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从草创到成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全集论文,成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后人为了纪念、研究鲁迅，先后四次将先生的著作、译注、书信、遗稿等结成《鲁迅全集》出版，包括：复社1938年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十卷本”、1973年本、1981年“十六卷本”三个版本。目前，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正在筹备酝酿之中，预计将于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今年9月系先生诞辰120周年，特撰此文表达纪念之情。
一
1974年，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新发现的文物汇报展览。展厅中一只柚木书箱引得很多参观者驻足。箱子上面赫然印着“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几个大字。人们有些不解，什么来头的书箱，竟成了文物？
事情还得从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说起。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局着眼，为配合其他各解放区，牵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有一套箱装的《鲁迅全集》，因为要行军，带着很不方便，可又舍不得扔掉。只好把盛书的箱子埋在了枣园附近的地下。时隔近20年，埋在地下的这只书箱在1965年被人们挖了出来。封面上蔡元培手书的《鲁迅全集》几个字仍然清晰可辨。1974年，延安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将书箱带到北京参展。
这只书箱所套装的《鲁迅全集》就是复社1938年本。
鲁迅生前曾经有意将自己的著作250万字，结成十大本《三十年集》。但是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他的书被禁止出版发行。他的文章，公之于世的大多已经被删改得面目全非。
鲁迅去世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于1937年7月18日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宋庆龄分任正、副主席。郭沫若、周扬、夏衍以及美国作家斯诺夫妇等六七十人分别担任委员。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出版《鲁迅全集》，委员会也考虑尽快将其付梓。
国民党当局一贯奉行文化封锁政策，当时要想出版《鲁迅全集》必须经过国民党内政部审核批准。1936年11月，许广平就在友人协助下将全集的目录整理好，报送国民党内政部登记审批。等拿到批件已经是次年4月30日了，批件上写道，“……《南腔北调集》、《二心集》及《毁灭》等书三种，于二十三年经中央宣传部委员会函请本部通行查禁各案，所请注册，未便照准……”正式公开出版《鲁迅全集》已经不可能了。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入日寇之手，租界成为孤岛。许广平在租界中的银行里租下了一个保险柜，将鲁迅手稿保存起来。可是形势在恶化，倘日本人闯进租界，这些弥足珍贵的手稿将毁于一旦，参与编辑《鲁迅全集》的所有人士将无颜面对整个民族。纪念委员会的成员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一致认为只有尽早将全集刊行于世，才能彻底地保全鲁迅留下的精神财富。
当时，《RAD STAR OVER CHINA》（译作《红星照耀中国》）刚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作者埃德加·斯诺正好在上海。胡愈之在作者处见到该书后，大为感动。一个美国记者甘冒奇险，突破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深入陕北，向世人披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真实现状，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样一部好书应该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
据胡愈之回忆，当时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每星期二都到青年会聚餐、座谈。大家在一起商量，决定集体翻译、出版该书的中译本，为了避人耳目定名为《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1000本，很快就卖光了。等人们知道这是一本介绍延安的书后，便争相购买。仅半年的工夫就再版了好几次，总共销售出去八九万册。当时临时想了个“复社”的名字，就印在了书上，以此名义出版发行。“复社”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出版机构。
纪念委员会的好几位成员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复社”印刷《西行漫记》的成功经验。他们决定自己来出版全集。
出一部五六百万字的全集，经费是个大问题。据胡仲持回忆，当时“复社”有20名成员，每个成员需要缴纳会费50元，总计1000元。这1000元便成为出版全集的启动资金。按照成本核算，这部全集至少要卖到20元一套才能保本儿。但是，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的人民，哪里买得起呢。有人建议，将价格定为8元一套。销售问题解决了，如何收回成本却令人头疼。又有人建议，再出一种精装纪念本，用一个精致的柚木箱子包装，箱子盖上刻上“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定价100元。精装本的成本在二三十元左右，这样就可以弥补普及本的损失了。精装本在上海的市场有限，很多人就到内地去预售。
胡愈之起身赶到香港，拜访了宋庆龄、蔡元培两先生。征得他们同意后，发行了预约券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以及《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并请蔡元培为全集题写书名。
预售券和广告印好后，胡愈之先在香港进行预售。后去广州、武汉等地发售。王纪元负责在南洋发售预售券，巴金、茅盾负责华南地区的发行，陶行知在美国进行推广宣传。每到一地，他们便邀请开明人士、思想进步的资本家乃至国民党要人进行座谈，请他们购买预售券。胡愈之回忆，他从香港经广州回到武汉时，已经卖出了近百套全集。就这样，“复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资金。资金到位后，上海方面立即购买纸张开机印刷，书很快就印出来了。
1938年版《鲁迅全集》“历时4月，动员百数十学者文人以及工友，为全集而挥笔、排校”。全书共20卷，包括著作、翻译、辑校的古籍三个部分，计600万字。
许广平在多方人士的大力协助下，首先进行了搜集工作，将收集到的已刊和未刊的鲁迅著作加以分类、整理。该版全集主要依据的是鲁迅生前制定的《三十年集》著述目录，并以《三十年集》的编目为基础，再加上鲁迅的翻译作品和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文章，统统汇编一起，按照各书的年代和性质分为20册。全集里还附录了鲁迅先生的自传、《鲁迅译著书目续编》、《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以及许寿裳所编的《鲁迅先生年谱》、许广平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等。该书印刷质量很高，错讹漏脱很少，装帧设计精美。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个“奇迹”。
但是，此次出书毕竟有些仓促，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没有做注释。其次书信和日记也未能编进去。当时鲁迅的书信多散在收信人手中，一时间难以收齐。最为令人惋惜的是，一直保存鲁迅日记的许广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被捕。鲁迅日记也被抄了去，等到发还时，发现1922年那一本不见了。
冯雪峰曾经对1938年版《鲁迅全集》作过比较客观的评价：虽然离完善的地步还很远，但已经把鲁迅先生的著述做了第一次的整理。在保全和流传鲁迅遗著的工程上已经完成了极重要的第一步。只是限于条件，既不可能把书信、日记等以及未印的著作都编入，也不可能完全克服编辑校对上的错误。
二
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虽然印刷了9500套左右，但远远不能满足国内读者的需要。另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赢利，胡乱编选、偷印他的著作，错讹百出，不但损害了作品的原貌，而且给读者以误导。
全国解放后，人们对鲁迅作品的需求更加迫切，重新整理并出版鲁迅的作品已是大势所趋。
1950年，许广平和周海婴联名以鲁迅著作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致信国家出版总署，表示愿意将鲁迅著作在国内外的选编、翻译和出版发行等事宜，授权给出版总署处理。出版总署在明确鲁迅著作权仍然属于家属拥有的前提下，接受了许广平母子的要求。
10月7日，出版总署决定，由总署出面代表家属向各私营书店收回版权，以制止社会上对鲁迅著作任意编选和翻印的现象，并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专门编校和注释鲁迅的全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编刊社迁到北京，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即鲁迅著作编辑室。
早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冯雪峰就考虑过鲁迅著作的编注、辑校及出版问题。他在《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一文中做了详细阐述。在1951年6月之前，把曾经印行的全部作品都校订完，并在一年内出版单行本；尚未印行的全部日记，在1951年内编校好，并于年内出版；尚未印行的汉碑和古书编校工作放在1952年内进行。鲁迅著作将分成三种版本出版发行：甲种本——全集。以现有的全集做基础，加进全部书信、全部日记、编选的画集和其他著作与翻译的遗文。乙种本——注释单行本。丙种本——注释选集本。注释工作则以普通初中毕业生能够大致看懂作为一个大概的标准。
这个方针经上级主管单位审核批准后，正式实行。
冯雪峰对鲁迅著作的整理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据唐弢回忆，他认真地审核每一条注释，仔细研究每一个措词，字斟句酌，惟恐有不准确或不妥当的地方。
当时对开展这一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冯雪峰本计划在1952年内完成全集的编校工作。但事实上，新版本的第一卷一直到1956年10月才问世。随着陆续出版，到1958年10月第十卷出版，新版全集才算出完。为了和前者有所区别，我们通常称这一版为“十卷本”。
“十卷本”专门收录了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等，他翻译的外国作品和编校的中国古代作品并未收入。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它第一次附加了注释。1936年4月，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曾经谈到，他的文章没有阅历的人，恐怕很难看懂。而中国的读书人不注意世事的又居多。因此，他有些“无法可想”。20年后，了解当时世事的人更少了，年轻一代读者要读懂他的文章，确实有些不易。“十卷本”附加的注释，为人们“读懂”鲁迅提供了很大帮助。
“十卷本”先后两年才全部出齐。这期间爆发了反右运动。冯雪峰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这不但改变了冯雪峰的命运，而且也使新版的《鲁迅全集》失色不少。
冯雪峰在编辑方案中要求收入当时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但第九卷出版说明中却说，经过挑选，“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书信都不编入”。在反右运动中，许多历史问题需要重新审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也包括其中。1936年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夏衍、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相对立。鲁迅同一些友人往来的信件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对“国防文学”的提倡者颇有微词。因此，与这次论争有关的信件自然被悉数筛除。
反右斗争同时影响到“十卷本”的注释。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对当时“左联”的一部分党员作家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当时鲁迅有病在身，文稿是由冯雪峰代拟，经鲁迅点头同意了的。到“十卷本”的注释中，责任又成了冯雪峰的。等到“文革”期间，“国防文学”、“四条汉子”成为批判对象。“十卷本”中的许多注解又出现了问题。
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打算送给他一套《鲁迅全集》。很显然“十卷本”已经不合时宜了。于是，1973年就出版了第三种《鲁迅全集》。这个版本实际上就是1938年版的简体字本。
三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这是专门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新版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在胡乔木的领导下进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担负了具体工作。该版本是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版全集的编纂工作早在1976年就启动了，采访了当时健在的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共2000多人，称得上是当时最权威的版本。
这个版本收入鲁迅的著述更为完备。除上述两个版本收录的创作和文学史专著之外，还将1912年至1936年的日记（1922年缺失），以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全部书信收了进去。新版还收入了三种新书：新编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这三种新书的收入，令新版本增色不少。
《集外集拾遗补编》是继《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之后，收集的鲁迅生前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而未能收入全集的文章，或者是由新发现的手稿中辑录出来的，共计112篇。其中有50篇是1958年之后新发现的佚文。这一部分经过有关专家学者考证、鉴别后，确认是鲁迅先生作品的，全集予以收录。个别几篇，研究者当中存在争议的，出于慎重起见，没有收入。
鲁迅一生精于辑佚、校勘，其研究涉及文学、历史、金石等诸多领域。经他整理的古籍，涵盖面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而且整理之后大都撰写了序言和后记。《古籍序跋集》收录了鲁迅为自己辑录和校勘的古典文史书籍所作的序言或后记，共34篇。其中许多文章，见解精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鲁迅在翻译方面的成果，已经编成《鲁迅译文集》于1958年出版。同整理古籍时所作的一样，鲁迅为自己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做了序言和后记。此次将其集成《译文序跋集》，收入全集。其中有一部分是鲁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
“十六卷本”的注释工作是在“十卷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准确翔实的部分予以保留，个别偏颇和谬误的地方做了大的改动，并且增补了大量的新注释。
“十卷本”注释，在一些敏感或有争议的问题上能回避者则回避，不能回避的则采取了比较含糊笼统的说法。例如，“左联”的解散、“两个口号的论争”等等。“十六卷本”则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做了修订。
《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虽然被“十卷本”收入，但当时没有加注。这两种文学史著作，内容广博、专业性强。“十六卷本”在收录时，给这两部著作加了800多条注释。
《书信》部分，涉及的人和事多不为外人知晓，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情况很多收信人都回忆不起来了。
出于多种考虑，记日记时，鲁迅运用的语言都非常简洁或者比较隐晦。鲁迅日记虽然在70年代出过单行本，但是非专业人士很难看懂。出现人物多达2100多人，名声显赫者和默默无闻者兼而有之。搞清楚他们和鲁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注释者经过多方调查和考证，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书信》中涉及到的事件做了适当说明。1930年5月的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当天先给友人复信，到医院看病，和冯雪峰一起到爵禄饭店会客，而后一起去吃冰激淋。如果不看注释，很难理解一代文豪的日记竟然如此琐碎。承注者采访冯雪峰后，才得知鲁迅这简单的几笔可并不“简单”。经潘汉年联系，当天鲁迅到爵禄饭店会见的客人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为了保密起见双方将见面的地点选在不太引人注目的爵禄饭店。承注者在加注过程中走访了冯雪峰等当事人才搞清了事情的真相。注释工作的烦琐、困难，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十六卷本”还为《日记》中的1900多人做了注释。这项工作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十六卷本”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一是20多年间新发现的10封书信和几十篇佚文未能收入；二是相当部分的注释中带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烙印。像称张竞生宣扬“色情文化”，称丁玲为“叛徒”，称陶晶孙为“汉奸”，以及对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人的评价等等。注释中还有一些漏注或缺乏详查的地方。此外，“十六卷本”的校勘工作也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20年来“十六卷本”多次再版，编者对400多处进行了挖补，但是一直没有进行过全面的修订。目前，重新全面修订《鲁迅全集》的条件已经日臻成熟。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成立了《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的组织机构。参加修订工作的有资深的前辈学者，有年富力强的学术中坚，还有30多位1981年版修订工作的参加者，《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出任主任，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担任副主任；《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由原《鲁迅全集》领导小组组长林默涵担任主任，由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林非、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聂震宁共同担任副主任。这次《鲁迅全集》的修订原则是：以1981年版16卷本为基础，本着增补不足、修订错讹的精神进行。具体要求是：增补鲁迅佚文佚信，并按体例相应加补注释；对全部已有注释重新审查，订正错讹，增补缺遗，对鲁迅著作原文再作一次校勘，通过这次修订，力图使《鲁迅全集》的质量进一步得到全面提高。
重新修订的《鲁迅全集》预计将在2003年推出。这是一项利在当代、泽被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将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发挥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