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8)03-0001-09
生态文学是在20世纪以来全球生态危机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热点、生态主义迅速勃兴的背景下走上文学前台的，从它现身的时候起直到今天，生态文学创作的思想面貌、形象特征、意蕴范畴、审美取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创新姿态令人耳目一新，它的活力给低迷既久的文坛注入了勃勃生机。本文试图以生态文学的发展性为向标，对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问题进行考察。为便于讨论，先将本文阐述所依的基本认知范畴作出界定。
任何文学都离不开作品、作家、世界和接受者四个要素[1]，这些要素不是一对一的简单因果关系，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可以独立自足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系统。文学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人学”，它的观照主体人是鲜活的、运动中的生命存在，因而对它的研究必须首先把它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对像生态文学这样以生态系统为旨归的文学现象，尤其应当关注它的动态过程，关注作家（创作）、文本、外在世界和接受（欣赏与反馈）各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这种动态的要素作用关系就构成了生态文学的生态。笔者以为注重和引入这一视角，即把生态文学视为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加以研究，对合理描述和分析生态文学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将生态文学置于作品、作家、世界和接受的动态关系中，就我国生态文学的创作特征、成就与不足、对策与展望及基础术语界定问题进行剖析。
一、生态文学的相关概念界定问题
1.生态文学的术语选择：生态文学、生态批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描绘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和关于这些作品及其创作现象的理论探讨，生态文学、自然写作、环境文学、公害文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批评等术语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学术活动中，但这一文学由于历史短、理论研究处于探索阶段，所用基础术语就其内涵、外延而言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一，将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环保文学、生态文学视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例如说“生态文学或称为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包括描写大自然，描写人的生存处境，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生态灾难，表现环境保护意识，抒发生态情怀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2]，“‘环境文学’是现代浅层生态运动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结果……‘环保文学’也是如此”[3]。也有论者把这种概念看作同一所指的不同命名，如“当我们把这种文学由环境文学命名为生态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就可以提升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高度”[4]。但也有论者指出：“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自然书写等是内涵与外延不同的概念。”[3]其二，把生态批评、文学与环境研究、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视为同义语。例如：“‘生态批评’，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生态批评（或称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5]。
上述可见，我国当代文学对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分并不明确。迄今为止，欧美生态文学研究虽然先行一步，但也同样存在术语、概念运用上的不统一情形。如在美国就有称“自然写作”、“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的，其中以“自然写作”运用最广。
了解“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中“生态”(Ecological)的含义，是判定是否所属“生态文学”的前提。“生态学”(Ecology)1866年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Haeckl)提出时，是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此后格林尼尔的探讨单一生物在生物群落中地位的“小生境”(niche)概念、埃尔顿将生物群种的生存互赖性联系起来的“食物链”(food chain)概念，特别是坦斯利将大自然中所有现象与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互动关系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思想，催生了生态整体论思想。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罗尔斯顿认为，“生命生存于共同体中”(lifeincommunity)，应当懂得“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原则，在大自然中，允许存在一定程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但在生态系统中，“这种行为在冥冥之中却受到了大自然那只无所不在的、维护相互依赖的整体的手的限制”[6]。从生态思想的演化可知，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即将包括了生命界和非生命界的自然系统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对自然生态而言，对任何其中某一部分的损害绝非是无足轻重的。据此生态主义否认人有主宰自然权利的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其基本价值准则。生态文学亦应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其基本价值的文学。同时，生态文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具有工业化直接造成的环境危机的社会背景。生态文学要“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进行“文明批判”[7]。所以，生态文学应当是在现代人类活动导致生态恶化背景下形成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价值，表现人类和自然事物生存生态、反思生态危机的文学。
西方生态学者提出万物平等的生态观念，认为自然物种在本质上与人类相同，具有内在的价值[8]。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9]中不仅展现出大自然的无穷生机和魅力，使鹤唳狼嗥、鹿骨熊皮、泥泞沼泽中的芦苇、贫瘠沙乡中的野花都具有深刻的内涵，而且为人类出于自身利益对自然的破坏行为表达出由衷地感叹和忏悔之情（《像山那样思考》《沼泽地的哀歌》），对国家指导方针政策的失误进行了无情批判（《在云霄》）。这部著述的开创性贡献是提出了自然“共同体”的思想和“土地道德”的构想，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这一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重要推动力。《沙乡年鉴》以其浓厚的文学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成为生态文学的奠基性作品。但作品问世的1949年，正处在二战后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社会空前富裕、科学技术也达到前所未有水平的时期，人们还沉湎在征服和利用自然的乐观情绪中。利奥波德的这部作品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直到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蕴涵着深厚的诗情，作品揭示了农药滴滴涕中毒素在自然生态中的传播污染过程，说明它不仅能杀死害虫，也能杀死那些食取感染了滴滴涕毒素的害虫的鸟类，并危害到食用感染滴滴涕的作物制成的食品的人类及其子孙后代。围绕对这部书的社会性争论，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对政府决策、国会立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卡森的作品是将审美特质与生活现实中的环境保护运动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第一部作品，因而具有标志性意义，标志了美国生态文学创作的成熟。
“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或译“自然书写”），是以大自然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没有生态整体观以及文明批判的要求，创作历史源远流长，中外文学史上都有大量优秀的作品，作家往往借以表达对自然的感悟与体验。如1840年代美国作家梭罗写出的《瓦尔登湖》。在这部文字优美的写实作品中，作家深情地赞美坐在人的近旁的枝丫上的小鸟，叹息宛如大地明亮的眼睛的瓦尔登湖，倡导放弃对奢华的追求，过简朴节制的生活，感受生活的诗意与乐趣。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和《缅因森林》，我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杜甫的《春夜喜雨》、杜牧的《山行》等等，都可以算作自然写作。在美国由于自然写作与目前生态文学发展中的渊源关系，人们实际上用“自然写作”指称生态文学。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了“生态文学”这个更确指的术语。
“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是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产生的旨在维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安全的文学形态，这类文学作品主要揭示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及其恶果、宣扬爱护环境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我国作家高桦在1984年就提出环境文学概念，并作出解释：“我们并不像日本、英国那样称‘公害文学’是出于我国的国情，因为我们不仅要揭露破坏环境的人和事，而且要歌颂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人和事。”[10]指出了环境文学与环境保护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绿色文学”、“环保文学”是这一文学形态的不同称谓。生态文学、自然写作、环境文学如上所述是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直接描写大自然的生态文学作品，本身也是自然写作；不少注重自然生态实践的生态文学作品，也是环境文学作品。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对生态文学发展的及时性理论研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作为生态文学研究的生态批评，如同生态文学创作一样，都是生态文学本身构成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生态批评属于生态文学动态结构中的接受与反馈内容）。1974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著述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概念，指称“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的研究，研究文学的创造“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1]。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衣阿华评论》上发表了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实验》，首次使用“生态批评”(ecocritism)这一术语，他认为生态学“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在和未来最具有实质性意义”，倡导“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12]。鲁克特的论文把生态学及生态学的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所作的“实验”被看作是生态批评的开创性自觉实践。1996年，格洛特菲尔蒂(Chery Ⅱ Burgess Glotfety)和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合编出版了《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该书的导言中对生态批评作出界定，认为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提出“生态批评是以地球为中心来进行文学研究”(Glotfety and Frommx ⅷ）。这部书的问世，表明了生态批评进入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阶段。该书对“生态批评”含义的说明，迄今仍然被广泛引用。“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这些术语都是指对生态文艺的系统理论研究。如鲁枢元著《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就属此列。
2.生态文学是什么？
目前关于生态文学的基本属性认知范畴问题，学界尚未进行讨论，偶有提及差异很大。有看作是一种创作题材的，如将它描述成“写……的文学”，“绿色文学不仅仅是以自然界的动物与植物为题材，更重要的是要灌注生命意识”[13]。“许多文学家……写出了充满哲理的生态文学，以此来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3]有认为是一种文学思潮的，如认为：“环境文学（或称生态文学）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主张通过传统文学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审视和探讨，提倡环境保护既是环境文学的明确主题，也是环境文学的最主要特点。”[14]也有把生态文学看作社会文化运动的文学表现的，还有把它等同于环境文学看作是一种主题的等等。
由于生态文学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处在发展阶段，对生态文学属性的基本认知范畴现在还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如同美国哈佛大学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教授针对生态批评的理论方法所说“再过一代左右的时间，我们也许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其发轫的十年——并能够找到规约其预设的一两部重要著作”[15]那样，对像“生态文学是什么”这样理论追问的回答还需要时间。
生态文学有一些方面是可以把握的。第一，有工业化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现实背景，它给生态文学提供丰富的现实话语；第二，有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理论背景，它为生态文学提供思想资源；第三，有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社会基础，与生态文学互为推动力；第四，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生存生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这种关系因与人类的生存相始终而使其文学话语呈现永久性；第五，有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批判要求，而显现新的价值建构趋向；第六，有呼应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精神，表现出干预现实生活的鲜明倾向；第七，重视内在知性的分析性和审美体验的综合性，在创作与研究上表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特征。
同时，在本质主义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越来越遭受质疑的现今，如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所说：“文学是怎样作为文学而存在的，文学是怎样成为文学的？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文学本体之谜就将揭开。”[16]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应更注重它“怎样存在”、“怎样成其为它”的研究。这也是本文开篇介绍到的采用动态视角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学的创作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生态文学的创作发端以来，特别是随着生态批评的介入和推动，生态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作品的质量数量都在逐步提高，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创作正处于积极、稳定的发展阶段。
从目前的状况看，生态文学创作呈现出五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敏锐的生命感悟与严谨的科学精神的结合。北京师大童庆炳教授说：“绿色文学就是一种崇尚生命意识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生命力活跃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和解与和谐的文学。”[13]“崇尚生命意识”就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存在体验推及自然事物，“崇尚人与自然和解与和谐”就是要求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这正是生态文学的实质性内容。沙漠作家郭雪波回顾道：“当1985年第一次发表《沙狐》时，自己并没有想过什么‘生态文学’之类的命题，只是想把老家人与动物的生存状况及命运展现给世人而已。”因为自己“血管里流的是‘沙子’吐出来的也是沙子”[17]，表达出他的作品是在其生命意识与自然的融合中感悟与体验的结果。
生态文学作品总是立足于对世界的感受，抒发和表达对自然环境与生命本身的直觉与体验，并把这种直觉推及到自然万物中去。把人对自然的破坏看作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生养人的大地的忘恩负义，并把这种感兴从生命本体的角度上加以体认，从而生发出一种面对自然界中的人应当具有的卑微、谦恭和充满敬畏感以及应当怀有感恩情怀的大自然中普通一员的生命视角。这种对人的生命感悟，是文学表达中对人的本色的还原。
生命感悟的表达并没有脱离对人与自然共存状态的理性思考。生态文学将严谨的科学精神纳入到它的表达范围内，用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统计数据和富有逻辑性的严密分析，将人的活动对自然的破坏状况致使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哲夫的《淮河生态报告》中不惜占用大量篇幅罗列各类调查数据，通过相关专家的专业调查，将淮河流域水土资源严重污染的惊人现实，掀开新闻宣传和歌功颂德的层层帐幔，真实地揭示出来。
保罗·布鲁克评论说：“瑞秋·卡森是个理性的、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同时也具有诗人的洞察力和敏感度；她对大自然有她引以为傲的深厚情感。知道得越多，她对大自然赞叹得就越深。因此，她成功地使一本书写死亡的书成为生命的礼赞。”[18]生态文学作品中严谨科学精神的融入使之呈现出新的审美质素。
第二，深厚的情感与历史理性的结合。生态文学表达对自然之爱、大地之爱，抒发对社会之爱、生活之爱，或是以疾呼呐喊的方式，或是以沉痛的回顾，或是以愤世嫉俗的态度直接呈现对社会对生活对自然现状的深入思考，都是出于崇高深沉的对作为自然生命的人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关注而激发的。因此，它的本源就是对生命的真诚的依恋之情。生态文学中，这种情感如哲夫报告文学汪洋恣肆，时而痛切诅咒，时而讽刺嘲弄，时而娓娓说理。在徐刚报告文学中则以强烈的内在感情溢于言表，引发人进一步的思索。
在对现实生态问题的揭示中，作家们对“吃资源饭、断子孙路”的许多丑恶现实都满怀义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千百年来造福人类被看作中国的“绿肺”；三四十年前还是古木参天，林区“不砍树连块搭帐篷的空地都没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几十年来的过度砍伐，加上“5·6”森林大火及大火后的错误决策，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荡然无存，野生动植物资源遭受灭绝性破坏。一个老林区的森林已经沦为公园里的标本。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满山坡的树根纠葛缠绕，当地一位领导非但不为之痛切，反而夸耀只有此地才有此景观。作家哲夫对不作周细调查，轻率妄为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国家、对人民、对家乡和土地毫不负责的漠然态度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
生态报告文学作品一方面注重揭露人对大自然的肆意攫取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对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人的行为进行反思。“人啊，你应该忏悔！”[20]“如果人类肯与一头熊换位思考，肯与一匹骆驼、一头牛、一只蝴蝶换位思考，肯与一条河流、一片森林、一块土地换位思考，那人类就真的有福了！”[21]对污染了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丑恶现象，作家满腔愤恨，发出正义的指控。在这种激情的表达中，生态文学将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和人在自然中的责任始终作为观察现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因而，这种激情抒发具有强烈的历史依托，变得更加博大和深沉。
苏州大学教授鲁枢元在论及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时说：“作者诗化了他面对的山川、荒漠、森林、湖泊，作者也把自己同化进他面对的自然，这在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中，是一种至高境界。有人评论，徐刚的这些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绿色的情感纽带’，这情感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灵万物的体贴，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虑，对宇宙间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充满事例和数字的文章读起来才使人心驰神往，就像是倾听他重新诉说一部人与自然历史的哀婉诗篇。徐刚的这些作品中，时时传递出他代表人类向自然做出的忏悔。”[21]305这种诚挚、真实而迫切地向着“自然”的忏悔，正是徐刚生态文艺创作的精神动力，也正是他的作品感人至深的力量源泉。
第三，深刻的文化批判与强烈的忧患意识的结合。生态文学家总是把揭示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作为自觉的责任，以广阔的生命情怀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人对大自然的实用主义态度行为，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性原因。自然生态是由无机界、有机界和生命界共同组成的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是否符合这种系统的整体利益，是生态文学的首先价值取向。由于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与无度掠夺自然的行为，已经造成了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现实，而人对自然无穷尽的“开发”依然在持续，因而生态文学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标下致力于揭示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观念意识、实践行为、社会形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全面进行反思，这种态度立场就是生态文学的批判性。忧患意识的张扬是生态文学创作突出的精神特质。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以不同的视角发出警策，同时探索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在文化层面，对人肆虐自然的行为作深入分析，甚至把“危机”的现实看作文化“危机”的直接产物，揭示社会的、经济的、人性的内在动因。如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与舆论监督的缺失，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的狭隘性，个人欲望的膨胀，自私、贪婪、权力欲望等等弊端。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曾充满激情地写道：“整个文化的发展已到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一心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的革命。”
生态文学作家深刻地指出我们被物质的欲望所控制，而灵魂变得没有依托，我们失去了对大自然美的感受，我们没有灵性的生活将毫无光彩。“我们变得轻薄，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土地；我们心灵枯槁，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绿色；没有了伟哉大山的险峻，脚下的路反而变得更加迷茫；失去清泉的滋润，又怎么能流淌出清泉一般的智慧呢？”现代人在盲目的物质追求中，“人们已经没有心思没有精力去欣赏生命不可或缺的绿色与花朵”[22]。
生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局限的批判，其意义在于重新挖掘人类在正确对待生存关系方面的潜质。汤因比说：“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23]人类精神的提升正需要精神生态的改善，而这也应当是生态文学的重要目标。
第四，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的结合。生态文学在反思传统伦理、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伦理重建，力图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规约的范畴，生成一种新的生态伦理。生态文学以人对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准，对传统伦理的缺陷进行揭露，从社会历史发展中审视传统伦理的形成及其偏失，文艺复兴在对中世纪神学的历史性反拨中对人的力量及其合法性的过分强调，是对“人”的认识的矫枉过正，具有狭隘性、片面性。生态文学的核心意识之一是生态主义，它强调生态整体利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必然引起既有伦理道德的改变”，内在地“要求建构一种新型的生态伦理。这种伦理以对人生存的忧虑、对人类前途的展望、对人的悲悯为出发点，在深刻的反思与敏锐的前瞻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点，即将危险地凌驾于地球生物种群之上的人重新放回到坚实而温暖的大地上，意欲使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求得生机与发展”[24]。强调生态整体利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并不一味排斥现有人伦关系，而是在反思传统道德基础上，倡导生态伦理。郭雪波的《大漠狼孩》中将人的亲情与狼的亲情的一致性，在自然高度加以体认，表达人的亲情的损害与狼的爱恨情仇的复杂关系，启示人对自身现实处境及其在自然界中的遭遇的强烈关注。
第五，生态理想的诉求与实践精神的结合。布依尔说：“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换言之，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15]这是就生态批评而言的，实际上生态文学创作同样具有十分鲜明的干预现实的倾向。在美国，卡森作品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她揭示了杀虫剂对人类和生物的危害，也不仅仅因为她艺术地展示了自然界的美丽和神奇，更重要的在于她质疑了我们这个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25]。
有论者指出：“‘生态写作’就是传达生态意识的写作，就是努力传播人类目前没有而应该拥有的生态品质，并将之化为现实的实践行为。”[26]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李炳银和袁鹰说：“当代报告文学所获得的巨大声誉和辉煌成就，在很重要的方面，是作家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很好地参与并促进了中国生活的文明进步与变革。”实际上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在向广大读者提供审美的精神需求同时，也冲击、感染和影响着他们的观念意识、情感态度，直接、间接地参与和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三、生态文学的成就、现状与不足
1.生态文学的成就和现状
我国生态文学的创作、接受及其研究都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当前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下面分别就创作、研究情况进行评述。
我国生态文学的创作经过20多年积累，从无到有，不断壮大，正处于积极、稳定的发展阶段，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优秀作家纷纷参与生态文学的创作活动，树立了生态观，开阔了知识视野，积累了创作经验，为后续创作积蓄了后劲。我国自然生态恶化的现实状况在国家政策介入干预中受到一定遏制，但积重难返，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性扭转。而反映自然生境的纪实性生态文学的创作会仍然活跃。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将“建设生态文明”、坚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为生态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社会现实层面的话语障碍，在生态意识的传播普及层面，生态文学的实践精神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共有话语，在创作上展现出光明前景。但生态文学作家尤其是纪实性生态文学作家的创作不会因此变得一帆风顺，在地方、区域性的暂时政治、经济利益和一些个人利益同国家全局、整体的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地方、区域性的或利益集团权利主体仍将在社会惯性作用下，用各种方式同国家政策相对抗。生态文学创作仍然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我国生态文学的发生晚于美国，但在西方生态批评传入我国之前，20世纪80年代生态文学创作就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生态报告文学和生态小说最先出现在台湾，如马以工的《“九孔”千疮》、韩寒的《红树林生在这里》、心岱的《大地反扑》和宋泽莱的小说《废墟台湾》等，但影响并不大。大陆的生态文学创作是以沙青、徐刚的报告文学和高行健等作家的戏剧拉开帷幕的。高行健的《野人》（创作于1985年）把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人的多重矛盾交织一体，“有冲突，有和谐，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整体，这种结构本身就充满了生态学的意味”。《野人》在不同主题的展开中将生态恶化问题突现出来：城市的扩张、森林的砍伐、环境的毒化，“使人类从外到内丧失了栖居的场所”[19]。孙惠柱和费春放的《中国梦》（创作于1987年）以及过士行的《鱼人》（创作于1989年），这些戏剧文学作品都是中国生态戏剧文学的发端之作。1986年沙青发表全景生态报告《北京失去平衡》，1988年发表了《依稀大地湾》，同年，徐刚的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问世，作品痛切地揭示了我国一些名胜风景区的森林被滥砍滥伐、自然植被和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情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上述作品开创了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河。
1992年生态文学刊物《绿叶》在全国出版发行，多年来发表了大量生态、环境保护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对生态文学理论进行了认真探索。此外，《中国环境报》《绿色时报》《人与自然》《森林与人类》《人与生物圈》《自然之友》等一批以环保宣传为主题的报刊的创办，不仅发表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生态文学作品，还对社会的生态意识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曲格平、王蒙作首席顾问、高桦任执行主编的大型多卷本生态文学作品集《碧蓝绿文丛》汇集了100多位作家的作品，作者涉及当代文坛知名作家的大半，如冯特、王蒙、贾平凹、李国文、徐刚、张炜、刘恒等等，容纳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作品三千多万字，这些都是生态文学创作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生态报告文学初创之后一直是生态文学创作的担纲文体样式。这一文体创作20世纪90年代后继续得到长足发展。徐刚和哲夫是生态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徐刚专注于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写出了《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绿色宣言》《国难》《倾听大地》《世纪末的忧思》《中国，另一种危机》《守望家园》等一系列深受欢迎的作品。作品涉及植被破坏、水体污染、森林盗伐、野生动物偷猎、资源浪费、土地沙化等生态危机的各个方面，同时还表达了资源综合利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想。作为诗人作家，他的作品中，“既奔涌着诗人狂放的爱憎、闪射着诗人敏锐的直觉，又透递出诗人细腻的观察、精微的描摹”[19]305，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已经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思人居与生态和谐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王治安在2002年10月出版的《三峡大移民》，运用全景视角反映百万三峡移民历史性迁徙的艰难曲折历程，容量浩大，感人肺腑。200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国首套生态纪实丛书《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这是作家哲夫在创作了《天猎》《地猎》《黑雪》《毒吻》等“黑色生态批判”系列长篇小说之后的重要收获。哲夫连续5年参与了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沿长江13个省采访，历时108天，行程2万多公里，付出了巨大的辛劳。2006年，哲夫的以国家林业生态现状为主题的纪实作品《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出版。
20世纪90年代我国频发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引起了全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小说逐渐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生力军，陈应松、郭雪波、杜光辉等在生态小说创作上收获最丰。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作品从2001至2004年连续获奖，引人注目，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他的作品以湖北神农架生活为背景，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触及人的精神生态问题。郭雪波20世纪90年代起写出了《沙狐》《沙狼》《大漠魂》《大漠狼孩》和《银狐》等作品，以宏阔的视野描绘故乡科尔沁草原和沙漠的生活，展现了蒙古高原苍凉瑰丽、荒芜神奇的环境中人与自然（生灵、沙漠、风暴和植被）的依存关系，揭示了草原生态遭受到人为破坏而不可回复的严酷现实。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把对商州文化的反思提升到对整个人类生存的预警，小说蕴涵着生态伦理意识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杜光耀也是一位致力于生态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再现了在青藏高原掠夺与保护自然资源者之间的生死较量。此外，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空山》、杨志军的《藏獒》、刘庆邦的《喜鹊的悲剧》、张炜的《赶走灰喜鹊》、叶广苓的《狗熊淑娟》和《老虎大福》、甫澜涛的《紫山岚峡谷》等，这些优秀的生态小说作品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命题的思考，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人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作家们的思维触角已经深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内核，力图从更深的层面上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我国报告文学作品最早切入到生态问题的社会痛点，显示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巨大的道德勇气，这既是作家深沉的爱国情怀的展现，也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忧患传统。近些年来，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热潮中，休闲文化的泛滥，冲击和“解构”了不少人的核心精神价值，文学创作不乏纵情声色、索私探隐、沽名取利的作品。生态报告文学作家始终坚持着严肃的社会态度，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以敏锐的观察、前瞻性的思考，承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譬如徐刚，专注生态报告文学创作20年，不为名利所诱，不为时尚所惑，作品表现出一种“凛然之气”。在目睹了乱砍滥伐给森林造成的惨状后，作家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情创作了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当时的《新观察》杂志以整本的篇幅推出了这篇作品，立时轰动了全国。作家李青松把徐刚称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他回顾说：“也正是因为这篇作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森林和自然的认识，颠覆了传统观念，并深深影响了高层的决策——自此，林业由以采伐木材为主开始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进行艰难地转变。当时的林业部部长说：‘我们应该感谢徐刚，他在我们的背上猛击了一掌！让我们从睡梦中醒来。’”[27]纪实文学一旦丧失了洞察现实、批判黑暗、反对欺瞒、伸张正义的勇气与胆略，一旦丧失了关怀人类处境与命运的忧患意识，也就丧失了现代审美价值。《伐木者，醒来！》对中国环境危机的棒喝及其警醒作用，不亚于《寂静的春天》之于美国，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文本的范围，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渐渐被贪婪和欲望熏染得近乎麻木的心灵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冲击力。
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注重生命感悟和体验到注重提升生态系统意识的发展过程，这也是我国生态文学作家所共同经历的一个内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文学作品的质量在得到不断提高。
小说作家郭雪波坚守在被冷落的严肃文学创作园地，书写大漠二十多年，展现人类和自然亲密无间、共同生死的关系，作品雄浑瑰丽，读来令人惊心动魄。“他是大漠之子，他跟大漠天生存在血缘亲情，他对大漠知根知底、问寒问暖、尽心尽力”，“上苍把人类生存环境之艺术守护神的职责与能力授予了他”，使他的小说“现实而神秘，剽悍而温柔，粗犷而细腻，以新奇引人注目，以深邃启人思索”[28]，形成了一道独有的文学景观。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生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如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生态灾难频发等等。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在谈到新颁布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时指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国家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的防治措施，但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环境污染引发的健康损害问题在局部地区已经相当突出，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近年来，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害问题在一些地区甚至引发了群体事件，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而且，从我国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未来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尚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扭转。”
他说：“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仍然十分严重，全国监测的400个城市中有46%的城市大气中PM10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地表和地下水体的污染也非常严重，近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近一半城市的地下水受到污染，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严重；土壤污染严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不少受到污染的土地仍然在进行农业生产。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出生缺陷率均呈增长趋势，环境污染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一些地区的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问题还相当严重……环境与健康的民生问题已十分迫切，危害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9]
这就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的现实状况。生态危机的严峻事实成为作家进行生态文学创作的强大推动力。作家们在许多生态纪实作品中直面现实，敢说真话，赞美生态维护者，谴责见利忘义、破坏生态环境的丑恶行为。陕北榆林地区靖边的牛玉琴夫妇用5年时间承包治理了1万亩荒沙，作家由衷地赞美那看上去平常、普通的女人“已把有限的生命托付给大漠托付给绿色”，从这个平凡的劳动妇女想起了含辛茹苦的母亲，把她看作“‘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总结推广治沙技术的基层干部被当作治沙造林的英雄[30]。
生态文学创作是一项分外艰辛的事业。在眼前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总是会有矛盾的情形，眼前的、地方地域的、个人的利益优先，“使环保沦为一个不愉快的话题”[20]305。正是在这样真切的现实揭示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环境文学研究会会长陈建功，从哲夫的江河生态报告中读出了作家把“博大深沉、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殚精竭虑、奔走呼号的激情”，“大志向”、“大悲悯”、“大情怀”和“赤子的深忧”、“智者的远虑”。[31]2这正是生态纪实作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为生态意识的社会性传播和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机遇。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首要的问题是在全社会培养和树立生态意识，只有具备了自觉的生态意识才会主动关心维护公共资源、维护“生态共同体”利益，也才会主动检视调节自己的内在精神生态。而生态意识的广泛普及，一方面正是生态文学努力的现实层面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正是生态文学自身发展所必须要求的，它为生态文学培育了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广泛的读者。生态觉醒发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因而人对自然的态度的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必然导致人类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精神的深刻变革，也必然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新进步。
目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自然生态话语呈现出空前的关注，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
倡导生态和谐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央政府一贯所向往的，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植树造林，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倡导下五届全国人大做出了《关于开展全民植树运动的决议》，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上世纪末，江泽民发出再造秀美山川的号召；温家宝先后四次亲赴甘肃民勤调研解决沙漠化问题；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提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到2020年将我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32]。2007年11月6日，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局办联合发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表明了国家对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该计划关注到环境污染及其导致的健康损害问题，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环境权益和健康权益，关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权益。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7年12月15日，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在保护环境问题上所做的积极努力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赏与肯定，并得到与会各方的普遍好评。这些都在国家政策层面为生态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社会现实层面的话语障碍，确立了生态文学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合法地位。
当前我国生态文学的创作、接受及其研究都正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在创作上如前所述正处于积极、稳定的发展阶段，生态文学作品的质量数量都在不断上升。作品的生态视野也更加广阔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也在进一步加强。例如新近发表的杜光辉的中篇小说《浪滩的男人女人》[33]，通过宁静的河边小镇浪滩镇在经济开发大潮冲击下原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在自然资源的破坏中遭受毁灭的故事，把生态问题的揭示深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将人性的善恶美丑在欲望冲动中进行有条不紊的剖析和冷静的审视。小说以致富资源的社会不公现象为介入点，揭示了中国乡镇官商勾结靠侵占国家、普通劳动者和大地利益发财致富的普遍特征，剖析了人与自然矛盾对立的社会文化基础。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对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造成的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作出了生动鲜活的描画，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且较为深入地反映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生态状况，一定程度地揭示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同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这种揭示还不够清晰和全面，也还缺乏深刻的批判力度。
郭雪波的《大漠狼孩》突破了将动物作为某种象征符号的传统，着力于塑造新型生态人格。小说中的爸爸经过“失子”、“寻子”、“教子”和“救子”经历逐步完成了由传统的社会人格向生态人格的转变。强悍的“我”爸爸与母狼、狼孩一同在严酷的沙漠生境的相处中，切身体会到大自然中人的卑微。体验到包括狼在内的自然生灵的价值和可贵，将内心单一的复仇愿望转变为产生对狼“养子”行为的感恩与尊重的生态情感，这种情感的迸发也正是他生态人格形成的标志。这些作品显示出我国生态文学创作正持续向文化内省深度探进。
生态批评也异常活跃，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也日益深入。有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大力提倡和推动，有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陈剑澜、韦清琦等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生态批评正在富有生气地发展。生态批评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艺理论的体系化构建。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这两部著作对生态批评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在中国生态批评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生态文艺学的奠基性成果。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是生态美学的重要论著。这些专著对当代生态批评的研究有重大指导和借鉴意义。
第二，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译介和研究。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出过“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译介研究工作，为中国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第三，本土生态批评研究。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是目前本土生态批评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第四，对中外文学史上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与解读。这是目前生态批评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2.生态文学的不足：创作与研究
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作品在质和量上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具有深厚生态意蕴和高度审美内涵的优秀作品总体上还不多，缺乏冲击力，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生态意识不深入。相当一些作品，包括《碧蓝绿文丛》中的不少作品也还“仅停留在生态被破坏的揭露展示方面，缺乏对于生态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34]，甚至一些作品还立足于自然环境对人的有用性来认识事物。这种对人类对待自然生态的种种不义行径及其结果的呈现诉求，遮蔽了对人类文化偏失根源的追寻，也影响到对文化批判的深刻性。倾力于对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的表层揭示而不能深入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生态危机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力图及早改变生态现状的急功近利的心态驱使。生态文学作品大都将着力点放在对环境恶化现象的描绘与揭露上，注重对外部表象形态和客观结果的揭示，没有注重对造成这一现象和结果的深层文化原因进行挖掘。因此还未承接到生态文学的生命源泉。这就形成大部分生态文学作品不乏激情，但缺乏内在的知性蕴涵。另一方面不少作品中的忧患意识就其内容而言也还未能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作品的忧患主要还是来自对人类破坏自然而将遭受自然界惩罚的危机感。强烈的危机感在传达出作家深切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也透射了对生态问题思考和认识中的局限性。
生态文学创作的规模，一定意义上显示着对生态问题解决的信心，也反映着对社会公正、社会话语权的信心。在目前我国政策导向十分有利于生态话语生成的情形下，“公正”问题就显得极为突出。实际上“公正”的问题就是现代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文化问题，它同人与自然生态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目前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社会生境中，社会公正、文化弊端也是当下社会生活中文学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任何有良知的作家都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第二，生态文学创作队伍还不够壮大。侧重于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特别是知名作家还不多，作家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知识储备不足，这不利于整体提升生态文学创作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因此需要文学主管部门采用多种形式吸引作家积极参与生态文学创作实践，在创作中探索、学习和提高。以往徐刚、哲夫、陈应松等作家创作的成功，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三，生态文学创作特别是纪实性生态文学创作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当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问世，当即遭到农业部、食品公司、化工公司、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相关政府机构、利益集团包括相关媒体、科研机构的一片攻击，指责作者“非理性”、“夸大其词”、“歇斯底里”，要把人类带回“没有科学的黑暗的中世纪”。在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特别是生态纪实文学或纪实写作的调查取材经常面临作假、欺骗甚至人身安全威胁的遭遇。有的企业向国家环保局谎报治污达标，实际上却连处理污染的设施都没有，被发现后谎称是地方环保局的打字员打错了。有的企业违反国家政策擅自挪用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专款扩大生产线，却得到了县市政府的支持，甚至被环保部门认为治污工作做得好的企业为了省钱，接受采访时“运转得很欢势的污水处理工程”，在采访者走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偃旗息鼓，吹灯拔蜡，不再运转，四周连个人影也没有”，而污水被径直排进了河里。“被贪婪自私挤压诱发出的丧心病狂，为富不仁，对财富的贪得无厌使他们无所顾忌，这种无所顾忌损害的不仅是他们自己，也波及了无辜的人们。”作品揭露“时常能看到一张张胖胖的或瘦瘦的露着同情微笑和歉疚表情的好人们，他们一边真心实意地说着对不起，把你们给污染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一边却又走回去，从容地打开了排污闸门，继续图财害命”[29]。这是目前中国许许多多污染企业和地方权力主体只图局部眼前利益和个人政绩的形象写照。在国家利益、长远利益、生态利益同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生态文学作家总是要捍卫前者，这使他们往往要遭受被触动的利益主体的打压，经济上也得不到支持，这与畅销书写作的丰厚回报形成鲜明对照。国家对生态文学创作应当给予相应经费支持，鼓励作家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有效作用。
第四，生态意识的社会传播不够。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基础，也是生态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意识的社会传播程度标志着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目前，主流媒体舆论宣传已经将环境保护内容纳入其中，但还缺乏力度。各级教育领域也远未把生态意识培养作为渗透在各类学习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不够，生态批评没有关注当前创作。目前，生态批评虽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系统理论研究成果不多，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主要成果的译介还没有全面展开，生态批评着重点也主要集中在单一文本主要是文学史经典文本的生态阐释上，对当前创作的关注甚少。文本阐释的视野在跨学科、跨文化方面缺乏广度和深度，对生态文学文本审美范畴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四、对策与展望
保持和进一步拓展生态文学的开放性，这是促使它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策略。生态文学的开放具有优越条件，它是从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创作上不应拘泥于某种单一的主题、题材、方法与技巧，也不应用既有的文学体裁、形式去要求它，作为审美形态，只要它表达了生命存在的生态关系，体现出关注生态整体利益的价值观，能满足精神审美的需求，那它就是生态文学作品。
目前生态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识欠缺、欠深入状况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例如在美国，布伊尔教授将生态文学的发展区分阶段，就是以生态意识的深入化程度作为依据的，他坦言试图在论著中对它的发展加以引导。因此比照我国生态文学现状，不必要对此过于担忧和焦虑，应该把它看作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但生态批评应当充分发挥它的责任，适时加以引导并尽其所能地提供最大限度的理论资源，促进它的健康发展。
生态批评无论是在生态文学创作中还是在其自身理论建设中都应充分关注它的开放性。第一，应注意到内容的开放。应当不局限于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文化范围和描绘及研究的领域，应当支持文学表现上的跨学科性、跨文化性。第二，应注意到形式上的开放。生态文学的表达可以借用以往任何成熟的、公认的文学创作形式，也可以在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中生发出新型的文学表达形式，也许人们关于诗与科学结合的梦想将最早从生态文学中得以洞见曙光。第三，认识视角的开放。对生态文学不能要求用单一的视角进行认识和观察，无论这种视角是社会性的还是生物性的、哲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应当有多视角的自觉意识。研究生态文学首先需要用生态意识看待文学，即把文学当作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生态文学各要素的动态关系研究中，还原和增进生态文学的生命活力，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强调某一个要素的意义。第四，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克洛伯尔说：“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它只不过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35]研究方法涉及哲学层面上的方法论、学科层面上的系统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具体方法。研究方法开放性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活生态文学创作，在理论上进一步支持和促进生态文学创作的兴旺与繁荣。应当强调指出，生态批评绝不能忽视作品的审美质素，关注现实生态问题，同时要关注生态文学的审美问题，要把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相结合，不可偏废。
加强生态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探索建构学科理论，在学术交流中规约基础理论话语，使之合法化，是避免生态文学研究上的泛化而造成生态文学本身特性消解的根本途径。
批评者的理论素养对生态批评尤为重要。我国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与西方相比有较大差距。生态文学研究者要在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扩大视野，吸收生态学、生物学、生命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成果，扩大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阈，在宏观视野中提升生态文学研究水平。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尽早开设相关课程。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内华达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蒙大纳大学等都在生态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推动了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后备人才的培养。
发掘运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无比丰厚的生态思想资源，如《易经》中的宇宙整体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孔子的“天人合一”、孟子的“天人和谐”等等思想，研究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生存体验中形成的生态智慧，取长补短，凭借这些“先天”资源优势，开展生态文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国际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当前，应加强对生态文学创作的评论和引导，推动生态文学健康发展。
在文学管理层建立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激励机制，组织评奖、采访研讨、提供相应经费支持、资助进修学习等活动，创办专业研究期刊，加紧规划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译介研究，尽快完成对本土生态思想资源的初步梳理，吸引更多的优秀作家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进一步提升生态文学创作的质数量，加强生态意识的培育传播工作，壮大生态文学读者群，形成有力的社会效应，促进生态文学的生态逐步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