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东西联动发展新格局--兼论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_中西部地区论文

构建东西联动发展新格局--兼论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_中西部地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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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这突出地表现在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上。1949—1979年的30年间,我国东、中、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之比为0.939∶0.935∶1,东中西部不相上下,1980—1994年的15年间,东、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之比变为1.26∶1.027∶1,东部地区年均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1/4以上;1990年到1994年,沿海与内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由40.6%迅速提高到50.1%;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正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而中西部相当多的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全国592个贫困县90%以上集中的中西部,现存的6500万贫困人口一半以上集中在西部地区。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的这一较大差距,是在自然的、历史的、主观的、客观的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正常的或难以避免的。一些西方发达的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都在一定的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区发展差距。但是,从全局上看,如果任其扩大,既不利于中西部的发展和进步,也不利于全国的发展和稳定。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不仅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为,中西部地区区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个尚待开发的大有希望的战略地区,也是中国潜在的大市场所在,国家经济发展要保持强大的后劲,加速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是必然趋势,也只有中西部发展起来了,东部的发展才有更广阔的市场支撑,才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东西部的协调发展作为未来15年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并决定从“九五”开始,国家将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会上,中央对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快中西部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强东南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合作,鼓励东南部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这些政策既借鉴了国外解决地区发展差距的经验,又结合了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无疑为解决我国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但是,在现阶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政策的实施不可能一步到位,国家在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上,受制约的因素还很多。

首先,着眼于国家整体利益,国家对地区发展差距只能采取适度干预政策。所谓适度干预,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干预必须保持在其有效的作用空间内;二是政府干预必须适度,保持在其调控能力所允许的合理范围内。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虽然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人均占有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第一位的,解决国内地区差距问题是第二位的。从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仍来自东部沿海地区,这决定了我国区域发展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和大局出发,求得最有利于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基本目标。如果调控地区差距的力度不适当,经济资源过多地西移,很可能要以牺牲东部发达地区的效率为代价,从而减缓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使渐趋缩小的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再度拉大。

其次,国家可调动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资源有限。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一般取决于中央财力的大小和财政支出结构。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国家财力有限,即使是倾全国可用于投资的财力也难以满足中西部巨大的资金需求。况且,我国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不是太高,中央财政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实际上只有财政收入增量中的一部分以及原有的用于专项补助的资金,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才能积累足够的财力,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已不再具备大规模物资直接调配能力,国家直接掌握的财源也很有限,这样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强度不可能很大,离中西部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第三,国家鼓励国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政策短期难以奏效。“八五”期间我国东中西部实际得用外资分别为987.91亿美元、92.09亿美元和39.63亿美元,东部地区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1倍,西部地区的24倍和中西部地区合计的8倍。东部与中西部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西进仍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加之地方缺乏与外资配套的资金,法规不够完善,行政效率低等等,使得外资的进入比较困难。同时,国家对外商将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也大大削弱了中西部地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中西部还需要花大气力改善整体投资环境,为外资大规模的西进创造条件。

在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入有限、各项扶持政策逐步到位的情况下,通过实施东西部的经济合作与联动发展,在联动发展中缩小东西部差距,不失为一条更现实的途径。

事实上,经过长期发展,东西部联动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尽管目前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经过建国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西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在60年代中期进行的“三线”建设,国家在中西部布局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国防工业、交通通讯、科研院所等项目,现在已形成一定的综合生产能力,这是中西部发展的重要财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省区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快发展,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有的已经基本形成了初具规模、独具特色的产业群体,如云南省,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烤烟生产促卷烟工业发展,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的发展路子。特别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经济迅速崛起,具备了很多方面的发展优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一是资源优势。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不但品种多,探明储量大,匹配条件好,而且开发利用的附加值高,适宜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其二是区位优势,中西部已不再是落后闭塞的代名词,在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形势下,中西部地处边疆,与多个国家接壤,是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一个重要通道,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其三是市场优势。中西部是一个待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地区,市场潜力巨大。中西部地区具有的这些优势,正好与东部所具有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形成互补,成为东西部经济合作,联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再说,东西联动发展也已经有了现实条件。早在“六五”时期,国家就提出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协作设想,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很好地实现,发挥其明显的作用,但是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东西部合作已经从无到有,从规模小发展到规模大。改革开放以后,东西部经济合作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五省市有1000多家大中型企业到西部各省区安营扎寨,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格局。目前,上海有2000多家各类企业落户中西部。上海的一批轻纺、机械项目已移产内地,向新疆转移20万绽纺织设备的项目正在实施,与云南开展了缝纫机、自行车、汽车内装饰件等项目的合作。支柱产业在中西部地区积极发展协作配套厂家。如汽车工业先后在陕西、贵州、湖北等13个省市建立66家零部件生产企业,零部件年产值36亿元,上海方面投资2.41亿元。第三产业也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辐射,去年上海的资金拆借规模达3492亿元,其中向兄弟省市净拆借出资金1000亿元左右,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辐射力,使东西部联动的前景更为广阔。

东西联动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进行的。因此,实施东西联动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必须要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体现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原则。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东西联动发展在基本思路上要以产业为主线,以企业为主体,以资产为纽带,从而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繁荣。为此,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内容与形式需要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从单个企业之间协作转向产业联动型合作。改变过去单个企业协作规模小、小打小闹的局面,以产业联动为主线,推进跨地区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

二是从短期项目投资型协作转向长期资产纽带型合作。过去东西部经济合作主要采取定牌生产、原料输出等形式,合作的形式比较单一,也缺乏持久的生命力。在新的形势下,东西部经济合作要以资产为纽带,建立互惠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做到产权明晰,责权利一致。

三是从政府为主体型的协作转向企业为主体型的合作。在以往的东西经济合作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比较多,企业没有真正成为合作的主体,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运作机制。东西联动发展,要以企业为主体,确立企业作为经济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格局。政府主要是制订政策,提供信息,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企业间的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是从单一项目协作转向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综合型合作。东西联动发展不仅仅要体现在单个项目的合作上,更要形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应该指出,东部与中西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各有优势,各有所长,完全可以在未来发展中找到共同点,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关键是要扬长避短,通过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实现联动发展,近期可以在以下四个领域加强经济合作,开创出东西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1.资源互补方面。这里的资源,既包括原材料、能源、工业生产能力、农业生产能力、资金等有形资源,同时也包括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各种无形资源。东部和西部,在生产要素、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方面各有差异,资源条件各有优势。东西部可以通过联合进行资源开发,把中西部的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商品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促进双方共同发展。比如,上海与云南在资源开发与深加工方面的合作领域就很宽广,可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色金属资源,云南是全国有色金属生产基地,但目前的加工比例不足30%,上海具有加工能力和技术上的优势,完全可以联合起来进行开采加工;二是磷矿资源,上海的精细化工生产、开发能力都较强,可以利用云南丰富的磷矿资源,开发磷矿系列产品,加快以磷为主的精细化工业发展。三是生物资源,云南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上海的生物技术在全国是领先的,可以共同开发系列食品、植物药、中成药等产品。

2.市场互补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东中西部都面临着开拓市场的共同任务,双方完全可以采取销地批发、委托推销等形式联合进行市场开拓工作,以满足各自的市场需求和开拓产品市场。在开拓国外市场方面,合作的天地也十分广阔。在我国实施沿边发展战略情况下,对周边邻国开展边境贸易和地区贸易正在加速推进。而对这些邻国来说,我国的产品优势是在日用工业消费品。但边疆省区在这方面处于劣势,东部地区通过与边缘省区的合作,不但可以直接出口大量商品,满足边贸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以以市场为导向,在中西部选择一些交通、区位、资源、工业等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经济合作园区,生产的商品用于开拓国外市场,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成长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3.生产互补方面。通过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来实现东西部生产互补,联动发展。产业梯度转移包括资金、设备、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整体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高物价、高工资条件下继续维持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地区迈向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阶梯,甚至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中间阶段。目前上海平均劳动力成本高出内地将近一倍,地价更是高出数倍,沿海其它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很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失去市场竞争的优势。因此,东部可以利用内地能源和劳动力充足的优势,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步向内地梯度转移。西部地区,可以根据现有的产业优势和支柱产业的发展,有选择地接受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扩散,或到东部联办工贸企业或出口基地,加快外引内联,加快培养自己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双方的优势企业可以利用各自的品牌优势,对存量资产互补性强的同类企业进行兼并与联合,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从而实现联动发展。

4.科技互补方面。东西部可以把科技教育作为一个重点领域,进一步探讨加强合作。两地可以充分利用科研院校的力量,发挥各自的优势,广泛探索技术合作途径和渠道,对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合作的形式可以是成果交流、技术转移、联合攻关,还可以联合组建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产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双方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升级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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