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历程
●曹庆国
2018 年3 月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 周年之际，笔者从十个维度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轨迹，真切感受中国共产党的胸襟和各民主党派的担当。通过加深对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将有助于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种制度优势。
一、“三大法宝”论断的提出，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9 年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8 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把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而且作为“三大法宝”之首，足见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分量。“三大法宝”论断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精辟总结，也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二、“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成为新中国多党合作制的雏形
1941 年1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宣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为此，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即在参议会和政府里，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势力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和要求，既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结合所形成的必要优势，它对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拉开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序幕。
三、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推动和平民主建国的努力，促进和影响着民主党派的加速成长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两个前途、两个命运的选择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1945 年8 月25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中共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并发表宣言和声明，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之后举行的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和谈期间，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同中共一起，共同为和平民主建国而奋斗。这段时间出现了民主党派成立的高峰期。1945年10 月，由谭平山、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发起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成立，“主张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2 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人胡厥文及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发起，以工商业界爱国民主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同月，由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发起，主要由文教界和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要求国民党立即“还政于民”。1946 年3 月和4 月，由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发起，在广州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先后两次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5 月，由许德珩、褚辅成等人发起，以民主科学座谈会为基础的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反对官僚买办及一切为私人或派系谋利益的经济关系”。1946 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另一方面，不顾各界强烈反对，于1946 年10 月下令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准备在会上强行通过维护其一党独裁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迫使以前游离在国共两党中间的人士不得不作出选择。各民主党派经过分化改组，绝大多数坚决站到了中共一边。1947 年2 月，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11 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台籍人士在上海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赞成和接受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张打倒国民党独裁政权，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要求实现台湾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1948 年1 月，三民主义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香港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布“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主张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拥护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至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个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全部正式成立，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五一口号”的发布和响应，空前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善于在历史转折关头及时提出具有强大引领力的政策主张。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中共中央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1948 年4 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尤以毛泽东亲笔增写的第五条最为关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同声相呼。“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普遍而热烈的响应，一时呈现出众星拱北、万水朝东之势，这标志着他们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建国的历程。“五一口号”被后人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宣言书。
五、周密细致地把大批民主人士安全接到北平，为新型政党制度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虑事周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尊重信任、关心备至，真诚听取意见。1948 年9 月，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上海局的电文中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当时考虑召开的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 个单位、每单位6 人共180 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为了迎接民主人士来西柏坡参加政协会议，中共中央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不惜金钱，在东柏坡村建造起了当时中央机关最大的房子——中央大礼堂，后来称为政协礼堂。这栋建筑白墙黑瓦，非常简朴，仅能容纳几百人，在当时却是比较高级的建筑。同时，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是一座建于 20 世纪初期的路易十四风格的三层建筑，曾经是“或即哈市召开新政协”的会议地点，北上民主人士先后在这里汇聚。1948 年10 月，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在同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商讨后，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提请听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意见，同时开始共同纲领起草工作。从1948 年10 月到11 月，入住马迭尔宾馆的民主人士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商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11 月25 日，中共中央派高岗和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和朱学范等8 人，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8 年11 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电中共中央上海局，将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11 月25 日商谈的共同协议一并转发，供其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至此，《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讨论结束，新政协的召开已经具备了共同的政治基础，马迭尔宾馆也完成了它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
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正式拉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序幕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决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后来说的“旧政协”。“五一口号”发布后，为了区别旧政协，而将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但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中，对“新政协”称呼不一，有“政协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会议”“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等。1949 年6 月1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为了给会议一个统一的名称，周恩来建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并在8 月22 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中，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同年9 月17 日举行的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政协出席代表662 人，就成分来说，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从地域来说，东北到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东南到琼崖、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包括少数民族及国外侨胞，诚为四面八方的大团结和中国人民空前的大盛会。董必武在《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一文中说明：“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他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经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他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定名赋予新型政党制度丰富的涵义和发展空间。
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定名赋予新型政党制度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背景下，1949 年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全会着重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问题，讨论和制定了全国胜利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讲话中高瞻远瞩地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来。”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应体现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一个是革命斗争的价值取向，另一个是合作协商的价值取向，前者用于对敌斗争，后者应用于革命阶级内部各进步政党、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不仅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计算连续相时，采用二阶精度迎风差分格式，并基于有限体积法计算连续相控制方程，通过Coupled算法求解压力速度耦合，采用分离式求解器求解控制方程。计算离散相时忽略雾滴运动对气流场的影响，采用非耦合方法考察雾滴分布，通过积分颗粒作用力微分方程得到颗粒的运动轨迹。计算过程中压力、动量、k和ε等的亚松弛因子取默认值。
八、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紧密配合，有力促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应运而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奔赴解放区，开启筹备新政协、协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为把香港的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又决定利用大连到香港的海上航道来完成这项机密任务。考虑到香港的复杂情况，及海上航行由于国民党海军活动尤其是经过台湾海峡所存在的风险，周恩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移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在他亲自部署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由方方、潘汉年、夏衍、连贯、饶彰风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1948 年8 月下旬，首批知名度很高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安全北上。1949年3 月，第四批民主人士抵达天津、北平。在此之前，由于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周恩来又周密安排将已到东北的各方面民主人士接到北平。把大批民主人士接来筹备召开新政协，为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大批民主人士陆续安全抵达北平并受到礼遇，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亲切接见司徒美堂、柳亚子等大批民主人士，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与程潜。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宽阔胸襟、谦虚态度、儒雅举止，赢得民主人士高度赞誉。陈叔通感慨万端地说：我看到的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惟独毛泽东不是如此。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政协会议的人选名单和“共同纲领”草案。李维汉负责的小组经过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最终确定新政协代表662 人，包括了各个方面、各个界别的代表人士。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来的人选名单时幽默地说：“这就是一部天书嘛。”毛泽东、周恩来广泛征求和吸纳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意见，为制定“共同纲领”字酌句斟，仅对第三次起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修改了200 多处，周恩来修改了100 余处，至少十易其稿。《共同纲领》的三次起草过程，均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九、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忱参与和竭诚尽力，共同筑就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石
（3）是否属于科学实验等技术范畴。对于科学实验等技术问题分析，首先要明确定性这种行为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是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是划分该类问题技术分析的分水岭。
ABS树脂的增韧机理为多重银纹及剪切带，橡胶粒子诱发银纹并阻止银纹的发展，多个橡胶粒子互相作用形成多重银纹，吸收能量，材料表现出韧性。当温度提高到一定程度，高分子之间自由空间加大，分子链段运到能力提高，分子链更加容易取向，在外力作用下更多的分子参与形变，形成剪切带，提高材料抵抗外力的能力。
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隆重召开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建立
1949 年9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体代表共45 个单位及特别邀请人士，共有正式代表、候补代表及特邀代表662 名。中国共产党作为发起政协会议的最大政党，代表名额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相当，同为正式代表16 人，候补代表2 人。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了国都、国歌、国旗及纪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 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 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过去矿业用地租赁集体土地的情况较为频繁，多为农用地或者未利用地，其实际用途与二调现状用途并不一致，难以与现有政策衔接，造成后续使用困难。因此建议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但是具体操作中，根据其与二调现状用途的出入情况，进行差别化处理：一是对于二调已确认为建设用地的，按照建设用地管理，需要处罚的，依法处罚到位后，为用地单位补办建设用地手续；对于二调确定为非建设用地的，实际上因矿山开采造成损毁不可恢复的，经年度变更调查、核减耕地保有量、补划基本农田后，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949 年10 月1 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作者单位：湖北省谷城县政协）
责任编辑/张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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