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三典“问答”形态的哲学阐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问答论文,哲学论文,秦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129(2007)02-0008-04
在现代学术界完成了文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价值体系与内涵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使思想的“对话”特征在话语场中被不断强调，“交流”本身进入了话语主场，“对话”不仅表示一种行为，而且超越形式自身而附带了价值和意义色彩，成为一种意义产生方式，语言呈现形态就获得了形而上的理解。
巴赫金的对话艺术思维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他的哲学、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就是“对话”，“对话”是其多元、开放的思想世界的中心和个体价值得以确立的基础。从而有力地彰显了“对话”作为意义生成方式的特殊价值，促成了“对话”意义的现代化。正是这种本源意义上的语言“寻根”，启示了“语言的现象学”。
不过，审视人类文化和文艺历史上的种种“对话”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意义生成方式的“对话”，是古而有之的。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对话集》即为显著例证，学术界对此已出现诸多的研究。中国的古代典籍实际上同样保存着许多对话和“问答”形态，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具体的分析。
本文尝试从“问答”作为一种意义生成的方式入手，选择先秦时期儒、道、屈骚文化中“对话”形态展示得较为充分的《春秋公羊传》、《庄子》、《天问》三部典籍，对它们作一比较分析，来揭示出其内在的思想意味。
一、三著“问答”意义体系的建构
“问答”作为意义的推衍方式，带有了它所承载的意义体系的色彩。《春秋公羊传》、《庄子》、《天问》三部典籍“问答”鲜活的形式对各自所属意义体系逐渐铺展和贴近。各自不同的意义体系，决定了它们在共同采用“问答”形式的时候，赋予了这一形式以迥异的内涵。
屈原的长诗《天问》全由对天、地、神、人的各方面提出问难的问句组成，意义体系直接来源于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其“问答”问天、问地、问神、问人、问己、问偶然，对从天地初开到屈原时代的历史和自然包括一切偶然性发出质疑。在人类历史和思想的初期，在万物有灵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发问的声音显示出某种哲学和历史文化的象征意义，它和一位伫立江畔、冠离孤吟的传统士大夫一起，被定格于中国历史和对中国历史的回忆中。
从外在结构形式上看，“问答”在“背对着走向未来”的《天问》意义体系中，体现为“只问不答”的形态。这样，“问答”不再是一种寻求刻板知识的方法，而是一种思想的“独白”。
在西方思想界，“问答”从柏拉图开始，就被作为一种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方法而显示逻辑意义，寻求“事实真相”、“物之理”成为西方“问答”的起点。《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伊安篇》、《申辩篇》谈论了许多普世性的问题，如“美”、“善”、“节制”、“勇敢”、“友谊”等，“问答”是苏格拉底思想阐发的主要展开方式，也恰是“问答”形式，使思想阐发最终未被固定为明晰确定的知识化答案。当然，苏格拉底式的求知历程，自然无法脱离希腊知识论的背景。当时伦理学与知识论密切相关，“德性”即“求知”，“问答”的展开也就要在“伦理”思考的背景之下走向“求知”和“求真”。而在中国哲人屈原的《天问》中，对具体知识的询问则似乎只是外在的依托，从天地初开直至思想主体置身其时代为止的漫长历史，完全倾泻于作为人类悲悯忧思代言者的士大夫身上，由此产生的深厚而沉重的体验，自然远非获得一些具体知识所能化解。在永恒悲悯面前，知识是绝对无力的，“问答”只能成为“只问不答”式的“独白”。“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阴阳参合，何本何为？”[1]的疑问，原本便是无解之问，思想主体于是只能频频发问下去，“问”与“答”合二为一。当然，正如巴赫金所说，“独白”也是一种对话，而且是思想主体内在的对话、更纯粹的对话，它不仅包含个体遭际的苦闷不解，更是人类群体的“我”与“他我”因永恒不解而发问、又因发问而永恒悲悯的对话，是“问答”越出“致知”的范围，超出“求真”而向永恒的升华。而且，这种发问的声音已经传递到了今天，并继续着它的回荡。
《庄子》的“问答”形态，则大多是“一问一答”式的，这种存在师徒问答、寓言问答等多种具体方式的“问答”，可以视为思想主体自身多元化角色之间的对话，“使一个我变成无数个我”，语言中的对话双方或多方都源自创作者，他可以同时充当不同的说话者，上演多角色的“独角戏”。因而，对话就有所负载，成为创作者思想观念的忠诚“家仆”，创作者的声音则总是隐于角色声音之后，成为“背景声音”，在众多角色的喧哗中以隐匿的形式出场。与《天问》中的“问答”显示着哲学和历史文化象征意义不同，《庄子》中的“问答”成为传“道”解惑的重要途径，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价值目的。庄周的整个哲学体系与具体鲜活的“问答”个案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主次和互动的关系。哲学思想必然地成为《庄子》中多种“问答”形态的出发点，无论哪一种“问答”形态，其旨归总落在以“道”、“自然”等范畴为核心的哲学价值体系上，对这一体系的阐发是“问答”的目的所在。其思想内核则是庄子“始终以哲人的慧识关怀着个体的解脱”，试图寻求个体安身立命之所。比如，《内篇·德充符》描述“兀者叔山无趾”与仲尼的对话，庄子的价值取向就在“丘则陋矣”中表露无遗。而《外篇·秋水》几则美丽寓言中的问答以及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也同样传达出庄子对大小、强弱、贵贱、人事、天性等问题的思考：“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2]183。《达生篇》对生死问题的解答：“‘宁其死为白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2]193-195，这与“玄端说彘”的问答极其相似，鲜明地表现了庄子关于个体安身立命的终极态度。
儒家典籍《春秋公羊传》的“问答”形态表现为“自问自答”式，问答内容则是相当丰富的，涉及到战争、会盟、丧葬、易位、姻亲、工程、祭祀等，可以说记录了当时鲁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作用包括记异、警世、颂扬、明礼等。如明礼方面对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的解释：“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3]1-2这一解释实际上排列了社会的等级次序。战事方面对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解释也是如此。
从外在形式看，《春秋公羊传》的“问答”和《庄子》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两者都是以“问答”为具体形式，提供价值体系和意义的展开空间。但《春秋公羊传》的价值体系本身明显不同于《庄子》。
《庄子》中尽管也有对儒家尤其是孔子形象的反向描述，如关于大小儒之辩，以及《内篇》中的孔子形象等，但整体上，《庄子》意义体系的推衍是渗透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某种权力的垄断。
作为春秋三传之一，《春秋公羊传》的意义体系是以社会等级观念为核心，强调“礼”的确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一也”指它们史名，晋史偏重乘赋的记载，故私名“乘”，楚史偏重恶人的警惕，故私名檮杌，鲁史重在凡例，故称春秋。[3]34-36孔子修春秋，“有可得言者，第一是删削。”[3]45可见《春秋》及其传一《春秋公羊传》本身在意义体系上，都避免超越“删削”的僭越即越“礼”之嫌。但同时，《公羊传》采用“问答”的方式，也与其“答者”的权威地位相通。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以年代顺延中的史事，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评判，“答”在这里已不仅仅是“解释”，其本身就是对“解释权”的拥有和实施。结果，与《庄子》相比，《公羊传》就多了许多说教和全言判断的性质。
《春秋公羊传》中“问答”形态在先秦这一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人类文化体系确立之初，面对愚昧和不知礼的社会景况，文明的迅速确立便显得极为重要，而制订制度和规范、“立礼”又是文明迅速确立的便捷途径。这时，强势话语显然是必需的，所以，即使是提倡“中庸”的儒学，社会判断与价值启蒙也无处不在。
不过另一方面，《公羊传》的问答在总体自我封闭的思想状态中，也包含了许多跃动的思想，自然、社会环境对人的感官和心智的冲击，都被较为原生态地保存在这些问答的字里行间。对自然天象的记载尤为明显。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传》解释为“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3]75。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公羊传》则解释为：“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3]123对天象的记载书中也有多处，如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3]129以及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中朔，陨石于宋五。”[3]144面对自然，先民不是用手，而是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这眼睛中清澈的好奇和希冀，又总可以乘着文字，在“自问自答”的喃喃自语中和我们对视。所有与《天问》、《庄子》共同的这一切，又显示出人类文化创立之初的思想家们心智和意义建构的内在一致性。
二、三著“问答”思想结构的差异
三著“问答”思想结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问”与“答”的相互间的作用和地位看。作为文明确立时期的“立礼”之作，《春秋公羊传》呈现出一个由各种礼数、善恶评判维系的确定性的世界，明显区别于对个体安身立命充满疑惑并试图解答的《天问》和《庄子》。
我们不妨将《春秋公羊传》与《天问》进行具体比较。尽管《春秋公羊传》与《天问》都采用了“问答”形态，“问”与“答”于两者的内在的地位却有主次之分。《天问》以“问”为起点，以问句组成全诗，其“问”是面向“天”的空间上的弥散，情感在连续的疑问中抒发，主旨在疑问在呈现。《春秋公羊传》中的问答则重在于答，呈现为言而九鼎式的强势话语，等级观念是其意义体系的核心，社会等级观念和伦理思想，通过对鲁国历史事件的解释评判得以表现。其“问答”作为“面向历史的呓语”，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首尾相随，问题本身已下降为疑问密度较小的设问，而非《天问》中的深度探究。如前文所引对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的解释，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得以清晰排列；对“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的解释与此相似。又如对“癸未，葬宋穆公”的解释，表明了对王位嫡长子继承制的维护。对此，傳棣朴先生在其《春秋三传比义》一书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异议：“我以为清人严如翌驳公羊的一段论述最为可取，他说‘周人父子相承，仁也，商人兄弟相及，义也。宋宣公传位于穆公，亦犹行商之法也。而公羊非之，谓其让国以肇乱，未免以利害论人矣。’”[3]172此外，“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祭仲存则存矣，祭仲亡则亡矣。”“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等，均是借历史叙事言公共伦理，着意于等级关系及其制度化，“问”与“答”的关系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单向的，呼应了“自问自答”式的问答形态，而且其中表现出明显的“自信”的情感特征。等级观念的确洋溢着自信，“自问自答”式的强势话语亦然。
我们再从意义衍生的角度看。《天问》的任何一项单个之问都是开放的，没有确指的，但其整体却是确定的，即其众多单个之问有一确定的主旨，即探索事物根源以及对偶然性的永恒质疑。所以，它开放性的单个问答都指向一个确定的结果，开放式的、没有答案的提问在神话与想象中弥散，但其始终都有一个确定的中心，精神的漂泊始终都有一处家园去萦绕。
《春秋公羊传》、《庄子》在这方面与《天问》形成了反差。《春秋公羊传》与《庄子》中的“问答”均属“有问有答”的形态，两者的个别“问答”是确定性的，它与整体意义体系之间的关系却是双向的、动态的。个别“问答”都指向各自所属的意义体系，一个将个别“问答”引向社会伦理，即等级观念、“礼”的确立，另一个则引向了人生哲学，即齐物、达生、与道同游的人生哲学，尽管《春秋公羊传》中对历史的呓语充满全言判断和强势的意味，其个别的“问答”是确定的、静态和有解的，属于“有问必答”式，但它与意义核心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单一、静态，而是在动态中逐步展开。所以，两者的“问答”均非《天问》式的“不归之路”，都超越了单向的知识解疑，个别问答因这一旨归而获得意义，旨归借助个别问答而呈现。
三、三著“问答”时间观念的区别
康德对时间的解释极为独特，他认为，时间只是源于“纯粹直观”的“纯粹形式”，时间不变，所变化的只是经验的质料。时间作为“纯粹形式”先于事物而存在，与空间一起界定着事物的意义。三著中的各自意义体系，正是在它们对时间体验的背景下确立的。面对时间的方式不同，所涉及问题的视域便也不同。《公羊传》由过去投射现在，《天问》由过去投射未来，《庄子》则由现世投射所有时间。这种视域差异，都是与面对时间的不同方式紧密相关的。作为对鲁国242年历史的记载，《春秋公羊传》以历史为对象的，它所面对的是“彼时”的过去，是一部“面对历史的呓语”，其“自问自答”式的独白始终围绕过去而展开，由隐公始，至哀公止，它对战事、丧葬、祭祀、易位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记载，堪称对历史的仔细梳理。同时，如前文曾言，这些记载的意义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包含了警世和“明礼”的意味在其中。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公羊传》曰：“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3]176。对“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公羊传》曰：“……其称仍叔之子何？讥。何讥尔？讥父老，子代从政也。”[3]229又如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传曰：“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3]464可见，《春秋公羊传》面对历史的呓语和独白，充满了对现世的思考，其意义体系也是落实在现世的，即通过对历史的梳理，确立现世的等级体系和“礼”的观念。而孔子对《春秋》的删削，更是强调了其现实的指向，而最终发出“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的慨叹。
《春秋公羊传》对历史的“喋喋不休”，除去对“现在”的考虑之外，还包含对时间流逝的怅然。所有穿过历史来到今天的心灵，都无法逃出时间流逝的冲撞。解决这一怅然，方士有方士之法，而作为史书，《春秋公羊传》却无法用方士般对留居“现在”的渴求代替一份修史的清醒，它选择的是将对时间流逝的怅然和留居“现在”的渴望，转化为对时间的细梳详查。
与之相比，《天问》则是“背对着走向未来”的，在对“过去”的反观中面向未来，这一点与柏格森的时间绵延理论极为相似。“纯粹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基本术语，认为生命即绵延，他将绵延和钟摆时间加以区分，认为绵延的真时间不可度量，只可通过直观在意识中呈现。《天问》正是将个体生命时间的瞬间性拉长成为时间的绵延。对天地初开到屈原自身为止的历史、自然的质疑，都是无比开放地面向未来。“只问不答”式的内心冲撞和独语，选择“天”这一空间概念为对象，而空间和时间又是可以互为比照的，空间意义的“天”对应的是时间意义上的“远方”，即“未来”。“阴阳参合，何本何化？寰则九重，孰营度之？”“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1]作为独自个体的诗人，屈原的存在是“现在”的，同时，也正是通过“只问不答”式的独白，诗人消弭了钟摆时间的“现在”，而在“纯粹绵延”中将“过去”与“未来”相连。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说：“实在是由幻想抚养的婴儿。”在时间观念上，他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通而没有界限的，三者交汇于一个点。可以说，长诗《天问》便包含了这样一个点，绝对的未来和绝对的“他处”才是其意义体系的真正指向。
《庄子》由现世而投射全部时间，表现出“哲学之思”的特征，即为个体在现世的安身立命提供解答，又每每将这种解答置于全部时间场中。《应帝王》中“阳子居见老聃”、《外物》中大小儒发冢等是对过去的想象和追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于寓言和传说中的，是想象中的过去。“庄周货粟于监河侯”等对庄子言行的记载，以及《秋水》等篇对大小、强弱、贵贱等价值的论述，则都是对当时社会生活和观念的思索。《庄子》中对未来的覆盖，集中表现在生死观上，“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之。”[2]469-474而《逍遥游》则奠定了《庄子》中向未来提升的总体氛围，以空间上的广阔象征时间更迭的无休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