突，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中日、中韩乃至朝鲜半岛双方缺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同。说它是现实发展的必然，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和韩国的壮大，挑战了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2年之久的日本在亚洲的“老大”地位。加上日本不甘居后的危机感和自尊心，日本不肯放下身段与曾经不如其发达的“后起之秀”中韩进行安全领域的相关合作。历史主义的解释富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逻辑性，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历史恩怨一直存在而“亚洲悖论”迟至今日才成为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历史主义也未能回答日本不与地区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危机感”与“自尊心”究竟源自何处。 微观主义提出，“亚洲悖论”与域内政治家们的家庭背景、人格特性、政治抱负有关，特别是政治家缺乏想象力是导致东北亚国家间冲突频发的原因。[6]虽然这种观点现在看来确实是个重大问题，但显然缺乏基本说服力。如果政治家缺乏想象力，那么几十年来东北亚国家的经济成就及其相互间极为显著的经济交往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也不会出现诸如“亚洲腾飞”和“东亚奇迹”的客观描述。另外，单纯的领导人解释因素事实上忽视了东北亚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历史联系和当前它们所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 结构主义指出，东北亚国家间的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家问题，而是处在同一个地缘区域内的三个国家(中日韩)同时取得经济成功后所带来的“结构性代价”，是一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7]当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从过去20年的经济放缓中恢复过来、韩国也走上崛起之路，这种矛盾就会前所未有地凸显。三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彼此相邻，现代史上都非常成功，而相互关系上又有诸多过节，这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与此同时，结构主义还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更是加剧了地区安全权力结构变迁的内在张力。中美战略和解与美国海上霸权，作为东亚安全体系的两大支柱，[8]曾经长时段地维持地区相对安全的局势。但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随着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9]结构主义的解释一如既往的雄辩，但同时也一如既往的僵化。如果是结构性矛盾导致亚洲悖论产生，为什么当日本处于东亚经济总量首位，中国紧随其后，韩国又次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三国之间的位置出现变化之后，问题反而凸显出来？美国重返亚太显然提高了双边同盟体系的权力基础，[10]韩日等国的安全维系相比之前得到更多保障，在己方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与其他方的安全合作更有理由得到推进才符合逻辑，可现实中为什么出现相反的情势？显然被结构主义所排除的国内因素在起着作用，国家黑箱需要被打开才能找到更合理和更全面的解释。 民族主义认为，亚洲悖论是经济充分发展后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处理区内关系时的客观反映，因为30年前这一问题在东亚并不存在。从宏观视角看，西欧各国在进行长达数百年的鏖战之后才把思维突破到传统疆界以外，而东亚历史经验映射到现实，打牢边界桩脚却成了思考的第一位。这显然并非是西欧东亚思维孰优孰劣的问题。[11]民族主义的解释打开国家黑箱，给我们一个与东北亚国家现实极为符合的解释，但同样存在明显缺失。首先，这种观点没有解释和说明为什么经济充分发展就会必然导致民族主义泛滥，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欧洲的民族主义要远远超过东亚，但事实并非如此。其次，国家是理性的，由理性国家之间的互动所带来的亚洲悖论亦是理性的产物，而民族主义则带有更多感性色彩。国家理性意味着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可能将富有感性色彩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有用的手段和工具，但不可能是全部。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在国家互动中的所有环节产生作用，而民族主义又不是国家对外战略展开所能依赖的全部资源，我们就无法判断是民族主义导致亚洲悖论产生。 相比第一和第二种观点，后两者都注意到亚洲悖论产生背后的一个共同现象，即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这对我们的研究富有启示意义。换言之，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展开的一个必要的基础就是要突破东亚国家的国别研究而关照到东亚国家发展的整体关联性，[12]只有这样，研究结论才会具有适用性和共通性。我们认为，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它们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 三、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洲悖论”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向整个欧洲与北美大陆大扩展，世界迎来现代化第二次浪潮。始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使日本率先走向现代化，也开启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先河。②到20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以新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升级和全球扩展为标志的世界现代化第三次浪潮。东亚国家不仅裹挟其中，还创造出“日本型”、“韩国型”、“中国型”以及“混合型”等国家现代化进程模式。[12]但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东亚国家整体上并没有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不仅如此，东亚国家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今天“亚洲悖论”产生的深层根源。 (一)现代化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分析 一般而言，世界现代化进程始自1500年，[13]自此，西方开始取代东方成为世界格局演变和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当我们用国家现代化进程来分析亚洲悖论缘起时，首先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东亚最发达经济体的日本究竟有没有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将这个问题扩展开来，并使之具有普遍的地区参考意义的话，其实就是现代化的含义或者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涵盖经济、技术、政治、社会、文化、法律和人的自由发展等诸多层面。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单纯经济和技术现代化不能作为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指标，单纯经济和纯技术观点也不可能观察到国家现代化进程哪怕仅仅是工业化进程的全貌。基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常识性的结论，我们可以来分析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大致程度。③ 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变迁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关键的因素有五种：生物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生物因素具有长久稳定性，社会与文化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只有政治和经济两大因素处于经常变动之中。[14]由这一研究的逆向逻辑推出，我们可以通过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科技文明)四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综合变迁来观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④东亚十五个国家从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即一个城邦国家，新加坡；十四个民族国家。从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上看也可以分为两类：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余十二个国家)。无论用上述五个概念中的哪一个来界定，十二个发展中经济体均没有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那么，分析重点就集中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三个国家。 1868年开启的明治维新与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使得日本两次引领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结果直接造就日本成熟而发达的经济和现代文化，从这两个指标看，日本无疑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日本的政治系统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政治体系会在安倍上台之后两年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出现整体保守和右倾的情形。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倾向无疑昭示着日本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甚至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存在着极大问题，至少缺乏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和能力。事实上，以僵化著称，以“多元官僚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以既得利益集团的交融性闻名的由企业、政府和财界构成的关系型政治结构，以“族议员”为特征“日本式”的官僚政治家培养体系，[15]无不显示着日本政治体系的封闭、保守和前进方向的迷失。从社会结构看，日本国内森严的等级制易于带来服从、秩序和稳定，但同时也意味着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其社会内部的活力、创新会存在不足和整个社会趋于保守。由此，从政治和社会两个领域看，很难说日本完成了国家现代化进程。其实，日本政治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滞后有其历史原因。明治维新固然开启日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大幕，但是，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并不彻底，日本国内各个领域保留了大量封建主义残余，最终将日本拖入侵略与战乱的深渊。日本变革史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现状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日本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巨人和文化大国，另一方面又是世人皆知的政治侏儒和社会僵化。 日本尚且如此，那么韩国和新加坡呢？韩国和新加坡作为继日本腾飞之后“亚洲四小龙”成员在短期内跃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并逐渐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准。韩国经济相比日本稍微逊色；在文化领域，随着近年来韩国将文化外交列入外交重点，作为推动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要素，[16]韩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国际传播取得极大进步，呈现出迎头赶上的趋势；韩国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态已经走出街头政治乱局，在近二十年来取得极大进展，如果考虑到日本基层政治生态的“派阀政治”与世袭特征的话，其成熟程度似乎已超过日本；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创新和社会活力方面亦不下于日本，比如在信息通讯领域，韩国的创新能力已然超过日本。新加坡作为一个城邦国家，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语境下的能够实现西方古典民主的城邦原型，其政治生态的完善程度与社会进步程度在三个国家中最高。[17]由于政治的作用，新加坡的文化避免了沉沦，[18]但经济却是最低。[19]如果将三个国家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做一个时间路线图规划的话，大概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两点初步结论：一是东亚国家整体上没有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二是新、韩、日处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边缘，但尚未最终完成。 (二)现代化进程与亚洲悖论的产生 由于东亚国家整体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反映到地区层面就是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这就是亚洲悖论的第一个维度，即紧密的合作，甚至是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 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这就构成亚洲悖论的第二个维度：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的严重滞后。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1.物质经济繁荣与民族主义的盲目膨胀。民族主义是一个有颇多争议的概念，从功能主义视角看，民族主义大概是指这样一种情景，即，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20]从历史视角看，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伴随着国家现代化而产生的具有现代性质的必然现象。[21]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在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一是提供民族国家这一实现现代化的有形载体，二是以容器的形式汇聚整个民族艰苦奋斗的无形精神。但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国家在短期内财富急剧增加时，因为精神文化发展的滞后性易于导致物质繁荣与精神贫瘠的二元分离格局。此种情势下，民族主义虽然拥有雄厚物质基础的滋养，却缺乏客观精神与思维理性的约束，极易出现变异，表现为：对自我的盲目崇拜，对强者的一味模仿和对弱者的无端轻视。整个民族的气质也由包容转向排外，由大度变得狭隘，由理性蜕变为感性。 2.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与民众组织动员能力的缺失。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发生变迁过程，变动不定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关键变量。[15]相比经济因素，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因素其演变轨迹要明显滞后于经济因素，从而表现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一面。此时，国家不得不运用稍显滞后的政治制度、权力规范和政治动员手段去凝聚和动员因为经济领域变迁而已经发生变化的国民思想，突出表现为用建立国家过程中所运用的政治手段去解决建设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对民族主义的放纵和依赖，街头政治的兴起，议会变成角斗场，等等。 3.文化滞后与民族自制和反省能力的匮乏。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视角看，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选择的生活方式，并且人总把自己生活方式的独一无二性当作一种荣耀来捍卫。[22]文化的独一无二性之于现代化进程，如果契合得多则有极大促进作用，比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根植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18]反之则阻碍社会变迁步伐，又如劳伦斯·哈里森则将拉丁美洲的落后解释为一种不发达的心态。但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并不总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尤其是滞后于经济活动。当这种情景出现时，文化滞后一方面表现为深受西方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新兴事物缺乏足够的宽容和接纳、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适应，更多的则表现出一种集体禁忌式敏感与抵触，知识性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扭曲，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其自制力与反省能力的匮乏自此而始。 4.受困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失衡甚至集体病变。[23]这两种心理源自东亚国家近代所经历的边缘化、半边缘化或者被殖民和被半殖民的历史，希望通过国家现代化进程实现国富民强的集体预期。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不被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所认同，则陷入历史与现实认同困局。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被自己的邻居迎头赶上或者超越，则意味着成功的国家荣耀被分享进而导致集体心理的失落。 5.后发优势与资源的竞争性利用。虽然文明社会的动力源自对具有创造力的先锋人物的模仿，[24]但这种模仿需要必要的资源(如技术、资金、原材料、能源、水资源、劳务和市场等)做支撑。反映在国家发展层面则表现为，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技术手段，后发国家可以在付出更少沉淀成本的同时获取等量的资源收益，随着后发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呈几何级增长，两者之间竞争性矛盾的出现不可避免。在东亚地区，由于国家间产业链重合度越来越高，以往垂直分工的产业链关系逐步向均衡和水平分工合作的链条转变，国家发展对所需要资源尤其对市场、能源和原材料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问题一旦明确，其结果也就跃然而出。毫无疑问，这五个问题本质上源自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失范”，[25]但投射到地区层面却成为国家之间安全冲突与信任缺失的潜在根源，事实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必然是与周边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26]前四个问题同时存在意味着，东亚国家相互关系虽然被“经济发展”或者“发展”这一共同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并不健康，尤其是随着经济繁荣而日渐泛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更是会时刻干扰和冲击着本非成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政治制度不完善与民众组织动员能力缺失，一方面使得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不得不回应或者运用民众集体诉求，以增加决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又极易导致理性的国家对外政策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绑架，成为民族主义的捕获品，导致国家政策缺乏应有的理性和连续性。文化滞后与民族自制和反省能力的匮乏，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倾向于将互动过程的问题归咎于对方而不反思己方可能的失误与形势误判，这样就使得国家的外交变得固执而富有冒险精神，不容易达成妥协和让步，最终导致问题常态化，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成为外交的第一选择。受困心理与群体心理失衡甚至集体病变，这两种心理源自国家发展的横向比较和地区发展的纵向比较，简而言之，就是由于长期落后而导致的追求快速发展并期望得到其他国家认同的紧迫心理。由于这两种心理作祟，国家容易将其他国家的发展视为威胁而不是机遇，在搭乘其他国家便车、分享发展红利时又保持着深深的戒心。同时，国家在合作中也会过多地追求合作的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注重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寻求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享利益。这一点在中日韩三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日本为例，中国全面崛起和韩国快速发展对日本传统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造成极大挤压，不仅导致日本居高临下的“市场红利”不断消失，而且也促使日本心态发生急剧变化，撩拨着日本敏感的心理。一方面担心中国崛起和韩国强大，分享原本属于日本的先进国家的荣耀，并与其结算历史旧账；另一方面又在局促不安中紧紧抱着所谓亚洲“优等生”的自尊心，不屑于放下身段与曾经不如其发达和先进的“后起之秀”进行平等合作。 后发优势与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则意味着东亚国家间关系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竞争态势。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并重塑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工结构。[27]在这个区域生产网络中，东亚各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而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客观地讲，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和价值链条的存在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相互合作获取更多发展机会，国家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但事实却是，国家间的整体竞争态势还是在东亚不期而遇。整体竞争态势的存在，直接导致国家互动过程中各种摩擦和矛盾的出现。客观地讲，竞争尤其是良性竞争有助于国家发展和地区福祉提高。但是，发展是东亚国家共同面临的首要历史使命，发展的速度尤其能体现国家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优势，为实现此目的，任何竞争都将成为必需，东亚国家间各领域的恶性竞争行为之所以存在就不难解释。不仅如此，由于前面四个问题存在，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并不牢固，而且容易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存在着极大概率转变为敌对关系，尽管这种敌对关系由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存在而被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但却足以导致国家间政治和安全互信缺失，致使地区政治与安全合作滞后于经济合作。亚洲悖论的第二个维度形成了。 四、简短的结论 分析亚洲悖论根源，需要一个根本性的研究前提，即，找到东亚国家最大的整体关联性，避免研究起点建立在个别国家的特殊性之上。尽管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处在接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边缘，但整体看，东亚国家均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从国家现代化这一视角审视亚洲悖论的根源，可以清晰发现正是地区和地区国家将发展作为共同历史使命和国家首要任务，才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但也是因为国家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发展进程中以及发展之后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导致国家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并不健康，国家关系极易被厚重的民族情绪所绑架从而出现不可预期的波动。另一方面又使得地区国家整体上处于竞争状态。在发展这一历史使命驱使下，发展的速度成为体现国家实力的一个关键指标，为此目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并非都是良性竞争。国家间关系薄弱的社会与民意基础又增大了竞争关系向敌对关系转变的概率。结果就是，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被经济合作远远地抛在后面。 尽管本文从国家现代化进程视角阐释了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即，如果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否就意味着亚洲悖论自然消失呢？总结欧洲的经验，大概其图景是这样的：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它取决于地区权力中心的形成和地区安全秩序的重构以及域外力量对地区内政治、安全合作的干预程度。 从具体的核心问题看，取决于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接纳。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崛起，而且是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崛起，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崛起。无论是出于冷战思维的惯性，还是出于所谓文明冲突的理论逻辑，让一个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世界，包括东北亚地区国家，甘心情愿地认同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接受中国崛起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于地区国家而言“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28]不应将崛起的中国再视为地区异类。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展现出对地区国家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则要提供诸如发展红利、地区安全等必要的地区公共产品。 从地区安全机制看，则取决于东亚地区海陆分离的安全格局能否有效缓解甚至彻底改善。美国拥有西太平洋地区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中国则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心，两者在地区安全管理上交集很少。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现在地区安全层面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要在西太地区形成良性的军事安全互动。基于美国同盟体系的排他性和中国对同盟体系排斥性的现实情势，建立中国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之间有效的对接机制将显得必要而迫切。 从东亚地区看，保持东亚稳定与长治久安需要有坚实的制度安排。[29]客观地讲，东亚不缺少和平，缺乏的是地区稳定，缺失的是能够有效保持地区稳定的制度安排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地区新安全观念[30]。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地区国家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大国协调、二轨外交构建相互对接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复合型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31]以此引导地区国家接受和形成新的安全观念，改变地区国家在安全合作问题上相互拆台、违约的行为，有效管理地区安全问题。基于东亚国家缺乏多边外交传统的现实，双边外交、大国协调与二轨外交可以先行，通过累积的方式最终实现多边舞台的有效构建。基于东亚国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互信的缺失，多边安全机制可以先从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通过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积累互信最终达成在传统安全议题上的信任合作。而对于突发性的传统安全问题，则可以考虑采取大国协调的方式来暂时稳定地区安全局势，不使之彻底恶化地区整体安全形势。 亚洲悖论虽然表现在东亚国家之间，考虑到美国在地区的传统与现实存在，解决亚洲悖论还需要更为宽广的亚太视域。从亚太地区看，一方面亚太国家需要持续秉持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切实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将亚太发展的蛋糕做大做强，提高地区和地区国家的整体福祉；另一方面，亚太国家应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32]改变地区发展与信任错位、经济与安全脱节的二元格局。 由此也可以看出，正是如此多维度的变量关系相互盘根错节，企图在短期内破解“亚洲悖论”无疑是幼稚的，这需要时间、意志和耐心，需要充分的理性和政治智慧，甚至需要几代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个角度讲，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只能解释亚洲悖论的源起，但并不能预测亚洲悖论的消失。 ①韩国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辛正承、李志镕教授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韩保江教授对此持有一致的观点。他们在2014年7月25日举办的“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韩国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第三次战略对话上阐述了类似的见解。 ②客观地讲，第一次引领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应为中国和日本，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启了东亚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的先河。 ③本文中的东亚是指东北亚加东南亚，即东盟十国加东北亚五国。 ④文化是内涵极为广泛的概念，由于本文所探究的是国家现代化进程，参考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模式，即“世界贸易—工业—基督教—科技文明”，故此本文将文化取一个狭义的解释，即科技文明。参见罗荣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J].太平洋学报，1994(2)：51.标签：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时间悖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