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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政治格局的不断演变以及持续10多年的政策创新过程的推进，马来西亚政坛发生了新的变化，正逐步走向中庸与务实。城市与华人选民的主流，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趋向于温和与稳健的政治价值与态度。马来西亚政坛的这一走向可以说是它自独立以来30多年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变化。
一、马来西亚政坛走向
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坛发生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主要政党的种族色彩正在淡化，种族政治逐渐消退。主要表现在：
1. 执政党中庸化
从历史上看， 以巫统为主导的马来西亚联盟及国民阵线政府， 自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奉行“马来人支配”的民族主义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强迫同化政策，企图把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逐步塑造成一个单元化的马来人国家。然而，自90年代以来，国阵领导人却一反过去种族主义者的保守形象，以中庸开明的姿态来对待一些敏感问题。治国思想和治国政策已明显中庸化。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言论上，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不仅淡化种族言论，而且还转而积极鼓吹种族和谐，反复强调种族和谐是马来西亚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因素。1994年11月，在巫统党代表大会上，马哈蒂尔强调指出，“种族间和谐生活是马来西亚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因素”，“是马来西亚成功的秘诀”。他呼吁马来西亚人民“远离冲突与纷争”，彼此之间“不要有政治区分，或者种族仇视”。〔1〕他在1995年11 月召开的巫统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勿忘过去、勿忘传统》的演讲中，又强调说，“马来西亚有一个多元种族的人口，土著和非土著应该互相帮助”。〔2〕
安瓦尔副总理也指出，马来西亚今日的成就，依靠的就是和平与稳定，而和平与稳定的出现则是由于各族人民相互容忍、谅解、赏识促成的，因此，“我们应把这种容忍、谅解与赏识的精神，继续在回教徒与非回教徒之间发挥。”也只有这样，“国家才可以继续发展，并继享繁荣”。〔3〕1995年3月，在槟榔屿开斋节晚宴上安瓦尔致词说，“我们必须确保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三大种族间的密切关系必须持久永恒”，他吁请马来西亚人民全面唾弃极端政治，让那些玩弄种族与宗教情绪的反对党没有立足之地。〔4〕之后， 安瓦尔在森美兰出席巫统一个区部召开的大会时，告诫巫统党员“应以更开明的态度去看待政府给予他族的扶助”。他指出，“当华人或印度人在获得巫统的扶持下而取得成功时，他们直接或间接对巩固巫统的强大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巫统协助华人与印度人在各领域与马来人并驾齐驱，不但不会损失或有何不妥，反而会使巫统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与取得的成就显得更重要”。因此，他提请马来人与巫统党员“应根据环境变迁的需要，而在政治信念方面勇于改变，不应担心他族所取得的成就会凌驾我们，同时以更开明的态度去学习他族的语文”。〔5〕
马哈蒂尔在“《2020年宏愿》的工作报告中，进而提出了“马来西亚民族”这样一个概念，马哈蒂尔解释说，所谓“马来西亚民族”，是指华人可以在家里讲华语，马来人可以在家里讲马来语，各自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不会改变。不同的只是大家要想到这是同一个国家，不要再分彼此，而要互相容忍和接纳。〔6 〕马哈蒂尔早年曾是一个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从马来民族主义者转变成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这种转变是历史性的。而且，如果再与30多年来，巫统领导人所发表过的种族性言论相比，“马来西亚民族”这个名词的提出，确实反映出当今马来西亚领导人的开明与中庸。
政界后起之秀，马来西亚政坛第二号人物安瓦尔，也从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转变成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1994年8月， 安瓦尔在访华前夕，以毛笔当众书写“我们都是一家人”，开马来裔政治领袖书写华文的先河。在中国访问期间，他还专程到孔子家乡曲阜访问。他高度肯定华人文化在未来21世纪的重要角色，并鼓励马来人学习汉语与中华文化。他多次强调说：“华文在马来西亚，甚至整个亚洲，都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大马全民都必须学习和掌握华文”。〔7 〕针对反对党攻击他最近不讲马来文，讲华文，不提回教，却大谈孔子。他说：“我是马来人，也是一名回教徒。但是我尊重孔子，并相信儒家思想对马来西亚及亚太地区国家的道德价值有积极的作用”。〔8 〕他还说：“我讲华语是尊敬华人，如果我们尊敬别人，别人也一样会尊敬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学习彼此的文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进步与繁荣”。〔9〕
对那些企图制造种族骚乱的行为，马来西亚领导人主张坚决予以制止。马哈蒂尔曾多次指出：“政府绝不姑息国内的宗教狂热与极端分子”。〔10〕安瓦尔也表示，马来西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抗拒任何狂热分子来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11〕取缔极端的奥尔根组织就充分显示了政府的这一决心。对极端的泛伊斯兰教党也多次提出警告，声称一旦它传播激进的什叶派思想，政府将采取措施予以制止。〔12〕
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也对其治国政策作出一些调整。如经济方面，如期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新颁布的“国家发展政策”尽管仍然坚持在经济上扶持马来人的方针，但是已不再规定土著占有30%股权的具体实现时间，而且，政府还在1993年重新界定土著企业的定义，即土著占有35%股权的企业便属于土著企业，可享受土著企业的种种优惠。同时，政府也一再强调私人资本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倡导华巫经济合作。在教育方面，备受华社非议的1961年教育法令也即将被新的教育法案取代。过去一直受到政府压制与排斥的华文独立中学，近年来也开始受到政府的关注。凡此种种，都说明马来西亚执政党已日益中庸化。
2. 反对党边缘化
所谓“反对党边缘化”是指反对党实力下降和反对党在很大程度上已认同执政党的政策。反对党在1995年4 月举行的马来西亚第九届全国大选中的惨败明显地反映出它的实力已大大下降。在这次大选中，反对党仅获30 个国会议席， 而上次大选则获53 席。 反对党的得票率也由1990年大选时的47%降到35%。在1990年大选时，反对党阵线尚能与国阵分庭抗礼，可现在，主要的反对党已降格成“地方政党”、“族群政党”。在1995年大选中，一向是马来西亚最大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也只获9个国会议席，而在上次大选中则获20席，沙巴团结党获8席，回教党7席，46精神党获6席。在主要反对党的国会议席和得票率已大大减少和降低的情况下，主要反对党之间以及内部还屡屡发生纷争。1990年反对党联盟的两翼都面临危机。人民阵线在民主行动党和印度人前进阵线退出后已是名存实亡，而回教阵线里的回教党和46精神党也是同床异梦。
反对党的边缘化也表现在主要反对党已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执政党或政府的政策。如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就曾坦言，他对马哈蒂尔的《2020年宏愿》，推行开放政策、承认大马是个多元种族、语文、文化和宗教的国家而感到欣慰。〔13〕对马哈蒂尔提出的“马来西亚民族”的概念，他明确表示，“首相的声明，是好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家建设所发表的最开明的言论”。〔14〕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曾敏兴也指出，“由于整个民心思潮的转变，特别注重经济和发展，因此，为了迎合民心和思潮，行动党可能会改变策略，而特别集中在经济和发展上”。〔15〕
46精神党表面上和巫统誓不两立，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原就属一个党，而且彼此都以维护马来民族权益为宗旨，因此，它的斗争方向和巫统几乎相同，只是领袖不同而已。从现在的趋势看，46精神党重返巫统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46精神党从创立至今，已历经两届大选，虽然也获得一部分马来群众的支持，但过去两届大选的成绩都证明，巫统愈来愈强大，而它却越来越式微，它与回教党在吉兰丹的合作，又是处于“当家不当权”境地，所以处境甚为尴尬。 正因为如此， 一些46精神党的领袖已纷纷回归巫统，包括像穆萨这样有影响的人物也都“浪子回头”，而留在东姑拉沙里身边的支持者不少也抱着最终重返巫统的期望。在国会反对党领袖的人选竞争中，东姑拉沙里不惜和回教党交恶，显示了46精神党有意重回主流政治的倾向。〔16〕
回教党内部也有求变倾向。在1995年9月召开的回教党第41 届代表大会上，以回教党青年团长阿布峇加仄为首的少壮派呼吁回教党领导层进行改革，“除了强调精神文明之外，也要与时并进，重视回教社会的物质发展。”阿布峇加仄在演讲中强调说：“回教党应该认真探讨党未来的斗争路线，除了研究能为回教作出什么贡献之外，也需探讨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无视客观和现实环境的需要，一味沿袭着违反现实的斗争方式，回教党不但不能进一步的把影响力更全面地扩张至马来社会，甚至我们的前途也将一片黯淡”。〔17〕实际上，要求回教党改革的呼声并非完全来自年轻党员，一些较年长的党员，如回教党丁加奴州主席赛阿兹曼博士也认为，回教党不应一味批评国阵推行只重视物质发展而忽略精神文明的政策。他说：“党也应检讨它要人民从物质发展和精神文明之间选择其一的斗争方式是否能迎合时代的演变”。〔18〕
普通的马来群众也不再对回教党无条件地拥戴。过去当该党受人拥戴的吉兰丹州首席部长聂阿兹说：“我们对自己的贫穷感到自豪”，“只要人民高兴，回教党对州赤字不会感到不高兴”时，马来群众会为此鼓掌叫好。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在1995年4月大选期间， 有一名记者问一马来少女，是否同意“吉兰丹人对世俗进步不感兴趣”的观点，她反驳道：“这是不正确的。回教固然重要，技术教育、工作职位、投资等也同样重要”。〔19〕
马来西亚各主要反对党在1990年大选时联合对抗国阵这一事实，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马来西亚反对党正在趋向边缘化。众所周知，各种政治势力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斗争的目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获取政权。问题是，这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在90年代以前，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以各种政治势力所信守的政治理念和基本政策主张为其出发点的。在1990年大选前，马来西亚各主要反对党为了夺取政权，为了能“改朝换代”，已把政治理论差异和基本政策的分歧置之度外。在过去，像回教党和民主行动党这样追求相反的政治目标（前者致力于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后者则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两个政党要结盟是不可能的，然而，在1990年大选前，两党却成了盟友（尽管它们之间并不是直接结盟）， 而且在联盟宣言中都删去各自的最终目标。 〔20〕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马来西亚主要反对党正在趋向边缘化。
3. 华人社团务实化
1995年4月大选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三大重要社团中的两个， 即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和中华大会堂联合会都先后表态，支持政府的政策。中华工商联合会属下17个属会的会长在4月20日发表文告， 表示全力支持由马哈蒂尔领导的国阵政府，同时也吁请全体华人投票支持国阵。该联合会文告说：“过去10多年来，国阵政府在马哈迪医生的领导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和计划，特别是90年代开始实行新国家发展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后，改革开放尤为显著”，“除了持续8 年享有的8%经济成长，极低的通胀率及失业率，各族和谐共处， 社会稳定，各族文艺活动百花齐放，极端主义和偏激言论的消除，都足以证明国阵政府的一切政绩”。文告还说：“我们深信，马哈迪医生所领导的国阵政府如果获得人民更强大的支持，我国的稳定、繁荣及进步将得以持续下去”。〔21〕华人领袖在大选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政府，这在马来西亚是史无前例的。紧接着，在4月24日， 中华大会堂联合会总会长吴德芳也表态“支持首相开明政策”。他说：“首相最近大力推动重工业，削减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加强官民合营概念及私营化概念，并在国外展开许多招商活动，引进了大量外资，崭新的科技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国内，首相恢复英文成为大专学府的教学媒介语，并放宽华文的学习与使用。放宽民间兴学、文化活动，主办回儒对话，这些措施对国家的进步及加强各种族间的了解与合作，都有很大的贡献”。华人社团趋向务实的心态，在吴德芳的这番话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华人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社团董教总主席郭全强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专访时，也说，“当前国际大气候有利华文教育的发展，大马首相提倡2020年宏愿，副首相也带动各民族文化交流。而且现在也有3 万多名马来学生到华文小学求学，跟过去情况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灵活手法，联合各方的力量，掌握时机，促使华文教育更好地发展”。〔22〕虽然董教总没有公开表态支持政府，但对政府的政策也是持认同态度的。商联会的文告、吴德芳的表态，以及郭全强的解释，都反映出华人社团的务实趋向。
4. 城市与华人选民理性化
从1959年举行的第一届大选到1990年大选，城市与华人选民一直偏向反对党。然而在1995年大选时，城市与华人选民却转而支持国阵，结果导致国阵的狂胜和反对党的溃不成军，特别是主要依靠华人支持的民主行动党更是成了最大的输家。在1995年大选中，民主行动党失去了大部分华人票，过去固苦金汤的城市选区，选票也锐减。民主行动党的惨败，表明了马来西亚城市与华人选民的主流，在政治上已明显地趋向于温和稳健的政治价值与态度。这种政治文化心态的转变可以说是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最值得注意的心态变化。
二、马来西亚政坛发生变化的原因
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坛所出现的新变化，有其深刻的外部和内部原因。
首先，从外部看，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内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色彩已趋淡化，而在这种形势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趋淡化，这种形势的剧变不可能不冲击着马来西亚。另一方面，发生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特别是波黑的种族仇杀以及印度政局一度动荡不定的事实也促使马来西亚人民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重新反省自己的立场。如果说波黑冲突的悬而不决让马来西亚人民从反面认识到种族和谐的重要，那么，印度在第9 届大选后政局动荡不安的事实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两线制”。在1989年印度第9届大选中， 为了一致联合起来对付拉吉夫·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在野的人民党先是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泰卢固民族党和阿萨姆人民党等地区性政党组成“全国阵线”，后又分别与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左翼阵线与教派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在绝大多数选区达成席位调整的协议。由此而形成了国大党与“全国阵线”两大阵营的直接对垒（与马来西亚1990年大选时国阵与反对党联盟的对垒是何其相似），在左翼阵线和印度人民党的支持下，“全国阵线”取代国大党上台执政。靠宗教起家的印度人民党也在这次大选中脱颖而出。在大选中，它打起“建立印度教国家”的旗号，猛烈抨击国大党所奉行的旨在稳定社会和国家政权的“世俗主义”政策，这种诉诸宗教情绪的政争手法，不但迫使国大党放松了世俗主义原则，而且其他许多党派也竞相效仿，大打“宗教牌”，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宗教流血冲突。而印度人民党却由此获得了出乎意料的选战成绩，赢得的席位从上届的2席猛增至88席，一跃成为全印第三大党， 成了左右印度政坛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也是由于教派政党力量和影响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印度教派关系更趋敏感和脆弱，最终导致“寺庙之争”这样的大冲突，从而对印度政局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全国阵线”政府又内讧不止，短短15个月内，总理竟数易其人。动荡的政局和软弱的政府，加剧了经济的混乱，印度陷入空前危机。直到1991年5 月国大党重新在大选中夺回政权，组成了以拉奥为首的新政府，政局才开始趋向稳定。印度大选后一度出现的这一大悲剧，不能不引起马来西亚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两线制”的思考。
其次，从内部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国内巫统分裂后的朝野政治新格局促使执政的国阵政府趋向中庸，〔23〕而执政党趋向中庸又促使人民特别是华人社会趋向温和与稳健，促使反对党进一步边缘化。随着持续10多年的政策创新的推进以及市场的世俗化力量的不断扩张，也导致了马来西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也从非理性向理性模式转变，使建立在非理性上的种族政治失去了价值与支柱。另外，由于马来西亚中产阶级自身独立性还不强，因此，她们往往趋向政治现实主义而非政治激进主义。一提起中产阶级，人们往往认为它将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从而促使民主的发展。从长远看，这或许是对的，可在当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中产阶级却是保守的，它们宁愿要一个务实的政府。至少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是这样，之所以如此，应该说与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兴起背景有密切关系。在马来西亚，中产阶级特别是马来西亚中产阶级的兴起主要是政府扶持的结果，自身独立性并不很强，正因为如此，它们往往是趋向务实的。
另一方面，1990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反对党联盟之间政策的南辕北辙，引起了马来西亚人民的担忧。1990年大选时，反对党高举“两线制”大旗，尽管并未推翻国阵，但他们毕竟大有所获，尤其回教党和46精神党夺得了吉兰丹州政权。其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显示，回教党始终坚守它的神权统治本色，46精神党逐步趋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行动党也始终坚持自己的政争手法， 马来西亚人民担心要是反对党联盟真的在1990年大选后上台执政，他们能建立一个稳定的联合政府吗？种种事态的发展，确实使马来西亚不少人相信，1990年如果“改朝换代成功，那种“两线制”带来的局面，肯定不会象国阵治理下所呈现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格局。两相比较，便促使人们趋向温和与稳健、趋向现实。
注释：
〔1〕《南洋商报》1994年11月19日。
〔2〕《南洋商报》1995年12月3日。
〔3〕〔11〕《南洋商报》1995年3月31日。
〔4〕〔9〕《南洋商报》1995年3月13日。
〔5〕《南洋商报》1995年9月24日。
〔6〕《南洋商报》1995年8月31日。
〔7〕《南洋商报》1995年8月14日。
〔8〕《南洋商报》1995年4月18日。
〔10〕《南洋商报》1995年6月4日。
〔12〕《南洋商报》1995年4月28日。
〔13〕《亚洲周刊》（中文版）1995年4月16日。
〔14〕《南洋商报》1995年10月26日。
〔15〕《南洋商报》1975年4月30日。
〔16〕《南洋商报》1995年6月8日。
〔17〕〔18〕《南洋商报》1995年9月3日。
〔19〕《南洋商报》1995年6月18日。
〔20〕〔新加坡〕哈里·辛哈：《马来西亚的政治变化》，中译文载《南洋资料译丛》1992年第2期。
〔21〕《南洋商报》1995年4月21日。
〔22〕《亚洲周刊》1995年4月9日。
〔23〕贺圣达、王文良、何平著《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370—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