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新趋势及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新趋势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6）10—0062—04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001年至2005年11月，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473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68.82亿美元，分别占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用外资总和的34％和43％。然而，自2005年以来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FDI）呈现下降趋势。商务部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1至8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1.92亿美元，同比下降2.11％；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6227家，同比下降7.63％。8月当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3455家，同比下降7.65％，外商实际投入金额44.86亿美元，同比下降8.49％。8月份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使用外资同比下降。2006年引进外资的速度出现减缓趋势。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在投资质量、投资领域、投资方式及投资背景上也都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的新变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造成了不确定性，对未来经济风险的控制也增添了变数。
一、外商直接投资最新趋势
1.日本对外投资的重点有转向东盟的趋势，重大技术研发投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落后于欧美。在过去的10年中，日本是我国资本和技术输入国，截止到2004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达512亿美元。然而，由于两国间长期的“政冷经热”及历史认识、民族情感等诸多问题上的冲突，这种相互间不信任已经影响到两国间的投资和贸易。新首相安陪晋三上任，已看到中日关系缓和的迹象。中日关系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5年6月8日公布的调查，许多原打算扩大在华经营业务的日本企业由于中日关系的长期冷淡，已经改变了扩大投资的主意。该组织2006年5月份再次对一些日本公司进行了调查，从上次调查到本次调查的时间内，表示要扩大在华经营业务的日本企业数量下滑了近32％，现在只剩下54.8％的企业有此愿望。此外，4.1 ％的投资者想减少在华投资，而以前只有0.2％。2005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出版的《2004财政年度制造业白皮书》，对日本的企业提出警告说：“日本企业在中国将更难赚回投资成本或者会损失利润”，中国市场可能将不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暗示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中，中国并不是惟一选择，新的市场或许是东盟十国和印度。此外，就投资内容看，日本对我国的高技术出口及投资严格限制。其出口到我国的高新技术要落后于其本国二到三代，远不及欧美乃至韩国的高技术投入。
2.地缘政治及安全因素成为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外商对东盟及南亚地区的投资有加速的趋势。对日本及美国来说，东南亚及南亚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因此，以经济为突破口，发展与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关系，成为日本、美国的战略选择。日本政府及其产业指导机构在影响日本企业投资决策时，把政治及外交因素当作企业的投资决策因素来参考，从政治及外交趋势看，日本要想继续主导亚洲，就必须紧紧拉住东南亚，而要拉住东南亚，日本就必须在经济领域加紧对其渗透。近年来，日本利用与东盟之间的10＋1经贸平台，加大与东盟之间进行经济技术投资和贸易往来。日本政府在东亚的投资规律是，希望把最高端、最精尖的技术放在日本国内，然后是把稍微核心的技术放在“亚洲四小龙”，接下来是东盟10国，最后的组装生产工序放在中国内地，这就是日本的“雁型产业投资分布”。最新迹象是，日本开始对一些稍微核心的技术投资向东盟十国倾斜。而且，日本在对外投资中总是遵循“波浪式投资”的规律——在培养起自己的竞争对手之前就重新转向一个新的地区投资。回顾历史，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开始在韩国投资钢铁、造船、汽车等，直到韩国的相关产业有所发展后，就开始转向中国。现在中国发展了又倾向于投资东盟。
中国的另一个主要的投资贸易伙伴美国，近年来也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声中，美国国会对美国企业向中国投资和贸易提出了质疑，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的经济和政治扩张感到忧虑，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由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公布的年度报告中，就中国在全球的扩张和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向国会和行政当局敲响了警钟。自去年以来，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及合同外资金额皆出现下降趋势。美国作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尽管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巨大，但与欧盟差距拉大。与此同时，美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及印度的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3.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由过去的成本导向转变为多重目标并重。外商最初投资中国的直接目的是因为我国具有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及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经过近10多年的投资扩张，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由过去的成本导向转变为多重目标并重。这些目标包括：一是投资从成本导向转变为对战略性行业、战略性龙头企业的收购兼并；二是投资从低成本地区转变为高利润地区；三是由机会主义投资转变为长期投资；四是由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五是由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六是提高外包服务规模，主要着眼于中国人力及土地成本优势，委托加工，看重中国内地的加工能力和原材料供应优势。
4.高技术开发、测试及后续应用阶段向我国转移。2003年以前，外商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低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与高附加值技术的研发相互分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大多从事电子及通讯设备的加工组装业务。从2003以后，外商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最主要的表现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相分离，日本、韩国、东南亚及台湾地区将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研究设计放在本国或本地区完成。外商在控制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同时，具体的产品技术开发和技术测试过程伴随着高技术产品一道输往我国。这些高技术产品在我国完成测试组装，再输往欧美。大多数跨国公司的R&D网络仍然处于本国中心型的发展阶段，即虽然跨国公司的中心试验室的R&D职能部分向外扩散，但其核心部分仍保留在母国。在中国R&D研究内容重点仍然在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地方化等方面，而基础性研究进行得较少。基础性研究需要大量基础性研究设施和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并且基础性研究项目往往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跨国公司轻易不会将这类R&D移出国外。而且，基础性研究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类研究的保密性要求也很高，跨国公司往往把这类研究置于其总部附近，以便管理和控制。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并不是来自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反而出口到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我国高技术产品顺差与逆差来源地，反映出外商对高技术产品的投资及国际分工和传统国际分工完全不同的特点。作为技术水平低的国家，我国高技术产品顺差反而来自技术水平较高的香港、美国和欧盟，逆差主要来自技术水平相对不高的台湾地区、东盟、韩国以及日本。以长江三角形洲地区为例，2005年长江三角洲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达到37.8％。在这些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6.3％，加工贸易占89％，IT及通讯类产品占96.2％。
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展望
1.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将一改过去高速增长势头，转而成为平稳增长。从2005年4月份开始，除9月份外，我国单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均呈下降趋势，二季度三个单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幅度均超过10％，降幅之大，为近年来少有。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表现为：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多达9000亿美元。今后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将出现一系列微调，具体政策走向将会是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注重利用外资企业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改进，注重引进高新技术、前沿技术，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来中国。今后5年，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将一改过去高速增长势头，转而成为平稳增长。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是资本注入，而且还包括经济合作以及技术管理和科技知识的获得等。其中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增长速度将会超过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从投资区域看，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外商服务贸易投资的重点区域。环勃海湾地区、东北三省、沿长江下游向中游延伸、沿陇海线向西，将成为下一轮外商制造业投资重点区域。
2.服务业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2005年，我国利用外资的重点，已经从引进全球加工制造阶段向研发、投融资、综合物流、运营总部、专业服务、售后服务、国际采购周转、转口等服务业转变。商业、保险、金融成为外商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
3.能源及能源相关领域成为外商投资热点。电力紧张的局面仍在持续，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巨大的发电设备市场，加快了在华投资行为。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公司也陆续到中国的山西、陕西、内蒙等产煤大省区寻求参股开发当地煤矿。
4.农业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土。“十五”以来，我国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步伐加快，成果显著，农产品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农业利用外商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农业领域正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热点。
5.外资目光投向中国“第二梯队”城市。我国内陆城市的工资成本比沿海城市低20％到50％，薪金上浮的速度也比大都市和沿海城市慢，而且近几年的投资环境逐步完善。为此，一些外商投资者不再向上海、北京和广州这些大都市投资，而是把目光投向南京、武汉、重庆、宁波、大连和沈阳等不太引人注目的第二梯队的城市。
注：租金为每平方米综合租金。工资为制造业工人月人均工资。运费是指每万元产值综合运输、检验费。由于上海制造业更多集中在郊区、县，我们以青浦、松江、嘉定为考察对象。浙江包括：宁波、嘉兴、杭州。江苏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
三、外商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背后原因
1.世界地缘政治及安全因素和国际贸易摩擦开始影响外资投向。中国经济在近些年迅速崛起，在美国和日本看来，中国已经成为挑战其世界及亚洲主导地位的主要威胁。随着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的逐步平息，美、日等国已能够抽出时间和精力，重新审视其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及安全因素。美国和日本认为，中国的崛起皆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壮大，于是政府层面要求企业从战略的高度审慎对华投资。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最新研究报告，在1989年到2003年这14年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倍，从1989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40亿美元，2004年则超过1500亿美元。美国认为，在这15年里总共损失了150万个工作机会。美国国会多次以此为借口，要求美国政府在贸易限制和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日本经济产业省出版的《2004财政年度制造业白皮书》中提到：“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按价值计算同比下降了16.4％。”日本政府因此作出判断说，中国市场已经不是日本经济复苏的“发动机”。
2.区域性竞争优势出现转换。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土地价格、房屋租金、交通运输的便捷化是吸引外商投资主要原因，然而经过10多年发展，区域性竞争优势出现转换，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及土地价格明显上升，环渤海湾地区、东北三省、沿长江下游向中游延伸、沿陇海线向西等部分地区竞争优势凸现。以长三角为例，可以发现近年来外商投资成本的变化趋势。
此外，近年来中国内地水、电、油、煤及上游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也影响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相反，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劳动力价格基本上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接近。已经和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
3.高新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新技术研发更加频繁。传统的高新技术从设计研发到孵化开发，再到产品的应用，大约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新产品的更新周期加快，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技术研发路径，也许等不到新产品开发应用，所谓的新技术就会被淘汰。所以，缩短新技术研发周期，把新技术的开发与测试阶段转移到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既缩短了新技术开发周期，又可以针对具体的产品生产链节，对新技术加以修改和完善。
四、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的新变化，对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增长及企业战略选择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1.经济可持续增长出现变数。在我国目前微观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但对外资依赖程度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2004年中国GDP是1.83万亿美元，而进出口额达1.4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开放度（进出口额／GDP）超过70％，居世界第一，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高达70％的开放度，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使中国的经济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力的影响。虽然美国和日本与中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是我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但我国与美、日之间在地缘政治及安全上的潜在冲突没有消除，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一旦发生重大冲突或者世界经济发生周期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低迷当中。
2.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会发生变化。改革开放首先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所以东部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勃海湾地区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随着区域性竞争优势出现转换而带来的外商投资区域性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布局将从东部沿海地区沿长江向中游转移，沿陇海线向西转移，跨越环渤海湾向北转移。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将在传统的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湾三个区域的基础上，呈现多极化增长格局。
3.国内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将会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纳入到世界制造业分工体系中，但中国企业在国际制造业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靠产业内的垂直分工体系来维持，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底端。制造业的增长主要靠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来推动；中国企业自身缺少完整的产业链，不能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一旦外商转移直接投资，原有的国内分工体系将会迅速瓦解，所以，许多国内企业已经意识到其潜在的风险，从而在战略上和发展模式上向上游延伸产业链，拓展产业纵向分工，与国外企业结成联盟。
4.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技术开发，吸收新技术。由于世界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出现相分离的趋势，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研究设计放在工业化国家内部完成，具体产品技术开发和技术测试过程伴随着高技术产品一道输往国外，所以，国内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承接世界新技术的转移，通过吸收消化新技术，改变对终端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依赖，从而有助于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