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区别于全球社会学的国际社会研究范式——国际社会学及其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范式论文,述评论文,国际社会论文,区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
几年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R.科恩和P.肯尼迪的Global Sociology的中文版，把“全球社会学”介绍给我国学术界。其实在20世纪80～90年代，在国外社会学界还出现了另一个以超国家跨国界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新分支，它的构建者们为把它与“全球社会学”相区别，将之命名为“国际社会学”。
一、国际社会学在日本的形成
国际社会学是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学科，它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场伸也和梶田孝道。已故的马场生前是日本著名的加拿大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学家；梶田则从1993年4月至2006年5月一直担任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国际社会学讲座的首席教授。①
1992年，第一部以《国际社会学》为题名的著作由梶田主编，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据梶田自己介绍，他走上国际社会学研究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场的影响。② 1977年，梶田从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课程毕业，到津田塾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任教，自此开始思考如何把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融入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其时，已经作为加拿大问题专家而在日本国际关系学界享有盛誉的马场在该专业主讲“国际社会学”课程。马场不仅是国际社会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也是把“国际社会学”作为正式课程引进大学教学体系的第一人。受马场的启示，梶田开始进行国际社会学的研究，并着手构建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后又成为马场的继任人主讲“国际社会学”课程。③ 当然，无论马场、梶田，还是其他一些国际社会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他们都是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化的触动，为寻找说明并改善这种社会现实的理论方法而开始进行国际社会学研究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超国家跨国界行为主体(transnational)，如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地域联盟、国际移民、恐怖组织等等。对于以主权国家间的力量关系或利益关系为中心课题的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来说，关于这种超脱于国家之上、不受国界限制的行为主体的行动机制的研究，既可以说是新领域的开拓，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渗透。马场认为，“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这一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无法解释“超国家跨国界”行为主体的行动原理，对认同(identity)的追求才是支配他们行动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尝试用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同时鉴于这种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与传统国际关系学的不同，他提出“关于超国家跨国界行为主体的研究已经超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围，它应该属于新兴的国际社会学的范畴”的主张。④
全球化引起的社会变化自然也对社会学提出了理论上的发展要求。社会学的对象领域非常广泛，但其理论框架一般是以“国民社会”或“民族国家”为前提的。然而，20世纪60～7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信息、物资、货币以及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愈演愈烈，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社会渐次实体化。譬如在西欧，人们同时生活在欧盟、国家及区域这三个社会空间之中；日本也因大量外国移民和留学生而使其单一民族国家的特征有所减弱。面对这种实体化的国际社会的形成，梶田指出，必须把“国际社会”纳入社会学的对象领域，在社会学体系中确立国际社会学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⑤ 80年代末90年代初，梶田先后出版了研究专著《民族性与社会变动》(ェスニシティと社会变動，1988年)、《外籍劳工论》(外国人労働者論，1992年)、《新民族问题》(新しぃ民族問題，1993年)和《欧洲的统合与分裂》(統合と分裂のョ一口ツパ，1993年)以及教科书《国际社会学》(國際社會學，1992年)，从而使国际社会学在社会学体系中获得了一席地位。
如果说1992年第一部以《国际社会学》为题名的著作公开出版，象征着国际社会学在日本的形成，那么1993年一桥大学在社会学部设置“国际社会学”讲座，聘请梶田为该讲座的首席教授这一举措，则意味着国际社会学在日本社会学体系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因为一桥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在日本社会学学界处于领军地位。自90年代以来，东京大学等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国际社会学”课程，有的大学在社会学硕士或博士课程中专门设置“国际社会学”研究方向。近年来，梶田主编的《国际社会学》两次重版，它被所有开设国际社会学课程的大学选为教材，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将其定为学习材料，一些企业和市民学校也把它作为规定或推荐阅读书目。国际社会学首先在高校得到普及，进而从高校走向社会，表明国际社会学学科及其理论趋于成熟。
需要指出的是，对“全球社会”概念的质疑以及与“全球社会学”的自觉区别，构成了国际社会学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要素。自W.E.莫尔(W.E.Moore)在1966年发表题为“全球社会学：作为单一体系的世界”的论文，I.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在1974年提出“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论以来，欧美社会科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 societal globalization" (“地球社会化”或“社会全球化”)的研究。⑥ 2000年出版的R.科恩和P.肯尼迪的《全球社会学》则成为全球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但在马场、梶田等一批日本学者看来，使用“全球社会”及“全球社会学”的概念还为时过早。他们认为，全球化在推动世界一体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分化和分裂，世界至今还是被分割成若干个权力系统，世界体系依然表现为中心地域、半边缘地域和边缘地域的不均衡发展，国家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有必要存在，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世界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地球社会。他们主张，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应该而且必须更多地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多样化、新的差异性和新的不平衡发展。基于这一理由，他们对把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的学说称为“全球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⑦ 并为把自己的理论与“全球社会学”相区别而名之为“国际社会学”。
二、国际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马场指出，“国际社会学”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关系社会学”(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另一个是“国际社会研究理论”(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或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前者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学问体系，后者是把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社会实体加以把握，研究其运动、发展的形态和结构以及各种国际性社会问题的学问体系，但是两者很难严格区别，因为有很多部分是互相重合的。⑧ 梶田认为，“国际社会学”由三个相互交叉的部分组成，除了马场提出的“国际关系社会学”和“国际社会研究理论”之外，还应该包括小仓充夫提出的“地域研究”(area study)。⑨
1.国际关系社会学
国际社会学首先是“国际关系社会学”。国际社会学中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际社会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同于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它所关注的是“生活世界”中的相对化的国际关系，而不是被国界和国家主权绝对化的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同盟关系、国际机构、各国的力量关系和利益关系、跨国公司与政府利益间的关系等。换句话说，国家的主权和国界的绝对意义是国际政治学或国际经济学分析国际关系的前提。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人们的“生活世界”——自己归属的、并且感觉到是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国家和国界往往是模糊的。譬如，单位里不同国籍的员工、学校中不同国籍的学生、家庭中不同国籍的成员、社区里不同国籍的居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事关系、同学关系、亲属关系、邻居关系，而不是作为某国人与某国人进行交往；他们遵守同样的规则，享受同等的待遇，不因国籍的不同而有所特殊。但是，由于国籍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往往不能与相同国籍的人们一样，而且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场合，还存在着“外国人”与“国民”的界线。因此，在国界模糊化、国墙低矮化、跨国社会现象扩大化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学关于生活世界中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作为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补充，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次，国际社会学研究国际关系的切入点与历史学、政治学也不尽相同。国际关系研究曾经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专门领域，历史学从对象国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意识形态以及军事等要素分析其外交历史，政治学从政策决定过程、政党、压力团体以及各国的利益及力量关系等方面分析国际政治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忽略诸如外交决策者的人格特性和领导能力、对客观国际现象的主观认识、外交决策者之间人性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关系、社会心理和国民性等社会学性质的要素对于一国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完整、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有必要把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而国际社会学在这方面就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
最后，“国际”概念的多义性决定了国际社会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多重性。
第一，“国际”指" international" ，国际社会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以国家间的关系为对象。外交关系研究、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关于移出国和移入国的研究等都属于这一范围。比如，为分析法国的移民问题而有必要研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为分析犹太人及华人的全球流散现象(diaspora)而需要对他们的出身国和居住国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第二，“国际”也有" transnational" (“超国家跨国界”)的含义，因此超越国家的民族问题、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跨越国界的酸雨问题等都属于国际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所以称为“超国家跨国界”，是因为国家还没有消失，但社会的整合已经开始超越国家、跨越国界，如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人口移动、国际卫星电视等，今后这种“超国家跨国界”的社会现象的数量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都会有增无减。
第三，“国际”还常被释为" global" ，这要求国际社会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具有全球视野，比如对环境、饥饿、开发、难民等问题及其对策的分析研究都必须从全球规模着手。
第四，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国际”一词还可以理解为“比较”(comparative)。即使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地球上还是存在190多个国家，它们各自拥有的平等主权必须得到肯定；国家间也依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或者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因此，国际社会学也是“比较社会学”，国际比较研究是国际社会学的重要内容。
2.国际社会研究理论
国际社会学也是研究实体化的国际社会的形成、变化及发展的形态和结构以及各种国际性社会问题的学问体系。实体化的国际社会在趋于成熟的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以下几类都是国际社会学特别关注的。
首先是地域整合型国际社会。例如在欧盟境内，国界的本来意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人力资源、物资、货币以及服务都可以跨国自由流通；在政治方面，欧洲议会权限增大；在法律上，欧洲市民权得到与国籍同等的承认和保护。欧盟正缓慢地但坚实地构筑着一个与以往的国民社会相并列的区域社会，即一个“命运共同体”。继欧盟之后，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也在走向成熟，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整合型国际社会。
其次是全球性国际社会。它包括很多形式，如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global city)、全球范围的伊斯兰共同体及华人以至华侨网络，以及面对地球温室效应、核武器威胁等世界危机而逐渐组织化的地球村等。
再次是以国境交界地区为中心的跨国境线国际社会。如欧洲的一些国境交界地区采取共同产业政策，进行各种技术和文化合作，甚至有不少人凭借语言和文化的相近或相似，每天越过国境线，到邻国企业上班。
第四是深入各国内地的渗透型国际社会。这主要是通过人口流动、经济、文化交流等渠道形成的，多国或跨国公司内不同国籍的员工，同一所学校或同一个班级内不同国籍的学生、多国籍居民居住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国际社会。
3.地域研究
小仓充夫也是较早从事国际社会学理论构建的社会学家。他认为，国际社会学理论除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学”和“国际社会研究”之外，还应该包含“地域研究”。他指出，应该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社会以及地域社会中的国际化社会现象，并把这种与国际研究相结合的地域研究作为国际社会学的第三研究领域。⑩ 小仓主要是从关于劳动力国际移动的实证研究中得出这一见解的，他发现由于劳动力的跨国移动，形成了许多民族或文化的分布与国界不相一致的地区。他认为这样的地域社会本身就是国际社会，并指出，一方面以这样的地区为对象的地域研究理所当然地属于国际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学的研究如果缺少了这样的地域研究也将是不完整的。
三、国际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这里根据梶田主编的《国际社会学》这部日本学界公认的国际社会学奠基著作，概要评述关于民族性(ethnicity)、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国际移民社会的理论。梶田认为，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是国际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11)
1.民族性社会理论
民族或民族集团是国际社会学最重要的分析对象，因而民族性社会理论构成国际社会学基础理论中最基本的部分。关于民族主义和移民社会的理论可以说是在民族性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民族性社会理论的具体展开。
“民族性”是个多义性的概念，一般指特定人口集团所共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客观属性以及集团成员的归属意识和认同等主观属性。国际社会学的“民族性”概念，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问题复发现象的反映，还包含以下新的特点：第一，主要指发达产业社会中的与社会经济问题相关的民族或民族集团的问题以及全球性背景下的多样化的民族现象；第二，在民族基准问题上，优先考虑主观性、人为性的要素。
国际社会学的民族性社会理论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问题复发现象的理论概括，也是分析和解决这种民族问题的理论工具。从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关于民族问题复发原因的分析以及关于多文化社会整合的探索。
(1)民族问题复发理论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为何频频复发？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分析形成了各种民族问题复发理论。以下4种是其代表性的理论。
第一，原生性理论(primordial approach)。原生性理论是对民族问题复发原因的理论说明。它反对以社会现代化为基础的同化主义，主张对人种或民族性的执著是人的本性，认为人总是想保持血缘、地缘、祖宗同一、母语以及其他固有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即天生具有“原始爱恋”。原生性理论用这种“原始爱恋”来说明60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民族问题复发现象，并强调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方法在于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第二，社会生物学民族性理论(sociobiological approach)。社会生物学民族性理论肯定原生特性重视理论的“原始爱恋”说，进而力图用生物学的观点说明人们为何会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集团抱有“原始爱恋”。这种理论认为，人之所以具有“原始爱恋”，首先是由于人有“同类选择”(kin selection)的倾向，总是按照对方是否与自己血脉相通来判断对方是亲属(kin)还是外人(non-kin)；而人之所以重视血缘，是因为人为了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必须正确地维持适应能力强的人的遗传基因，因而优先考虑基因共有可能性较高的血缘集团的存续。这种理论还认为，在相当漫长的时期，人类一直顺应重视血缘选择的特殊主义文化，即种族(民族)中心主义，而普遍主义文化只是在近二三百年里才得到发展的。因此，在现代社会里，产生主流社会对人数较少的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歧视或偏见是可能的，同样，产生少数集团对同化压力的反抗运动也是可能的。总之，在社会生物学民族性理论看来，人类对于种族(民族)的“原始爱恋”也许会慢慢地弱化，但只要它还存在，种族(民族)中心主义就不可能消亡。
第三，文化分工理论(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ur approach)。文化分工理论认为，现代论主张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国民收入均等化，传播媒体的发达会推动国民意识均质化，但这种主张其实只是一种幻想，相反，工业化和现代化给予社会以及国民全体的影响是不均等的。他们指出，这种不均等的影响正是现代社会民族问题复发的根本原因。概括地说，文化分工理论的分析依循以下逻辑：A.工业化在促进中心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格差的扩大；B.这种中心—边缘格差的明显化，促进了边缘地区居民对不平等的意识；C.这种对不平等的意识刺激了边缘地区居民的地区生活防卫意识，并强化他们的群体认同；D.当中央集权或国家权威主义的弱化以及地方自治、分权意识的强化达到一定程度时，边缘地区居民曾经被压抑的要求就会表现出来，形成民族或民族集团的反抗运动。
第四，民族集团竞争理论(ethnic group competition approach)。民族竞争理论与文化分工理论相同，也认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会带来中心—边缘的不均衡发展，从而导致边缘地区居民的反抗运动；但它又与文化分工理论有所不同，即它肯定现代化的发展最终会打破中心—边缘的文化分工。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A.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存在地区格差，但边缘地区也还是有所发展的；B.随着教育、交通和信息网络的发展，边缘地区居民会被纳入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体系之中，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会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趋于同质化；C.在这个同质化过程中，边缘地区居民的努力目标以及他们的生活圈和社会圈会与中心地区居民趋于同一，最终两方居民将在相同的生活圈和社会圈围绕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展开竞争，形成对立。文化分工理论用边缘地区居民对统治阶层造成的文化分离的反抗解释民族运动复发的原因，而民族集团竞争理论则用边远地区居民与中心地区居民在同一平台上围绕稀缺资源的对立和竞争来说明民族运动复发的原因。民族集团竞争理论认为，民族集团是现代多元主义政治社会中的压力团体，是一个为了争取稀缺资源而对国家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决策的利益集团，这一点才是现代民族问题的本质特征。
综上所述，在对于人们执著于民族性原因的探讨方面，前二种理论都侧重心理要素的分析，后二种理论都着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在关于民族性的属性的问题上，前二种理论都把民族性看作是非合理、情感性、客观的东西，认为民族归属是难以变更的，而后二种理论则都倾向于把民族性看作是一种在组织少数者集团反抗运动时的动员手段，认为民族性不仅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质，民族归属也是可以选择的。但包括上述4种理论在内的新的民族性理论也具有下列共同点：第一，肯定人们对于民族性的执著态度；第二，主张民族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心理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着手；第三，认识到种族歧视政策以及强制性的同化和文化融合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相反会激化民族矛盾，赞成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构筑在结构和制度两方面都没有种族(民族)歧视的社会；第四，提出构筑没有种族(民族)歧视的社会，不仅要承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已经形成劣等意识的人们树立自尊和自信。
(2)多文化社会整合理论
不同文化的民族集团如何共生共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多文化社会整合理论是国际社会学的民族性理论的核心。
关于多文化社会整合的传统理论主要有种族歧视主义理论(racist approach)和同化主义理论(assimilationist approach)。种族歧视主义理论认为，人种、民族的差别意味着人的优劣，少数民族被看成是劣等集团，对他们的歧视被正当化。同化主义理论认为，少数民族应该同化于主流文化，不能同化或拒绝同化者受到歧视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为促进同化，一方面应该禁止少数民族集团社区或集居区的形成，另一方面给完成同化的人以平等的机会和各种权利。同化主义可以细分为强制同化、自主同化和融合(amalgamation)。与强制同化不同，自主同化强调通过同化的利益，使少数民族集团自愿放弃自己的固有文化。融合也称为熔化锅(melting pot)理论，它强调不应该要求少数民族集团单方面地同化于主流文化，而应该通过各民族集团的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国际社会学的多文化社会整合理论主要有多元主义理论(pluralist approach)。多元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在于倡导以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社会整合。根据对多样性容忍的程度，多元主义理论又区分为自由/文化多元主义理论(liberal/cultural pluralist approach)和集团/结构多元主义理论(corporate/structural pluralist approach)。自由/文化多元主义理论主张，在私人领域应该认可文化的多样性，但在公共领域则必须遵从主流社会的文化、语言和社会习惯。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在少数民族集团的社会参与方面，只要禁止人种(民族)歧视，确保机会均等，少数民族集团与多数民族集团之间的差别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亡，因此对于受歧视者或少数民族集团的财政和法律的援助只需要控制在最低限度。与此不同，集团/结构多元主义理论认为，长期以来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集团在竞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他们的社会参与不仅应该禁止歧视、确保机会均等，而且应该给予他们以积极的财政及法律援助。基于这个观点，该理论还主张，不仅在私人领域，而且在公共领域也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如实行多语言广播、多语言沟通、多语言和多文化教育等。
2.民族主义理论
长期以来，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几乎都被限定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范畴之内。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民族运动、民族自治、民族认同在世界各地的复苏和兴起，“民族国家”、“国民社会”受到挑战，关于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才得到迅速发展，其理论成果成为国际社会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学中的“民族主义”概念的含义问题。确切地说，国际社会学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国民意识”层次上的概念。梶田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是一个关于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的民族集团是一个具有与其他民族集团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共同体这一“事实”的信仰以及他们在自治国家中推进和实现这种信仰的意志、感情和活动的总称。梶田这样概括国民意识层次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的区别：第一，国民意识层次的民族主义以祖国领土为依据，要求恢复或建立民族国家；民族性与这种祖国主张则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上所述，由民族性引发的民族问题大多与社会内部的经济问题相关联，且多发于经济发达的国际大都市。第二，国民意识层次的民族主义的主体往往是多数者集团，而民族性的主体往往是少数者集团。第三，在民族基准问题上，国民意识层次的民族主义重视民族基准的客观属性，民族性则强调民族归属的自我定义。第四，在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方面，国民意识层次的民族主义是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往往诉诸普遍主义，追求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国民国家”理想；而民族性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更相信特殊主义，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合理性。
不过，现实中的国民意识层次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性很可能错综复杂地交织一体，很难按照上述标准将它们清晰地区分开来。
在关于国民意识层次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属于这个分支的研究者及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但“从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的视角分析日常文化”可以说是其“最显著的特征”。(12) 本·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埃·霍布斯鲍姆等的《被创造的传统》和吉野耕作的《民族主义的文化社会学——现代日本国民认同的走向》都是这个分支的代表性成果。
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化研究的理论魅力，比之关于一般规律的抽象和理论构建，更在于其研究方向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如“民族认同的现代创出”和“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在关于“民族认同的现代创出”研究中，学者们把“想象的共同体”、“被创造的传统”作为分析和理解后现代社会中各种民族主义现象的理论工具，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的象征物在引发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在关于“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同样采用实证方法，在揭示西方知识统治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同时，多方位地展示并积极评价东方本土文化对西方知识再生产的反抗以及对本土文化独自性的坚持。
3.移民社会理论
国际社会学的移民社会理论涉及移民概念的含义、现代国家与移民劳动者的关系以及“外国人劳动者”的民族性等方面。
(1)移民概念
国际社会学中的“移民”概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跨越国境、移居国外并在外国永久居住的人，而是指把营生的根据地迁移到外国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随从家属。这个概念中的关键内容是“营生的根据地移迁到与自己的国籍不同的国家”。按照这一标准，跨国旅游者、留学生、由政府或企业派往外国的公务人员或员工等，由于他们的“营生的根据地”并没有移迁外国，所以他们不属于移民的范畴。与此相对应，定居国外的难民，尤其是“经济难民”，则包含在移民概念之内。另外，虽然不一定会在国外定居或永久居住，但以打工的形式在国外从事底层劳动，并靠这种劳动所得生活的所谓“外国劳动者”也属于这个移民的范畴。在上述意义上，国际社会学中的“移民”概念主要指“移民劳动者”。
(2)现代国家与移民劳动者的关系理论
现代国家与移民劳动者的关系理论是移民社会理论的重要部分，下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构成其主要内容。
第一，国家的限制和管理对于劳动力国际移动以及移民劳动者生活的影响。尽管存在国家差异，但大多数国家都把国内移动作为基本人权予以认可，而对国际移动加以各种限制。主权国家是实行移民劳动者出入境管理以及决定移民劳动者待遇的主体。根据接受国对移民劳动者的待遇政策，移民可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是拥有自由出入特定国境及自由就业权利的自由移民；其二是传统移民国家中将来能够成为该国国民的定居移民；其三是作为雇佣劳动者获得入境许可，但受到各种歧视的外国人劳动者；其四是无视法律跨越国境并打工的非法移民。(13) 主权国家常常会限制外国劳动力移入本国，以下三项是经济方面的主要限制因素：第一，经济景气的需求；第二，生产过程国际化的需求；第三，外国人劳动力的成本。除了经济因素外，诸如“保卫白色英国”这样的为维护“国民国家”而对多民族化、多文化化的排斥，往往也会成为主权国家限制外国人劳动者入境的理由。
第二，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对“国民国家”的影响。在现代国家与移民劳动者的关系中，一方面移民劳动者的流动和生活受到国家的限制，另一方面移民劳动者的存在和激增也使“国民国家”的虚构性得以暴露，加深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神话的危机。
第三，劳动力的国际移动与福利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南北差距”的影响。从移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国际移动是一个通过移居富国来改善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途径。因此，从经济落后或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穷国移居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成为劳动力国际移动的主要动向。但是，移民劳动者中的绝大多数在侨居国是底层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支撑着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这样，劳动力由穷国向福利国家移动的结果，很可能扩大南北差距，加剧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3)外国劳动者的民族性理论
近年来在经济发达国家新出现的民族集团，大多是相对于主流社会和统治阶层而言的少数人集团，并且是通过反抗主流社会和统治阶层的歧视的运动集结起来的。这些新生的民族集团，除了边远不发达地区的居民外，大多是由移民、难民以及外国劳动者构成的。外国劳动者是移民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他们数量最多、社会地位最低、受歧视程度最严重、自身文化与侨居国主流文化的反差最大、反社会行为的比例最高。国际社会学关于外国劳动者的民族性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关于外国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改善及人权保障的研究；第二是关于外国劳动者的自文化保持以及与异文化的共存的研究；第三是关于第二代外国劳动者作为“边际人”(marginal man)所面临的认同危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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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国际社会学”与“全球社会学”在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时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前者聚焦于这种国际社会的现实状态，后者聚焦于这种国际社会的走势；前者更关注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平衡发展，后者更强调连带、一致和统合。这种视角的区别不仅折射出日本社会学者与欧美社会学者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全球化”这一社会现象所持立场的不同。当然，对于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来说，两种视角是具有互补性的。
另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马场、梶田等日本学者虽然把国际社会学与全球社会学作了明确区别，但如上所述，国际社会学与全球社会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两者有许多共同的研究领域，而且日本学者把欧美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本土化”，与自己的研究成果共同整合成为国际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国际社会学在研究领域的设置及学科理论的体系化上，具有对全球社会学精致化、系统化的功用。
注释：
①梶田孝道于2006年5月29日突然病逝。
②梶田孝道，1996(b)，第313页。
③梶田孝道，1996(a)，第i～ii页。
④森冈清美等，1993，第1111页。
⑤梶田孝道，1996(a)，第2～3页。
⑥孙嘉明等，2005，第23页。
⑦梶田孝道，1996(a)，第8页；森冈清美等，1993，第997页。
⑧森冈清美等，1993，第450页。
⑨梶田孝道，1996(a)，第4、9页。
⑩绵贯让治等，1995，第145～166页。
(11)梶田孝道，1996(a)，第22页。
(12)梶田孝道，1996(a)，第60页。
(13)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提出的《世界劳动报告》中，把“移民”定义为“以就业为目的，移居国籍不同的其他国家的人”，并把移民区分为5种类型：自由移民、公务及业务移民、定居移民、契约移民和非法移民。梶田认为，作为国际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对象的移民，具有“把营生的根据地迁移到外国”这样的本质特征，而受政府或企业派遣到国外工作的“公务及业务移民”并没有“把营生的根据地迁移到外国”，因而他们不属于国际社会学的移民范畴(梶田孝道，1996(a)，第7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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