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经济体制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经济体制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苏联剧变前夕的经济形势
1990—1991年，苏联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经济危机已经暴发，这表现为：社会生产已从前些年的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1990年国民收入已下降4%，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了3%；国家财政已到了崩溃边缘，当年预算赤字已达财政支出的10%左右，国民经济投资下降19%；市场供应体系业已瓦解，商品供应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缺口达50%左右，排队、抢购之风日盛，商店货架日空，凭票供应的商品日多，黑市日盛。尽管政府竭力控制物价，价格已在大幅上涨，恶性通货膨胀即将暴发；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货币工资虽在增加，但远赶不上明、暗通货膨胀的上升，1990年居民用数倍高价从黑市和自由市场购买的消费品已占1／4左右，实际收入下降了15%左右，远高于生产下降的幅度。剧变的当年1991年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供应体系业已崩溃。
经济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它损害了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造成了群众思想混乱和不满以及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危机，为国内外、党内外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进攻及其和平演变图谋得手提供了条件，也为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反马列主义路线的推行提供了温床。这无疑是苏联社会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苏联经济体制老化是经济形势恶化的重要原因
苏联经济形势恶化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戈尔巴乔夫等人自1988年开始推行的政治改革无疑是重要因素。戈氏等人在“新思维”、“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以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下推行的政治改革，全盘否定苏维埃制度，取消苏共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引发了社会动乱。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罢工风潮，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思潮的泛滥，对国民经济运行已经产生了重大冲击。1990年特别是1991年苏联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首先是戈氏等人制定和执行错误路线的恶果。但是，苏联经济危机的形成也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诸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以及军备竞赛的消耗等都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在所有这些深层原因中，经济体制更具综合性，它集中反映了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因而本文着重加以分析。
苏联的经济体制曾是有效的。说到苏联经济体制的矛盾，人们往往强调其“固有弊端”，甚至认为它的形成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背离和歪曲。事实上，任何体制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为解决一定的社会经济任务而产生和运行的，没有任何矛盾，永远不变，适用于任何条件和任务的经济体制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时间、条件，抽象地评价某种体制的合理性是不科学的。
苏联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20—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非商品性和计划性以及管理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且不说这种体制的理论基础如何，更为重要的是，它适应苏联当时面临的社会经济任务和国内外环境。当时，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的征兆已相当明显，党和政府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需要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重工业，建立起强大的防御体系。任务急迫、艰巨，而条件又十分恶劣、复杂。由于多年的国内外战争的破坏和消耗，国家和人民都十分贫困，商品奇缺，市场瓦解。先发展农业、轻工业逐渐积累资金、丰富市场，通过市场和交换关系筹集、调配资源，是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的通常途径，也是布哈林等人所主张的。但很明显，这并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国情。另一种途径就是，靠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国家计划，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突击发展重工业。这正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所主张的。这也是苏联经济体制形成的基本条件和背景。
从实践来看，这种体制尽管存在许多矛盾，但它保障了当时苏联基本社会经济任务的完成，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数千个大型现代企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一个部门相当齐全的大工业体系。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每天平均都有一个千人以上的大工厂投产，工业增长速度年均近20%。这与资本主义世界当时的大危机，工业大幅度下降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例如，在1929—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增长了1倍多， 而同期美国工业下降了42%、德国下降了39%、法国下降了26%、英国下降了18%。总之，苏联的经济体制保证了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种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体制。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借鉴这种体制，也都取得过相当好的工业发展成绩。
6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体制的矛盾逐渐突出。应该看到，苏联的经济体制并非完美无缺。它有突出的优势，也有许多缺陷，在其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潜伏着许多矛盾。其主要优势是：便于集中力量，突出发展某些重大项目，完成特定的重大任务；比较容易发挥国家的资源动员和调配作用，比较适合于粗放型增长方式；比较容易培养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精神；等等。其主要缺陷是：难以发挥和利用多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国民经济平衡、全面发展；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难以适应集约型增长方式；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容易产生平均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优势和缺陷又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其作用和表现都是变化的。如果说在战前和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其优势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大体自60年代以来，其优势逐渐削弱，其缺陷则逐渐暴露和突出了。其原因主要在于，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由于长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趋于畸形，农业、轻工业由于长期为重工业让路而严重落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越来越大，急需调整经济结构；
其次，由于长时期赶速度、追求数量、粗放经营，财力、物力乃至人力都日趋紧张，经济已难以持续高速增长，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最后，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变化，继续要人民群众做出牺牲，高积累、低消费已不可能，急需寻求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新途径。
传统经济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和任务，其优势逐渐变成了劣势。这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其优势逐渐削弱，其劣势逐渐突出。早在60年代初，苏联经济增长虽然在速度上仍保持优势，但综合效益指标已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见下表）。
1959—1962年间苏联与主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指标综合
国内生产总值和主要投入要素的 国内生产总值与投入要
年平均增长速度(%)素增长速度之比
国内生产总值 劳动力 固定资本
(1):(2) (1):(3)
苏联
6.3 1.9 10.5
3.3 0.60
英国
2.6 0.7
3.0
3.6 0.87
法国
4.7 0.6
3.6
7.8 1.30
联邦德国
7.2 2.1
5.5
3.4 1.30
意大利 6.1 1.5
3.6
4.0 1.70
美国3.4 1.1
3.2
3.0 1.60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编：《苏联经济新动向》，1966年华盛顿版。
由上表可见，就增长速度而言，苏联高于除联邦德国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就效益而言则几乎低于所有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大大高于固定资本的增长率，而苏联则相反。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中约有60%以上来源于技术进步，而苏联还不到40%。
由于上述矛盾，苏联在70年代初提出了“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益，力图以科技水平和效益的提高来弥补粗放性投入要素之不足，以保持其增长速度优势。在此之后，苏联大大增加了科技投入，在70—80年代，苏联的科研费用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左右，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5%左右提高到5%左右， 而西方国家的此项指标最高者也未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苏联发展科技、提倡集约化， 不仅没有带来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提高，相反各种效率和效益指标都不断下降和恶化：
（1）生产资源消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加突出了。到80年代初， 苏联每生产每1单位的国民收入消耗的电力比美国多20%、 用钢量多90%、石油用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苏联生产出的煤炭、化肥、 钢铁、粮食在运输、储存、加工、使用中损耗达1／3左右。
（2）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1961—1965年间， 每卢布生产投资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31戈比，到了1976—1980年已下降为20戈比，同期每卢布工业投资的工业产值增加额从91戈比下降为86戈比。
（3）基金产出率大幅度下降。1960年， 苏联每卢布的固定资产生产1.75卢布产值，1985年已下降为0.68卢布。
（4）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不断下降。1961—1965年间， 社会总产值增长额中集约化因素占33.6%，到1976—1980 年间已下降为24.6%。
经济增长方式难转变，生产效率和效益日益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适应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其最突出的表现是阻碍科技进步。首先，企业追求产值和销售额的目标与国家的技术进步目标相矛盾。产、供、销基本上由国家计划规定，在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是奖励企业基本依据的条件下，企业只要按上级规定的生产方向和产品品种增加生产，按规定的数量和时间向上级指定的顾客交货，就不愁得不到利润和奖金。至于它的产品是否符合科技进步的要求，那是上级计划部门的事，与它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相反，越是熟悉的老产品，它的生产条件越是适应，完成任务取得奖金的把握就越大；而主动革新不仅会增添麻烦、承担风险，而且还会占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影响主要计划任务的完成，从而减少或丧失奖金。即使企业革新成功，短期内受益之后，跟着上级就会拔高计划指标，完成计划就会更为困难。这就形成了一种“革新吃亏”和“鞭打快牛”的局面。正因如此，苏联企业大多千方百计地回避革新，用当年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企业对于革新的畏惧，就像小鬼怕见正神那样。”其次，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这一时期，苏联由于大规模增加了科研投入，不仅科技力量壮大了，而且科技成果、发明创造也不断增加，但科研成果在生产中利用的比重却不断下降。60年代注册的发明创造在生产中运用的占1／2左右，到70年代已下降为2／5左右，到80年代进一步下降为1／4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为2／3左右。此外，“科研—生产周期”也很长，西方国家一般只为3—5年，而苏联平均达9 年之久，许多新技术、新产品还未安排生产就已经老化。
苏联经济体制运转失灵，不仅仅是由于经济条件和任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过去，这种体制之所以有效，党和政府具有高度的威望和影响，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可以说是传统体制的政治优势，是其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障。苏共二十大以来，由于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苏联党和政府日益官僚化，脱离人民群众，其经济体制这种政治上的优势也逐渐丧失。从实践来看，在战前和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每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都很高，但企业和职工总是通过制订“响应计划”、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提前和超额完成。自60—70年代以来，企业则千方百计地隐瞒生产能力，压低国家计划，在接受任务的条件上与上级讨价还价，尽管计划指标一降再降，计划完成的水平还是越来越低。劳动竞赛等虽还在开展，但越来越流于形式，80年代之后，连形式也没有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力业已失效，政治、思想激励机制业已失灵，新的动力体系又难以形成，结果形成了“动力真空”，这就使其经济体制失去了灵魂。
经济体制失效，加上其他条件的变化，苏联的经济形势也逐渐恶化，各项发展指标的增长率不断下降（见下表）。
战后以来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变化（年均%）
国民收入 工业产值 农业产值 投资额 社会劳动生产率
1951-195511.4 13.1 4.112.09.6
1956-1960 9.1 10.4 5.713.07.4
1961-1965 5.7 8.6 2.3 6.23.9
1966-1970 7.8 8.5 3.9 7.36.8
1971-1975 5.7 7.4 2.5 6.74.5
1976-1980 4.3 4.4 1.7 3.73.3
1981-1985 3.4 3.6 1.0 3.72.7
1986-1990 1.8 2.6 0.5 0.32.0
1996 -4.0 -1.2 -2.3
-19.0-3.0
资料来源：苏联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由上表可见，1986—1990年与1951—1955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从11.4%下降为1.8%，到1990 年已由昔日的高速增长演变为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经济由高速到低速再到负增长，并非偶然的波动，而是趋向性递减，平均每隔5年大体缩减1.5个百分点。这种增长率递减趋势恰恰是其经济发展中深刻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其经济体制功能逐渐衰竭的突出反应。
由于苏联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使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由昔日的速度优势转变为质量、效益、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提高乃至速度本身全面劣势。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而且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是苏联出现“社会主义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见下表）。
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对比（%）
国民收入 国民生产总值
1961-1985 1971-1985 1981-1985 1986-1990 1990
苏联5.6
4.5 3.22.7 -2.0
美国3.3
2.8 2.52.7 1.3
发达国家平均3.7
2.9 2.23.2 2.3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三、苏联经济改革长期推不动的原因
苏联经济体制之所以老化，失去活力和生机，关键还不在于体制的“固有弊端”，而在于改革不得力。随着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日益增多，苏联领导人也意识到需要进行某种变革。但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了30余年，直到苏联解体，旧体制的基本框架还几乎原封未动，致使矛盾不断积累、激化。长期以来，改革说得多，做得少，决议、方案多，实际贯彻少。探讨了几十年市场，直到苏联解体也未见真正的市场。
苏联经济改革之所以长期推不动，不见成效，并非苏联的经济体制不能改、改不得，而主要是由于存在着种种阻力和障碍，而作为改革推动者的苏共不仅无力及时、有效地克服这些阻力和障碍，反而最终将改革引向了歧途。
第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苏共领导人思想僵化，墨守陈规，将苏联的经济体制固定化、样板化，把特定时期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上升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固守。虽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做某些变革，但又唯恐改得过多，损害其基本原则，实质上是维护其过时的自然经济观和产品经济模式。在这方面，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中、后期问题尤为突出。60年代中期，勃氏等人推行“新体制”，完善计划管理的方法，扩大企业权力，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但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等方面的原因，改革在试验和推行的初期取得某些成效之后，很快又暴露出体制上一些深层的矛盾，出现了新的混乱，如企业谎报成本、抬高物价，牟取非法利润，国家计划任务更加难以贯彻等。在这种情况下，勃氏等人不是通过深化改革克服新矛盾，而是收缩改革，对企业收权、收利。更为严重的是，针对国内外深化改革的要求，还开展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大批判。结果新体制又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旧体制，使改革停顿了10多年，严重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使体制的矛盾加深，国民经济进入了“停滞时期”。
第二，思想、理论上的停滞、僵化虽然是改革重要阻碍因素，但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思想、理论，而是苏联在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与美国争霸过程中培植起的一个维护旧体制、抵制改革的日益庞大而有权势的军工集团。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优先、突击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军工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战后，随着国内外条件特别是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苏联继续坚持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从客观上来说已经消失，而苏联领导人的军备竞赛和争霸方针又需要保持这种结构和体制。因为，放弃集中的计划，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将使军工体系陷入困境，损害军工集团的利益，影响苏联争霸。为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急需深入改革，而为了与美国争霸，争取和维持军备优势，又需要保持旧体制，苏联的经济改革始终处于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斗争之中。从实践来看，苏联各种改革方案大多是由于军工企业难改和军工集团作梗而中断。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值改革极待深化发展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等人之所以煞车，掀起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主要动因还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当时美苏军备竞赛和争霸进入高潮，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却在改革的旗帜下搞“布拉格之春”，东欧其他国家的改革也有突破苏联控制、倒向西方的危险。勃氏等人的大批判，不仅针对国内，更是针对东欧，与其说是维护旧理论，不如说是维护其势力范围和霸权。
军备竞赛是国民经济的吸血鬼，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阻力，也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重大障碍，是苏联经济停滞和危机的重要成因。从实践来看，80 年代中期， 苏联的军费高达国民收入的20%左右，军工生产占工业产值的1／3左右，占机器制造综合体的1／2以上，占用了绝大部分最先进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国民收入按官方统计数字只为美国的65%左右，按西方的测算则只为美国的35%左右，而其军费则与美国大体相当。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苏联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虽然在各方面都变成了劣势，唯独在军备生产方面占据了优势。到80年代中期，苏联变成了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超级大国。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获胜了，国民经济也被拖垮了。
第三，苏联经济改革困难虽多，阻力虽大，如果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方向，并非不能克服，并非永远找不到一条可行的改革途径。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政治路线葬送了改革。戈氏上台后，高唱“加速战略”和“激进改革”，摆出了一副励精图治的架势。但新改革方案推行了两年多一点之后，便知难而退，放弃业已开始、迫切的经济改革，转而去搞什么政治改革。戈氏等人的政治改革，最初说是为了“克服改革障碍机制”，但很快就变成了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诋毁和攻击。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下，放弃苏共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呼唤和配合社会主义敌对势力进攻。其结果是，“改革的障碍机制”未能消除，却直接造成了社会动乱，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改革乃至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苏联历时30余年的经济改革由此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