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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从教育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方面对公民素质教育、基础教育及其目标模式予以多维度的理性审视与思考，拟分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一、现代素质论的内涵及素质结构的假设与分类
（一）以哲学本体论与内化理论审视现代素质教育
“人的素质是指以个体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稳固的性质。”〔1〕人的社会文化素质的内涵也具有明显的变动性，它敏锐地折射着环境的变化和教育的影响，同样，对基础教育中公民素质教育的内涵也具有时代的特征。其实，现代素质理论中的“素质”之内涵已经超越了经典定义的范畴。它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并具社会属性，它的外延不仅指个体素质，还拓展到群体素质、企业素质、民族素质和国民素质等。从现代素质论分析，在人的素质形成过程中，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中介，把人的功能本质与身心结构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统一起来。在实践与认识、物质与精神两者关系上辩证地统一起来。换言之，在人的素质的形成过程中，“是以人先天遗传的自然素质为基础，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通过人的社会化学习、交往和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具有社会价值的身心素质要素、成份、结构及其质量水平，它既是对人的身心潜能的开发、加工和塑造，又是社会文化素质在身心结构的积淀，并呈现于独特的个性心理品质和人格模式。人的身心素质的丰富性、结构的多样性和潜能的无限性，是人类自我生产过程的优生、优育、优教水平的指示器，它既是人适应和改造世界的潜在能动作用的量度，又是人类在自然生物遗传和社会文化遗传历史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塑造的主体性水平的历史印记。”〔2〕简言之，如果说，人的社会实践才能表现了人的功能本质，那么人的身心素质结构及其质量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主体化积淀。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人的素质形成过程的三大要素是：先天自然遗传、环境与教育。先天自然遗传是提供了人实现“内化”的自然物质条件，即提供了人实现“内化”的可能性。环境是属于社会文化遗传范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提供了实现“内化”的外部条件，即提供了人的实现“内化”的社会内容；前者属于自然属性，后者属于社会属性。而教育作为一个结构性与功能性的社会实体，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一定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将属于社会文化遗传和自然遗传两者融合于个体身心结构的积淀之中，从而不断提高人的认识要素、结构及其质量水准，并控制了人实现社会化的量、质、度三个维度。所以，教育在上述外因与内因的相互作用的转化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可以说是在先天自然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中架起了一座桥梁，起到了媒介催化作用。
（二）人的素质结构的假设与分类
关于人的素质结构的假设及其分类方法有多种多样，笔者认为若以培养目标与人才规格角度着眼分类，通常可以划分三个亚结构，即思想政治道德、科学文化与身心素质。同时，在上述三个亚结构中又可有若干变项，如思想政治道德的内涵是：政治素质居核心地位，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它是涉及人的政治方向，即政治观，具有鲜明的阶级特点，道德素质是人的行为之规范，思想素质是人的政治与道德行为的外在反映，它包含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即政治方向、立场、理想、信念、行为规范与公民意识等；科学文化素质的内涵是：人的科学理论、经验、劳动生产技术、信息处理能力和职业素质与创造才能等。身心素质主要包含人的身体素质，主要是指人的自然素质，即体质、脑与神经器官、气质与智能等；人的心理素质与才能品质，包括智商水平，认识能力（注意力、感知力、记忆力、想象力与思维力），才能品质（知识，技能与创造力），人的动机兴趣爱好、气质与性格品质、情绪与行为方式等。总之，素质的内涵蕴含了道德因素、体力因素、智力（包括能力）和非智力因素〔3〕
二、科技进步促使现代生产力素质内涵的质变并制约着公民素质与基础教育量、度、质的规定性
（一）现代生产力素质与内涵的深化与外延的拓展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科技进步因素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比重继续上升，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缩短，科学技术、经济与教育三者间更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互交融、渗透、综合；新科学日益深入到生产管理和决策之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渗透使生产力构成要素进一步发生质变；从而引起生产力三要素具有新的内涵与特点，并使劳动力素质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现代生产力三要素中，通常说，人是最革命的因素，作为现代生产的人，不应只限于掌握一定生产经验和技能，还应当掌握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同时，随着现代生产劳动力过程社会化协作性质的扩大，工人的外延也在扩大，它还包含了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等等。由此可见，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应用，决定劳动力再生产的每一次都必须在更高质量的水平上进行。这必须要提高整个民族、人口国民文化素质。生产力的第二个要素是劳动手段。首先是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机器设备等生产工具“物化”着现代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简单劳动生产逐步地被现代设备所代替，人从直接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正在变成同生产过程并列，人成了生产的自动运转者，成了生产的监督者和管理者。总之，生产与管理都体现着科学与社会化。生产力第三要素是劳动对象，随着社会生产和科技的进步，随之劳动对象范围扩大，不仅有天然的，而且有人工合成的材料，它是物化劳动的成果。总之，现代生产劳动的一切客观条件，都是科学知识的“物化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智力活动的结果，而驾驭操作这“物化物”，就必须一代又一代的人实现知识化、科学化。
（二）公民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量、度、质的规定性是受社会经济结构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生产力三要素开始高级化，其中劳动力素质的内涵在深化，外延在扩大，而每一个时代各个不同时期，鉴于各国和各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劳动素质最普遍的水准，并与之相应接受最低限度基础学历教育的量、度与质的规定性是存在着差异的，而且也是永远在发展变化的。所以各国各地区承担着提高劳动力素质教育的基础学历 教育的内容及其最低限度标准是相对的，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每一个时期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纵观人类社会教育发展史，学校教育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实现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素质和与其相适应的基础教育的量、度与质的规定性是受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社会分工规律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制度、社会阶级结构、文化传统与人口结构的影响，但主要受经济结构的制约。
纵观人类社会教育发展史，在原始社会，社会内部关系是“社会一体化”的，由于没有阶级的划分和生产的大分工，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结构比较单一，教育与社会生产直接结合，教育活动是在劳动和社会过程中进行的。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出现了分工，出现了阶级社会，社会结构开始复杂，出现了阶级和各种社会职业，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下，生产规模不大，生产劳动基本上是简单劳动，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主要体现在个别劳动者的技能之中，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主要还是在生产过程中以承袭祖业、师徒的方式进行，由家庭和师傅承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再生产要求劳动者必须要具备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而这些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掌握，不能凭借劳动中来完成，需要特定的专门训练才能实现。因而，教育活动与生产劳动中第二次分工，出现了与劳动过程相分离的教育机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对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智力开发要求愈高，劳动力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受教育年限、内容与方面）也不断提高。在古代，文盲可以从事手工生产，在手工作坊时期，只要求读写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到了工业生产的初期，须要具备初小文化水平；到了电气化时代，须要具备初中文化水平；到了原子、电子时代，须具备高中文化水平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
（三）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劳动力素质，更有赖于教育
当今科技呈现高度综合化、高度分化的趋势，迄今已产生了2，000余学科门类，基础学科已有500个以上的主要专业，技术学科已有400余专攻领域。〔5〕大批前沿交叉边缘新兴科学技术群的衍生；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集约化、智能化程度的相应提高，产品结构的变化，新旧知识交替周期与新兴学科技术应用期大为缩短，而当今面临着世界科学技术的挑战，科学文化与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愈来愈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愈来愈依赖于教育对人智力素质的开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据统计，近几年科学技术的新发明、新创造比过去两千年前的总和还多，预计今后十年将翻一番，目前世界上每年新产生70~80亿余新知识概念，经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结构有明显的改变与提高，依靠科技进步增长经济。据统计，按万劳动力中高级人才达92.3人，生产工程技术人员比例结构的提高，以美国为例，从六十年代以来，从事知识与信息生产分配的就业人数已超过半数。由此可见，在发达国家，生产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呈缓慢下降趋势，对劳动力的需求，一般限定在少数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工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又以日本为例，1951～170，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只有40.5%是靠固定资本数量上的增长，14.1%靠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而依靠技术进步则占45.5%。显然，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明显的影响。如1950～1967期间联邦德国增长了20%，美国增长了12%，比利时增长了19%，加拿大增长了25%。另，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大于物力投资的收益率，如，发展中国家平均10%；又如，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以低收入为例，受过四年教育提高8.7%，受过9年教育提高13.3%。又如，据辽宁省开源县的调查，我国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户，每个劳动力的收入分别比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高20.5%和14.4%；又据浙江省桐庐县的“百户农民家调查材料”，高中生比小学文化程度每百元生产费用创纯收高22.5%，且经营规模大，高中文化程度比小学文化程度固定资产原值高58.9%，同时经营门路广，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快。〔6〕
美国施乐公司的主席戴维·卡恩斯说，与增加企业资本，扩大企业相比，“教育是生产力的更大因素’’。据世界银行对农业工人教育效益的调查表明：农业工人受4年教育，平均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7.4%；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1%，社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1.5～2%〔7〕。
又据国际知名的德籍管理家杜拉克言：“人类正从一个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经济基础的社会转向一个以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的社会”。〔8〕换言之，作为一种生产手段，经济资源的基础不再是资金、天然资源或是劳动力，而是知识。“劳动力”不能再创造价值，只有“知识工人”，即使用脑力多于体力的工人才能创造财富。诚然，“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真知灼见。
三、探求基础教育目标模式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的最佳结合点
（一）基础教育乃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的奠基工程
我国人口众多和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基础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偏低，我国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4年。15岁以上文盲有1.8亿，占同龄人口的22.25%，其中青壮年文盲约5200多万。〔9〕上海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仅达8.7年。所以，人力资源开发的不足和劳动者素质偏低，长期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并影响着国民收入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着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普及基础教育显得格外重要，现提供以下几组数据予以比较分析，据《基本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中〔10〕，对1987年大中型企业职工文化程度的抽样统计，每10万人中，大专884人，占5.8%；高中6,992人，占26.3%；初中21,332人，占44.3%；小学36,114人，占18.2%；技校占5.0%。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220,560,000。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结果，按国际通用标准每20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大学1,442，人，高中8,039人，初中23，344人，小学37，057人；又据统计，1988年农村中的青壮年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20%，小学文化程度占5%，15～40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已下降为10%，但仍有7，200万人，新生文盲仍有140万，全国文盲半文盲为1.8亿，占人口比重15.83%。再据1987年对各产业劳动者文化程度比较，在527,830,000人中，其中半文盲22，900，000人，小学363,000,000人，初中29,500,000人，高中11，300，000人。贫困地区集中在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边远落后地区，据1989年统计，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尚有4，000万人，属国家扶贫专项贷款计划的有328个县，由省自治区扶持的有363个县。目前，在四川、江西、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6个省区有111个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县。现阶段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解决温饱问题难，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生产生活条件很差，落后面貌没有根本改变。
从世界范围看，当前我国面临着国际间严重的挑战与竞争。我们必须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既定方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九十年代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经济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并为下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因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我们面临的这场挑战，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要看眼前的经济与科技实力，更要看国民素质，国民素质不仅取决于该国各级专门人才的数量和水平，而且要看该国初中级人才的普遍水平和全民族的基础文化水平。所以综合国力竞争，其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的竞争，要赢得这场竞争，就要坚决贯彻“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促进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这就有赖于教育，尤其有赖于基础教育。因为，教育虽然是一种非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但它是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通过传播人类科学文化知识技术开发入的的智力与体力，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基础教育乃是培养劳动者素质普遍水准的学历教育，也是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初中高级人才的基础。基础教育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推进科学技术的开发及其应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还通过传播政治信仰和先进意识、道德价值为巩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服务。所以，经济振兴乃至社会的发展，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又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基础教育的结构必须受经济结构（所有制产业结构等）的制约，它间接或直接地制约着教育内部的变化发展趋势和改革方向；同时教育程度结构要与经济部门的劳动力水平结构相适应，在教育结构上必须把握初、中及高等教育的合理匹配，特别是中学教育结构，因为它既具有就业性，又具有升学的特点。所以，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必须要找到教育和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系统的最佳结合点——教育体制结构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目标模式。目前，广大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中掀起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三统筹，“农科教”三结合教育模式的探索，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整体改革方案的教育目标模式，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都是立足于提高公民素质，为适应经济发展服务。
（二）探求基础教育目标模式的迫切性由“升学目标模式”向“公民素质教育”转轨
自80年代中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基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待干把改革深入到教育内部中去，由升学教育目标模式转向提高公民素质教育，冲破应试教育的樊篱，应成为我国90年代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三统筹、“农科教”三结合教育模式和《方案》〔11〕城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所体现的正是影响和制约基础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两个关键杠杆——与升学评价等相联系的升学考试的课程政策的调整试点与试验是这场改革进一步深入的信号。
解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村教育的重要与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密切相关。农村经济不仅关系到亿万人口的吃饭穿衣，而且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我国政府始终把农业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须知，离开了农村蕴藏着潜在的丰厚的人力资源、原料与市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依靠科技、依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教育，培养大量初、中级人才，尤其是提高广大农民和乡镇企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增强他们吸收与运用科技的能力，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贯彻“科技兴农”，实现“燎原计划 ”。所以，基础教育从整体而言，重点和难点是在农村、因为，它是我国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素质的奠基工程。农村教育改革必须探索教育与农村社会、经济及文化（含科技 ）三个子系统的最佳结合点。目前，农村在实践中产生的“农科教”三统筹，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
它已摆脱了农村教育的封闭性，社会积极参与办学，具有合作教育的性质，实现了跨系统分工联合办学的双元办学体制，这是一种向深层次发展的、综合 性的教育改革工程，尤其是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广度与深度上，促使其在量和质上发生深刻的变革。它把智力开发、科技与经济三者有机揉合，而教育的中介作用，使潜在的生产力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同时经济的发展又给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提出了改革的内容与方向，既强化了教育的“服务”功能，又增强了教育“依靠”经济，使“服务”与“依靠”两者辩证和谐地统一，以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系统的整体优化。
“农教科”三统筹的体制，在教育的内部结构上实现了普教、职教与成教的结合，实现了基础学历教育与扫盲教育和在职多种职业技术培训教育的融合，即具有正规的学历教育与非正规学制教育的结合。另外，在教育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地方化”，体现了区域经济特色，民族特色，密切结合当地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与脱贫致富，与农村的移风易俗、清除陋习等建立物质文明相结合。在办学方针上，在基础教育中既注重培养为当地农村建设服务的劳动者，同时又兼具升学性质。职业技术教育的构建是一大特色。关于职教的专业设置或普职渗透，普职结合上因地、因时、因学制而宜。在基础教育阶段引进职业技术教育因素。至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为职业技术教育分流，也需要具体分析。往往在一些教育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差的地方就要早结合，早分流；尤其在经济贫困地区或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可以在小学高年级或初中阶段即实行分流。相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则可晚一些。
《方案》拟定的中小学教育目标：“中小学要对学生进行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个性得到健康发展的适应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公民”。《方案》的基本的思想是“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发展个性”。它贯彻以社会的需求，学科的体系和学生的发展为基点，含有以下几个特点，以全面提高学生和素质为核心，改革以升学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加强德育的渗透性，重视个性的合理健康发展；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按九年内容一贯安排，更多地体现义务教育的基础性与普及性；课程结构建立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课外活动三个板块结构组成；调整了课时比例，适当增加了选修课时，减少了必修课时，课程设置方面增加了弹性，以利办出学校特色，增加了学生选课的自由度；重视并引进职业技术教育因素；增强实践环节，减轻学生负担。
（三）克服教育目标、教育价值观的偏转
传统的升学教育模式有悖于正确、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它是单纯以升入上一级学校培养新生为目标，而不是以培养数以亿万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为目标；重视智育、忽视德育、体育，尤其是劳动职业技术教育；注重理论、轻视社会实践；注重书本知识、轻视能力与技能的培养；不注重因材施教和抹煞个性的健康发展；也不能反映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特色。所以在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乃至教学方法上均发生了教育目标的偏转，教育价值观的偏离，其结果，大多数学生在思想上以被淘汰者、失败者的心态步入社会，缺乏劳动就业思想准备，也缺乏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实际知识与技能。
“升学教育”目标模式脱离了国力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尚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有12亿人口56个少数民族，幅员广大，经济结构是典型二元化结构。一方面存在着庞大的低生产水平维持的农业部门，另方面，又有现代化工业部门，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反映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与边远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与生活水平悬殊，广袤的农村还是处于粗放式的手工劳动方式，整个社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很低，半文盲与文盲比例很高，人均生活尚处干维持温饱水平。这是考虑我国普及基础教育和基础教育结构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考虑人才梯度结构和人才质量规格的基本出发点。至于各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因地制宜，对人才素质规格的普遍水准也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变化。总之，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物质资料生产为教育提供了多少的劳动力人口、多少剩余产品、多少可供智力活动的时间和教育活动的物质资源的数量，以及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要求的数量；同时，社会再生产的水平与方式，特别是使用生产工具设备的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规格，同时，也决定着教育所培养人才的规格。但升学教育模式却违背了社会经济与教育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基础教育的立足点反而面向不足5%的学生，而不是面向全体学生，脱离了国情与地区实际，严重脱离了广阔的农村，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科技兴农，挫伤了地方与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源死而不活，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遭到历史的惩罚。
综上所述，基础教育旨在提高整个国民人口素质，乃是振兴民族，振兴中华之本，基础教育及其目标模式的改革乃是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旋律，树立现代教育价值观乃是改革的先导，课程教材体系、内容及其评价体系乃是改革的核心，这是一场深入到基础教育领域的革命。当前，我国正遵循《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实现“两基”，力争在2000年，在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初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85%左右，全国小学入学率达到99%以上，同时，使青壮年中的非文盲率达到95%左右，实现这一目标的难点在农村，根据情况因地制宜，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类实施。这是一个时期内，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注释：
〔1〕唐迅：《现代素质论的教育哲学思考》，《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0年3期。
〔2〕唐迅：《现代素质论的教育哲学思考》，《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0年3期。
〔3〕燕国材：《非智力因素与学校教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版。
〔4〕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
〔5〕倪海署主编：《软件学》，知识出版社
〔6〕李守信：《农民文化素质经济效益》第8页。
〔7〕赵安祥：《国际商报》1995年1月6日。
〔8〕《科技时报》1995年1月10日。
〔9〕李瑞环：《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讲话》，《人民政协报》1995年1月17日。
〔10〕《基本教育与国家发展——中国四十年的历史经验》第4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版。
〔11〕《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整体改革方案》，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