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宏观调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中国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来自于体制变革。改革开放激活了市场需求，释放了供给潜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文章还总结了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经验教训，评价了未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分析了继续稳定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提出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主要对策。
作者翟立功，1946年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研究员。
低通货膨胀率下的经济较快增长是世界各国不断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更是显而易见。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才能改善。然而，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非易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做基础，而且要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控措施。本文将围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轨迹和宏观调控的操作，通过实证分析和国际对比，总结我国经济增长的规律性特点，探讨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途径和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79～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9.9%，其中80 年代平均增长9.7%，1990～1996年平均增长10.2%。 这一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是快的。
由于经济增长快，使得我国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 800亿元，按美元折算为8 169亿美元， 预计排世界前七位。与此同时，我国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的前列：煤炭、钢、水泥、棉布、电视机、谷物、棉花、肉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化肥居第二位；原油和糖产量居第五位。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
表1.经济增长率比较 （单位：%）
80年代 1990～1995年
1996年
世界 2.8
2.4 3.8
中国 9.7 10.2 9.7
美国 2.8
2.3 2.4
日本 4.3
1.3 3.5
加拿大3.0
1.6 1.4
德国 1.7
1.3 1.3
英国 2.4
1.1 2.2
法国 2.3
0.7 1.3
发展中国家
印度 6.0
3.8 6.4
印度尼西亚5.7
6.9 7.8
马来西亚 5.8
8.8 8.8
韩国 8.1
7.4 7.2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信息》1997年第1期，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出版。
“实绩超计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改革初期，政府曾计划在未来20年内，国民经济年均增长7%，到2000 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可喜的是，实际运行结果提前5 年实现了翻番目标，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又为我国未来15年规划了新的奋斗目标，即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可以预料，如果不发生大的事件，这一目标将顺利实现，甚至可能提前实现。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产业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步伐加快。突出表现在：以计算机、生物、原子、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为先导的当代新技术革命成果，越来越广泛应用于我国的产业技术装备、产品和管理上，使产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例如，在工业领域，大量引进当代国外的先进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八五”期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微电子控制设备总值以年均38%的速度增加，1995年底达到1 621 亿元，占全部生产设备原值的比重由“七五”末期的5%提高到11%。 建立起一大批具有国际80～90年代先进水平的大型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冶金建材、家用电器、医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自动化流水生产线。支柱产业的规模和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集成电路、计算机、核电、航天发射、光导纤维、程控交换机、生物药品和配合饲料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1995年底全国共有高新技术企业12 980家，实现产值1 403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5%。
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3年，在此阶段，产业结构带有明显的“补位”特征，表现出与各工业化国家不一致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占GDP份额由1978 年的28.1%上升到1983年的33.0%；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48.2%下降到1983年的43.3%；此间，第三产业也是下降的，由23.7%下降到22.4%。第二阶段是1984年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呈现出与一般工业化国家相同的规律，即第一产业缓慢增长，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1996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0.0%，比1983年下降了1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为48.9%，比1983年上升了5.6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1.1%，比1983年上升了8.7个百分点。根据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推算，中国制造业占GDP的份额达到33.0%，第二产业占GDP份额为48.4%，均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工业占GDP的份额1996 年为42.2%，远高于中下收入国家31%的水平，相当于中上收入国家1990年40%的平均水平。按照通行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标准，目前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
对外贸易已达到相当规模。自7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呈现持续性的急剧扩大趋势，1979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93亿美元， 相当于同期GDP的9.5%，到1996年，进出口总额达2 899亿美元， 相当于同期GDP的35.5%。这一期间，进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4.4%， 这个速度不仅大大超过了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高，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75%，居世界第26位；到1994年，上升为第11位。进出口的结构在高速增长中也朝着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方面转变。1980～1994年，我国贸易结构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初级产品的地位下降，制成品的地位上升。1980年，初级产品占我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比重为50.3%和34.8%，1994年则下降为16.2%和14.2%，同期制成品的比重由49.7%和65.2%上升为83.8%和85.8%。制成品已取代初级产品而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
然而，我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毕竟是在低水平上起步的，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分摊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还相当低。1996年，中国人均GDP为5 537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660美元。一般认为， 按汇率法计算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前几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发布了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中国人均GDP 数据，认为中国人均GDP已达到了2 500美元以上。考虑我国70%的农村人口大部分刚刚解决温饱，按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的结果显然高估了我国的实际水平。1978～1995年，我国人均GDP增长了4倍，若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180美元，则1996年为720美元，若1978年为200美元，则1996年为800美元。因此，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大约在700～800美元左右。这个水平在世界上仍是较低的，若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就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中国为什么能保持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在改革开放的18年中，中国经济在起伏波动中保持了总体上的高速度。这种繁荣局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国民经济原有体制下累积起来的经济潜力的释放。平均主义大锅饭加上重型结构，导致供给方面压抑着巨大的增产可能，巨大的国内市场潜藏着旺盛的需求。常规性的调整加上体制改革这一新因素，有力地触发了两大潜能的释放。
（一）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主体的发展动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旺盛的活力。
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是在迅速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活力，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取得的。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农产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1985年开始的城市体制改革，围绕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大大促进了企业的生产发展。1990～1996年，年均增长达19.1%。
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发展得尤为迅速，成为带动或支持整个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以前，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现在已超过60%。以工业企业为例，197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22.4%，到1996年，该比重上升到57.6%。非国有经济市场化程度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非国有经济仍然呈现明显扩张趋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况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激发并形成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的机制，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在单一国有经济体制下，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是很难出现的。
（二）需求主体强力扩张的拉动作用。
一国的经济增长既取决于其供给能力，又取决于其最终需求或最终使用。最终需求包括三大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
消费拉动。改革初期（1979～1989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需求拉动，即是以消费需求扩张为特征的“轻型化”发展阶段。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摆脱了前30年抑制消费、集中国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自我循环的模式。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为经济发展目标，使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这期间，居民消费年均增长9.7%，其中，1979～1984年期间， 居民消费需求以食品消费为热点，由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超常发展；1985～1989年，居民消费需求以家用电器为热点，并带动了轻工业高速增长，这一时期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1%。进入1990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从总体上已由温饱阶段逐渐向小康阶段迈进，居民对消费的选择性明显增强。虽然这个阶段居民消费增长仍然较快，但慢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1990 年至1996年，居民消费年均增长9.8%，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速度慢近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率也呈逐年缓慢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61.3 %下降到目前的59.1%。这一趋势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用于消费的支出部分缓慢下降。
投资拉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90年代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为显著。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多数年份快于GDP增长（见下表）。
表2.投资与经济增长
年份
1991 1992
19931994 1995 1996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3.8 44.4
61.8
30.4 17.5
18.9
扣除价格因素的投
13.1 25.2
27.8
18.1 11.0
12.5
资增长率%
GDP增长率% 9.2 14.2
13.5
12.6 10.59.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1992、1993、1994年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的三年，同期GDP也是增长最快的。此外，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有力地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1991年以来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重工业的市场需求相应拓宽，其增长速度也随之加快，1992～1995年，重工业年均增长27.0%。
出口（国外需求）拉动。1990年以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一方面，国家对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在1994年成功地实现了汇率并轨，并轨后的汇率水平有利于鼓励出口，抑制进口。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出口退税的财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口的增长。1990～1995年，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8.9%，比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快约8个百分点。 国外需求的带动效应还表现在国内需求不足时所起到的补充作用。例如，1991年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固定资产投资率为27.5%，居民消费率为47.7%，都是历史上的较低水平，为了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打破前两年（治理整顿期间）经济负增长和低速徘徊的局面，国家采取了加快出口的政策，取得显著效果，当年GDP增长9.2%，恢复到较适度的水平。
（三）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国民经济更有效地利用了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成为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进口设备和技术是国内产业提高技术水平、改善产品结构的主要动力。改革初期，在需求的强力拉动下，国内供给相对不足，为弥补供给缺口，从国外进口产品较多，支持了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1979～1989年，进出口逆差的年份有9个（见下表）。
表3.贸易差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差额 -20.1 -19.0-0.130.4
8.4
年份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差额 -12.7-149.0
-119.6 -77.6 -66.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利用外资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增加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扩大就业渠道、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发展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9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52.7 亿美元，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2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 500 亿元， 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左右。对这些外资的利用，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府参与经济的深度和广度有直接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善供给。改革之前，政府是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直接安排企业的生产，调配企业的物资，并向社会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实践证明，政府的这种供给管理方式是低效的，难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要。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政府在供给方面的着力点是积极改善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短线产业的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各产业保持协调发展，达到总体生产能力的最大化。例如，“八五”时期，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使长期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能源、交通、通信等紧张局面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供给条件的改善不仅推动了当前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控制需求。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固定资产投资和集团消费的调控上。改革以来，在体制上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地方政府管理权限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越来越强，这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途径是通过安排固定资产投资和集团消费规模达到加快或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相关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进一步增强。因此，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实际上就把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历史资料显示，我国多数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增长较快，例如，1991～1996年，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8.0%，同期经济增长率为11.7%，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约6个百分点。 在居民消费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长必然带动整个经济的较快增长。集团消费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商品控购和财政预算拨款来调节，这一方式在历史上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随着资金渠道的多元化以及财务管理手段的滞后，政府对集团消费的控制效果正在降低。
第三，在资金运作方面，政府除直接管理预算内财政资金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拥有和支配一大笔预算外资金，据测算，这两部分资金约占社会总资金（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此外，在信贷资金的流量流向上，政府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如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直接参与投资项目或企业生产资金的筹措，有些地方还成立了专门的融资机构，负责协调筹集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外资、自筹资金等。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参与融资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金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第四，对各级政府的考核制度和财政体制强化了政府加快经济发展的行为。多年来，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的政绩首先是看其经济发展速度快慢，哪个地区经济发展快，哪个地区政府的政绩就大。这种激励机制必然使各级政府关心增长速度，进而通过行政权利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现行的财政体制也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直接挂钩，只有速度上去了，才能生成更多的地方财力，地方政府才能办更多的事情。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可解决一些落后地区的财力不足问题，但由于中央能够集中的资金十分有限，因此，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上述这些因素使得地方政府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并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作为首要目标。关于这一点，还可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或规划中得到验证，在计划制定中，一般地，省区市发展速度订得比全国高，而地市计划又订得比省区市高。
改革以来的近20年中，政府对加快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积极的一面。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弱化了市场功能，助长了不规则的交易行为。其次，某些地方政府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引发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上，凡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期，都与追求过高增长速度有直接关系。再次，政府对经济生活，尤其是微观活动的介入，助长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有问题有困难找政府，而不是找市场，从而不利于把企业培养成为自负盈亏的真正商品生产者。
三、宏观调控实践
就总量调控而言，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在较低通货膨胀水平条件下，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这一目标与国际上通行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理想发展模式是基本一致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实施了不同的政策，运用了各种手段。有过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一些失误的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提高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
（一）调控政策和手段。
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通过三大途径实施：一是行政手段，二是法律手段，三是经济手段。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过渡时期宏观调控的一大特点。在现阶段，行政手段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由于：第一，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中，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二，地方政府扩张意识强烈，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一定的行政手段是不行的。目前，行政手段主要用于：（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确定。 在市场经济国家，投资的多少由市场因素决定，投资者依据贷款利率和投资的预期收入确定其投资规模和投向。在我国由于投资主体缺乏硬的约束，因此，不得不通过行政措施来弥补。（2）确定基础行业、 垄断行业的价格水平。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属于上游产品，其他部门对这些产品的依赖性大，是生产建设和居民消费的必需品，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一旦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将对全社会产生很大冲击。因此，在尚未健全经济调控机制之前，必要的行政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近年来，法律手段的作用逐步强化，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1994年始，先后公布了《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和《票据法》等多项法律，其它一些重要法律也在抓紧制订。我国宏观经济手段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这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类似。货币政策侧重于经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侧重于经济结构调节，因此，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主要是货币政策。在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过程，目前，相对财政政策而言，货币政策在经济生活中已处于支配地位，即所谓的“小财政大金融”。总之，在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明显变化的新形势下，宏观调控已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经济、法律手段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二）调控效果。
在改革以来的近20年实践中，我国的宏观调控水平逐步提高，手段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调控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改革初期，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情况比较突出。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改革内容较多，计划管理迅速让位于市场调节，企业、居民对宏观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性较弱。在宏观管理和决策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控方法，对总量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尚难以把握。因此，当经济趋于过热时，缺少及时控制，而等到经济很热时，又常常采用“急刹车”的办法，使经济陡然回落。当经济已经回落到较低水平时，又没有适时地增加需求，损失了本该可以争取到的经济速度，也加大了企业经营困难。由于宏观调控经验缺乏，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率最高达15.2%（1984年），最低为4.1%（1989年），落差11.1 个百分点。从经济波动状态看，年度间的速度差异也很大。变化幅度超过3个百分点的年份有：1978～1979年，经济增长率由11.7%下降到7.6%；1981～1982年，经济增长率由5.2%上升到9.1%；1983～1984年，经济增长率由10.9%上升到15.2%；1985～1986年经济增长率由13.5%下降到8.8%；1988～1989年，经济增长率由11.3%下降到4.1%。进入“八五”时期后，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持续快速的发展轨道，不仅速度快，而且波幅小。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落差只有5个百分点， 其中1991年经济增长率最低，为9.2%，1993年增长率最高，为14.2%。 这一特点，即经济运行由过去的“大起大落”转变为相对平稳发展，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好。
（三）宏观调控的几个数量界限。
总结以往成功的宏观调控经验，其中基本的一点就是：除了定性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外，还需要很好地在量上把握其变化特点，寻找合理界限。根据历史资料的实证分析，笔者筛选出了一些对宏观经济运行有较强影响力的指标。它们分别是：
供需差率 供需差率＝（总供给－总需求）／总供给；这一指标反映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异程度，差率越大，表明供需平衡情况越差。由于供需总量之间的平衡是宏观经济中最高层次的平衡，处在核心地位，因此，应把实现适度的供需差率作为调控的一个基本目标。供需差率的正常范围是－3～－5%（供需差率为正数表示供给大于需求，负数表示需求大于供给）。这个范围是判断总量是否平衡的基本尺度。一般经济规律显示，国民经济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供需总量略有偏差并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由于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客观上要求超前安排一些资金，多增加一些需求，因此，改革以来的一般年份都是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状态，且供需差率的正常范围为－3～－5%。用这一差率标准评价改革以来各年份的总量平衡状况，则可大致区分出三种情况：一是供需差率处在－3～－5%的时期，这些年份总供需基本平衡。1982、1983、1985、1991、1995、1996年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年份总体上看，宏观经济环境比较宽松，主要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发展速度比较合适；二是供需差率超过－5%的时期，这些年份呈需求膨胀状态。1984、 1986 、 1987、1988、1992、1993、1994年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年份的经济发展速度偏高，通货膨胀的势头也较显著；三是供需差率低于－3 %的年份，它们是1989年和1990年，这两年由于处在治理整顿阶段，其中心任务是降低通货膨胀率，因此，对总需求的控制力度较大。受需求不足影响，这一时期的总供给增长也是缓慢的。
固定资产投资率 它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目前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固定资产投资率已成为判断投资规模适度与否，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之一。1981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水平为30.6%，其中：“六五”时期平均为28.4%，“七五”时期为28.8%，“八五”时期为33.5%。很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率是逐步上升的，从而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呈投资拉动型的基本特征，这一特点符合经济发展常规。从国外经验看，高投资率是与经济起飞相联系的必然现象。例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60～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很高，1961～1971年，投资率平均为32.6%；1971～1980年平均为33.2%。据分析，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率比一般年份的投资率高出4～5个百分点，韩国在这一时期的投资率也高出一般年份约7个百分点。新加坡从70年代开始，投资率明显提高， 由60年代不足28%提高到70年代后期的40%以上，到80年代仍高达35%左右。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腾飞，在下一个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必须积累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所以保持一个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根据有关资料测算，我国近期固定资产投资率把握在33～35%之间为宜。
通货膨胀率 在追求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时，需要同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货膨胀率（通常以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表示）。从理论上讲，没有通货膨胀的高速度是最理想的，但各国实践证明，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但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影响到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它实际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是一种不规则不合理的再分配。当受通货膨胀损失的群体不断扩大，损失程度不断加深时，就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政府必须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通货膨胀率的状态和趋势往往又是政府确定下一步调控力度的基本依据和前提。回顾改革以来经济运行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到，当通胀率处在较低水平时（九○年前在4%以下，九○年后在6%以下），政府对需求管理的力度就会放松些，以支持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当通货膨胀率处在高位，特别是持续在高位时（九○年前在8%以上，九○年后在10 %以上），政府必定采取较严厉的紧缩政策，控制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那么，什么是现阶段适当的通胀率水平呢？总结多年来的实践，不同阶段的标准是有所差别的。这是因为不同时期价格管理体制和对价格的管制程度不同，价格变化的内容和性质也有所不同。1978～1984年，国家逐步进行了价格结构调整：调整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对部分工业品价格作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同时，在价格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改革，对部分工业品实行了浮动价格。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价格调整的幅度较小，波及面也有限，通货膨胀率的正常水平大约在1～3%之间。进入1985年后，经济增长加快，市场价格大部分放开，价格结构性调整步伐加大，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升。1985年国家取消了工业企业自产自销和完成国家计划后超产部分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规定，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国家还提高了粮棉的定购价格，提高了煤炭、石油、电力、钢铁、运输、邮电等基础工业品价格。此外，国家逐步扩大了自由定价的范围。这一时期通胀率的正常水平是6～8%，按照这一标准判断，1996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已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今后应继续保持这个局面。
货币供应量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媒介手段，是经济运动的血液，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有直接的影响。理论和实践都说明：第一层次货币供应量（现金）M[,0]与物价的关系最为密切，据模型测算，每当M[,0]增长1个百分点时，下一年的物价水平则上涨约0.5个百分点； 第二层次货币供应量（狭义货币）M[,1]与现价GDP成正相关关系，两者大体同步增长。第三层次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M[,2]反映社会潜在的购买力， 也是衡量潜在通货膨胀程度的重要指标。上述三个层次货币供应量在宏观调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货币供应量是：第一层次货币供应量M[,0]增长11～15%；M[,1]增长14～17%；M[,2]增长22～25%。当这三个指标不能同时进入适度区间时， 首先应使M[,1]的增长率尽量靠近适度区间， 在这个基础上用调整利率等方式调节M[,0]和M[,2]。在通常情况下，降低利率可以缩小M[,1]和M[,2]增长率的差距，提高利率则可以扩大M[,1]与M[,2]增长率之间的差距。
四、转换机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一）未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
长期以来的发展，使经济生活中既积累了不少继续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同时又潜伏着一些阻碍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利因素。为了在更长时期内使中国经济保持在快速轨道上运行，必须客观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1.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
国内高储蓄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资源，维持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据对近年来全社会资金的核算，我国国内储蓄率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1992～1995年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0.3%、41.5%、41.6%和38.5%，均高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储蓄率与平均总投资率基本持平，这意味着我国具有较雄厚的国内资金基础，完全可以依靠国内储蓄来支持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我国目前所达到的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在国际上是少有的，美国1964～1989年，总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基本上维持在18～20%之间；英国总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基本上维持在16～20%之间；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60 ～1980年）的总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均在30%左右。从发展趋势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继续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如35～40%）是有条件的。如果考虑我国存货投资率明显偏高，有很大压缩余地，再加上可以部分地吸收国外资金，那么，中国保持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进而达到较高经济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裕。1990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一年好于一年，外汇储备水平稳步上升，到1996年末，已达到1 05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未来几年，这种格局仍将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大的上升周期内，特别是与我国经贸关系较为密切的东亚地区及东盟成员国经济增长势头较为强劲，这有利于我国出口的进一步发展。相对于我国经济规模、外贸规模、外债偿付规模，我国外汇储备应当算是比较充裕的，这对中央政府协调运用国际国内商品市场，综合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了较大的主动权。当国内某些物资紧缺时，可以通过进口来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支持经济的较快发展。
各项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为今后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供给条件。“八五”时期巨额投资兴建的部分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项目陆续完工，形成供给能力，对缓解这些基础产业部门的瓶颈约束起到了关键作用。“八五”时期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61 63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4.3%，新增发电机组容量6 722 万千瓦；新增石油开采能力6 442万吨；新增煤炭开采能力13 755万吨； 新增铁路交付运营里程4 746公里；新增电话自动交换机2 450万门。能源由全面紧缺转向相对缓和；钢材也由总量上的供不应求转为结构上的供给过剩；交通通讯方面的瓶颈约束也有明显缓解。这些都将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就发展阶段来说，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的中期，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都有很大的潜力。各国经济发展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最有潜力，它既具备了较大的供给能力，同时又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只要新的需求热点选择得当，就能争取到一个长时期较快的经济增长环境。
多种所有制形式有利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是在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非国有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目前，除国有企业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主体都已市场化了，这些经济主体受体制性影响很小，发展稳定。近年来，虽然国有企业生产增长相对较慢，但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增长非常快，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从变化趋势看，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还将提高，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在总量调控方面，积累了一套有效可行的方法。进入“八五”时期后，就经济总量而言，基本进入了增幅高、波幅小的运行状态。这些年来，随着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宏观调控上，无论是对调控力度的把握，还是调控时机的选择，或是调控措施的搭配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以1996年“软着陆”为例，政府一改过去“急刹车”的做法，而是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微调，使经济逐步进入适度发展区间。这次“软着陆”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周期波幅小于往年。1978～1981年，峰与谷的落差为6.5个百分点；1984～1986年， 峰与谷的落差为6.4个百分点；1987～1990年，峰与谷的落差为7.8个百分点；1992～1996年（本次经济周期），峰与谷的落差为4.5 个百分点。二是物价上涨率大幅度回落。1996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1 %，是1993年以来最低的，不仅大大低于年初人代会确定的10%左右的调控目标，也符合中央“九五”计划所提出的将物价上涨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之内的战略设想。又如货币政策，当1996年一季度出现生产速度小幅回落，物价涨幅明显下降，消费品和投资品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时，中央银行于4月份果断停止了新办居民保值储蓄业务，随后在5月和8 月又相继两次下调了存贷款利率。这些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缓解了企业高利息支出的负担，也缓解了银行自身经营的困难，同时又增加了货币的流动性，增加了市场需求，从而一定程度地避免了经济的大滑坡，促进了经济运行的软着陆。
然而，除了上述众多有利因素外，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制约着未来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难度还相当大。
2.不利因素的主要表现
社会资金流动格局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资金流动或分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基本趋势是：大量的资金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居民手中，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持续攀升；国家财政集中的资金相对减少，在分配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企业收入比重总体略有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金状况差异很大，较为突出的是国有企业资金在分配中大量流向其他经济主体，可支配收入所剩无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如果不采取措施任其加剧，它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首先，资金的上述变化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由于企业可支配资金少，自有资金不足，生产建设所需资金大部分（80%左右）要通过融资来解决，而融资是要付息的，这就增加了企业的利息负担。在我国利率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利息负担已成为加大企业成本，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由于现行融资渠道少，居民巨额剩余资金大部分存入银行，据对全国资金流量核算，居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0%以上。从绝对量观察，居民每年新增储蓄存款约1万亿元。 银行在吸收这笔巨额资金后，如不及时贷放出去，必然增加银行利息负担，影响银行经营效益。但另一方面，在企业债务软约束的机制下，贷款能否顺利回收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据估算，银行贷款中难以收回和收回无望部分约占整个贷款的25%，这些巨额不良资产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隐患。
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水平已经较高或压力很大，就要适当控制经济发展速度；反之，若通货膨胀压力较小，则可适当加快经济发展。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受通货膨胀制约。然而，就各方面情况分析，“九五”时期或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小，表现在：第一，还有一批基础性产品的价格有待上调，这些上游产品价格调整将对整个物价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经过十几年价格改革，特别是近几年，为了加快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新体制，我国相继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在全部产品中，大约90%的产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虽然从量上看，调价因素已经不多，但由于价格尚未放开的产品都是些基础行业产品，调整这些产品价格影响力大，影响面宽。以1993～1994年为例，这两年的物价涨幅中，约有6个百分点是由于主动调价所致。今后一个时期， 中央和地方调价压力都很大，如果把握不当，将会引起物价的较大反弹。第二，农业基础仍很脆弱，这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另一因素。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业生产状况如何，农产品供给是否充裕，对物价水平影响很大，在一定意义上讲“成也农业，败也农业”。然而，近几年洪涝灾害频繁，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已经充分暴露了农业基础建设特别是抗洪设施非常薄弱，存在着极大隐患。加之，我国农业年景往往呈现“两丰两平一歉”的周期性波动，当农业歉收时，容易出现由农产品供给短缺引发的通货膨胀。
财政集中的资金过少，直接弱化了宏观调控功能。由于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种种复杂原因，形成了财政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中央财政收入慢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累退化局面。1996年， 预算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为10.9%，比1978年低2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 个多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1985年为8.1%，1990年为7.1 %， 1996年为6.3%，比重也是下降的。其后果是宏观调控乏力， 财政功能退化。值得注意的是，被弱化的财政功能是其他手段，包括货币手段所难以弥补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调控内容是重大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居民收入结构等。目前，我国这些结构问题恰恰十分突出，比如，当前扶贫任务相当繁重，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解决不好， 直接影响社会安定。 现在全国尚未脱贫的人口达6500万之多，而且这些剩下的贫困人口中， 有一半左右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离温饱线还有较大差距，他们主要分布在中、 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边疆地区、地方病高发区，这些地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后，生态环境很差，有的甚至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急需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出资，但由于财政困难，每年能安排的扶贫资金十分有限，从而增加了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难度。
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受经济体制制约所带来的产销困难，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降至40%以下，但国有经济大部分是基础性产业，它们的生产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影响极大。“九五”期间，如果建立不了一种适合国有经济的新运行体制，仅靠简单注入资金和提供一些保护性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要使国有经济增长长期保持或恢复到一个中等以上水平（如6%以上），那么必须要有体制上的保证。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都证明，要取得经济长时期的较快发展，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即生产力因素，而且，也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合理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即政治经济体制。
（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主要对策。
未来时期，我国既有继续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矛盾，如何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化解不利因素就成为今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宏观方面的主要对策是：
1.加快改革，尽早解决国有企业体制问题
国有企业体制存在的矛盾不仅仅阻碍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影响着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程，必须尽早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重点要放在大型企业上，只有把大型企业搞好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才有保证。
2.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在发展战略上，今后应突出以下几点：
第一，处理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不能偏废。国内资金充裕，国内储蓄基本能满足投资所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今后较长时期，中国的国内储蓄率都能达到40%左右，因此，在投资规划中，把投资率定在较高水平上，如35%左右是完全可行的。保持较高投资率还应与改善投资结构结合起来，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看，我国的投资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上。对于这些投资项目，在计划和资金上应给予政策性倾斜。如何引导居民消费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历史上几次经济增长高潮都是在某些消费热点的带动下形成的。例如“老三件”和“新三件”都曾作为消费热点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今后中长时期内，居民需求热点应是住房和汽车。各国发展实践表明，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没有居民大量的住房和汽车需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就我国现阶段条件看，城镇居民已具备了较强的购买力，据估算，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达3.5 万元以上，而且增势很猛，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部分较富裕居民已达到了或正在达到购买住房和汽车的能力。如果在宏观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配合，如推行消费信贷，那么，由住房、汽车所形成的需求热点可以很快并持久的在中国兴起，由此带动的经济增长也将是高水平和持久的。
第二，兼顾速度与通胀，速度与就业的关系。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是：高速度、高就业、低通胀，但这一模式在通常情况下只是目标而非现实。事实上，速度过快，虽然能带来高就业，但伴随而来的是高通胀；反之，低速度可以达到低通胀的目标，但失业问题又突出起来。因此，客观上就有一个如何兼顾速度与通胀，速度与就业的问题。从我国国情出发，一方面，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食品供给相对不足。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50%以上用于食品支出，但食品供给受土地等生产条件制约，并不能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同步增长。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而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因此，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只能使尚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镇人口就业， 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 1996年，我国城镇失业率在3%左右，如果再加上隐形失业， 则城镇人口充分就业压力已经较大。在农村，现有劳动力4.4亿，乡镇企业、 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加上个体工商业者共有1.4亿， 滞留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还有3亿多人。由于农业生产增长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总体上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因而，农业劳动力要大量向外转移。但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前提条件是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综合以上两个方面，需要确定一个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九五”期间或更长的时期内，中国适度经济增长率可定在8～10%。
第三，提高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的档次。以往在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方面，我们把注意力较多地放在其数量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路子，这在当时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各方面对外资需求量很大的情况下是难免的。然而，在目前各项条件已有了较大改善的新形势下，继续沿用这种方式就越来越不合适了，需要加以调整。首先，在利用外资方面，考虑国内资金已经比较充裕，因此，应慎重选择。一是在组建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时，要控制外资股份，一般地，使其不超过50%。另外，对外国独资企业的数量、规模和进入领域也要有所控制。其次，在技术引进方面，要减少对整条生产线的引进，通过增加研究经费的投入逐步转向购买国外先进专利和技术，并注重研究开发，提高国产化率。
3.切实增强财政调控能力
为了逐步扭转财力不足的局面，建议：（1）加大税收力度， 把税收的重点放在非国有企业和居民个人上。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全社会产值约三分之二，但所承担的税收仅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国有企业产值只占全部产值的三分之一，但负担了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可见，非国有企业税收潜力很大，应加强对这部分的税收管理。在国外，个人所得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之一，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0～30%，而我国该比重还不足3%，差距甚远。 依据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快，结余购买力强的特点，并从增强全民纳税意识出发，可考虑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待征管条件改善后，再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2）规范预算外资金， 将其纳入预算内管理。1995年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达2 235亿元， 与财政预算内行政事业拨款经费相当，这样大量的资金放在预算外，用一套不规范的办法管理是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由于预算外资金量大、分散，各单位掌握得很不均衡，其结果不仅加大了资金管理的困难，同时也是助长不正之风的根源之一，必须下决心解决。办法就是逐步取消预算外资金，将它纳入预算内渠道管理，统一由财政部门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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