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与跨境高等教育：中国内地学生在香港与澳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中国内地论文,社会阶层论文,跨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社会学家对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布迪厄，1997；司考特，1996；薛与曹，2005)。他们认为父母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教育被其子女所继承。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既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符号，又充当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工具。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影响社会机会和资源的分配。特权阶层利用他们继承和挣得的资本与特权，在获取教育机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相反，工农阶层在获取教育机会，参与教育过程和享有教育成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对许多社会的研究显示出社会阶层与大学教育之间的相关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教育机构的经费、招生与分配政策。如果政府提供教育资助则有助于缩小阶层之间的受教育差异，而向受教育者或其家庭收费，特别是高额收费会维持甚至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依据各种途径，进入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后进入不同的职业并取得不同的收入。在有些时候，教育反映并加剧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如私立精英教育，要求学生成绩优异的同时，还要求家庭能够支付高额学费。布迪厄(Bourdieu,1997)用资本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均衡分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一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之内，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跨境高等教育之中，因为境外高等教育通常收费更高，需要付出更高的直接机会成本。
内地正在经历私有化与市场化的社会转型。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再生产过程发生了转变。高等教育，包括境外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中起着无法低估的作用。本文考察学生的社经地位(父母的职业与教育程度)，家庭的资本是否影响学生获得跨境高等教育。同时分析奖学金和自费如何成为影响内地学生进入港澳高等教育的不同机制。四所高校的问卷显示，自费的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包括干部、商人与专业人员。而奖学金学生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工农阶层的子女在奖学金学生中的比例明显高于其在自费学生中的比例。
文化资本与位置竞争
资本理论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有助于解释资源为何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配不均，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如何在同代和代际之间进行转换与传递。布迪厄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1997，第47页)。经济资本可以在当下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化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专业资格或教育证书的形式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由社会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制度化的。父母的资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传递给后代或被子女所继承。
本文还涉及第四种形式的资本，即政治或组织资本。组织资本也可称为权力资本，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陆学艺，2004，第2页)。这种资本依靠在政府机构获得的政治职位而享有，由党政干部、政府官员、中高层公务员所掌握。这种形式的资本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与布迪厄所界定的其他三种形式的资本同样重要的作用。这四种形式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决定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各种资本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同时能够在代际间被继承或传递。例如，父母的经济资本，可以通过投资于子女的私立高等教育，转换为子女的文化资本。父母的政治资本，可以为子女谋职提供机会。
伯肯思(Parkins,1979，第47页)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以两种途径维护他们的阶级地位，一是私有产权，二是专业资格和教育证书”。科雷(Corley)进一步认为，这两种途径并非互不相干，因为父母可以用他们的财富来资助子女获取教育和专业资格，从而以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巩固他们的阶级地位(2001，第68页)。
证书、位置商品与地位竞争
理论学家，如科林斯(Collins,1979)提出地位竞争理论。他认为，教育类似于一种文化货币，它让持有者能够购买一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马经生(Marginson,2004)与赫尔思齐(Hirsch,1976)把高等教育证书确认为“位置商品”，它能决定社会地位，学生即“位置商品”的消费者，他们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互相竞争，努力进入最理想的大学，以获得具有一定优势的“位置商品”。
以马经生为代表的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理论学家认为，学生作为教育的消费者，其所追求的是不同形式和不同种类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和地位价值。如果国内市场上学生通过“位置竞争”获得的机会受到局限，跨国或国际市场的高等教育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即使在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充足的日本，仍然存在对作为位置商品的境外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追求的是境外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和地位价值。
文化传统，社会流动与高等教育需求
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价值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强调社会等级与秩序，社会个体和群体生活于一个科层结构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一个体根据其先天的家庭地位和后天的努力与能力，成为社会网络中一个可以移动的节点。社会等级观念和家庭与单位集体荣誉感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中国的家庭一贯重视子女的教育，有时父母甚至不考虑子女的意愿和能力，强行让他们考重点大学，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有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在封建社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学而优则仕”，被统治者纳入官僚系统。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让个体获取职业和经济上的保障，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当今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之后，商人阶层由于拥有经济资本，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升，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而工农阶层构成社会的底层。另外，专业人员阶层，包括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会计师、经理等，也成为中产阶层的核心力量。因此，在现代社会，不但学者、官员属于中上阶层，商人和专业人员也成为中产阶层。自费高等教育使得商人阶层可以将其经济资本通过投资于子女的教育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以获取职业和收入。内地学生及其家庭愿意支付高额学费，追求境外高等教育，不仅是为了将来的经济回报，同时也是为了社会地位的维护与提升。
社会流动与资本的代际转换
社会流动包括个体或群体的水平和垂直流动。沃革特(Vogt,1997)认为社会分层是指一个社会结构化的特征，它使社会的资源和机会在构成社会的成员和群体之间分配不均。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产品分配不均现象。教育本身不仅是一种商品，而且是其他商品赖以分配的一种工具。在境内或境外获得的高等教育证书实现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或分层工具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解放初到70年代末，社会阶层主要由家庭出身、政治态度和制度分割所决定。自8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转而由职业、职位、教育程度、资本和收入所决定。
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主要变化趋势是工农阶层的比例日益缩小，而中产阶层的比例不断升高。据陆学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显示(2004，第13页)，2001年中国社会由十个主要的社会阶层构成，他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占4.7％；第二类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占18.9％；第三类是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76.4％。如果说第一类和第二类社会阶层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资本和机会，能够支付越来越高的教育费用，那么第三类阶层则在支付高等教育成本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困难。
总体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决定这些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其中，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拥有政治资本；经理人员、企业家、私营主、商人支配经济资本；而专业人员享有文化资本。所有阶层都拥有各自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不同形式的资本，可能互相转换或重叠。如官员可能通过其组织权力和职位，获取高等教育和隐形的经济收入。私人企业主可能通过自己或子女出国留学，投资于自身或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受过高等教育者很可能被任命为政府官员，从而享有一定的政治资本，或者充当企业管理人员，获得经济资本。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转换和积累，都有赖于既定的社会体制、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主要通过四种形式资本的转换和累积实现向上流动。依据学校教育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包括自费和奖学金形式的境外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过剩需求与差异需求
一些有抱负而又富有的内地家庭的学生在国内和国外高等教育市场上有着广泛的求学机会。由于教育供给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或种类上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许多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或者到香港、澳门求学。其中，一些学生因在内地市场上无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出境留学，这种需求可称之为过剩需求。另一些学生在境内市场上可以获得入学机会，但认为境外的高等教育具有某种优势，或能满足其特定的需求，因此放弃国内的机会而选择海外高等教育，这种需求可称之为差异需求。过剩需求和差异需求的区别主要在于，学生能否在境内市场上获得入学机会。学生对境外高等教育，即一种特殊形式并具有某种优势的文化资本的需求(无论是过剩需求，还是差异性需求)成为内地学生出境或出国留学的主要动因。全球化和国际化浪潮的冲击，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国际人才市场的形成，无形中助长了学生对优质国际高等教育需求的高涨。
境外高等教育的需求可分为过剩需求和差异需求，与此相对应，其供给也可分为补充供给和差异供给。满足过剩需求，为补充境内高等教育机会在数量上的不足而提供的供给可称为补充供给，而满足差异需求，为满足教育消费者对教育质量和种类上的特定需要而提供的供给成为差异供给。
内地的大学学龄人群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虽然通过数年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扩招，以及机构的多元化，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90年的3.4％增加到了2004年的19％，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需矛盾。但人民日益增加的教育需求和有限的高等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仍将是今后高等教育发展最主要的矛盾之一。2002年，41.7％的初中毕业生和16.5％的高中毕业生无法升入高一级学校就学，中国巨大的学龄人口基数，进一步显示这种升学压力的严峻和解决供需矛盾的难度(中国2003)。
面临升学的巨大压力，有些高考落榜生选择复读，另一些学生选择出国或到港澳求学。出国和到港澳的学生中，绝大多数为自费留学，也有少数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获得了接受学校、接收地或国家政府的奖学金。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父母可以集中财力和精力培养唯一的子女，也对子女寄予了较高的期望。1978年至2004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达814，900人，仅2004年，就有114，700学子负笈海外，其中90％为自费留学(中国2006)。9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成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等地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内地学生也成为香港和澳门的非本地学生的主体(李梅，2006，第115页)。
跨境高等教育的经费机制：自费与奖学金
内地学生主要通过自费和奖学金形式留学。奖学金来自不同的组织和渠道，包括接收学校、接收国政府、派出国政府、派出单位、基金会、私人捐赠等。奖学金分全额和半额奖学金。奖学金一般授予那些学习成绩优异或具有较好的研究能力或专业发展潜力的学生。在香港、澳门和一些发达国家，大多数修读研究类学位的硕士和博士生都有全额或半额奖学金。自费留学是指学生自己或其家庭承担了大部分或全部学费和教育成本。
自费和奖学金这两种形式的境外高等教育对中国学生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奖学金基于学生的学业成绩，无论学生来自何种社经背景，都可能因成绩优秀而获得入学机会，因此它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奖学金可以部分抵消中上阶层的资本优势。自费政策，特别是高额的收费机制，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层，甚至形成两极分化。能够支付高额留学费用的，往往是中上阶层。工农子女无疑会被高额学费拒之门外。因此，自费留学和自费的高等教育，如果没有政府积极有效的资助和贷款政策，极有可能导致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增加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
1997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部门采取了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各类高校向学生及其家庭收取越来越高的学费，但学生支付的学费仍然仅仅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学生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和意愿为子女的高等教育买单，而贫困家庭往往为子女的入学而四处借款甚至倾家荡产。
社会分层在自费的境外高等教育中表现尤为显著，因为自费留学的费用是国内高等教育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2004年，内地普通高校对本科生每年收取的学费约为6，106元(738美元)，211学校的平均收费约为5，066元(612美元)(李文利，2006)。而2005/06学年香港大学的学费为70，000元(8，458美元)，澳门科技大学的学费为42，000元(5，075美元)(李梅，2006年，第107和118页)。据估计，留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年费用为10万元(1.21万美元)左右，而留学美国的费用约为15-30万元(1.81-3.62万美元)甚至更高。
对于中国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和澳门高等教育具有不同于内地和国外高等教育的特点。较内地机构而言，他们更为国际化，相比国外的机构来说，它们又处于一个中国化的环境、社会和文化当中。因此港澳高等教育似乎是一种混合的机制，具备双重特性。既可以成为学生的目的地，又可以充当他们进一步向海外发展的跳板。
内地学生在港澳
1997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之后，两地与内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强。2005年，香港和澳门高校可以在内地的17个省、自辖市自主招收自费本科生①。中央教育部和香港教育署签订协议，允许香港大学资助委员会的八所高校进入全国高考统一招生体系。港澳高校采取积极的招生政策吸引中国内地学生。2003年，3517名内地学生入读澳门，同时，2500人求学香港。为考察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及其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2003年对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内地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16份。这些学生的特点参见表1。在香港样本中，97.7％的学生获得了奖学金，其中85.9％为研究生，而在澳门样本中，90.4％的学生为自费，其中89.7％为本科生。
表1：香港大学、香港科大，澳门大学和澳门科大的中国内地学生的样本特点(％)
家庭背景与经费来源
在总样本中，32.6％、28.2％、22.0％的学生分别来自专业人员、干部和工人家庭，另外9.4％来自农民和7.9％来自商人家庭。从126位自费生的家庭背景看，他们主要来自专业人员、干部和商人家庭，占83.3％，而工农子弟仅为16.7％。在奖学金的学生当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布更为均衡，工农子女占41％，干部、专业人员和商人子女占59％。表2中的数字说明，自费和奖学金成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获取境外高等教育的不同机制，奖学金更有利于社经不利群体获得教育机会，而自费主要是为较富裕家庭大开方便之门。高等教育机构向学生及其家庭收取的费用越高，其社会分层现象越显著。境外高等教育的成本费用成为一道筛选机器，将社会底层的学生摒弃在社会流动的机制之外。据卡方检验，样本中，家长的职业与子女的教育经费来源(自费和奖学金)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自费和奖学金样本中，中上阶层子女，包括干部、专业人员和商人比工农子女占有优势。但奖学金通过提高社会下层子女的入学机会而减缓中上阶层的垄断地位。
表2：社会阶层，资本与中国内地学生在香港大学、香港科大，澳门大学和澳门科大的比例
注释：卡方检验结果，家长的职业与学生经费来源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X2=58.125，P＜.001，df=4.)
表2还列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拥有的资本情况。其中，干部子女在政治资本方面，专业人员子女在文化资本上有较大优势，商人子女在经济资本上享有绝对优势。工人和农民子女在所有形式的资本上都处于劣势地位，特别是农民子女。因此，虽然学龄人口中，工农子女的比例较高，但在香港和澳门的这四所大学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工农子女的比例非常低。这一点在自费形式的学生中，表现最为明显。因此父母拥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与子女进入境外高等教育机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父母的职业与教育程度
父母的职业和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程度产生重要影响。表3显示，港澳的中国内地学生父母的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专业人员和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商人和工人的受教育程度相似，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最低，70％仅接受过基础教育。卡方检验显示父母的职业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P＜.001)。绝大部分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父母是专业人员和干部。而工农阶层仅接受过中等或小学教育。如果将受教育程度视为文化资本的一种表征，则专业人员和干部在占有文化资本上处于优势地位，其次为商人，再次为工人，最不利为农民。
表3：在港澳的中国内地学生父母的职业与教育程度(％)
职业 ≥硕士 本科
大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其他
干部 11.257.3
22.5 7.9
0.0
1.1
0.0
专业人员 12.761.8
17.6 5.9
1.0
0.0
1.0
商人 0.0 16.0
24.0 36.0 24.0 0.0
0.0
工人 0.0 14.3
21.4 42.9 18.6 2.9
0.0
农民 0.0 10.0
0.0
16.7 36.7 33.3 3.3
求学港澳的动机
在估计境外高等教育的收益中，香港的内地学生认为学术能力的提升(69.0％)，社会与文化经验(63.3％)，经济回报(51.7％)和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45.2％)是主要的决定因素。澳门的内地学生更看重经济回报(77.2％)和市场竞争能力(65.8％)，而不仅是社会与文化经验(51.0％)和学术能力提高(42.1％)。
在访谈中，许多学生表示，他们和父母把高等教育看作是将来获得职业和提升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把高等教育学位看作是将来获取理想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境外高等教育，特别是精英高等教育将对学生获取职业和社会地位提升形成重要的资本。这一点对于不同的学生同样重要，无论是自费还是奖学金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无论是香港的还是澳门的内地学生。
讨论与结语
图1显示不同社会阶层通过自费和奖学金形式的境外高等教育而实现社会流动的不同路径。线条粗细表示流动的数量和可能性。图1还说明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数量和形式的资本，以及这些资本如何通过自费或奖学金形式的境外高等教育实现代际传递和流动。如专业人员的资本转换和流动路径是：自费与奖学金——境外高等教育——教育证书——职业与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与阶层。商人的路径是：自费(主)或奖学金(辅)——境外高等教育——教育证书——职业与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与阶层。工农子女的流动强度较干部、专业人员和商人子女弱，特别是在自费形式的流动路径中尤其如此。精英形式的自费高等教育，如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自费本科生，毕业后可获得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维持或进一步提升其社会阶层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反过来又增加他们资本的数量和形式，加强其对自身或下一代教育投资的可能性。工农阶层缺少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主要靠自身的学业表现获取奖学金，靠人力资本实现社会流动。
对学生而言，境外高等教育既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的手段。在中国文化与社会中，高等教育，特别是精英高等教育和境外优质高等教育，是实现社会地位提升和阶层流动的最有效工具。在此过程中，自费和奖学金成为两种不同的机制，自费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而奖学金学生来自各个阶层。自费导致社会分层，奖学金促进社会流动，学生获取境外高等教育的机会与他们的社经背景和学业成绩密切相关。这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提出的资本理论在中国内地学生追求港澳高等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发现，由于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及其代际继承与传递性，中上阶层，主要包括干部、专业人员和商人，由于掌握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本，在自费和奖学金形式的港澳高等教育中居于优势地位。弱势群体，主要为工农阶层，由于缺少资本，处于劣势和边缘地位。在中上阶层中，不同职业的人群主宰不同形式的资本，干部对政治资本，专业人员对文化资本和商人对经济资本占有较优势地位。工农阶层匮乏这些资本，因此被排斥在境外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之外，特别是自费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这种社会分层不但存在于一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内，甚至可能更严重地存在于境外高等教育当中，因为境外高等教育通常需要更高的成本费用。以前关于社会阶层与教育机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内，很少关注跨境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市场中，社会分层现象和跨境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研究的实证数据仅局限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境外高等教育，即中国内地学生求学港澳。但一些基本因素与趋势，如各个阶层所占据的资本的形式与数量，各个阶层在自费和奖学金形式教育中的不均衡分布，父母职业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其他类似情境中同样存在。
自费和奖学金形式的境外高等教育成为不同社会阶层通过其所掌握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本而实现流动的不同途径。奖学金为社经不利群体提供了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自费主要为富裕家庭提供便利。这种趋势在境内和跨境高等教育中同样存在，但其导致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程度有所不同。
注释：
①这17个省、直辖市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四川、辽宁、湖南、广西、广东、陕西、河南、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