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二十年论文,中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注：本文无意评价国内德语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而是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检视近20年来国内德语文学的研究状况，希望能引起德语文学界同行的思考，从而推动德语文学特别是中德比较文学研究全面、迅速地发展。）有着悠久的比较文学传统。从跨学科或阐发研究角度看，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阐释《红楼梦》的尝试，就对我国后来的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具有示范意义。此后，宗白华、郭沫若等人对歌德的研究，特别是陈铨对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都堪称早期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近期较有影响的则有杨武能对歌德与中国相互关系的研究，卫茂平关于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的研究等等，张玉书（注：张玉书曾先后发起和主持海涅诞辰190和2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海涅与中国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德国某某与中国某某”、“德国某某在中国”之类的论文。现在的问题是：这类研究在我国德语文学界为数不多，且其中不少往往是为应付各种讨论会的“急就章”，远未形成气候，与国内英、俄、法、日等语种比较文学的兴旺情景不可同日而语。
综观近10年来国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德语文学研究论文，虽在数量和质量上与90年代以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角度看，其中大多数仍停留在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老路上，主要以译介、评述或者单纯的作家、作品或流派研究为重点，鲜见自觉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者，因而从整体上呈现以下两大缺憾：
1.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德语文学的宝贵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
从研究对象看，近百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一直局限于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家，仅集中于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经典作家；19世纪的众多作家中只偶尔有人论及施笃姆、冯塔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除茨威格、里尔克外，卡夫卡（注：近年来对卡夫卡研究较深入的是叶廷芳和谢莹莹。参见何峰：“荒诞中的真实 现代人的困境”，《外国文学研究》2(2001):100-105。）在中国影响最大，可惜人们几乎忘记了他是德语作家，因为关于他的研究往往来自国内英美文学界或中国文学界。二战前后的作家最受重视的是托马斯·曼、黑塞和主要受戏剧界关注的布莱希特（注：国内举行过别开生面的布莱希特研讨会。张黎和余匡复两位德语文学专家研究布莱希特卓有建树，黄佐临和丁扬忠等戏剧家则对其戏剧和戏剧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功不可没。），但这些作家却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总体性研究。虽然偶尔有人论及原本不应被遗忘的重要作家如霍夫曼、施塔尔、施尼茨勒和策兰等等，但是有关文字往往出自其中译者之手，且大都属于零敲碎打式的评介。此外，德语诗歌资源虽然异常丰富，但人们对之却不很重视，除林克有所涉猎，极少有人论及。
从比较诗学来看，国内德语文学界的最弱项乃是对德国文论与诗学的研究（注：国内德语文学界仅叶廷芳、章国锋等少数几位学者对德国文艺理论有深入研究。）。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纵览国内影响较大的一些西方文论教材和专著，不难发现，20世纪西方文论名家有半数以上是德国人，可我们的德语文学研究者中，却几乎没有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2.国内德语文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意识，鲜见有将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者。众所周知，或直接或间接，文学与哲学、宗教、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音乐以及造型艺术等学科或艺术门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诗人与哲人之国的德国思想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而德语文学本身具有思想先行的特点。因而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对德语文学做跨学科研究本来大有可为，但我们却几乎无所作为。
二
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考察，我国中德比较文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滞后局面，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1.外因：德国自身的比较文学研究相对落后。
尽管自康德以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不少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为现代西方文论，从而也间接地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而且从莱辛、赫尔德、歌德、施莱格尔开始，德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没有中断过；可从国际影响和研究实绩上看，与法美两国相比，甚至同后起的中国相比，德语国家的比较文学是相对落后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热闹讲坛上，很少能听到德国人的声音；国内一些比较文学文集或译文集中，也罕见德国学者的文章。这种情况显然与德国文学和德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至少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也必然对我国德语文学研究者产生相应影响。
2.内因：国内德语文学研究者大都缺乏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缺乏比较文学学科所特有和必须的跨越性视野和开放姿态。
除了上述研究视野的局限，此处顺便列举两个颇具象征性的“组织人事”方面的事实，或许能够从侧面说明问题：其一，在人数众多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理事会名单中，以德语文学研究为专业的理事只有杨武能和卫茂平两位，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甚至仅杨一人。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没有进入比较文学界，从而整个德语文学界有意无意地与国内乃至国际蒸蒸日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拉开了距离。其二，其他语种的同行都成立了自己的比较文学组织——即隶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相应分会，惟德语文学界至今没有此类组织。如此看似偶然和无关紧要的现象，不管具体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客观上都必然对学术研究乃至德语文学教学产生不利影响。
要言之，我国的德语文学研究在方法上亟待革新，急需引入和树立比较文学的观念、意识和理论。即使前面提及的一些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也仍然停留在一般性评价和就事论事的水平上，缺乏比较文学研究所必须的多维视野和深度。因此，就方法论来讲，国内德语文学界很有必要向其他语种搞比较文学研究的同仁学习，全面引进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以此作为指导，推动德语文学研究或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三
根据中德文学关系的实际情况，此处着重讨论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也附带讲一讲德国汉学与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
1.影响研究：有待清理的中德文学关系
文学影响从来就是双向的，但国内专门探讨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并不算多。关于德国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近20年来在国内学者有关歌德、席勒、海涅、施笃姆、茨威格、雷马克、里尔克、卡夫卡、布莱希特等作家以及关于叔本华、尼采等德国哲学家的专题研究中有所涉及。例如：尼采对鲁迅、矛盾、郭沫若等人和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焦点话题。可是，除殷克琪的专著《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外，国内其他有关研究几乎都出自中国文学专家之手。（注：关于国内对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详论，参阅王向远：“中国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概评”，《德国研究》2(2003)。）
至于德语文学界本身，杨武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歌德与中国研究开我国新时期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先河，他于1991年问世的《歌德与中国》今天看来尽管已显单薄，却是第一部做中德文学双向和相互关系个案研究的专著。（注：杨武能还率先开展了黑塞、卡夫卡、施笃姆等作家在中国的接受研究。遗憾的是，他视翻译和研究歌德为主业，此后其比较文学研究未见继续深入。）之后，张玉书、谢莹莹、倪诚恩、韩世钟、吕龙沛、袁志英、卫茂平、李昌珂、李清华等学者，也对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各有建树。特别是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以其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分析，堪称近年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2003年10月，卫茂平发起参与和主持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中德文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二十多位中德文学专家提交了一批研究中德文学关系的论文，其中多篇涉及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属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或“形象学”范畴。但这次会议能否承前启后，推动我国的中德比较文学研究，使其深入和经常化，还须拭目以待。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青年学者马佳欣、吴晓樵和叶隽等人，他们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新意的文章，都可视为清理中德文学关系、进行影响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
总的说来，对“中德文学关系”这一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我国学者进行的研究仍欠全面、系统和深入。如果能在中、德两国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掘有关史料，对各历史时期的中德文学关系进行细致清理与认真总结，乃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会给未来各种“比较文学教程”的影响研究部分增添新的章节，为现有那些显然残缺的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提供新的资源。
2.译介学：一片空白的中德文学翻译研究
有关中德文学翻译的一些问题，郭沫若、张威廉、董问樵等前辈学者虽都有所涉及，但囿于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历史局限，他们的论述大都止于个人翻译经验与体悟的总结。在当代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中，杨武能算是较早显示出了自觉理论意识的一个：大量的翻译实践，促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开始思考并提出文学翻译的主体性问题。此外，冯亚琳等近年来也注意到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开始涉足有关研究。
但在比较文学的视野里，就整体水平而言，特别是与当前国内其它外语语种文学翻译研究的火热场面相比，德语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简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遍查国内近二十年来的主要学术期刊，几乎没有一篇从译介学意义上讨论德语文学翻译的论文。事实上，除高校德语文学专业沿用多年的《德汉翻译教程》和《汉德翻译教程》（这类教材并不属于译介学意义上的论著），几乎就找不到与德语文学翻译研究相关的专著。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高校德语专业多年来对德语语言学、翻译学及翻译与文化理论的教学很不重视，这就直接导致了这方面人才和师资的奇缺。
中德文学翻译研究原本有着广阔的前景。这首先因为德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德国人历来重视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各种翻译活动，善于通过翻译吸取外国文化资源。早在17、18世纪欧洲兴起“中国热”时，德国人就开始从法语转译包括《诗经》中的8首诗在内的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注：参看马祖毅 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社，1997年）283；何寅 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520。）此后，卫礼贤、库恩、A·霍夫曼、鲍吾刚、德博等几代德国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家，相继部分或全部转译或翻译了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沧浪诗话》等一些文学理论著作，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化和哲学典籍。近二三十年来，顾彬等德国汉学家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成绩斐然。相比之下，中国对德语文学的了解与译介，历史要短得多，只能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过。在中国，自18世纪以来的德语文学名著，国内大都有了中译本，一些重要作家的部分作品的译本还不止一个。这些都为国内在中德文学关系范畴内的译介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笔者以为，在国内译介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学术氛围下，对中德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译介学意义上的探讨与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可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编写中德翻译文学史，进行中德文学名著翻译比较研究、中德翻译家的研究，研究具有中国或德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研究起着文化传递和移植作用的中德文学翻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3.跨学科研究：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优势
德语国家历来文化发达，哲人辈出，而德语文学往往探索人生的意义，寻求人生终极价值，作品中常常充满了抽象思维和关于哲学、美学、宗教、艺术尤其是音乐等多学科的思考。因此，对德语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完全可行的。例如研究德语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或个别作家、作品所表现的哲学、美学、宗教观念与思想。这类研究的边缘学科性质，决定了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较多，他们不一定是中国文学或德语文学专家。这方面已有的重要成果主要来自并非德语文学研究者的朱光潜和蒋孔阳先生，他们分别在其各自的著述中，对歌德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阐释；而曹俊峰、张玉能等人则对歌德、席勒及德国浪漫派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注：参看蒋孔阳 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德国古典美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8章。）
前文已提到，我们的德语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最大缺陷就是对德国文艺理论的关注太少。这类研究应属中西比较诗学领域的中德比较诗学研究。就此而言，笔者认为，主要源自德国的精神分析学、语言哲学、生命哲学、文学现象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和文化理论，以及以弗洛伊德、狄尔泰、西美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卢卡契、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一大批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为代表的重要人物，在文学批评和比较诗学的意义上，都理应成为我们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关心和讨论的对象。
4.德国汉学中的文学部分：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近年来，国内一些比较文学教程开始把国外汉学中的文学研究部分纳入比较文学的题域，（注：参阅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53。）因为这一部分汉学研究本身，至少从结果上看，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就中德比较文学研究而言，上文已提到，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大量的译介与研究，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是一种披着汉学外衣的比较文学研究。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本身，就理应成为国内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比如从译介学或者接受理论的角度着眼）。（注：参阅杨武能：“‘西方向东方发出的问候’——浅论《西东合集》”，《外国文学研究》2(2002):94-100。）
5.此外，中德比较文学研究还可以从文类学、主题学、形象学以及对中德作家、作品的平行研究入手，应该说，中德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些方面也大有可为。这方面问题国内研究者也只偶有涉及，并且德国汉学家的同类研究也可资借鉴。
综上所述，我们的德语文学研究者也应认真学习和接受比较文学的基本观念，树立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加强与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和汉学界的交流，尽早改变自己相对封闭、落后的研究现状，从单纯的德语文学译介与评述扩展至中德比较文学研究，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同时高校德语文学专业应及时对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课程设置做出相应调整，为培养具有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视野和素养的合格师资及后学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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