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困论文,视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贫困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概念。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贫困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缓解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所解决的贫困，依然停留在多维贫困层面的较低层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其所要解决的贫困问题的层次也会进一步提高，从而与贫困研究的世界潮流趋同。
一、贫困的界定
对贫困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如果从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的早期著作算起，迄今已经有100年左右的历史了。在此期间，不计其数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贫困”下了不计其数的定义。但就一般意义而言，贫困无外乎两个方面。从狭义上讲，贫困是经济意义上的贫困，是指难以将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的状况。广义贫困除包括经济意义上的贫困以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如人口寿命、营养、教育、医疗、生存环境及失业等方面的状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类社会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贫困的概念逐步由狭义的纯经济层面向广义的影响生存质量的多层面过渡。贫困的概念界定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在世界银行和国际权威组织的定义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全球背景下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
与贫困内涵变迁的历史相适应，世界反贫困战略也作了相应的阶段性调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贫困战略的侧重点放在物质资本的注入上，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但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反贫困战略，由于和贫困人口的偏好相距甚远，以及寻租现象，因而效率比较低下，由此而引发70年代和80年代反贫困战略的相应调整，将过去单纯关注物资资本的投入转变为更加关注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取向相适应，注重改进经济管理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反贫困战略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许多缺陷：其一是，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缓解贫困，但是这种改革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为支撑，就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减少；其二是，构建人力资本的社会服务方面的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贫困，但由于对穷人呼声的研究及其研究中突出的制度性失败，使得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未产生预期的效益。从动态和与贫困研究的世界观点的角度看，今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至少应实现下述四个方面的转化：
1、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在我国，由于地区发展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和各阶层内部之间的收入不平衡，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体制转型的完成和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的贫困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其缘由在于：第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由于农民自身的禀赋和拥有生产要素数量的差异，因此使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也进一步拉大了各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第二，城乡之间贫困差距呈扩大趋势。第三，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实力较弱，处于国际上的相对贫困地位。因此，从中国贫困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上，相对贫困将成为贫困的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
2、调整政策取向上，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集体贫困是指用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地区财政收入、人均GDP等经济指标和资源环境条件来衡量的区域性贫困状况，如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乡镇。个体贫困是指以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基本生活品占有量、人均营养状况指标和卫生保健状况以及人文素质等来衡量的贫困家庭及成员。在过去的反贫困实践中，我们过分重视集体贫困，忽视个体贫困，只看到贫困的省、地区、县、乡、镇、村，而忽视贫困地区存在的豪华、奢侈现象与待救济的贫困个体的事实。同时也忽视了富裕地区还存在贫困个体的事实。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国家虽注入大量扶贫资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至于个别地区挪用挤占扶贫资金，置贫困个体死活于不顾的现象更是屡有发生。因此，转型时期的扶贫工作的重心，应将扶贫资源直接面向“最贫穷的人”，将扶贫重点转移到巩固和提高贫困个体的生存保障和发展能力上，着力从制度安排、技术培训、资金投入、产品开发、咨询服务等方面提升贫困个体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的手段和能力，从扶贫和扶智的结合上，从就业和救济的组合上，为贫困个体提供出路和保障。如果我们对贫困群体，特别是包括贫困个体在内的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与心理承受能力有所忽视的话，那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3、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中国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贫困，同时也包括比物质贫困内涵更丰富的人文贫困。尤其要注重研究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知识贫困。所谓权利贫困是指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人力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包括识字水平、足够营养、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知识贫困是指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匮乏。人文贫困的核心是权利贫困和知识贫困，实质是对人类基本权利或能力的一种剥夺。正因为如此，人文贫困被列为21世纪人类所关注的最大社会问题。而中国又是人文贫困最突出的国家。
4、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的法律和各种正式的社会规章制度；二是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的约束，如价值观念、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三是实施机制。以往的许多经济增长模型，都是通过各种物质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而制度因素都被视作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事实上，制度与经济学中的土地、资本、信息、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一种稀缺生产要素，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中国摆脱贫困，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几亿农民解决温饱，都是制度诠释的典型案例。因此我们在解析贫困成因时，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才能是令人信服的。
三、未来反贫困对策设计要点
1、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使反贫困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我国作为反贫困主体的国家应效仿其他先进国家尽快制定《反贫困法》，明确反贫困事宜。一方面应明确有关主体（指政府、社会组织和贫困人口）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应确立详尽的反贫困计划、政策、组织、管理、监督等职责与机构，确保职责明确，程序规范。
2、进一步调整瞄准机制，将以县为基本瞄准单位转化到瞄准贫困人口。我国现行的以县为基本瞄准单位的反贫困政策的最大弊端在于，一方面忽视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则造成扶贫资源流入贫困地区的非贫困人口，从而造成扶贫资源低效益现象的产生。因此必须改变现行扶贫体制，瞄准贫困人口。同时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政策，提高贫困人口参与能力。
3、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相对贫困。首先，严格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先富起来的个人要严格按照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并鼓励富裕的农村地区和个人投资兴办教育、交通和其它公益事业，同时对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实施“希望工程”，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权利的人实施社会保障，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其次，打破地区和行业的人为限制，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使劳动力能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最后，应大力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奉行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制度，并从多方面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在低负担条件下发展农村经济。
4、关注人文贫困，由过去单纯关注收入贫困，更多地转向关注知识贫困、权利贫困和人力贫困。首先，大幅度增加贫困地区教育投入，普及义务教育，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知识贫困。其次，政府提供有效的就业机会、收入机会，并通过改善社会福利等举措，消除权利贫困。政府可采取的公共政策有：积极发挥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调整财政支出的次序，将“硬件投资”转向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等“软件投资”。再次，实行以关注解决“生育保健、医疗卫生、生活基础设施”等为主要内容的消除人力贫困的关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