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扩大有效需求的新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方法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1997年10月算起，中国经济景气低迷已持续了二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宏观调控政策左右开弓刺激经济，但扩大有效需求的效应微弱，通货紧缩也未有减缓的迹象，经济总体回暖乏力。当前，面对中国经济现实的严峻性和临近“入世”将遇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地找到打破通缩和扩大有效需求的新方法。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对当前宏观扩张政策效用的看法
1996年，随着“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成功实施，中国过热的经济在宏观调控下成功地“软着陆”。此时，中国经济出现了二个完全不同的画画：一是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1995—1997年中国GDP 增长率维持在9%以上的高水平，通胀率从1994年的21.72%、1995年的14.8%、1996年的6.1%，下降到1997年的0.8%；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516.2 亿美元猛增到 1997年1400亿美元；外贸出口4年中几乎每年都有较大的递增，1994年递增31.9%，1995年又增加22.9%，1996年只增加了1.5%，1997年又增加了20.9%；引进外资直接投资年流入量高达400—450亿美元，列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居民储蓄存款年增加600—700亿元人民币。这一组指标所显示的是一个高速增长、健康发展的态势。二是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和生产能力过剩。1997年城镇失业人数约580万人， 失业率约3.1%；下岗职工1200万人左右，其中约480万人需再就业；国有企业尚有2500万冗员，在未来的几年中要进入下岗的行列；农村中约有 2亿多富余劳动力即将进入城镇（1997年约有6000—8000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同时每年约1300万新的劳动力要进入市场。1997年底全国累积库存约3万亿人民币（包括工厂和商业），据有关人士分析， 其中约有13000亿为非正常库存，即积压品。1997年前后，消费品、投资品、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主要产品供给明显大于需求，生产能力闲置状况十分严重，其中机械加工和家电行业的生产能力闲置高达40%—50%，企业效益滑坡，负债增加，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巨大。这一组指标显示的却是一个进入萧条和衰退的经济现状。（注：秦晓：《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革机构、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管理世界》1998年第3期。）二组指标综合产生的效应是，GDP增长率的缓缓下降和物价的急剧下跌。1997年下半年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避免了直接卷入到亚洲金融危机中去，但却也使得国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更趋严重化，GDP增长率和物价走势出现了惯性式的下降，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1998年中国经济景气低迷，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宏观扩张政策。但时至今日，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仍是很不理想。
1.从货币政策看，1998年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 央行在宏观上实施了松动性货币政策，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 一年内三次下调利率，同时对利率结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对商业银行加强了“窗口指导”。然而， 这些措施对投资的影响却是低效的。1998年新增贷款比上年多778.47亿元，同比增长15.5%，低于1997年1.2个百分点。1998年金融机构工业贷款累计增加5953亿元，同比少增加1800亿元。1999年1—5月份，金融机构贷款继续增加， 同比多增加353亿元，工业贷款又同比少增加93亿元。（注：汪晓亚：《利率下调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分析》，《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同时， 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也是低效的。1996年5月至1999年6月，7 次利率下调，储蓄不减反增；消费信贷因历史文化环境和公众预期等原因，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开征存款利息税和实行存款实名制（未实行）初期确实分流了小部分储蓄款，但市场投资工具的缺乏和－3%左右的通胀率，使储蓄分流难以有进一步的扩大。因此，金融机构存贷差额上升，由1995年的各项存款额大于各项贷款差额的3338亿元，上升到1998年9174亿元。（注：胡鞍钢：《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总的说来，尽管1998 年以来贷款新增同比下降，但贷款的增加对1998年GDP增长率维持在7.8%和1999年上半年的7.4%作出了贡献。 同时，1998年以来利率4次下调，储蓄不减，又表明了“流动性陷阱”的存在。物价下跌从1997年10月以来负增长持续24个月未有反弹，说明了通缩未有减缓的迹象。
2.从财政政策看，1998年7 月改从紧的财政政策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个亿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5 个百分点。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个亿的国债，预期可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对完成预期的GDP增长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财政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其产业链短，关联度小，因而波及效应小。1998年国有部门投资增长28%，非国有部门投资只增长4%。受经济环境的影响， 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长未能跟进国有部门投资的增长，而投资乘数偏小，财政投资的拉动效应就小。由于在投资过程中，财政部分项目又会挤掉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或外资的合作项目，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由此看，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环境下，1998年以来扩张的财政政策在波动效应小、拉动效应小以及一定的挤出效应综合作用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受到了限制。
客观地、理性地评价两年来的宏观扩张政策，应该说其效应是有效地阻止了GDP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和物价的进一步下滑， 经济景气低迷中时有复苏的迹象。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用递减，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缩小的同时，中国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
二、转换思路，寻找新方法
一般地说，通货紧缩的出现是以“流动性陷阱”的出现为前提的。经济理论认为，在出现“流动性陷阱”之前，货币政策的效用是有限的，或可能是无效的。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治理日本经济问题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曾失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罗格曼为“日本陷阱”开出的药方是“日本政府必须创造长期的比如15年的5%通货膨胀预期”。事实上， 保罗·克罗格曼描述的“日本陷阱”所产生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现象的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1998年中国的真实失业率为7.9—8.3%，高于日本；中国的通货紧缩快于日本，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5年间下跌24.3个百分点，日本7年下降6 个百分点，中国物价下降速度远远超过日本；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巨额债务近期难以消除；产出缺口还在扩大（实际产出率和潜在产出率的缺口），典型的经济衰退特征已经出现。（注：胡鞍钢、谢平等：《关于反通货紧缩货币政策》，《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根据日本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和中国近2年来宏观调控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单靠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在1—2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1.有效需求近期难以进一步扩大
（1）消费需求近期难以有大幅度的增加。据IMF和世界银行的统计，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美国为83.7%，印度为78%，东南亚国家维持在65%以上，而中国“六五”期间的消费率为66.5%，“七五”为62.4%，“八五”为59%，1996年和1997年分别为59.2%、58.8%。无论是横向作国际比较，还是纵向与过去作比较，目前中国的消费率都是偏低的。（注：陈祖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1996年以来的7次利率下调，银行储蓄不断增加，这说明利率的储蓄弹性偏小，也说明了消费倾向偏低。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分析，1999年6月以来的近6万亿的储蓄存款呈倒二八开状，即80%的储户持有20%的存款，20%的储户持有80%的存款。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持有80%储蓄款的20%储户可以定为富裕者或高收入阶层，这一部分人的消费水平可以说是超前的，即应有的和可以有的都有了，也就是说不管政策如何刺激，这一部分人在现状下一般不会增加即期消费。同样，也可以把80%储户持有20%储蓄存款的这一部分人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两部分。其中的中等收入阶层，主要由城市中有固定收入来源或吃“皇粮”的城市居民和农村中的经营大户所组成。这部人的衣、食、住已无问题，但他们有子女教育、医疗制度改革、就业和养老等问题的烦心，所以不管政策如何刺激，这部分人即期消费增加的量是有限的。低收入阶层增加消费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在难以增加消费的同时，还会不定时地减少即期消费，用以投资于自己心目中预计会增值的资产，以实现尽快摆脱身处低收入阶层窘境的愿望。更由于加入世贸组织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考虑到未来的可预知性和不可预知性的错综复杂经济形势，人们的消费行为会更加谨慎。因此，可预期近期内难以大幅度地扩大消费需求。
（2）近期国有投资会大幅度增加，非国有投资则可能是小步跟进。近两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1998年的四季度和1999年的一季度及1999年三季度至今，经济景气低迷中时有复苏的迹象。吸取1998年四季度出现复苏征兆后于1999年二季度又陷入景气低迷中的教训，政府一定会在2000年一、二季度增加财政投资，以持续拉动GDP增长率，推动经济走出低迷。同时，“入世”在即， 政府会对一些行业中的关键性企业加大投资，以加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由此估计，2000年的国有投资必然会有较大幅度地增加。非国有企业投资的热点估计会在已数年不景气的纺织服装行业上，其它行业的投资增加可能会减少，因为在相对过剩的经济条件下，近期适合非国有企业投资的热点除纺织服装行业以外似乎难以寻觅。高新技术投资因其具有高风险、高技术和资本密集等特点，非国有企业受规模和力量等因素的约束还难以大规模地投入。由于目前还很难预测“入世”后某一产业、某一产品竞争的激烈程度，非国有企业会采取静待观望的策略。据传“入世”后农业会受到冲击，近期农民的投资也将会变得谨慎。
（3）近期净出口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不会再有1994 年前后出口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出现。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未贬值，1998年中国一般出口贸易大幅度下滑，1999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增长4.9%相比有较大幅度下滑。但自7月份以来，政府采取了综合运用出口信贷和退税等多种手段，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据统计，1999年前10个月中国外贸出口1552亿美元，同比增长4.3%。（注：孙杰、贺劲松：《我国国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浙江日报》1999年11月6日。）目前，亚洲经济整体环境好转，2000年全球经济可望比1999年有更高的增长率，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的，特别是2000年中国有望“入世”，对中国的出口有一定的推动力。
上述分析表明，在当前物价持续下跌，相对过剩较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不力，因而当前的投资预期和消费预期不足以扩大有效需求，近期内也难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一步地扩大有效需求，缩小“产出缺口”。一般地说，经济运作受二方面矛盾的制约：一是货币信用方面的制约；二是非货币的实际经济方面的制约。宏观扩张政策效应的不理想，说明了造成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来自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因此，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下，依据国情寻找打破通缩和扩大有效需求新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
2.当前中国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1）二元经济结构。中国50年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 目前已名列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系。50年经济年均增长7%，改革开放20 年年均经济增长9.7%，农村和城市都有了巨大变化和发展。 但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是巨大的：效率比较低的农业部门使约占我国人口70%左右的人生活在基础设施欠缺、文明程度较低、长期处于半自给半自足的农村社会；比较发达、效率比较高的制造业使约占我国人口30%的人生活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城市社会。由此，在消费需求抑制经济运行的今天，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农村消费水平要低于城市消费水平；二是大国小市场，潜在市场巨大。
（2）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差异在拉大。进入80 年代以来，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不但持续落后于东部地区，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和东部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从1979年—1995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8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分别增长9.42%和9.26%。尤其是在1992—1995年， 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93%，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09%和11.4%。199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的相对差距是45.5%，比1978年上升了12.4个百分点；西、东部的相对差距是56.5%，比1978年上升10.6个百分点，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不及东部的一半。专家估计，按现有的经济发展格局，到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注：魏后凯：《中国地区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三大地带”经济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是历史、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中国“三大地带”经济差距的事实却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3）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1987年到1995年，我国列收入最高的3%阶层与列收入最低10%阶层相比，收入差距已由1988年的7.6 倍增加到1995年的11.8倍。（注：叶燕裴：《宏观调控应注意保持适度有效需求》，《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目前，我国8%的人口占有65%的金融资产。（注：中新：《我国经济面临六大突破口》，《亚太经济时报》1999年10月5日。）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5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超过0.3—0.4的中等程度的不平等，高于发达国家， 而且高于印度（0.3888，1992年）、巴基斯坦（0.321，1991年）、 波兰（0.272，1991年）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注：应宜逊：《扩大内需中需注意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4期。）。当前，中国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在既定的收入分配格局下，许多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无法落到实处，难以发挥预期效应。
（4）“过剩经济”的特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98年上半年， 可统计商品供过于求的是25.8%，供求平衡的是74.2%，供不应求的商品已经没有了。如果考虑我国在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下有较强的进口调剂余地的能力，商品过剩现象就更严重了。1995年以来，金融机构的存贷差额在持续扩大，这说明中国目前资金也过剩了。按有关方面的测算，1978—1997年中国GDP潜在增长率为9.5%，其中1990—1997年上升为10.9%。若按9.5%的潜在增长率计算，1998年的GDP增长率为7.8%， 产出缺口为1.7个百分点。如果1999年的GDP增长率为7%的话， 产出缺口则扩大为2.5个百分点。若按90年代的潜在增长率计算， 产出的缺口更大。（注：胡鞍钢：《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这说明目前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 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当前绝大部分的行业和产品都具备了跟随需求扩大能快速扩大生产的能力。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看，中国的真实失业率1997年在6.8—7.8%之间，1998年在7.9%—8.3%之间，1999年在8.3—8.5之间，这说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是非常严重的。（注：胡鞍钢、谢平等：《关于反通货紧缩货币政策》，《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从上述情况看，中国当前出现了产品过剩、资金过剩、劳动力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的“全面过剩”。但当前过剩经济中有二个现象很值得注意：一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1997年农村人均收入2090.1元，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左右，消费水平和结构较城市居民低1—2个档次；二是1998年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电子、信息通讯等产品的生产比1997年增长了1.69%—53.7%。199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按美国商业协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出口达11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1%。这说明在当前的过剩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传统产品的生命周期可进一步延长，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和新兴的服务行业供不应求，有效需求很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着足够的闲置资源，然而1998年以来的双松政策却未能拉动经济走出低迷，这主要是受到了当前中国经济诸问题的制约。因此，在现有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人力构成等不尽合理的特殊情况下，单是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是难以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起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在产生问题的地方寻找，即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着手：一是要缩小二元经济的差距，减少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差异；二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三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近期难以解决的难题。因此，近期内要打破通货紧缩，扩大有效需求，就必须从这三方面问题的相互联系中找到一个切入点，以点带面地解决问题。结合这三方面的问题和前述的当前中国经济的四个基本特征，可以找到它们相互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在当前中国经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过剩经济”是东部的过剩，即东部的产品过剩、资金过剩、人力过剩、传统的技术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但资源缺乏；而中西部是资源丰富，但缺产品、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在这种“东剩西缺”的经济格局中，中国地区间居民人均收入差异在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东西差异、城乡差异和农村地区间差异。由此，就可以看到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不合理的现状中，有一突出的矛盾抑制着中国经济有效需求的扩大，这就是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差异目前所表现出来的“东剩西缺”。找到了形成问题的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找到了，即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产业连动升级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走出景气低迷。
三、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产业连动升级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前进中存在着不少问题。除上面我们谈到的问题之外，还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东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较大程度地忽视了中西部大市场的开发。目前，“入世”在即，外商对进一步地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积极性，在外商进军中国市场的计划中，不会只有抢占东部市场的计划，外商更看重的是中国的潜在市场，即中部和西部的大市场。当前，中央提出了“开发西部”的口号，使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亮点。怎样开发西部呢？单靠中西部自身的力量和中央财政的倾斜行不行呢？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时间可能会延长，也会不利于尽快地解决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因此，开发西部必须和解决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调整等问题挂起钩来，也要和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结合起来。所以，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现有的经济发展梯度差异上，把提升东部（产业）、发展中部，开发西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采用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产业结构连动升级的方法来扩大有效需求，即将东部现有的加工业中有利于在中西部发展的这一部分向中西部转移，并在转换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东部通过创新发展和引进外资，全面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推动新的技术革命在中国的发展；中部和西部在引进东部的资金、技术和产业的同时，结合引进外资加快发展的速度。
东部的加工业在转移的过程中，会引起新的投资以及资本流动、人力流动、技术的转移和创新。这种转移会产生二方面的效应：一是中西部在接受东移的过程中，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增加中西部的投资和消费；二是东部在资本输出、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又为技术创新、引进外资和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也会大量地增加投资和消费。由此，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产业连动升级的过程中，会激发出大量的投资和消费，只要这一连动升级过程持续进行，大量新的有效需求就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且，在这一连动升级过程中，在新的技术革命有力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同时将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必将形成适应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可使发达的东部地区尽快地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区，以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按照中国现有的“三大地带”、 “七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区域的划分法，研究确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最有利于发展的区域和城市，同时研究确定中西部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最有利于接受东部传统产业转移的区域和城市。在规划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避免区域产业雷同化，以发挥区域城市的各自特色。
（2）研究明确东部要转移的产业， 在严禁东部上此类项目的同时，要对东部重复再上即将转移的产业和产品课以重税，并制定出中西部接受转移产业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中西部引进外资可以减免税收，引进东部的资金和技术也可以免税。
（3）研究选择中西部数个点，可以是县级市或地级市， 也可以是省城。这些点应该具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对这些点给予各种优惠政策（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给四个特区和沿海14个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性质的特殊政策），并在财政、金融、税收、人力等政策上配套给予优惠，促进点区域加快发展，以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自主增长能力。
（4）对东部发展高新技术也要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特别是对于风险投资要给予融资和税收上的优惠，并对培育和引进高新技术人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切合实际的鼓励政策。
标签：有效需求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